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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3日至8日，郭沫若只花了五天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历史剧本《孔雀胆》，但在围绕写作的相关工作上，郭沫若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方面是完成后的修改。郭沫若在后记中说：“虽然写只写了五天半，但改却差不多改了二十天。我送给好些朋友们看过，也念给朋友们听过几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P265）另一方面则是写成之前的准备工作。郭沫若发挥了其历史学家的钻研精神，写满了一整个抄本，比剧本本身字数要多五倍，又在朋友杨亚宁的帮助下，对昆明实地及相关史料进行了二次查验。这些努力，足以证明郭沫若对《孔雀胆》的重视。
郭沫若的历史剧多取材自战国两汉的侠客故事，但《孔雀胆》的肇本却是一段发生在元末云南的悲剧。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派军队攻打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率兵打败明玉珍的军队，救下镇守云南的梁王一家。梁王感其功德，或为拉拢段功，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后梁王相信了关于段功有不臣之心的谗言，将毒酒孔雀胆交给阿盖公主，命其毒死段功。阿盖公主没有执行，反而将秘密泄露给了段功。段功没有听从阿盖公主逃亡的建议，最终被暗杀。阿盖公主大恸，在留下一首诗之后也自杀殉情。
这个故事最早并不见于明初编订的《元史》中，而是广泛流传于一些明代嘉靖年间编订的野史、方志里。蒋彬《南诏源流纪要》、杨慎《滇载记》《南诏野史》等都有记录。根据杨亚宁的调查，《昆明县志》曾记载云南有祀段功与阿盖的寺庙，故而故事确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民国时期柯劭忞在编纂《新元史》时，将阿盖的故事也收入了其中。
阿盖的故事本身并不算复杂，甚至因为过于简练而令人感到不安。进谗言之人是谁？拥有大量军队的段功是真的被冤枉，还是只是仗力认为梁王不敢害自己？一部分野史中记载段功在大理还有一妻高氏，这是否是真的？段功帮助梁王屠杀起义军，是否有助纣为虐的前提？段功流连云南温柔乡，不愿意再回到大理，是否过于自私？阿盖自己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换言之，在阿盖故事的凄婉之下，隐藏着太多的人性问题、权力博弈问题乃至民族问题，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而在作家的二次创作中，也是必须要去处理、去解决的。
郭沫若选择了两步走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爱情故事仍然是其主线，但将之放大。为了凸显阿盖的坚贞，郭沫若虚构了复杂的副线，生造了坏人车里特穆尔爱阿盖而不得，借助与之私通的王妃之手在梁王面前谗害段功的情节，将原本故事中一词带过的“谗言”细细勾勒，从而让整个剧本的故事性、传奇性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在原故事中就代表着善的阿盖之外，郭沫若还增加了段功的善，将其形象光大化。他让高氏早已亡故，使段功成了鳏夫，又增加了段功仁爱保民的描写。在《孔雀胆》中，段功愿意留在云南及不愿听从阿盖建议，都是为大局着想，本心是不想云南再陷入生灵涂炭之中，连带其攻打明玉珍的军队，也是对起义军在进入云南之后军纪败坏，以致民怨沸腾的替天行道。而在两大改造之后形成的《孔雀胆》，则成了一个极善与极恶斗争，最后不幸失败的传奇故事。
有趣的是，在《孔雀胆》问世之前约十年前，还有一个作家也用现代小说的形式重写过阿盖的故事，这便是收录于1932年施蛰存出版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中的《阿褴公主》。延续了《石秀》的精神分析写法，施蛰存在《阿褴公主》中，用远没有郭沫若坚定的笔触，写下了段功犹豫在种族矛盾与情欲之间的过程：段功留念温柔的阿盖公主，但在大理被手下一鼓动，又感到自己确实与元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想要带兵造反；而带兵走到昆明、看到阿盖公主，又被情欲所攝，将造反看成并不算紧急的事情，最终在这种摇晃矛盾的心理中丢掉了性命。高氏依然存在，而阿褴公主的形象也变得复杂了：她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确对于种族负有责任，一方面又认为如果按照父亲的命令毒死了段功，种族的确可以得到保全，但自己却得承受毒死亲夫的万千骂名，这对于她来说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此外，还有左右丞相的小心思，还有梁王个人的想法……可以说，施蜇存的《阿褴公主》虽然在情节上并没有《孔雀胆》复杂，但在心理描写的深度与曲折上是远超《孔雀胆》的。
郭沫若在写作《孔雀胆》之前并没有看过施蛰存的《阿褴公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孔雀胆》问世后，郭沫若在朋友推荐下阅读了《阿褴公主》，却在文章中公开表示了自己对这篇小说的态度：
读了这篇小说，在积极方面对于我毫无帮助，不过在消极方面它算使我知道了我所不能找到的东西，别人也没有方法找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259）
