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家乡
魂牵梦绕的地方，
那是我的家乡。
千年古刹，历尽沧桑，
晨钟暮鼓，山涧迥响。
抵抗豺狼侵略，有我血性儿郎，
起伏的山峦，就是不屈的脊梁。
宁死不屈的流血，
英名万古流芳。
前仆后继，咽下悲伤，
父兄坟前，草绿又黄。
这片土地，有多少悲壮流淌。
岁月，你能否记住这国殇？
这里，长眠着我的兄弟和爹娘……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五台县北高洪口村，村里的杨姓人家，全部是我国北宋爱国名将杨业的后人，到我祖父杨炳昌这一代，已是第四十世。祖父和祖母共生养了四个孩子，依次为姑母杨桂芳、大伯杨尊德、伯父杨尚德和父亲杨恒德。祖父是在1937年参加晋察冀边区政府军政工作的，而大伯就是祖父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大伯杨尊德于1930年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以后，逐渐引导祖父走上了革命道路。七七抗战开始后，祖父抛弃自己在河北平山创办的布店和杂货商店，参加八路军，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军用代办所所长，负责我军过往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大伯也回到五台县在牺盟会和中共五台第二区区委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秋天，日军以4万精锐兵力向我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省阜平及以五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不幸的是，在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和大伯同时牺牲，家里房子被烧毁，族亲中还有18人被杀。更为凄惨的是，17名藏身在一个地窖里的村民，被日军全部烧死，在挣扎中一个临产孕妇还生下一个婴儿……
伯父杨尚德是我从小到大的实际抚养人。他受家庭影响，15岁投笔从戎，祖父和大伯牺牲时，他正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信站站长。他回到村里为亲人办理后事时，驻在北高洪口村的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赵冠英找到伯父，进行慰勉，并将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党刊《前线》上刊登的关于追悼模范共产党员杨炳昌、杨尊德的文章给他看，另将一份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建国日报》交给他，头版上第一篇就是《杨炳昌父子英勇抗日同时殉国》的文章。这使伯父深受感动，将这两份刊物视为珍宝，历经岁月变迁一直保存至1968年，“文革”期间这两份刊物不幸在“造反派”抄家时丢失了。
父兄的牺牲和日军的残暴，激励着伯父更加勇敢地投身革命，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枪林弹雨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历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平北第十二军分区作战科长、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1946年2月，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先后在罗瑞卿参谋长和叶剑英委员办公室工作，后任“安平事件”先遣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科长、第四纵队代理参谋长、第三纵队八旅参谋长、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参谋长、华北军区作战处长。
我对父亲杨恒德没有记忆，仅是母亲告诉我，太原解放后不久，1949年5月父亲要随部队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仅仅是在出发前回家看望过母亲、姐姐和我一次。当时母亲没有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全靠姑母的接济照顾。母亲当时23岁，不想让父亲走，要父亲转业到太原工作。父亲搬来伯父当“救兵”，做说服工作。最后，母亲说：“他将来官当大了，不要我了怎么办？”伯父笑了，拍着父亲的肩头说：“这个他不敢，我向你保证。”父亲抱起刚学会扶墙站立的我说：“再抱一抱吧，以后回来就不认识了。”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先是渡过黄河参加扶眉战役解放西安，尔后进军四川参加成都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所在部队又编入六十军赴朝参战，不幸在朝鲜谷山牺牲，年仅26岁。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最小的儿子，这个消息一直都瞒着她和我母亲。一年后，祖母知道了噩耗，变得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站在村口遥望远方，几至黄昏。是姑母托人把她接到太原，又送到北京伯父身边，数年之后，精神才渐渐好起来。
