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民教授和唐玲玲教授，一位84岁，一位82岁，是《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共同作者。在这本著作出版前，担心“更路簿”文化行将消失的人们没想到，这对伉俪学者，自26年前就开始了深入研究。
　　“那是1989年，民政部牵头编纂全国地名大辞典，海南卷的任务找到了我们。”周伟民说，陆地的地名很好办，茫茫南海287个岛礁洲滩成了最困难的一部分。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沿海渔民，以及渔民手中的“更路簿”上，但“更路簿”是用海南方言记录，晦涩难懂。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去问老渔民，逐字逐句翻译、记录。
　　“调查发现，是渔民最早发现了南海岛礁。在“更路簿”里，渔民用日常生活用品给南海136个岛礁命了名，而且这本小册子已经出现了600多年。”周伟民说。
　　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自费租车、请翻译，多次赴琼海、文昌，挨家挨户拍门访问老渔民。“年轻的渔民出海都用卫星导航，能看得懂“更路簿”的老渔民越来越少。”唐玲玲说，有些老渔民家，他们一遍又一遍去，一点一点揭开了“天书”的秘密。在过去搜集的12本“更路簿”的基础上，他们又新收集了12本。
　　2015年8月，经過26年调查、两年时间潜心写作，《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成功出版。这本著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有效管理。
　　“我们很感欣慰，2016年7月13日国务院发表的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中，‘更路簿’就被作为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里面的不少表述使用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周伟民说。
　　“为海南写通史 ，是我们年轻时的梦想，也是半百之年逐梦海南的起点。”两位老教授说，这还将是他们毕生奋斗的终点。
　　他俩是广东同乡、同班同学，1953年一同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文史哲不分家，周伟民听了很多史学课，包括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课，对史学和海南岛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只有日本人小叶田淳为侵略海南而写的《海南岛史》。“我们应该自己写一本海南通史。”周伟民在心中暗下决心。1988年5月，55岁的周伟民偕同53岁的妻子唐玲玲，怀揣为海南修史的梦想，登上了建省不到一个月的海南。他们以海南原住民黎族为研究起点，展开大规模田野调查工作。从1995年两人同时退休起，无法再申请课题的他们拿出养老金，自费租车、请向导、请翻译，走遍海南岛的沟沟坎坎，去得最远的一处黎族村庄，两个六旬老人徒步走了两天，涉水40多次。他们不仅在岛内找资料，还自费去国外找。为研究海南南洋文化，他们跑遍了东南亚……
　　比起研究的繁复，他们的生活，简单得似一碗清水。“每天，家和工作室两点一线，年纪大了，鱼肉不能多吃，以蔬菜水果为主。”唐玲玲说，他们没有存款，全部的财富就是一屋子藏书，全部的乐趣都来自学术研究。
　　不求奢侈的生活，不求功成名就。二老的工作助手陈虹说，二老相携，穷经皓首，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也是一辈子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