时间

　　时间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甚至影响到人对自己行为的善恶判断，并决定一件事情的意义。比如短暂的露水情缘不论在哪种文化里都被归入道德贬义，一拍两散的性理所当然被视为道德的恶，而长相厮守的情缘则被肯定，专一是两性道德中的至善。可是从生物学的观点看问题，无论露水情缘还是长相厮守，都不改变性行为本身的生物性质，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露水情缘是短期的行为而长相厮守是长期的行为。说极端一点，它们的差别是时间的短暂与长期的差别，而不是行为性质的差别。我们之所以认为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认同自己的道德观念。可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前提是什么呢？在上述的例子中，前提就是时间。时间赋予了人类行为的意义，不同时间长度的行为有了不同的意义。道理在于長相厮守是一种具有可重复性的两性行为。可重复的两性行为本身有规则可寻，而有规则的行为易于产生惠泽双方和后代的社会性，故此，它在道德上就被肯定为善。而露水情缘，昙花一现，其行为对社会无益有害，于是，被视作道德的恶。可是，善和恶的归根究底，却根源于时间的拨弄。

长期性

　　什么是长期性？人只能生活在此时此世，我们能生活在明天吗？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张巨额的支票给你而兑付日期是“明天”，你有可能兑付吗？如果我们注定不能生活在明天，人类究竟是怎样建立长期性概念的呢？长期性肯定是跨越此刻此世的，它具有可绵延性，但又不是隔断式的跨越，好像从此地通往彼地有一座桥那样。明天是永远遥不可及的，但是此刻此世不停地流逝让我们产生了明天的实在性的幻觉。仿佛身处河流的中游，凭着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推断遥远的下方一定有一个下游，而上方一定有一个上游。区别在于河流的下游我们可以跋涉而至，但明天却不能够亲历亲证。人类的这种处境昭示我们，无论长期性还是短期性都是关于此世的，它们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当下此世的长期性。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行为的长期性和短期性的区别是怎样出现的？答案是人类大概是从行为和它的可重复性中产生短期和长期的概念。短期性就是行为的不可重复或可重复度低的意思，而长期性则可以还原为当下行为及其高可重复性。凡是不可重复的行为就是短期行为，而可以重复的行为就是长期的行为。长期和短期的分界线不是物理世界的时间，而是它们的可重复性。

起源

　　对起源话语权的争夺是文化学术史的常见现象。为什么人们乐此不疲地构筑一种起源的话语反对另一种起源的话语？因为起源是构造秩序的起点。秩序是有排他性的。一种秩序的存在意味着凡是与它相反的秩序不能存在。虽然人们常常并不清楚秩序的存在是什么，但人们从它反对的事物中可以悟出它的存在是什么。秩序从与它反对的事物做斗争中生长。这第一场斗争就是关于起源的斗争。除非人类可以不在秩序中生活，否则捍卫某种起源的话语与反对某种起源的话语的斗争就不能停息。起源话语的背后总是存在社会难以言表的“隐痛”。因为它总是意味着比单纯寻找真相更多一点的东西。例如，华夏古文明的起源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前面一个结论似乎隐含了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引申含义;而后面一个结论似乎隐含了关于中华文明某些悲观性的看法，不无西方附庸之嫌。

解昧

　　解昧与神秘其实是真正的孪生兄弟。解昧的执着导致神秘的结论;神秘的向往催生了解昧的欲求。反过来，去除神秘的执念，也就不会有解昧的渴求。因此，可以把自然定义为神秘与解昧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自然就是既不执着于解昧，也不向往神秘。科学就是解昧。人类的解昧在不停地推进已知的边界，如同一个扩张中的帝国。但有趣的是随着已知边界的扩张，未知的边界也同步扩张。因为未知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它随水涨而船高。这一点是神秘的，科学必须在这里打住。解昧只能说明关于对象的一些规则，但永远不能说明何以是这些规则而不是那些规则。世界最终是神秘的，它像藏宝洞里的珍宝，科学是通往它的道路。人类追求解昧，一路披荆斩棘，他们明白了如何通往藏宝洞，但那最后的宝藏是看不见的。自然论者可能预见到解昧与神秘的悖论，他们的结论是既放弃解昧的努力，也放弃神秘的观念。