郭沫若在此处所说的“没有方法找到”的东西，是就史料而言。大概而言，郭沫若不认同施蛰存的小说主题与构造，认为施蛰存在对史料的裁剪方面也颇不会斟酌拣选，以至于误信一些史料，让整个故事变得不甚阳光。总而言之，很明显，郭沫若不喜欢《阿褴公主》。
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县铜河沙湾，原名郭开贞。乐山向来多山多水，郭沫若也曾在回忆录中描写过自己的故乡：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89）
显而易见，故乡的山水让郭沫若始终不忘，因为就连他最常用的笔名“沫若”也便取材于家乡的两条江河——沫水（大渡河）与若水（雅砻江）。这两条江河位于长江水系的上游，因水流湍急而水能丰富。
在烈水峻山的环境中，人需要与环境做长期的搏斗，这在那个人口流通不频繁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来说便塑造了一个地区人民的性格。郭沫若对家乡的第二个记忆便是众多的土匪。有大量的土匪头领出自铜河，江湖气颇重。这似乎与整个四川豪侠任气的特点不谋而合。郭沫若曾经在自传中详细描述过保路运动，这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正是因为清政府将湖北的新军调去镇压四川，武汉的革命者才有了趁机起事的机会。保路运动的前后，虽然有大量混乱甚至内斗的地方，但在维护铁路所有权之上，却是全省同心。这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后的川人抗日，他们也是这样悍不惧死、前赴后继的。 虽然没有暴烈至此，但郭沫若的性情，实际上也深深染上了故乡山水的色彩：在少年求学时期，他就屡次因为与校方发生矛盾，或是作为学生头目带头闹事而被斥退。就读嘉定中学时，因为醉酒大骂一名学识不博却颇为专制的监学而被斥退，在成都读高等学堂时，又因为担当了立宪请愿的罢课代表而险些被斥退；本来考上了天津的军医学校，但在看到乱七八糟的入学试题后，又愤而弃学……但在屡被斥退之外，他在学业上，又经常拔得头筹，甚至寻常人要一年半也不一定考得上的日本官费学校，他能够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在日语几乎零基础的情况下顺利达成目标；而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时，他也会拔刀相助，挺身而出。通读其自传，仿佛在读其名作《天狗》一般，如此仗气使性，又如此神采飞扬，仿佛那奔腾酷烈的大江大河一样，一往无前。
某种程度上来说，《孔雀胆》中的云南其实并不完全是云南，毋宁说是一个郭沫若想象中的云南、是乐山化了的云南。这也就可以理解，《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的故事为何如此浪漫，大开大合，大悲大喜。在故事中，无论善恶，每个人的性格都像是清澈江水一样透明、倔强，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想法。王妃爱车里特穆尔，于是即使亲手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帮助她的爱人。段功希望云南太平，于是即使阿盖已经警告了他第二天可能会有谋杀，他依然一笑了之；而全剧中真正的主角阿盖公主更是如此，她是水的化身，兼具有水柔性“可载舟”的一面，又有烈性“可覆舟”的另一面。她对待自己的继子女、父亲、弟弟，都像传统中国女性一样柔软，但在保护段功之上，她又是这么坚决，以至于可以抛弃一切。这或许是因为河水也是奔腾向东，它不会为任何人所改变想法。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们，只能去适应它，而非由它来适应人。就像在读或观看《孔雀胆》时，读者、观者很难有时间静下来慢慢思考，因为故事已经带着扫荡六合的气势将你席卷其中了。
虽然在后期表述中，郭沫若将《孔雀胆》定位为妥协主义者与残暴统治者的斗争终将失败的象征故事，而在抗战之中，《孔雀胆》也确实曾鼓舞过人民奋斗，但事实上，《孔雀胆》与其说是为宣传而生，倒不如说是圆了郭沫若少年时的一个梦：
我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7）
郭沫若动笔写《孔雀胆》，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元史料，但阅读元史料最初却不是为了写《孔雀胆》，而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7）：
本来，我在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的主眼是放在阿盖身上的。完全是由于对她同情，才使我有这个剧本的产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74）
的确，像阿盖公主这一类有才子、有佳人，佳人又如此倔强的故事，是很容易打动郭沫若本就多愁善感的浪漫的心的：
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P43）
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双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上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P122）