我的父母共生有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子女。为使父亲安心工作，1950年伯父由陕西三原调至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前，找到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共同签字后，分别给我们起名为杨忠民、杨淑民、杨効民，送入华北军区育英小学。
伯父赴朝作战时，担任第二十兵团作战处处长，他很快就和先期入朝的父亲取得了联系。他俩分别给祖母、姑母和母亲写来信，让家里人放心，并把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写得很平淡，绝口不提战火纷飞里九死一生的战斗。在通信中，父亲知道母亲能外出做工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从朝鲜战地来信，表示要向母亲学习自力更生的精神，勉励和要求母亲做到不发愁，不叫苦，不依赖姑母家；要拿出刻苦的决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他告诉母亲，今天你生活不苦，就不会感到将来的幸福，当前生活比我们更艰苦的人还不少，就是为了这些更加艰难困苦生活的人，我们才要努力工作和战斗。欣喜地迎接胜利吧，不久的将来，自会有你我幸福的一天……
父亲牺牲后，他的所有话语成了遗言，成了母亲孤独生活的精神支柱。母亲识字不多，到我们兄妹逐渐长大后，每隔一段时期，总要让我把父亲的遗信念给她听。由于年代久远，纸已经发黄变脆，但母亲依旧像珍宝一样把父亲从朝鲜前线和解放四川时寄来的几封书信放在她的梳妆盒里。母亲今年已经89岁，年迈苍老，身体不好。前些天，又让我把父亲的来信拿出来，给她念念，母亲感叹地说：“他那么年轻，就那么会说，字也写得好。”我逗母亲说：“你现在这么老，又没文化，我爸看了肯定不要你了。”母亲笑了：“那可真说不定呢。”我却突然流出了眼泪，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母亲把父亲当年寄来的一张解放四川潼南县时的照片放大，摆放在她卧室的写字台上，每天早上都必定要轻轻擦拭干净，凝视一下才走开。姐姐了解母亲的心思，把母亲17岁时的照片和父亲解放战争时的照片用电脑合成了一张合影照，又装上精致的小镜框放在了母亲的床头柜上。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在太原烈军属工厂上班时工作积极努力，还是生产小组长，姐姐小时候经常把母亲的各种奖状按时间顺序贴在墙上，直至贴满一整墙。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姐姐就和我同母亲住上一晚，还要在床上表演歌舞，然后我俩钻到母亲被子里，一左一右搂着母亲才肯熄灯入睡。 60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也成了两鬓霜染的老人。我牢记着祖母生前要求我给母亲建立贞节牌坊的愿望，已在祖父母的坟前给母亲修筑了百年以后的安息地，并把父亲20多岁时参加解放战争的一张全身照片三层塑封，到时一起送进安息地，也算是夫妻合葬。父亲牺牲后被就地埋葬在朝鲜谷山了，和家乡相隔万里，关山难渡，不知他魂兮归否？
我很敬佩祖母，她历经战火带来的各种痛苦，顽强从容地面对祖父和大伯的同时牺牲，支撑到全国解放，又经受了父亲牺牲的严重打击，直到1976年的秋天在家乡病逝，享年92岁。1972年正值“文革”，祖母知道了在北京生活的伯父被押送至陕西郃阳接受劳动改造的状况，她不顾自己80多岁高龄，一个人做主，用祖父和大伯的抚恤金在家乡的老院里修建了三间西房，又给伯父写信说：“古人说落叶归根，春和子（伯父小名）还是回来吧，北京乱，咱这里安静。”
伯父非常尊敬祖母，我知道他一生中曾三次跪下给祖母叩头。一次是祖母告诉我，伯父从晋察冀军区回来安葬完祖父和大伯要返回部队时，全家人身披重孝，冒着凛冽寒风在村口送伯父，16岁的伯父泪流满面跪下给祖母磕头后，从11岁的父亲手中，牵过战马，不敢再回头看家人一眼，任凭眼泪流着，翻身上马，毅然离开了村子。第二次是1973年初，伯父得知自己即将由军委工办分配新的工作，便一个人回到家乡陪祖母过春节。本来重病卧床已经一个月的祖母，不料在伯父突然出现后，竟能下地走动、做饭了。春节那天一早，伯父让祖母在炕沿边儿坐好，说：“我多年在外面，不能侍奉在你身边，今天是过年，我给母亲叩个头吧。”第三次是1979年，伯父借到山西检查工作之机，顺便回五台老家祖父母坟前祭扫，他把警卫员打发下山后，按照家庭的礼节规矩，给祖父母、大伯跪下磕头。当时极“左”的风气依在，伯父能身穿军装跪下磕头，使我深受感动，领会到家风的厚重。
1975年春，伯父带我姐姐淑民回家乡看望祖母。分别时，年逾九十的祖母手里拿着一小包东西急赶过来。伯父怕她摔倒，连忙上前扶住。祖母很利索地把东西装入伯父的口袋。伯父掏出来看时，竟是满满一信封炒熟的南瓜籽，连送行的亲友和警卫员都笑了。
伯父对我们总是慈祥可亲，我幼时调皮捣蛋，到处惹祸，从来没有挨过打，因此胆子越来越大。1953年住在北京大觉胡同时，我已五岁，常听他的司机讲绿林好汉的故事。于是每到星期日早饭后，就独自守在大门口，见有人来找伯父，一律缠要三分“买路钱”，否则不许进院，由此攒了一块多钱。伯父知道后，让我挨个退钱。过了没有几天，我趁他不注意，把他枕头下的小手枪偷出来玩，险些酿成大祸……即便这样，也只是挨了伯父几句训……也许是我上了年纪，近来常想起这些儿时的情景。
除了母亲，我还有两个妈，一个是姑母，她比父亲大13岁，父亲就是姑母抱大的，他从小的衣服和鞋袜，也都是姑母亲手缝制的。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我是吃了姑母的奶水才成活长大的。另一个妈就是我的伯母。