未来

　　未来是一个神秘的谜。它不可知，但可猜。猜谜的方法有两种：神话启示的方法;历史追问的方法。两种方法都是要破未来这个谜。留着谜不破，则人生、社会无法安顿，因为人不能茫然面对未来，而未来又属全然无法理性知晓。因此，声称未来是这样或那样的，就是一种选择。神话启示实质上就是一种对未来的声称，它靠信仰来维持它的权威性。而历史追问则是通过掌握关于过去的知识来推测未来，它靠握有过去的知识来维持它的权威性。至于所谓的“过去的知识”到底有多少可靠性，那就要看这种知识在社会里教育的成功程度。如果它的教育很成功，哪怕它实质上只是猜谜，也会被看成是真理一样。如果某种特定的“过去的知识”被另外的知识体系瓦解，那所危害到的就不仅是那种知识的权威性，而且连带损害与该知识相联系的社会制度。

书面语

　　语言（书面语言）创造了历史，没有语言就没有历史。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语言，那我们只能运用原始的声音信号表达当下的经验和感受，这就是说任何表达都不能离开此在的此情此景。尽管我们有记忆，但是记忆却不能经由语言表达转化为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分享的共同经验。个人经验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只能不脱离当下情景相互分享。比方说，亲代积累下的经验，两、三代之后，消失于无有，因为经验借寄的当下情景已经消失，后代不复知晓前代所经历过的事情。语言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仓库，让每一代人将自己的经验、思考赋形成物，安放在这个虚拟仓库之中。后人经由掌握语言，就可以巡阅这个虚拟仓库，取其所需，为己所用。人类借助语言的魔力，跨越了已死世代和在生世代的障碍，世代之间通过语言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语言就像一条无限伸延的轨道，由现在通往无穷的过去。
　　语言是怎样实现世代沟通呢？亲历的经验通过记忆而存在，而语言的产生使得“语言记忆”成为可能，它能够脱离具体的生命而存在。活着的人一方面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融会到这个具有无限容量的“语言记忆”之中，另一方面经过语文的训练让新生代恢复“语言记忆”。而恢复“语言记忆”的训练过程就是建立与先代联系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的建立过程。 　　语言创造出来的历史是一部虚拟的历史。靠着这部虚拟的历史，人类也就有了根。书面语言的出现虽然晚于口语，却是语言成熟的标志。考古学家把记录书面语的文字的出现看作文明的曙光，定为人类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分界线。这是很有道理的。仔细想一想，所谓史前时期，不就是没有历史的时代的意思吗？

灾变

　　假如恐龙不在七千万年前灭绝，哺乳动物则永无进化的生机，人类则更无从出现于地球;假如森林没有自燃的山火，原始森林的树种就不会有这么多样和均匀地分布;假如社会没有揭竿革命，统治者则高枕无忧，传诸万代。自然界和社会的灾变对蒙受者来说是灭顶之灾，对潜在的后继者来说，则是福从天降。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上，稳定的秩序意味着某些物种或某些人获得优越于别的物种或另外一些人的生存機会。秩序内部的力量通常倾向于维持这种生存机会，而获得优越生存机会的物种或人群就构成弱小者生存发展的障碍。弱小者在秩序内部不可能取得打破障碍的机会，灾变却提供了这样的机缘。灾变是大自然创造的清道夫，扫清自然演化路上的障碍物，把生机让与后继者。灾变是大自然的审判。这审判本身无所谓善恶。被审判者不是因为它有罪，而是因为审判就是大自然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审判的结果却是使得各物种或社会群体的生存机会更加平等。