似乎这类故事对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为何会是这样？我想，郭沫若成长在其中的乐山的内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农耕文化、乡土社会性，或许是很重要的原因。乐山远离沿海等地区，道路不通畅，相对封闭，即使在清末，仍然保留着延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面貌。而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中，诗意和抒情是通过与自然的和谐对话关系产生的。正如学者张柠说的那样：
古典世界是一个静止、凝固、重复、节奏简洁的永恒世界，一个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尚未破碎的“乌托邦”世界，一个业已消失的典型的农耕文明世界。在那里，人的整体性与自然或世界的整体性合而为一，彼此认同、相看两不厌，拥抱在一起；在动植物身上可以感受到人性，在人身上可以看到植物性和动物性。（张柠，《感伤时代的文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P141）
这样环境生活中的人，是具有整体性的，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就像春分了要去耕种，冬至了要歇冬一样自然，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简单的、純粹的，是不存在矛盾的。诗意因浑圆而完美，因纯粹而美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所勾勒的景象，本质上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在剔透的自然意境中去感受诗意的。
郭沫若不能接受《阿褴公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褴公主》中的爱情已经不“纯粹”了，它里面夹杂着这么多个人的小算盘，漏了这么多的马脚，这怎么能谈得上美呢？阿盖公主明明是像能起死回生的押不芦花一样纯善的人，她怎么可能还会盘算自己在毒死丈夫后的名声问题呢？这实在与培育了郭沫若的农耕文化有着太大的差别，大到几乎令他无法理解的地步了。
《孔雀胆》不需要这些，郭沫若不想触动一切。他甚至写了长长的后记，来一一否定史料中阿盖故事一切暧昧的地方。特别是在对段功的定性中，在原本的野史里，无论如何段功都称不上是一个够理智的英雄，但郭沫若坚信野史在这里是成见作祟：
但我揣想，他这人大概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人。故尔也才引得阿盖那样的爱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2）
这让我想起在郭沫若所创作的另一历史剧《武则天》中上官婉儿所说的断言：“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P155）
因为阿盖是个好人，所以好人喜欢的人一定也是个好人，否则好人为什么会爱上他呢？这种纯粹的思维模式实在是典型的古典环境中的文化产物。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颇具有现代文学色彩的《阿褴公主》。在《阿褴公主》中，没有一个角色是确凿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他们的思维是多变的，甚至是偶然的。联想到施蛰存所长期生活的上海，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在内陆还保留着两千多年农耕社会面貌的时候，上海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资本主义化的大都市了。而都市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原子化与破碎感。施蛰存能够理解阿盖故事中的含混与不确定性，因为城市带给人们的感觉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着重在故事中敷衍加长了这些原有的含混，而这却是郭沫若所绝对无法接受，也是传统乡土文化所无法接受的。
郭沫若写过很多的史剧，但《孔雀胆》却是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它甫一问世便广受好评，在重庆、成都、昆明各地演出，无论场次多少，都能场场爆满。一个当时看剧的普通士兵做的读者反馈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那个公主真是好人……真可怜，我们大家眼巴巴地望着她，公主一开口，我的心都软了，不由得鼻子发酸。”（唐文娟：《悲剧抑或闹剧？——从商业演剧角度对郭沫若〈孔雀胆〉的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P94）
太纯粹的故事或许天真，或许幼稚，但人却总是不由得被那些太纯粹的东西吸引，就好像我们明明已经远离了那个完整的世界，却仍然对古诗们时时回看，回嚼其中的诗意。为什么呢？士兵喜欢《孔雀胆》，是因为它符合一个在农耕地域成长起来的人的审美期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我想，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无论如何，《孔雀胆》是美的。它是一种只能生长于农耕地域中的理想，像挽歌，并且终将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无可挽回地烟消云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壹
