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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一直是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旨在明确界定与之联系紧密的关键词，从而横纵向全方位梳理中国新文学起点在晚清还是五四的不同论点，指出其中精髓与不足，从而综合论证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及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新文学；现代性；文学语言；文学理念
提及中国新文学起点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晚清，一种坚持是五四。本文认为要具体论述新文学起点，首先应当将以下几个关键词做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
其一是中国。“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称国家的“中国”在战国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有很多佐证。虽时代更替，江山易改，但中国这一称谓自古有之，由此看来中国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发展的概念，将新文学放在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下探讨，绝不能肆意截出某一个文学思潮跟另一个文学思潮相比较，而是要看其对于文学和时代整体发展的进步性。
其二是新文学。新文学之“新”是在历史时期内相对“旧”而言的，表示一种有异于旧制的状态和性质，新文学概念的提出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本文认为此“新”不仅应表现在文体、语言、思想上，还应表现在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之上。
十世纪五十年代，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开始出现大量文学史论著。若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同而论，那问题将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因此又不得不界定现代这一概念。“现代”一词，其古典定义为打破传承，自觉求新求变的意识形态，那么现代文学相对形式美妙、传达独特思想和情感的传统文学而言，更倾向于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表现。用现代文学替代新文学，这样一来似乎缩小了新文学之“新”的范围，将文学研究局限于文字作品论表面，本文并不能赞同。
先来看看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主要论据。
苏州大学范伯群把通俗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他认为1892年出书的《海上花列传》与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不同，更接近新文学。我们姑且对《海上花列传》这部作品做一个简要的了解。
《海上花列传》是我国清末一部以妓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方言小说。书中人物对话全用苏州方言，生动活泼，开创了方言小说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的每一章节依然仿照传统章回体小说拟定小标题。由此可见，其依然未脱离传统章回体的俗套，只能称之为方言章回体，文本形式依然是旧体，因而并不能体现新文学之“新”的优越性，单从语言运用上判定其为新文学起点不够有说服力。
此外，其文本虽极力发掘表现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但并没有超越传统写作的局限，只善于描绘，没有试图改变。晚晴时期的白话小说更多是娱乐和消遣的工具，只是世人的趣味消遣，对于文学的长久进步并无太大功效。正如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所提“以白话讲纲常名教的旧思想，比古文流毒更甚。”因此将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起点的观点显然太过局限，仅从内容语言看待其相对于过去文言小说的进步性，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还有观点从思想启蒙角度阐述中国新文学起点在于晚清，主要是基于三点。
其一：严复对《天演论》、《原富》等科学著作的翻译，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學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教育了一代国人。其二：汉学家林纾对《巴黎茶花女遗事》、《鲁宾逊漂流记》等外国小说的翻译，建立起中国古文和西方现代小说雅俗贯通的沟通桥梁，对发起新文学革命的文学青年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具有重大影响。其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借文学感化改革中国政治社会，期间引进西方报纸刊物杂志，将文学作为维新变法的工具，改变了小说地位低下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用文言文翻译的自然科学论著并不容易向下普及，其影响力只能局限在士大夫阶级。正如梁启超所评：其文体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①。严复翻译译作时白话文还不成熟，为了投士大夫之所好尽快引导他们接受西方新观念、新思想，不得不用固有的儒学观点套入外国思想理念，由此作品的意识形态和原作已有出入。再说林纾，他在思想方面属于保守派，反对尽弃古文。其本人并不懂外语，是听别人讲外国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加以自己的理解重写出新的文章，即古文体翻译著作，间接翻译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虽然保留了西方现代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实则破坏了原著本身的艺术形态和语言魅力。再说晚晴梁启超改良，在本质上只是近代政治变革的附属品，并不能算作是一场彻底的文学革命，其本身也在文学的政治引导功效和艺术独立性矛盾着，虽然提出了言文合一，但其中的文学语言依然和实用白话有很大差别，真正从实际意义上付诸实践已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报刊的创办。
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思潮具有一致性，而晚晴理论家很少有人从人的角度提出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重点放在人本身的启蒙，这一点上看，将五四定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更加妥当。综上，只能说晚清文学是对中国新文学的一个过渡，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再来看将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中国新文学起点的支撑论点。
其一，五四新文学革命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人民大众，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先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大主要任务，接着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刊物，开始倡导思想启蒙，他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建设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主张，之后是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强调新文学应当是文字和思想的双重改革。此后胡适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鲁迅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白话文学作品的创作日益繁多，真正做到了文体上的大胆尝试。
其二，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革命又是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以启蒙主义为理念，以民主科学思想为指导的个性解放思潮，它用现实的叙述反映社会现实冲突和人民苦难，全面否定了传统封建思想和以家族专制为核心封建伦理，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这次文学革命不同于先前产生过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在文学观念上，将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种种传统的文学思想作为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物加以否定，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的积极的文学思想，成为一般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倾向。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实现了文学的现代化，从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严肃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有意识的提出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并在之后明确付诸文学实践的文学革命。因而从全面使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扩大文学受众，从而启迪民众思想的角度来说，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确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晚清，虽有半部分半白话或方言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理念出现，但都是无意识的个体行为，不够彻底。综上，本文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于五四而非晚清。
注释：