物相生

　　宗教容易产生虚伪，科学容易产生傲慢，就像权力容易产生腐败一样。声称信仰纯洁却难以在尘世表里如一，标榜道德高尚却人非圣贤，结果只能依违于尘世的功利和天国的信仰之间，虚伪遂难以避免。拥有知识固然有别于无知者，但是宇宙万物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造物知道;科学和理性所得到的知识，只不过聊备一说而已。加上世事日新，未来不可测知，知识的拥有遂成故步自封的傲慢。

偶然性

　　必然性涉及的是单一事件，而偶然性涉及多个事件的同时发生。前者如生物个体的死亡、日升日落等。在无数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大致预言单一事件的未来前景。事件的单一性是它可以预言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必然与偶然无涉。因为偶然性一定涉及多个事件的同时发生。比如，陨石坠落地球与恐龙灭绝，张三与李四的婚姻，病毒入侵与生物个体死亡等，一定是多个事件在共同的场合下发生，激发成一个不可测度的变局。偶然性或者说机缘的神秘就在于不同的事件与此时此地的共同汇合。何以汇合于此时此地呢？理性死死纠缠，要获得答案。因为它贪婪，它试图掌握未来。但理性是徒劳的。多个事件同时发生之后，我们才知道它们是与彼时彼地汇合，但在发生之前，所谓同时是根本不存在的，理性如何料想不存在的事呢？小行星在太空漫游，根本就没有预定轨道，临近地球，受吸引力所致，坠落地面，引发恐龙灭绝的灾难。恐龙和那颗漫游的小行星，根本就不相干。婚姻亦是如此。理性如何对付此类茫无头绪的未来事件呢？只好以机缘相称，以运气名状。偶然是自然界的重要变数，它是自然创造新生机的途径。它像人类的自由意志一样可贵。假如自然界没有机缘，假如那颗陨星不在七千万年前坠落地球，人类今天尚是匍匐战栗在暴龙的凶光下的小型哺乳动物。

永恒

　　光使我们看得见眼前的世界，记忆使我们认识眼前的世界。没有光，眼前一团漆黑，没有记忆，认识不了任何事物。如果有一颗恒星，它的光需要经过五百光年到达地球，而在一百光年的时候，那颗恒星已经塌缩不发光了，我们生活在地球还有四百光年的距离才看得见这颗已经事实上不存在的恒星，它在我们眼里照样发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们依赖光建立这颗恒星已经存在的知识。记忆也是这样，我们依赖记忆辨别眼前不同的事物，运用记忆分析的眼前不同的情形，可是记忆中的那些提供给我们分辨和分析眼前事物经常不是真实世界存在的事物。真实世界里它可能已经无踪无影了，但在记忆里可能还会存在。历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自恒星的光最终会消失，留存于意识中的记忆也会消失。什么是永恒呢？看来，永恒就是超越光和记忆的限制，可是光和记忆是意识到达客观世界的两个主要的媒介。只有造物能够超越光和记忆，造物不依赖于媒介。而人是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消极

　　“是以不争，故世莫能与之争”的精义在于跳出对手设定的圈，使务求取胜的对手无所胜而落入堂·吉诃德与虚空的风车搏斗的境地。它是一种消极的策略，但不等于退缩。因为如果是退缩的策略，无论退缩到什么地步，退缩者仍然在对手的圈内。道家的消极则是跳出五行同归大化，对手不知消极者的踪迹。道家的消极依靠放弃来赢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退而求发展自己认同的事业和价值。近代政治中的不参与策略同道家的消极策略差不多近似。不参与是既不表赞同，也不表反对。它只是一种对流行价值的疏离，通过对流行价值的放弃而使自己获得自由。因为自由不一定是通过斗争从对手的压迫中得来的，自由有时候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斗争可能获得积极的自由，而疏离则可能获得消极的自由。道家的消极策略就是获得后一种自由的策略。