郭沫若的历史剧多取材自战国两汉的侠客故事，但《孔雀胆》的肇本却是一段发生在元末云南的悲剧。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派军队攻打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率兵打败明玉珍的军队，救下镇守云南的梁王一家。梁王感其功德，或为拉拢段功，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后梁王相信了关于段功有不臣之心的谗言，将毒酒孔雀胆交给阿盖公主，命其毒死段功。阿盖公主没有执行，反而将秘密泄露给了段功。段功没有听从阿盖公主逃亡的建议，最终被暗杀。阿盖公主大恸，在留下一首诗之后也自杀殉情。
这个故事最早并不见于明初编订的《元史》中，而是广泛流传于一些明代嘉靖年间编订的野史、方志里。蒋彬《南诏源流纪要》、杨慎《滇载记》《南诏野史》等都有记录。根据杨亚宁的调查，《昆明县志》曾记载云南有祀段功与阿盖的寺庙，故而故事确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民国时期柯劭忞在编纂《新元史》时，将阿盖的故事也收入了其中。
阿盖的故事本身并不算复杂，甚至因为过于简练而令人感到不安。进谗言之人是谁？拥有大量军队的段功是真的被冤枉，还是只是仗力认为梁王不敢害自己？一部分野史中记载段功在大理还有一妻高氏，这是否是真的？段功帮助梁王屠杀起义军，是否有助纣为虐的前提？段功流连云南温柔乡，不愿意再回到大理，是否过于自私？阿盖自己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换言之，在阿盖故事的凄婉之下，隐藏着太多的人性问题、权力博弈问题乃至民族问题，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而在作家的二次创作中，也是必须要去处理、去解决的。
郭沫若选择了两步走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爱情故事仍然是其主线，但将之放大。为了凸显阿盖的坚贞，郭沫若虚构了复杂的副线，生造了坏人车里特穆尔爱阿盖而不得，借助与之私通的王妃之手在梁王面前谗害段功的情节，将原本故事中一词带过的“谗言”细细勾勒，从而让整个剧本的故事性、传奇性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在原故事中就代表着善的阿盖之外，郭沫若还增加了段功的善，将其形象光大化。他让高氏早已亡故，使段功成了鳏夫，又增加了段功仁爱保民的描写。在《孔雀胆》中，段功愿意留在云南及不愿听从阿盖建议，都是为大局着想，本心是不想云南再陷入生灵涂炭之中，连带其攻打明玉珍的军队，也是对起义军在进入云南之后军纪败坏，以致民怨沸腾的替天行道。而在两大改造之后形成的《孔雀胆》，则成了一个极善与极恶斗争，最后不幸失败的传奇故事。
有趣的是，在《孔雀胆》问世之前约十年前，还有一个作家也用现代小说的形式重写过阿盖的故事，这便是收录于1932年施蛰存出版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中的《阿褴公主》。延续了《石秀》的精神分析写法，施蛰存在《阿褴公主》中，用远没有郭沫若坚定的笔触，写下了段功犹豫在种族矛盾与情欲之间的过程：段功留念温柔的阿盖公主，但在大理被手下一鼓动，又感到自己确实与元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想要带兵造反；而带兵走到昆明、看到阿盖公主，又被情欲所攝，将造反看成并不算紧急的事情，最终在这种摇晃矛盾的心理中丢掉了性命。高氏依然存在，而阿褴公主的形象也变得复杂了：她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确对于种族负有责任，一方面又认为如果按照父亲的命令毒死了段功，种族的确可以得到保全，但自己却得承受毒死亲夫的万千骂名，这对于她来说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此外，还有左右丞相的小心思，还有梁王个人的想法……可以说，施蜇存的《阿褴公主》虽然在情节上并没有《孔雀胆》复杂，但在心理描写的深度与曲折上是远超《孔雀胆》的。
郭沫若在写作《孔雀胆》之前并没有看过施蛰存的《阿褴公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孔雀胆》问世后，郭沫若在朋友推荐下阅读了《阿褴公主》，却在文章中公开表示了自己对这篇小说的态度：
读了这篇小说，在积极方面对于我毫无帮助，不过在消极方面它算使我知道了我所不能找到的东西，别人也没有方法找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259）
郭沫若在此处所说的“没有方法找到”的东西，是就史料而言。大概而言，郭沫若不认同施蛰存的小说主题与构造，认为施蛰存在对史料的裁剪方面也颇不会斟酌拣选，以至于误信一些史料，让整个故事变得不甚阳光。总而言之，很明显，郭沫若不喜欢《阿褴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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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县铜河沙湾，原名郭开贞。乐山向来多山多水，郭沫若也曾在回忆录中描写过自己的故乡：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89）
显而易见，故乡的山水让郭沫若始终不忘，因为就连他最常用的笔名“沫若”也便取材于家乡的两条江河——沫水（大渡河）与若水（雅砻江）。这两条江河位于长江水系的上游，因水流湍急而水能丰富。