伯母杨英敏，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冀中深泽县人，1955年从华北军区转业到北京海淀区政府工作，她和伯父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她不顾自己的生活拮据，辅助伯父把我们兄妹三人也抚养长大。有一次，伯父准备带我们去战友家串门，叮嘱伯母打扮整理得精神点，要穿上皮鞋。伯母说：“我没有皮鞋。”伯父愕然地说：“你没有皮鞋呀？那就穿布鞋吧。”
伯父1950年担任华北军区作战处长，是正师职，到1962年，已是正军职干部，但由于经济负担较大，一直没有存款，在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上学时，伯父还受到过救济。他的同班同学有赵冠英、向守志、李德生、邱会作、梁兴初、吴信泉、王新亭、黄永胜、茹夫一等。伯父生活严谨，平易近人，从来不夸耀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和职务。“文革”中，由于他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担任过“安平事件”先遣小组中共首席代表（电影《停战以后》中顾青的原型），在叶剑英办公室担任过参谋，被诬陷为美蒋特务的他竭力争辩时，人们才知道了他的这一段历史。他当时的副代表辛毅，1966年时已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但由于忍受不了诬陷，辛毅竟英年早逝。
在太原读书期间，伯父极其关心我们兄妹的成长、学习和生活，经常写信询问，每到太原检查工作，都必到育英学校找校长王坦（他的老战友）、班主任、生活阿姨了解情况，要求我们说：“我工作忙，不能一一写信给你们，但是你们要经常给我写信，每个月最少要写一封。”他在1961年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你在工厂是个好工人，在家里要做一个好的母亲和家庭妇女，只有自己进步了，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们，母亲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不要动辙发脾气，骂孩子，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衣服不要穿得太难看了，要经常缝缝补补洗洗……忠民上了高中，和初中小学不同，每月要给五至八元零花钱，不要让孩子们在学习上为难。”
伯父在1963年10月初，曾来太原检查工作。当时我在育英中学读初三，哥哥在太原六中读高三。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走访了我俩学校的班主任，和老师商讨提高我们学习成绩的办法。然后带着我俩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了一些辅导书籍，还特地买了一本《如何克服困难》的小册子给我。又到五一百货大楼给我俩各买了一双球鞋。最后，领着我俩参观了五一广场西侧的纯阳宫。伯父告诉我们：“解放太原一攻进城时，我们把一八七师指挥所设到这里，指挥部队展开巷战，消灭敌人，刚给各团划分了战斗区域不到10分钟，五五九团李金时团长就打来电话报告，说孙应乾政委牺牲了，我带了一个排到红市街口一看，是刚才发生了肉搏战，拼了刺刀，孙应乾被子弹打穿了脖子……所以说，你们今天这个学习环境来之不易，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你们要珍惜呀！”孙应乾是伯父上小学、中学和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时的同班学友，八年抗日战争直到解放太原，都在一个部队，对于他的牺牲，伯父虽然身经百战，见惯了流血牺牲的场面，还是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伯父返回北京没几天，又专门写信给我，寄到了学校，信中写道：“知道自己的进步和优点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缺点。要努力争取周围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当批评别人时，也要借以检查自己，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我们在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下，终于长大成人，哥哥，姐姐和我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都成了国家干部。我的两个儿子也先后参加解放军，大儿子杨波已是正团职干部。好男儿要当兵，这是家庭和我的自豪。
伯父离休后，受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的委托，奉命担任了北京军区战史组组长，在病床上圆满完成了《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的修改编辑和出版任务，还担负了《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修改工作。1987年12月9日，他预感自己难以“闯”过人生最后一关，弥留之际，对陪侍的我们说：“这次病，我本来没有太当回事，没有想到一病就这么厉害……咱们这个家庭原先是一个封建家庭，但是，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应该给后代留下点东西。自己写自己不太好，还是老同志们互相写一下为好。作为精神财富，是不应该丢失的。这个家庭里的光荣传统就是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希望你们继承这个传统……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的伯母，如果没有了我这三四百块钱（的工资），你伯母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和饭摊子，力所不能啊。