当下

　　如果“当下”可以定义为与过去和未来都没有关系的此刻现在的话，那对当下的领悟和执着，必然导致激进的反叛——既反叛过去，也反叛未来。因为过去是沟通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过去甚至是由现在通往未来的唯一通道。过去的经验像光，照亮了我们由当下此刻出发通向未知的未来的路。虽然未来不是一个定数，过去的经验也不能指出固定的方向，但光可以照亮四周。我们可以借助光所能照亮的一切而做出决定，选择一个愿意走去的方向。所以，过去不是一个背上的包袱，而是生活隧道中的照明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文化传统，都不会强调当下此刻的重要性。人们需要在过去、现在、未来的链条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当人们着意拈出当下，作为领悟和执着的对象的时候，它必然要拆毁那座桥梁。过去的桥梁轰然倒塌，未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反叛过去、反叛未来是拥抱当下此刻的要件。或者反过来说，认同和执着于当下此刻的起点，就是拒绝过去，反叛未来。禅宗就是这样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此在和自我结成因缘，经营当下的王国。这个王国没有祖师，没有传统，没有戒律，甚至也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一切凭借自我的声称。当有过去和未来可供反叛的时候，这个王国是炫目的。可是反叛过后，这个当下的王国就变成自我的废墟。就像高行健话剧《八月雪》一个场面象征的那样，六祖慧能烧了传承自祖师的袈裟，可他的门徒烧什么呢？

激情

　　激情和理性存在一个明显的分别：激情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理性是融合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的。所谓激情是正在进行时态，意思是激情只面对一个当下情景，既不管过去，也不管将来。激情只关心它自己和它的对象，此外概不负责。激情诱惑你：你是生活在现在的，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把握住此刻。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是。你的过去消失了，变成了记忆，而你的将来只是一个幻象。因为将来不是某一处你可以生活的地方，它是永远的梦境。激情之所以能够支配人的行为，是因为激情说服了人们忘记了过去，抛弃了过去。激情也征服了人心。与其等待将来，不如陶醉于现在。然而，理性则不仅仅关心当下的情景，理性还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理性把时间过程看成是一个整体。它提醒你，你从過去走进现在，还要从现在走进未来。理性告诉你，当你不顾一切执意要燃烧起当下之火，为那个可怜的自我取暖的时候，当下之火是不受控制的，它会蔓延，不但烧毁你的过去，也会烧毁你的未来，直到毁灭你的一切。理性要让你记住过去，超越现在，等待未来。

记忆

　　现在与未来的连接点是记忆。记忆并不仅仅意味着记住过去，更重要的是通过记住过去认识未来。现在和未来通过记忆连接起来。既然已经经验，经验在当下的使命就算已经完成了，但还是要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忆，这并不纯粹为了留下一个已经过去的事件，好让我们在无聊的时候重温它，而是要让一个已经完成的经验与新出现的事件进行对照、比勘，进而认识这个新出现的事件。就像见过一个人，记住了他的相貌，多少年以后的某一天，这个人重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凭着记忆，认出他来，交往便可以进行下去。如果记忆是一张白纸，未来也肯定是一张白纸。没有记忆就意味着没有未来。同样的道理，历史和传统是由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拆毁这座桥梁，未来便是眼前的一团混沌，一个遥不可及的模糊的存在;拆毁这座桥梁，人们便生活在现世的疯狂之中。