在烈水峻山的环境中，人需要与环境做长期的搏斗，这在那个人口流通不频繁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来说便塑造了一个地区人民的性格。郭沫若对家乡的第二个记忆便是众多的土匪。有大量的土匪头领出自铜河，江湖气颇重。这似乎与整个四川豪侠任气的特点不谋而合。郭沫若曾经在自传中详细描述过保路运动，这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正是因为清政府将湖北的新军调去镇压四川，武汉的革命者才有了趁机起事的机会。保路运动的前后，虽然有大量混乱甚至内斗的地方，但在维护铁路所有权之上，却是全省同心。这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后的川人抗日，他们也是这样悍不惧死、前赴后继的。 虽然没有暴烈至此，但郭沫若的性情，实际上也深深染上了故乡山水的色彩：在少年求学时期，他就屡次因为与校方发生矛盾，或是作为学生头目带头闹事而被斥退。就读嘉定中学时，因为醉酒大骂一名学识不博却颇为专制的监学而被斥退，在成都读高等学堂时，又因为担当了立宪请愿的罢课代表而险些被斥退；本来考上了天津的军医学校，但在看到乱七八糟的入学试题后，又愤而弃学……但在屡被斥退之外，他在学业上，又经常拔得头筹，甚至寻常人要一年半也不一定考得上的日本官费学校，他能够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在日语几乎零基础的情况下顺利达成目标；而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时，他也会拔刀相助，挺身而出。通读其自传，仿佛在读其名作《天狗》一般，如此仗气使性，又如此神采飞扬，仿佛那奔腾酷烈的大江大河一样，一往无前。
某种程度上来说，《孔雀胆》中的云南其实并不完全是云南，毋宁说是一个郭沫若想象中的云南、是乐山化了的云南。这也就可以理解，《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的故事为何如此浪漫，大开大合，大悲大喜。在故事中，无论善恶，每个人的性格都像是清澈江水一样透明、倔强，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想法。王妃爱车里特穆尔，于是即使亲手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帮助她的爱人。段功希望云南太平，于是即使阿盖已经警告了他第二天可能会有谋杀，他依然一笑了之；而全剧中真正的主角阿盖公主更是如此，她是水的化身，兼具有水柔性“可载舟”的一面，又有烈性“可覆舟”的另一面。她对待自己的继子女、父亲、弟弟，都像传统中国女性一样柔软，但在保护段功之上，她又是这么坚决，以至于可以抛弃一切。这或许是因为河水也是奔腾向东，它不会为任何人所改变想法。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们，只能去适应它，而非由它来适应人。就像在读或观看《孔雀胆》时，读者、观者很难有时间静下来慢慢思考，因为故事已经带着扫荡六合的气势将你席卷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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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后期表述中，郭沫若将《孔雀胆》定位为妥协主义者与残暴统治者的斗争终将失败的象征故事，而在抗战之中，《孔雀胆》也确实曾鼓舞过人民奋斗，但事实上，《孔雀胆》与其说是为宣传而生，倒不如说是圆了郭沫若少年时的一个梦：
我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7）
郭沫若动笔写《孔雀胆》，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元史料，但阅读元史料最初却不是为了写《孔雀胆》，而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7）：
本来，我在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的主眼是放在阿盖身上的。完全是由于对她同情，才使我有这个剧本的产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74）
的确，像阿盖公主这一类有才子、有佳人，佳人又如此倔强的故事，是很容易打动郭沫若本就多愁善感的浪漫的心的：
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P43）
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双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上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P122）
似乎这类故事对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为何会是这样？我想，郭沫若成长在其中的乐山的内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农耕文化、乡土社会性，或许是很重要的原因。乐山远离沿海等地区，道路不通畅，相对封闭，即使在清末，仍然保留着延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面貌。而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中，诗意和抒情是通过与自然的和谐对话关系产生的。正如学者张柠说的那样：