①语出自《新民丛报》07期，梁启超文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M].人文书店出版，1932.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杨芬联.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新文学；现代性；文学语言；文学理念
提及中国新文学起点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晚清，一种坚持是五四。本文认为要具体论述新文学起点，首先应当将以下几个关键词做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
其一是中国。“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称国家的“中国”在战国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有很多佐证。虽时代更替，江山易改，但中国这一称谓自古有之，由此看来中国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发展的概念，将新文学放在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下探讨，绝不能肆意截出某一个文学思潮跟另一个文学思潮相比较，而是要看其对于文学和时代整体发展的进步性。
其二是新文学。新文学之“新”是在历史时期内相对“旧”而言的，表示一种有异于旧制的状态和性质，新文学概念的提出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本文认为此“新”不仅应表现在文体、语言、思想上，还应表现在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之上。
十世纪五十年代，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开始出现大量文学史论著。若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同而论，那问题将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因此又不得不界定现代这一概念。“现代”一词，其古典定义为打破传承，自觉求新求变的意识形态，那么现代文学相对形式美妙、传达独特思想和情感的传统文学而言，更倾向于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表现。用现代文学替代新文学，这样一来似乎缩小了新文学之“新”的范围，将文学研究局限于文字作品论表面，本文并不能赞同。
先来看看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主要论据。
苏州大学范伯群把通俗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他认为1892年出书的《海上花列传》与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不同，更接近新文学。我们姑且对《海上花列传》这部作品做一个简要的了解。
《海上花列传》是我国清末一部以妓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方言小说。书中人物对话全用苏州方言，生动活泼，开创了方言小说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的每一章节依然仿照传统章回体小说拟定小标题。由此可见，其依然未脱离传统章回体的俗套，只能称之为方言章回体，文本形式依然是旧体，因而并不能体现新文学之“新”的优越性，单从语言运用上判定其为新文学起点不够有说服力。
此外，其文本虽极力发掘表现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但并没有超越传统写作的局限，只善于描绘，没有试图改变。晚晴时期的白话小说更多是娱乐和消遣的工具，只是世人的趣味消遣，对于文学的长久进步并无太大功效。正如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所提“以白话讲纲常名教的旧思想，比古文流毒更甚。”因此将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起点的观点显然太过局限，仅从内容语言看待其相对于过去文言小说的进步性，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还有观点从思想启蒙角度阐述中国新文学起点在于晚清，主要是基于三点。
其一：严复对《天演论》、《原富》等科学著作的翻译，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學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教育了一代国人。其二：汉学家林纾对《巴黎茶花女遗事》、《鲁宾逊漂流记》等外国小说的翻译，建立起中国古文和西方现代小说雅俗贯通的沟通桥梁，对发起新文学革命的文学青年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具有重大影响。其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借文学感化改革中国政治社会，期间引进西方报纸刊物杂志，将文学作为维新变法的工具，改变了小说地位低下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用文言文翻译的自然科学论著并不容易向下普及，其影响力只能局限在士大夫阶级。正如梁启超所评：其文体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①。严复翻译译作时白话文还不成熟，为了投士大夫之所好尽快引导他们接受西方新观念、新思想，不得不用固有的儒学观点套入外国思想理念，由此作品的意识形态和原作已有出入。再说林纾，他在思想方面属于保守派，反对尽弃古文。其本人并不懂外语，是听别人讲外国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加以自己的理解重写出新的文章，即古文体翻译著作，间接翻译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虽然保留了西方现代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实则破坏了原著本身的艺术形态和语言魅力。再说晚晴梁启超改良，在本质上只是近代政治变革的附属品，并不能算作是一场彻底的文学革命，其本身也在文学的政治引导功效和艺术独立性矛盾着，虽然提出了言文合一，但其中的文学语言依然和实用白话有很大差别，真正从实际意义上付诸实践已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报刊的创办。
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思潮具有一致性，而晚晴理论家很少有人从人的角度提出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重点放在人本身的启蒙，这一点上看，将五四定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更加妥当。综上，只能说晚清文学是对中国新文学的一个过渡，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再来看将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中国新文学起点的支撑论点。
其一，五四新文学革命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人民大众，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先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大主要任务，接着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刊物，开始倡导思想启蒙，他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了建设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主张，之后是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强调新文学应当是文字和思想的双重改革。此后胡适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鲁迅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白话文学作品的创作日益繁多，真正做到了文体上的大胆尝试。
其二，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革命又是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以启蒙主义为理念，以民主科学思想为指导的个性解放思潮，它用现实的叙述反映社会现实冲突和人民苦难，全面否定了传统封建思想和以家族专制为核心封建伦理，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这次文学革命不同于先前产生过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在文学观念上，将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种种传统的文学思想作为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物加以否定，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的积极的文学思想，成为一般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倾向。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实现了文学的现代化，从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严肃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有意识的提出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并在之后明确付诸文学实践的文学革命。因而从全面使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扩大文学受众，从而启迪民众思想的角度来说，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确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晚清，虽有半部分半白话或方言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理念出现，但都是无意识的个体行为，不够彻底。综上，本文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于五四而非晚清。
注释：
①语出自《新民丛报》07期，梁启超文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M].人文书店出版，1932.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杨芬联.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