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气正热，扇子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扇面上的笔墨运用，尤为灵动美。据《西宫记》记载，平安初期，每逢夏季，宫廷贵族赐予侍臣折扇，折扇成为宫中活动时侍臣携带的物品之一。后来宫廷女子也受其影响，经常拿把折扇，作为身边的装饰品。
　　中国书韵的奇妙皆可在扇子上表达，这是因为扇面艺术是文人书斋氤氲品味的延伸，更是文人生活诗意化的再现。明清两代，得益于文人士大夫的热情参与，形成了扇面书画艺术的高峰，流风所披，至今不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扇面不但是最富有传统文化精粹的书画形式，更使人从中感知文明、怡养情致，始终如一。清代是我国折扇大发展的时期。扇子在文人官员间的使用是很频繁的。扇子不再是用以风凉的工具，它成为一种身份地位和趣味的象征，成为他们社会角色的道具。不仅是夏天，就是在天气凉爽的季节，手执一扇，打开收拢，或佩挂在身，或藏于袖中，都具有人格表露、情绪交流的意义。不仅是文人，不仅是男性使用折扇。从文人书画扇这一主流，分出以黑纸扇、游鉴图扇和戏画扇为典型的工艺扇，以及女用的米扇。从扇本身出发，又有了扇袋、扇坠和扇盒等附属的工艺品。不知从哪时起，折扇便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笺扇面、哲言靓画，摇曳生姿，演绎明清两代咫尺间的雅趣风流。藏品基本反映了明代中期至清末数百年间书画艺术的发展脉络，可谓流派繁多，群星璀璨。如沈周、文徵明、仇英、祝允明、董其昌、陈继儒等，正是这些大师巨匠的名字，照亮了这近六百年的艺术星空。百余件扇面精品收藏专题明确，审美眼光独到，有着浓郁的人文色彩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明清扇面的作品，多出自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的文人士大夫之手，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对江南精英文化的典藏。
　　吴门书法三大家祝允明的《草书七言诗》、文徵明的《行书自作诗》和王宠的《行书七言诗》，以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书风代表了明代中期书法的高水平；其他如文彭、文震孟、陈鎏、王穉登等书家手笔，真实地反映了文氏一门的流风余韵，也印证了“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赞誉；而明末个性派大家王铎、邢侗等人的作品，狂放不羁的书风，则昭示了明末之际书坛风气的另一重天地。
　　明代中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风貌、闲居酬唱，吴门、华亭、正统、野逸等流又生动地演绎了三百年间的画史嬗变。它们或山水明秀，或花鸟含情，或人像高古，或诗文飞扬，具体而微，却让人见微知著，咫尺之间寄情自然、咏志高洁，恰如一方眺望世外桃源的窗口。
　　故此，中国扇文化是寄托了我们的祖先在烈日炎炎之夏季，用以障日引风所用，故扇子有障日之称，这便是扇子的初源。与其说折扇是袖中之物，却也成就了袖中之雅，绝不是“俗工”（指一般的写字人）所为，但艺术的升华往往最初来源于生活本身，小小折扇的清凉之风，也不仅仅是因为携带用途上的方便，我想正是因为能寄于袖中隐藏的妙处，将墨迹流于纸上，供文人外出交流切磋技艺的审美与欣赏，明代宣德皇帝在扇面上所作《松下读书图》就被视为世间罕见之宝。这不足盈尺间的创作，反而超过了一般绘画的规格与正统。在成扇的用料这间于小雅与不俗之间的扇面，似乎处于折衷主义的思想，既不失大家风范，却也有格调，手中各执一扇，士大夫们似乎都找到了自己的陶冶性灵，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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