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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壳牌）发布了有关生物燃料研发的新信息，与全球范围内六家学术机构的专家分别签署了新的研究协议。这些协议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协议研发项目的一部分，旨在补充壳牌自己的生物燃料研发。
该项目研究新的原材料和新的生物燃料生产工艺，重点在改善效率和降低成本。这六份研究协议为期从两年到五年不等。
六家签约机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西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催化、生物转化和生物催化剂生产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生物科学学院。
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林浩光表示：能源供给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是中国的紧要问题。壳牌致力于在这三个方面对中国作出积极的贡献。壳牌的举动说明生物质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级的能源公司的关注。
我国生物质能蕴藏丰富，潜力巨大，自古以来，生物质能曾经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即便在用电普及的今天，生物质能仍然是广大农、林、牧区的重要能源。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管理办公室2008年6月出版的《生物质有关技术装备及产业化应用调查报告》中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能源十分丰富，生物质废弃物的总量，相当于我国煤炭年开采量的50%，总计约6.56亿吨标煤。但是长期以来，这些生物质并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目前利用率仅在30%左右，而且其能源利用方式极为原始，大多数物质以直接燃烧为主，这是一项巨大的资源浪费。
然而，3个月前在罗马举办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峰会上，却展开了一场关于生物质能存与废的论驳战——2008年6月6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意大利首都罗马，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的世界粮食峰会，讨论如何消除世界局部地区的饥荒，以及确保食品安全。生物燃料成了争论的焦点之一，反对者猛烈抨击它抬高了食品的价格，支持者则表示要大力支持这种清洁能源。由于双方观点冲突得很厉害，到记者截稿时峰会仍未达成共同声明。
“与人争粮”成为生物质能发展的迷局。生物质能是废？是立？
“与人争粮”可破解
《快公司》：“与人争粮”是发展生物质能的最大阻碍，对此您有何看法？
马强：中国人对于生物质能利用会“与人争粮”这个观点上，认识有偏差，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将生物质能作为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生物质能所利用的不仅是粮食作物，还包括农业废弃物、农产品加工和畜牧业废弃物、森林和林业废弃物以及经济林业作物等等，都可以发展生物质能。
《快公司》：这个问题在我国该怎样解决？
马强：目前我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能源结构与世界主流的偏离。2004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为：煤炭27.2%、石油36.8%、天然气23.7%、水电6.2%、核电6.1%。而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69.0%、石油22.3%、天然气2.5%、水电5.4%和核电0.82%。
和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是属于低质型模式，以煤炭为主，利用率低、污染严重。这也就是我国万元GDP能耗居高不下的原因。
2005年，我国遇到了政策环境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能源结构有所调整，水电、核电的比重从5.1%提高到7.3%，但是新能源比重仍比较小。由于传统能源的供求矛盾以及面临的一系列环保问题，把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推到了经济舞台的前沿。
事实上，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弥补一次能源不足的问题。比如美国就提出，到2025年，除水电外，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将为2000年的两倍，其中生物质能发电4500万千瓦，风电1000万千瓦，光伏发电300万千瓦，光热发电2000万千瓦。
从美国的样本看，世界对生物质能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对其前景也非常看好。
因此，发展生物质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将粗放型农业转变为集约型发展，形成农庄式集体发展，或者以村为单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紧缺问题。通过土地集约化生产，提升附加价值高的生物农业发展空间，让农村土地给生物质能让出一片天空来。另外，就是扶持和鼓励农村可循环经济的发展，鼓励利用废弃物替代能源，发展沼气利用、秸秆发电等相关资源。
新能源队伍里的排头兵
《快公司》：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质能具有哪些优缺点？
马强：生物质能的优点实在太多。
首先，它不像化石能源那样有生成过程的限制。大部分生物质能原料来自于经济林业，生产周期不过数年，便可以大面积采摘和加工利用。
其次，生物质能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较小，生产过程可以严格控制。相比越来越紧缺的化石能源，生物能源的生产成本必然越来越小，特别是在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生物质能的发展对于改变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实现分布式能源发展规划，都具有非常有利的支持。