我这一辈子，问心无愧，从来没有沾过公家的一点便宜。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1987年12月11日上午9时22分，伯父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66岁。考虑到伯父一生的为人和做事，遗体告别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大厅，家人决定，给伯父盖上了洁白的被单。那天来了2000多人，仅副军以上的领导就来了1000余人。哀乐低回，天气阴沉，忽然飘洒下了雪花。伯父曾是那么坚强，多少次在战场上和死神擦肩而过；“文革”中被免除了工作，打成了“反革命”，挨了多少打，被批斗了多少次，他都顽强地挺了过来；在陕西郃阳二机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改造的日子，烈日炎炎，吃不饱，他一天还能打出400多块“干打垒”；三月的陕西春暖乍寒，他挥汗如雨，就和农民一样地弓着腰拉犁耕地；他在威胁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宁肯丢掉官职和性命，也绝对不向造反派揭发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杨成武等老首长半个字；他在黑暗的地下室被关押了五个月，竟从广播的喇叭里学会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和《林海雪原》的全部唱段。在我小时的眼里，伯父就是铁打的“罗汉”！看着伯父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聂力、周匀伦、秦基伟、耿飚、李德生、朱光亚、王平、郑维山、王宗槐、吴信泉、萧克、迟浩田、孙毅等依次向他告别，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革命的史诗……人生百年，终有一死。为了今天人民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曾经抛家舍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现在生活要变好了，他们却两袖清风地告别了人世，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革命先辈。我相信，我的祖父、祖母，大伯，伯父、伯母，姑母、姑父和我的父亲他们，一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他们会永远微笑地祝福着我们……
（责编 雷蕾）
魂牵梦绕的地方，
那是我的家乡。
千年古刹，历尽沧桑，
晨钟暮鼓，山涧迥响。
抵抗豺狼侵略，有我血性儿郎，
起伏的山峦，就是不屈的脊梁。
宁死不屈的流血，
英名万古流芳。
前仆后继，咽下悲伤，
父兄坟前，草绿又黄。
这片土地，有多少悲壮流淌。
岁月，你能否记住这国殇？
这里，长眠着我的兄弟和爹娘……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五台县北高洪口村，村里的杨姓人家，全部是我国北宋爱国名将杨业的后人，到我祖父杨炳昌这一代，已是第四十世。祖父和祖母共生养了四个孩子，依次为姑母杨桂芳、大伯杨尊德、伯父杨尚德和父亲杨恒德。祖父是在1937年参加晋察冀边区政府军政工作的，而大伯就是祖父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大伯杨尊德于1930年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以后，逐渐引导祖父走上了革命道路。七七抗战开始后，祖父抛弃自己在河北平山创办的布店和杂货商店，参加八路军，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军用代办所所长，负责我军过往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大伯也回到五台县在牺盟会和中共五台第二区区委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秋天，日军以4万精锐兵力向我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省阜平及以五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不幸的是，在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和大伯同时牺牲，家里房子被烧毁，族亲中还有18人被杀。更为凄惨的是，17名藏身在一个地窖里的村民，被日军全部烧死，在挣扎中一个临产孕妇还生下一个婴儿……
伯父杨尚德是我从小到大的实际抚养人。他受家庭影响，15岁投笔从戎，祖父和大伯牺牲时，他正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信站站长。他回到村里为亲人办理后事时，驻在北高洪口村的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赵冠英找到伯父，进行慰勉，并将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党刊《前线》上刊登的关于追悼模范共产党员杨炳昌、杨尊德的文章给他看，另将一份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建国日报》交给他，头版上第一篇就是《杨炳昌父子英勇抗日同时殉国》的文章。这使伯父深受感动，将这两份刊物视为珍宝，历经岁月变迁一直保存至1968年，“文革”期间这两份刊物不幸在“造反派”抄家时丢失了。
