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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行之有效的防腐体系,要明确公职人员定位,降低公众防腐成本,结合社会力量实现对公权运行的控制与监督。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防腐体系；公共权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16-01
1 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关腐败的成因分析
(1)官员的经济人本性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而政治学的传统假设中人是利他主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则将两种学科创造性的联系在一起,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分析不同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在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市场中,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在进行选择时都会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政治家或者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并不具备高于选民或者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资本存量。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们往往将个人利益排在第一位,甚至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从而产生腐败现象。
(2)防腐成本收益不对等导致公权监督缺位。理性的经济人总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试图取得一个成本核算最低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政治市场中的需求方是否与供给方产生权钱交易,是由成本收益分析所决定的。作为公权运行结果的承担者,选民和利益集团也有权对公权进行监督,监督行为的实施与否,也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选民或利益集团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其监督行为的成本需自身承担,而反腐收益则是一种集体利益,由公众所共享。这就导致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即寄希望于集体中的某些个体对公权运行进行监督从而防治腐败的发生。由于政治活动的集体选择性导致公众选择“合乎理性的无知”,在监督渠道不畅通导致监督成本过大的情况下,使公众对腐败行为的监督出现困境。
(3)公权寻租导致权钱交易型腐败。“租”又可以称为“租金”,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布坎南将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当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由于寻租是人为的对生产要素的流通控制,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这部分生产要素并没有配置价值,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2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中国防腐体系建设的不足
(1)公共人定位导致防腐对象属性不准确。由经济人假设可知,无论官员还是选民,其行为动机均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然而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当中,却将公职人员定位为“公共人”,即视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公权执行者。长期以来,我国的官员都是以人民公仆来定位,以期建立起公仆政府。然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人”的角色定位并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的防腐制度没有注意到公职人员也要受到人性弱点的制约,与现实需求脱节,由政府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得出每个政府工作人员必定服务于公共利益,建立在以“公共人”角色定位为基础上的防腐体系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和惩治腐败,因此,研究防腐体系的建设必须首先明确防腐对象的属性。
(2)公众参与防腐成本过高使防腐机构的社会监督缺失。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公众参与防腐的成本主要由人力投入、时间消耗和反腐风险等三部分组成,因此,公众防腐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C=C（a）+C（t）+C（f）,其中的C（a）为人力投入成本；C（t）为时间成本，C（f）为风险成本。公众防腐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R=f（m,x），其中m是实际物质收益；x为心理收益。
当前我国并未形成与社会监督的联动机制,导致公民在参加防腐时的C（a）和C（t）两项成本居高不下,官官相护的传统思想又使公众加大了对C（f）的预估,公民参与防腐的成本一直较高。而防腐所获得的收益是公共利益,个体能得到的m有限,由于每个公民参与防腐的精神需求不尽相同,因此x所带来的收益并不确定,使C大于R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我国目前的防腐体系中,并没有支持防腐的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
(3)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寻租空间过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寻租性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相对于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行政权力对于市场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公共权力的国家强制性和垄断性使其对有限的生产要素有绝对的配置权,为寻租空间的扩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寻租者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社会利益分配,必然寻求较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因此,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越大,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权力寻租空间也就越大。
3 公共选择视角下防腐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1)明确防腐对象的社会人定位。由经济人本性可知,公职人员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为公权行使者,其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因此,在设计防腐制度时,需明晰防腐对象的属性,以“社会人”为基本定位,建立起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防腐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官员的经济人属性的同时,不应忽视宣传教育对于防腐工作的有效推动。只有将防腐宣传教育与合理的利益机制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把握住防腐对象的根本属性,对防腐体系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
(2)增强防腐机构的开放性以便社会监督。预防腐败成效与防腐机构的开放性是高度相关的,但目前我国的防腐机构缺乏一套通畅高效的公民利益表达制度,无法利用社会力量对公权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上文可知,公众防腐行为的成本中包括人力投入成本C（a）、时间成本C（t）和风险成本C（f）。当公民利益表达途径通畅时,参与防腐活动的公民对于C（a）和C（t）的预期将会大大降低,而高度独立的防腐机构又使普通民众参与反腐时的风险减小,即表现为C（f）的减少。当防腐成本大幅下降,公众对于进行民主监督的成本收益分析便会呈现出利大于弊的结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民就会倾向于选择参与防腐活动,以期获得较大的收益,减少腐败活动对自身效用的侵害。由此可见,增强防腐机构的开放性,对于激励民众参与防腐,提高民主监督,从而将公众力量纳入防腐体系建设中来具有重要的作用。
(3)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以缩小寻租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使其成为各种社会组织争夺的目标,政府权力对市场行为的介入和干预是使有限的生产要素无法得到有效配置的根源,政府权力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越高,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发生寻租性腐败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从各国反腐的历史经验可知,一个拥有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可供寻租的空间被压缩至最小。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建设,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还能通过减少政府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来缩小寻租空间,形成较为稳健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
因此,在防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针对寻租性质的腐败活动,应将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程序与完善市场体制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双管齐下,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作者简介］明燕飞,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付薇,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防腐体系；公共权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16-01