古典世界是一个静止、凝固、重复、节奏简洁的永恒世界，一个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尚未破碎的“乌托邦”世界，一个业已消失的典型的农耕文明世界。在那里，人的整体性与自然或世界的整体性合而为一，彼此认同、相看两不厌，拥抱在一起；在动植物身上可以感受到人性，在人身上可以看到植物性和动物性。（张柠，《感伤时代的文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P141）
这样环境生活中的人，是具有整体性的，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就像春分了要去耕种，冬至了要歇冬一样自然，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简单的、純粹的，是不存在矛盾的。诗意因浑圆而完美，因纯粹而美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所勾勒的景象，本质上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在剔透的自然意境中去感受诗意的。
郭沫若不能接受《阿褴公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褴公主》中的爱情已经不“纯粹”了，它里面夹杂着这么多个人的小算盘，漏了这么多的马脚，这怎么能谈得上美呢？阿盖公主明明是像能起死回生的押不芦花一样纯善的人，她怎么可能还会盘算自己在毒死丈夫后的名声问题呢？这实在与培育了郭沫若的农耕文化有着太大的差别，大到几乎令他无法理解的地步了。
《孔雀胆》不需要这些，郭沫若不想触动一切。他甚至写了长长的后记，来一一否定史料中阿盖故事一切暧昧的地方。特别是在对段功的定性中，在原本的野史里，无论如何段功都称不上是一个够理智的英雄，但郭沫若坚信野史在这里是成见作祟：
但我揣想，他这人大概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人。故尔也才引得阿盖那样的爱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2）
这让我想起在郭沫若所创作的另一历史剧《武则天》中上官婉儿所说的断言：“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P155）
因为阿盖是个好人，所以好人喜欢的人一定也是个好人，否则好人为什么会爱上他呢？这种纯粹的思维模式实在是典型的古典环境中的文化产物。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颇具有现代文学色彩的《阿褴公主》。在《阿褴公主》中，没有一个角色是确凿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他们的思维是多变的，甚至是偶然的。联想到施蛰存所长期生活的上海，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在内陆还保留着两千多年农耕社会面貌的时候，上海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资本主义化的大都市了。而都市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原子化与破碎感。施蛰存能够理解阿盖故事中的含混与不确定性，因为城市带给人们的感觉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着重在故事中敷衍加长了这些原有的含混，而这却是郭沫若所绝对无法接受，也是传统乡土文化所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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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写过很多的史剧，但《孔雀胆》却是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它甫一问世便广受好评，在重庆、成都、昆明各地演出，无论场次多少，都能场场爆满。一个当时看剧的普通士兵做的读者反馈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那个公主真是好人……真可怜，我们大家眼巴巴地望着她，公主一开口，我的心都软了，不由得鼻子发酸。”（唐文娟：《悲剧抑或闹剧？——从商业演剧角度对郭沫若〈孔雀胆〉的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P94）
太纯粹的故事或许天真，或许幼稚，但人却总是不由得被那些太纯粹的东西吸引，就好像我们明明已经远离了那个完整的世界，却仍然对古诗们时时回看，回嚼其中的诗意。为什么呢？士兵喜欢《孔雀胆》，是因为它符合一个在农耕地域成长起来的人的审美期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我想，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无论如何，《孔雀胆》是美的。它是一种只能生长于农耕地域中的理想，像挽歌，并且终将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无可挽回地烟消云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