父兄的牺牲和日军的残暴，激励着伯父更加勇敢地投身革命，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枪林弹雨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历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平北第十二军分区作战科长、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1946年2月，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先后在罗瑞卿参谋长和叶剑英委员办公室工作，后任“安平事件”先遣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科长、第四纵队代理参谋长、第三纵队八旅参谋长、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参谋长、华北军区作战处长。
我对父亲杨恒德没有记忆，仅是母亲告诉我，太原解放后不久，1949年5月父亲要随部队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仅仅是在出发前回家看望过母亲、姐姐和我一次。当时母亲没有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全靠姑母的接济照顾。母亲当时23岁，不想让父亲走，要父亲转业到太原工作。父亲搬来伯父当“救兵”，做说服工作。最后，母亲说：“他将来官当大了，不要我了怎么办？”伯父笑了，拍着父亲的肩头说：“这个他不敢，我向你保证。”父亲抱起刚学会扶墙站立的我说：“再抱一抱吧，以后回来就不认识了。”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先是渡过黄河参加扶眉战役解放西安，尔后进军四川参加成都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所在部队又编入六十军赴朝参战，不幸在朝鲜谷山牺牲，年仅26岁。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最小的儿子，这个消息一直都瞒着她和我母亲。一年后，祖母知道了噩耗，变得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站在村口遥望远方，几至黄昏。是姑母托人把她接到太原，又送到北京伯父身边，数年之后，精神才渐渐好起来。
我的父母共生有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子女。为使父亲安心工作，1950年伯父由陕西三原调至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前，找到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共同签字后，分别给我们起名为杨忠民、杨淑民、杨効民，送入华北军区育英小学。
伯父赴朝作战时，担任第二十兵团作战处处长，他很快就和先期入朝的父亲取得了联系。他俩分别给祖母、姑母和母亲写来信，让家里人放心，并把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写得很平淡，绝口不提战火纷飞里九死一生的战斗。在通信中，父亲知道母亲能外出做工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从朝鲜战地来信，表示要向母亲学习自力更生的精神，勉励和要求母亲做到不发愁，不叫苦，不依赖姑母家；要拿出刻苦的决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他告诉母亲，今天你生活不苦，就不会感到将来的幸福，当前生活比我们更艰苦的人还不少，就是为了这些更加艰难困苦生活的人，我们才要努力工作和战斗。欣喜地迎接胜利吧，不久的将来，自会有你我幸福的一天……
父亲牺牲后，他的所有话语成了遗言，成了母亲孤独生活的精神支柱。母亲识字不多，到我们兄妹逐渐长大后，每隔一段时期，总要让我把父亲的遗信念给她听。由于年代久远，纸已经发黄变脆，但母亲依旧像珍宝一样把父亲从朝鲜前线和解放四川时寄来的几封书信放在她的梳妆盒里。母亲今年已经89岁，年迈苍老，身体不好。前些天，又让我把父亲的来信拿出来，给她念念，母亲感叹地说：“他那么年轻，就那么会说，字也写得好。”我逗母亲说：“你现在这么老，又没文化，我爸看了肯定不要你了。”母亲笑了：“那可真说不定呢。”我却突然流出了眼泪，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母亲把父亲当年寄来的一张解放四川潼南县时的照片放大，摆放在她卧室的写字台上，每天早上都必定要轻轻擦拭干净，凝视一下才走开。姐姐了解母亲的心思，把母亲17岁时的照片和父亲解放战争时的照片用电脑合成了一张合影照，又装上精致的小镜框放在了母亲的床头柜上。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在太原烈军属工厂上班时工作积极努力，还是生产小组长，姐姐小时候经常把母亲的各种奖状按时间顺序贴在墙上，直至贴满一整墙。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姐姐就和我同母亲住上一晚，还要在床上表演歌舞，然后我俩钻到母亲被子里，一左一右搂着母亲才肯熄灯入睡。 60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也成了两鬓霜染的老人。我牢记着祖母生前要求我给母亲建立贞节牌坊的愿望，已在祖父母的坟前给母亲修筑了百年以后的安息地，并把父亲20多岁时参加解放战争的一张全身照片三层塑封，到时一起送进安息地，也算是夫妻合葬。父亲牺牲后被就地埋葬在朝鲜谷山了，和家乡相隔万里，关山难渡，不知他魂兮归否？