1 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关腐败的成因分析
(1)官员的经济人本性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而政治学的传统假设中人是利他主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则将两种学科创造性的联系在一起,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分析不同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在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市场中,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在进行选择时都会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政治家或者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并不具备高于选民或者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资本存量。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们往往将个人利益排在第一位,甚至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从而产生腐败现象。
(2)防腐成本收益不对等导致公权监督缺位。理性的经济人总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试图取得一个成本核算最低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政治市场中的需求方是否与供给方产生权钱交易,是由成本收益分析所决定的。作为公权运行结果的承担者,选民和利益集团也有权对公权进行监督,监督行为的实施与否,也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选民或利益集团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其监督行为的成本需自身承担,而反腐收益则是一种集体利益,由公众所共享。这就导致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即寄希望于集体中的某些个体对公权运行进行监督从而防治腐败的发生。由于政治活动的集体选择性导致公众选择“合乎理性的无知”,在监督渠道不畅通导致监督成本过大的情况下,使公众对腐败行为的监督出现困境。
(3)公权寻租导致权钱交易型腐败。“租”又可以称为“租金”,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布坎南将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当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由于寻租是人为的对生产要素的流通控制,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这部分生产要素并没有配置价值,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2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中国防腐体系建设的不足
(1)公共人定位导致防腐对象属性不准确。由经济人假设可知,无论官员还是选民,其行为动机均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然而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当中,却将公职人员定位为“公共人”,即视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公权执行者。长期以来,我国的官员都是以人民公仆来定位,以期建立起公仆政府。然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人”的角色定位并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的防腐制度没有注意到公职人员也要受到人性弱点的制约,与现实需求脱节,由政府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得出每个政府工作人员必定服务于公共利益,建立在以“公共人”角色定位为基础上的防腐体系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和惩治腐败,因此,研究防腐体系的建设必须首先明确防腐对象的属性。
(2)公众参与防腐成本过高使防腐机构的社会监督缺失。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公众参与防腐的成本主要由人力投入、时间消耗和反腐风险等三部分组成,因此,公众防腐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C=C（a）+C（t）+C（f）,其中的C（a）为人力投入成本；C（t）为时间成本，C（f）为风险成本。公众防腐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R=f（m,x），其中m是实际物质收益；x为心理收益。
当前我国并未形成与社会监督的联动机制,导致公民在参加防腐时的C（a）和C（t）两项成本居高不下,官官相护的传统思想又使公众加大了对C（f）的预估,公民参与防腐的成本一直较高。而防腐所获得的收益是公共利益,个体能得到的m有限,由于每个公民参与防腐的精神需求不尽相同,因此x所带来的收益并不确定,使C大于R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我国目前的防腐体系中,并没有支持防腐的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
(3)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寻租空间过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寻租性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相对于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行政权力对于市场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公共权力的国家强制性和垄断性使其对有限的生产要素有绝对的配置权,为寻租空间的扩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寻租者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社会利益分配,必然寻求较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因此,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越大,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权力寻租空间也就越大。
3 公共选择视角下防腐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1)明确防腐对象的社会人定位。由经济人本性可知,公职人员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为公权行使者,其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因此,在设计防腐制度时,需明晰防腐对象的属性,以“社会人”为基本定位,建立起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防腐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官员的经济人属性的同时,不应忽视宣传教育对于防腐工作的有效推动。只有将防腐宣传教育与合理的利益机制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把握住防腐对象的根本属性,对防腐体系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
(2)增强防腐机构的开放性以便社会监督。预防腐败成效与防腐机构的开放性是高度相关的,但目前我国的防腐机构缺乏一套通畅高效的公民利益表达制度,无法利用社会力量对公权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上文可知,公众防腐行为的成本中包括人力投入成本C（a）、时间成本C（t）和风险成本C（f）。当公民利益表达途径通畅时,参与防腐活动的公民对于C（a）和C（t）的预期将会大大降低,而高度独立的防腐机构又使普通民众参与反腐时的风险减小,即表现为C（f）的减少。当防腐成本大幅下降,公众对于进行民主监督的成本收益分析便会呈现出利大于弊的结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民就会倾向于选择参与防腐活动,以期获得较大的收益,减少腐败活动对自身效用的侵害。由此可见,增强防腐机构的开放性,对于激励民众参与防腐,提高民主监督,从而将公众力量纳入防腐体系建设中来具有重要的作用。
(3)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以缩小寻租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使其成为各种社会组织争夺的目标,政府权力对市场行为的介入和干预是使有限的生产要素无法得到有效配置的根源,政府权力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越高,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发生寻租性腐败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从各国反腐的历史经验可知,一个拥有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可供寻租的空间被压缩至最小。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建设,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还能通过减少政府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来缩小寻租空间,形成较为稳健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
因此,在防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针对寻租性质的腐败活动,应将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程序与完善市场体制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双管齐下,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作者简介］明燕飞,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付薇,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