思想

　　思想有时是有毒的，它的毒素不在于思想的结果被使用于不道德的事情。例如，技术发明用于战争。那是由于人性的邪恶，邪恶借助了不属于邪恶的力量。思想的毒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窥探，窥探不属于人的世界而属于造物的世界的神秘。就像一个人窥探他人的隐私，他人的隐私是不属于窥探者的。在人的社会，窥视是不道德的。但是，窥探造物的神秘就是道德的吗？没有人在造物和人之上立法，于是就没有标准，没有答案，无人知晓。但思想天天都在窥探，每刻都不肯放弃。人求知的贪婪到底会把人带到何方？窥探他人隐私不道德的根据当然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可是这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最后的解。窥探的不合理不在于它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而在于窥探最终伤害的是窥探者本人。因为窥探让窥探者走上寻求无穷隐秘的不归之路，它没有尽头。没有尽头的路对心灵是莫大的污染，因为心灵的纯洁产生于知道并且服从禁忌。心灵知道有某些地方它是不能去的，并且愿意不去，于是，它明白自己的极限，禁忌保护了心灵不受污染。可是，窥探天然地蔑视所有的禁忌，因为如果窥探不蔑视禁忌，它就不是窥探。思想不蔑视成规，它就不是思想。窥探污染了窥探者，思想污染了思想者，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果，被赶出了乐园。这则旧约的神话把逾越成规的悲剧表现得令人震撼。其实邪恶和惩罚都是人自身招来的，宗教出于救赎，编排出蛇的角色和上帝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苏格拉底之死，固然出于雅典公民大会的判决，但他拒绝流放，又不肯逃狱，这位旷世不得一见的哲人何尝不是自愿选择了死路。私下推测，他选择死亡的内心深处是否意识到了“思想之罪”呢？或者有此一可能，我们不得而知。阿里斯托芬说，雅典的衰落是因为雅典人试图让自己更聪明（trying to be too clever）。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能力是造物埋在人身上的定时炸弹，人有这种能力是造物预备让他们毁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造物赋予人无尽的窥探的欲望和能力？

死亡

　　死亡是一个神秘的安排。它的作用在于给尚存的生物个体留出进化的机会。死亡是进化道上的清道夫。生物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时间秩序的、在不停变化中的环境，继之而来的后起的适应意味着对先前已经适应的否定。这个否定是通过生物在世代间的更替实现的。例如，一种后起的觅食技能一定更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但老迈的生物个体学会并运用这种觅食技能的可能性一定比初出茅庐的晚辈困难得多。人类的社会也有这种例子，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常常出于年轻人的口，可是老辈却认为是对语言的污染。显然老一辈的适应能力不及后起的一辈。倘若没有死亡，年轻一辈便没有机会发展已经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技能。死亡与环境本质上是变化的密切相关。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只有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里才是可以想象的。造物给宇宙打开时间的闸门，生物以个体的死亡为代价，努力适应在奔腾的洪流中颠簸着的生存。死亡对物种的意义就是出让机会，死去的把机会让给尚存的。中国的古人很有智慧。古语有云：“老而不死是为贼。”贼就是偷窃属于别人东西的人。对物种的延续来说，机会也是东西。老而不死就等于剥夺了后来者的机会，窃取属于别人的东西。老而不死者称之为“贼”，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不过，偷窃行为涉及的别人，并不是那个等待的后来者，而是物种的存在本身。
　　既然死亡有如此的进化意义，为什么它又是如此地悖逆个体的意志呢？生物个体的本性没有不拒斥死亡的，贪生怕死总是个体的本性。能不能设想个体在适当的时候从容放弃生存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必然律进入生物个体意味着没有自由。个体是贪生怕死的，它才是自由的。因为它怕死，它至少有两个选择，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如果它的本性是从容就死，那就是没有选择了。自由意味着前景的多样性，造就个体的前景的多样性的条件之一，无疑是本性的贪生怕死。第二，如果个体能够在适当时机出让生存的机会而又不违本性，那就是说进化是有方向和目的的。因为必须存在一个物种之上的意志才能实现生死更替的如此良好的秩序安排。一旦如此，便意味着进化循着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然而自然造化并非如此。拒斥死亡其实是体现在个体生命中的进化的随机性的一种表现，也是演化随机性的一个证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