《快公司》：在运行及投资模式方面，生物质能有何特点？
马强：不同的生物质能，有不同的投资运营手段，可以说千差万别。我认为，投资生物质能首先要有长远眼光，要立足将来；其次要充分利用循环经济技术，在能源加工和生产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资源；最后要充分利用CDM清洁能源机制，获得更广泛的资金回收途径。
以秸秆利用为例，中国每年约有2亿吨以上的剩余农作物秸秆，秸秆供(热)电技术，可能是将中国大量剩余农作物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可行的工艺技术路线，是中国最大的支农和节能环保项目。秸秆发电一旦示范成功，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和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如果2亿吨剩余秸秆中有1/5被利用，就将有4000万吨秸秆转化为清洁燃料，中国农民每年将由此增加收入100多亿元，每年可以节约标煤2000万吨，减少约40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仅CDM一项，按目前每吨10美元的国家平均价格，投资方便可额外获利4亿美元。
但是，目前在中国建设秸秆(供热)发电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秸秆资源实际可供量必须实地研究测算。由于国内尚未规模化利用秸秆资源，秸秆资源总量、资源可供量缺乏科学准确的测算方法。而且，在实测秸秆资源总量基础上，还须充分考虑多种变化因素，如种植面积的增减量因素、农户自用数量因素、秸秆的可收集性及经济运输距离等等，由此才能测算出秸秆实际可供数量。
其次，秸秆到厂价格的构成、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秸秆到厂价格是由秸秆的收购价格和储运价格决定的。秸秆的收购价格则是由秸秆本身的价值和农民的收集成本决定的。目前，在中国，由于许多秸秆没有使用价值，因此秸秆的收购价格主要是由当地农民的收集成本，也就是由当地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秸秆收购价格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秸秆的可收购数量，而且还是决定秸秆到厂价格的主要因素。
再次，秸秆 (供热)发电项目的区域差异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地域辽阔，气候、资源状况、种植习惯、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各地的秸秆资源状况及其可供性，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任何具体地区的秸秆资源量和秸秆到厂价格，不具有普遍性。
最后，国外秸秆直接燃烧发电的设备与运行经验，一般适合单一原料，引进技术的改造问题，也必须予以重视。
前景虽好还需培育
《快公司》：我国生物质能的开发空间有多大？
马强：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每年我国理论有生物质能资源50亿吨左右，其中农作物残留物占一半多。据初步估算，在我国，仅农作物秸秆技术可开发量就有6亿吨，其中除部分用于农村炊事取暖等生活用能、满足养殖业、秸秆还田和造纸需要之外，我国每年废弃的农作物秸秆约有１亿吨，折合标准煤5000万吨。照此计算，预计到2020年，全国每年秸秆废弃量将达2亿吨以上，折合标准煤１亿吨相当于煤炭大省河南一年的产煤量。
《快公司》：我国在生物质能建设方面都制定了哪些促进政策？
马强：目前我国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非常重视，也非常谨慎。谨慎是另外一种重视，是要平衡能源与粮食作物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保证生物质能源更好发展的一种手段。
目前，我国政府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都做出了一定的政策性支持，这些都已经体现在《节约能源法》中。此外，还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等。有些更具体的规定也正在酝酿出台，比如财政部正在酝酿生物质能源成本分摊机制与风险分摊机制，是为了在石油价格走低时，向生物质能源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补贴，以保护其生产生物质能源的积极性。这既是为了推进我国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战略，也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
《快公司》：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受成本的制约问题，是否可以放到政府层面来解决？
马强：国家补贴和利用CDM清洁能源机制。目前国家批准的生物质能示范项目，都有一定的国家补贴政策。联合国通过《京都议定书》开展的清洁能源机制，也为我国投资者提供了高效的扶持方式。很多发达国家对碳排放指标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碳交易价格也是不断在上涨。这些都是解决生物质能生产成本的突破口。
此外，投资者应该更注重利用现有成熟技术进行生物质能开发，以避免技术和产能带来的风险。
解放思想与多方利用
《快公司》：除了相关法规的缺失，影响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马强：影响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的因素还有思想认识方面。我们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自说自话——社会学者不管经济上的事，经济学家不管道德层面的事，技术专家不管市场上的事。这种情况就像四匹马分别向四个方向拉车，最终车架一定会分崩离析了。
我们知道，生物质能是全世界共同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能源问题上，中国绝对不能落伍。能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落伍就会挨打，就会在发展上蒙受损失。中国目前学界还在争论该不该发展生物质能的问题，这是不对的，而是应该探讨如何发展，如何规划，如何管理的问题。
