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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首位手语律师”的唐帅，叩开了无声世界的大门，他帮助被冤枉的聋哑人洗清冤屈，教育无知的聋哑孩子懂得什么是法律，仔细聆听聋哑人的诉求和困难，并于2018年获CCTV“2018年度法治人物”。本书是作者历时两年追踪唐帅的生活轨迹，走访重庆的大街小巷，采访相关社会人士完成的作品，完整地呈现出“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唐帅的成长之路。
“聋哑人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事实上，它远远超过了现在国家很重视和关注的未成年人犯罪。”唐帅接触的上千个案子都表明，一个聋哑人如果参与了刑事犯罪，那么，他的前科往往就不止一次。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精通手语的律师出现，能够准确地翻译手语和法律专业术语，这样公平和正义才不会打折扣。”萌生这样的念头之后，唐帅一刻也没有耽搁。2012年，他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成了一名律师。
最近，有一位专业催眠师听说唐帅连夜里调了静音的手机振动一下，都能马上醒过来并且立刻查看，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求助信息，便认定唐帅是患了“由情怀引起的强迫症”——前文我也曾引用过这个词。
唐帅听闻，置之一笑：人没了情怀，还怎么活？
唐帅装在心里的情怀——那些从小积累的疼痛、遗憾、委屈、感动、愤懑、仁义，能促使他做出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的事。
最终，他于2012年从公安局辞职，放弃了做公务员，“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七年前，他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把仅有的三件毛衣给了比他境遇更惨的小孩，义无反顾。七年后，他放下别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当了一名专职律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律师，站在了离聋哑人这个弱势群体最近的地方。
为无声者充当传声筒，他是中国第一位手语律师。一个并没有借此赚到什么大钱，甚至自己常常倒贴的律师，一个争议猜测多不胜数，却在全国拥有无数聋哑人朋友的律师。
从出来当律师开始，唐帅做手语翻译期间积累的人气，便吸引来了许多深陷案情与冤屈的聋哑人或他们的家属。
“唐律师，我的孩子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这里头的情况很复杂，能帮帮我们吗？”一位老伯向他苦苦求助，老伯的聋哑儿子因为伤害罪被收押在看守所，“可是，我家只凑得出一万块。”
也有聋哑人用手语艰涩地告诉唐帅，他至多只能拿出五千块钱打官司。他和爱人一个月还挣不到三千块钱，如果不是被欺负得这么惨，他们决不会请律师来帮忙讨公道。
“聋哑人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事实上，它远远超过了现在国家很重视和关注的未成年人犯罪。”唐帅接触的上千个案子都表明，一个聋哑人如果参与了刑事犯罪，那么，他的前科往往就不止一次。 唐帅对聋哑人犯罪率高的问题，有自己的理解：
“聋哑人的犯罪率为什么那么高？第一，聋哑人因为自身的残疾，造成了求职和就业的障碍，虽然他们可能是几类残疾人当中最具劳动能力的（沟通困难是最大的障碍），但聋哑人也是人，他们也跟正常人一样有生活需求和生理需求，他们也要结婚生子，也跟我们一样，上有赡养的义务，下有抚养的义务。同样因为沟通交流的原因，聋哑人的配偶一般都是聋哑人。但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聋哑人，又都没工作，兔子急了都会咬人，何况是人呢？这是很客观的一个原因。当初我父母下岗以后‘四处讨饭吃’的那段经历，我刻骨铭心。其实，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不可控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聋哑人文化水平比较低。这个‘低’是指‘两个低’。第一个‘低’，聋哑人作为弱势者，完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概率的比例低，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毕业，或者是小学一毕业就不读书了。第二个‘低’，水平‘低’，许多来自全国各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都跟我说，现在学校里的聋哑人初中毕业以后，其文化水平仅仅相当于健全人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这可以理解为无声世界给聋哑人形成的片面认知，转而影响了其学习理解能力。
“第三，基于对这个世界表浅和片面的认知，加之文化水平的限制，聋哑人本身的法律意识很淡薄，而淡薄的程度远超想象。全国各地的聋哑人经常线上线下地向我咨询一些法律问题。有人会问我：唐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到底都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婚龄十一年的聋哑人问我：唐律师，我想离婚，我该到哪儿离？我就问他：你离婚不知道到哪儿离，你结婚上哪儿结的呀？他说：是双方父母带我们去的。我又好奇地多问了一句：你结婚那时候多大？他说二十九岁。
“瞧，上述两个法律问题对一般人来讲，都只是生活常识，但这些常识在聋哑人那里，却变成了一个‘极专业’的法律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唐帅还发现，聋哑人犯罪具有聚集性和流窜性两个主要特点。
聋哑人因为残疾而自卑，因为难以融入这个社会而自闭，聋哑人喜欢“抱团取暖”，形成一个聚集性很强的群体。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制风潮直接波及残疾人集中的福利厂，聋哑人大批下岗，并且几乎没有再就业的机会，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蛊惑引诱，再加上不大成熟的价值观，很容易就走上了“聚集犯罪”的道路。
而聚集犯罪的聋哑人又笃信“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比如，重庆的聋哑人团伙会跑到北京、上海、广州去，而其他地方的又会往重庆跑，并且由此划定了各团伙的“地盘范围”。这些犯罪团伙流窜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拜码头”，而最重要的就是拜当地最权威的手语翻译，花钱送礼。这样一来，萬一他们被抓，能救他们的，也就是这些被他们收买过的手语翻译了。
“所以，对于公安局审理案件时请来的手语翻译，你很难调查清楚他们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这样既妨碍司法公正，也会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带来新的冤案。”唐帅说，“但这种频繁的流窜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各地不同的方言手语进行同化融合，推动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自然手语。”
李燕燕