我很敬佩祖母，她历经战火带来的各种痛苦，顽强从容地面对祖父和大伯的同时牺牲，支撑到全国解放，又经受了父亲牺牲的严重打击，直到1976年的秋天在家乡病逝，享年92岁。1972年正值“文革”，祖母知道了在北京生活的伯父被押送至陕西郃阳接受劳动改造的状况，她不顾自己80多岁高龄，一个人做主，用祖父和大伯的抚恤金在家乡的老院里修建了三间西房，又给伯父写信说：“古人说落叶归根，春和子（伯父小名）还是回来吧，北京乱，咱这里安静。”
伯父非常尊敬祖母，我知道他一生中曾三次跪下给祖母叩头。一次是祖母告诉我，伯父从晋察冀军区回来安葬完祖父和大伯要返回部队时，全家人身披重孝，冒着凛冽寒风在村口送伯父，16岁的伯父泪流满面跪下给祖母磕头后，从11岁的父亲手中，牵过战马，不敢再回头看家人一眼，任凭眼泪流着，翻身上马，毅然离开了村子。第二次是1973年初，伯父得知自己即将由军委工办分配新的工作，便一个人回到家乡陪祖母过春节。本来重病卧床已经一个月的祖母，不料在伯父突然出现后，竟能下地走动、做饭了。春节那天一早，伯父让祖母在炕沿边儿坐好，说：“我多年在外面，不能侍奉在你身边，今天是过年，我给母亲叩个头吧。”第三次是1979年，伯父借到山西检查工作之机，顺便回五台老家祖父母坟前祭扫，他把警卫员打发下山后，按照家庭的礼节规矩，给祖父母、大伯跪下磕头。当时极“左”的风气依在，伯父能身穿军装跪下磕头，使我深受感动，领会到家风的厚重。
1975年春，伯父带我姐姐淑民回家乡看望祖母。分别时，年逾九十的祖母手里拿着一小包东西急赶过来。伯父怕她摔倒，连忙上前扶住。祖母很利索地把东西装入伯父的口袋。伯父掏出来看时，竟是满满一信封炒熟的南瓜籽，连送行的亲友和警卫员都笑了。
伯父对我们总是慈祥可亲，我幼时调皮捣蛋，到处惹祸，从来没有挨过打，因此胆子越来越大。1953年住在北京大觉胡同时，我已五岁，常听他的司机讲绿林好汉的故事。于是每到星期日早饭后，就独自守在大门口，见有人来找伯父，一律缠要三分“买路钱”，否则不许进院，由此攒了一块多钱。伯父知道后，让我挨个退钱。过了没有几天，我趁他不注意，把他枕头下的小手枪偷出来玩，险些酿成大祸……即便这样，也只是挨了伯父几句训……也许是我上了年纪，近来常想起这些儿时的情景。
除了母亲，我还有两个妈，一个是姑母，她比父亲大13岁，父亲就是姑母抱大的，他从小的衣服和鞋袜，也都是姑母亲手缝制的。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我是吃了姑母的奶水才成活长大的。另一个妈就是我的伯母。
伯母杨英敏，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冀中深泽县人，1955年从华北军区转业到北京海淀区政府工作，她和伯父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她不顾自己的生活拮据，辅助伯父把我们兄妹三人也抚养长大。有一次，伯父准备带我们去战友家串门，叮嘱伯母打扮整理得精神点，要穿上皮鞋。伯母说：“我没有皮鞋。”伯父愕然地说：“你没有皮鞋呀？那就穿布鞋吧。”
伯父1950年担任华北军区作战处长，是正师职，到1962年，已是正军职干部，但由于经济负担较大，一直没有存款，在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上学时，伯父还受到过救济。他的同班同学有赵冠英、向守志、李德生、邱会作、梁兴初、吴信泉、王新亭、黄永胜、茹夫一等。伯父生活严谨，平易近人，从来不夸耀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和职务。“文革”中，由于他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担任过“安平事件”先遣小组中共首席代表（电影《停战以后》中顾青的原型），在叶剑英办公室担任过参谋，被诬陷为美蒋特务的他竭力争辩时，人们才知道了他的这一段历史。他当时的副代表辛毅，1966年时已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但由于忍受不了诬陷，辛毅竟英年早逝。
在太原读书期间，伯父极其关心我们兄妹的成长、学习和生活，经常写信询问，每到太原检查工作，都必到育英学校找校长王坦（他的老战友）、班主任、生活阿姨了解情况，要求我们说：“我工作忙，不能一一写信给你们，但是你们要经常给我写信，每个月最少要写一封。”他在1961年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你在工厂是个好工人，在家里要做一个好的母亲和家庭妇女，只有自己进步了，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们，母亲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不要动辙发脾气，骂孩子，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衣服不要穿得太难看了，要经常缝缝补补洗洗……忠民上了高中，和初中小学不同，每月要给五至八元零花钱，不要让孩子们在学习上为难。”
伯父在1963年10月初，曾来太原检查工作。当时我在育英中学读初三，哥哥在太原六中读高三。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走访了我俩学校的班主任，和老师商讨提高我们学习成绩的办法。然后带着我俩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了一些辅导书籍，还特地买了一本《如何克服困难》的小册子给我。又到五一百货大楼给我俩各买了一双球鞋。最后，领着我俩参观了五一广场西侧的纯阳宫。伯父告诉我们：“解放太原一攻进城时，我们把一八七师指挥所设到这里，指挥部队展开巷战，消灭敌人，刚给各团划分了战斗区域不到10分钟，五五九团李金时团长就打来电话报告，说孙应乾政委牺牲了，我带了一个排到红市街口一看，是刚才发生了肉搏战，拼了刺刀，孙应乾被子弹打穿了脖子……所以说，你们今天这个学习环境来之不易，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你们要珍惜呀！”孙应乾是伯父上小学、中学和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时的同班学友，八年抗日战争直到解放太原，都在一个部队，对于他的牺牲，伯父虽然身经百战，见惯了流血牺牲的场面，还是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伯父返回北京没几天，又专门写信给我，寄到了学校，信中写道：“知道自己的进步和优点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缺点。要努力争取周围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当批评别人时，也要借以检查自己，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我们在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下，终于长大成人，哥哥，姐姐和我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都成了国家干部。我的两个儿子也先后参加解放军，大儿子杨波已是正团职干部。好男儿要当兵，这是家庭和我的自豪。
伯父离休后，受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的委托，奉命担任了北京军区战史组组长，在病床上圆满完成了《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的修改编辑和出版任务，还担负了《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修改工作。1987年12月9日，他预感自己难以“闯”过人生最后一关，弥留之际，对陪侍的我们说：“这次病，我本来没有太当回事，没有想到一病就这么厉害……咱们这个家庭原先是一个封建家庭，但是，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应该给后代留下点东西。自己写自己不太好，还是老同志们互相写一下为好。作为精神财富，是不应该丢失的。这个家庭里的光荣传统就是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希望你们继承这个传统……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的伯母，如果没有了我这三四百块钱（的工资），你伯母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和饭摊子，力所不能啊。我这一辈子，问心无愧，从来没有沾过公家的一点便宜。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1987年12月11日上午9时22分，伯父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66岁。考虑到伯父一生的为人和做事，遗体告别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大厅，家人决定，给伯父盖上了洁白的被单。那天来了2000多人，仅副军以上的领导就来了1000余人。哀乐低回，天气阴沉，忽然飘洒下了雪花。伯父曾是那么坚强，多少次在战场上和死神擦肩而过；“文革”中被免除了工作，打成了“反革命”，挨了多少打，被批斗了多少次，他都顽强地挺了过来；在陕西郃阳二机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改造的日子，烈日炎炎，吃不饱，他一天还能打出400多块“干打垒”；三月的陕西春暖乍寒，他挥汗如雨，就和农民一样地弓着腰拉犁耕地；他在威胁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宁肯丢掉官职和性命，也绝对不向造反派揭发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杨成武等老首长半个字；他在黑暗的地下室被关押了五个月，竟从广播的喇叭里学会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和《林海雪原》的全部唱段。在我小时的眼里，伯父就是铁打的“罗汉”！看着伯父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聂力、周匀伦、秦基伟、耿飚、李德生、朱光亚、王平、郑维山、王宗槐、吴信泉、萧克、迟浩田、孙毅等依次向他告别，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革命的史诗……人生百年，终有一死。为了今天人民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曾经抛家舍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现在生活要变好了，他们却两袖清风地告别了人世，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革命先辈。我相信，我的祖父、祖母，大伯，伯父、伯母，姑母、姑父和我的父亲他们，一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他们会永远微笑地祝福着我们……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