知名青年作家，主打“非虚构”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院、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代表作包括《燕子的眼睛》《天使PK魔鬼》《拯救睡眠》等，曾获第八届“重庆文学奖”、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等。
“聋哑人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事实上，它远远超过了现在国家很重视和关注的未成年人犯罪。”唐帅接触的上千个案子都表明，一个聋哑人如果参与了刑事犯罪，那么，他的前科往往就不止一次。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精通手语的律师出现，能够准确地翻译手语和法律专业术语，这样公平和正义才不会打折扣。”萌生这样的念头之后，唐帅一刻也没有耽搁。2012年，他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成了一名律师。
最近，有一位专业催眠师听说唐帅连夜里调了静音的手机振动一下，都能马上醒过来并且立刻查看，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求助信息，便认定唐帅是患了“由情怀引起的强迫症”——前文我也曾引用过这个词。
唐帅听闻，置之一笑：人没了情怀，还怎么活？
唐帅装在心里的情怀——那些从小积累的疼痛、遗憾、委屈、感动、愤懑、仁义，能促使他做出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的事。
最终，他于2012年从公安局辞职，放弃了做公务员，“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七年前，他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把仅有的三件毛衣给了比他境遇更惨的小孩，义无反顾。七年后，他放下别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当了一名专职律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律师，站在了离聋哑人这个弱势群体最近的地方。
为无声者充当传声筒，他是中国第一位手语律师。一个并没有借此赚到什么大钱，甚至自己常常倒贴的律师，一个争议猜测多不胜数，却在全国拥有无数聋哑人朋友的律师。
从出来当律师开始，唐帅做手语翻译期间积累的人气，便吸引来了许多深陷案情与冤屈的聋哑人或他们的家属。
“唐律师，我的孩子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这里头的情况很复杂，能帮帮我们吗？”一位老伯向他苦苦求助，老伯的聋哑儿子因为伤害罪被收押在看守所，“可是，我家只凑得出一万块。”
也有聋哑人用手语艰涩地告诉唐帅，他至多只能拿出五千块钱打官司。他和爱人一个月还挣不到三千块钱，如果不是被欺负得这么惨，他们决不会请律师来帮忙讨公道。
“聋哑人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事实上，它远远超过了现在国家很重视和关注的未成年人犯罪。”唐帅接触的上千个案子都表明，一个聋哑人如果参与了刑事犯罪，那么，他的前科往往就不止一次。 唐帅对聋哑人犯罪率高的问题，有自己的理解：
“聋哑人的犯罪率为什么那么高？第一，聋哑人因为自身的残疾，造成了求职和就业的障碍，虽然他们可能是几类残疾人当中最具劳动能力的（沟通困难是最大的障碍），但聋哑人也是人，他们也跟正常人一样有生活需求和生理需求，他们也要结婚生子，也跟我们一样，上有赡养的义务，下有抚养的义务。同样因为沟通交流的原因，聋哑人的配偶一般都是聋哑人。但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聋哑人，又都没工作，兔子急了都会咬人，何况是人呢？这是很客观的一个原因。当初我父母下岗以后‘四处讨饭吃’的那段经历，我刻骨铭心。其实，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不可控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聋哑人文化水平比较低。这个‘低’是指‘两个低’。第一个‘低’，聋哑人作为弱势者，完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概率的比例低，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毕业，或者是小学一毕业就不读书了。第二个‘低’，水平‘低’，许多来自全国各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都跟我说，现在学校里的聋哑人初中毕业以后，其文化水平仅仅相当于健全人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这可以理解为无声世界给聋哑人形成的片面认知，转而影响了其学习理解能力。
“第三，基于对这个世界表浅和片面的认知，加之文化水平的限制，聋哑人本身的法律意识很淡薄，而淡薄的程度远超想象。全国各地的聋哑人经常线上线下地向我咨询一些法律问题。有人会问我：唐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到底都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婚龄十一年的聋哑人问我：唐律师，我想离婚，我该到哪儿离？我就问他：你离婚不知道到哪儿离，你结婚上哪儿结的呀？他说：是双方父母带我们去的。我又好奇地多问了一句：你结婚那时候多大？他说二十九岁。
“瞧，上述两个法律问题对一般人来讲，都只是生活常识，但这些常识在聋哑人那里，却变成了一个‘极专业’的法律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唐帅还发现，聋哑人犯罪具有聚集性和流窜性两个主要特点。
聋哑人因为残疾而自卑，因为难以融入这个社会而自闭，聋哑人喜欢“抱团取暖”，形成一个聚集性很强的群体。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制风潮直接波及残疾人集中的福利厂，聋哑人大批下岗，并且几乎没有再就业的机会，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蛊惑引诱，再加上不大成熟的价值观，很容易就走上了“聚集犯罪”的道路。
而聚集犯罪的聋哑人又笃信“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比如，重庆的聋哑人团伙会跑到北京、上海、广州去，而其他地方的又会往重庆跑，并且由此划定了各团伙的“地盘范围”。这些犯罪团伙流窜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拜码头”，而最重要的就是拜当地最权威的手语翻译，花钱送礼。这样一来，萬一他们被抓，能救他们的，也就是这些被他们收买过的手语翻译了。
“所以，对于公安局审理案件时请来的手语翻译，你很难调查清楚他们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这样既妨碍司法公正，也会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带来新的冤案。”唐帅说，“但这种频繁的流窜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各地不同的方言手语进行同化融合，推动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自然手语。”
李燕燕
知名青年作家，主打“非虚构”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院、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代表作包括《燕子的眼睛》《天使PK魔鬼》《拯救睡眠》等，曾获第八届“重庆文学奖”、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