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地将生物质能的发展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一项基本措施，加大对生物质能的扶持力度，认识到生物质能的战略价值与经济价值。
其次，作为企业应尽快改进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加快研发步伐，以便以更低廉的成本和采用更广泛的原料生产出成品，占领市场。
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应重视生物质能的市场环境和战略价值，在该领域扶持一批有市场价值的企业。通过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生物质能一定会成为未来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
《快公司》：您认为我国发展生物质能应遵循什么思路？
马强：中国是一个土地紧缺的国家，因此生物质能的发展必然面临粮食问题。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在生物质能领域，要么采用非粮食作物，要么采用速生品种作为原材料，与人争粮的问题并不突出。比如巴西用甘蔗生产醇基燃料，美国使用玉米作为生产燃料乙醇的原料。而中国植被资源丰富，可以作为生物质能原料的就包括麻疯树、双低油菜、黄连木籽、橡胶树籽等多种植物，如果将这些原料利用起来，不但可以解决能源问题，同时还可循环利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应用。目前，我国沼气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农村沼气利用价值很高，但是，由于沼气的发展一直采用粗放式、分散式，所以效果一直不理想。很多相对富裕的农村因为沼气池维护等工作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做，因此早期建设的沼气池已经荒废了。企业应该看到这方面蕴藏的机会，充分利用农村生活垃圾、人畜粪便等资源开发沼气，同时利用秸秆资源生产天然气为补充，适当收取费用，将会受到农村的欢迎。
该项目研究新的原材料和新的生物燃料生产工艺，重点在改善效率和降低成本。这六份研究协议为期从两年到五年不等。
六家签约机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西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催化、生物转化和生物催化剂生产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生物科学学院。
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林浩光表示：能源供给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是中国的紧要问题。壳牌致力于在这三个方面对中国作出积极的贡献。壳牌的举动说明生物质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级的能源公司的关注。
我国生物质能蕴藏丰富，潜力巨大，自古以来，生物质能曾经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即便在用电普及的今天，生物质能仍然是广大农、林、牧区的重要能源。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管理办公室2008年6月出版的《生物质有关技术装备及产业化应用调查报告》中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能源十分丰富，生物质废弃物的总量，相当于我国煤炭年开采量的50%，总计约6.56亿吨标煤。但是长期以来，这些生物质并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目前利用率仅在30%左右，而且其能源利用方式极为原始，大多数物质以直接燃烧为主，这是一项巨大的资源浪费。
然而，3个月前在罗马举办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峰会上，却展开了一场关于生物质能存与废的论驳战——2008年6月6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意大利首都罗马，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的世界粮食峰会，讨论如何消除世界局部地区的饥荒，以及确保食品安全。生物燃料成了争论的焦点之一，反对者猛烈抨击它抬高了食品的价格，支持者则表示要大力支持这种清洁能源。由于双方观点冲突得很厉害，到记者截稿时峰会仍未达成共同声明。
“与人争粮”成为生物质能发展的迷局。生物质能是废？是立？
“与人争粮”可破解
《快公司》：“与人争粮”是发展生物质能的最大阻碍，对此您有何看法？
马强：中国人对于生物质能利用会“与人争粮”这个观点上，认识有偏差，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将生物质能作为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生物质能所利用的不仅是粮食作物，还包括农业废弃物、农产品加工和畜牧业废弃物、森林和林业废弃物以及经济林业作物等等，都可以发展生物质能。
《快公司》：这个问题在我国该怎样解决？
马强：目前我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能源结构与世界主流的偏离。2004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为：煤炭27.2%、石油36.8%、天然气23.7%、水电6.2%、核电6.1%。而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69.0%、石油22.3%、天然气2.5%、水电5.4%和核电0.82%。
和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是属于低质型模式，以煤炭为主，利用率低、污染严重。这也就是我国万元GDP能耗居高不下的原因。
2005年，我国遇到了政策环境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能源结构有所调整，水电、核电的比重从5.1%提高到7.3%，但是新能源比重仍比较小。由于传统能源的供求矛盾以及面临的一系列环保问题，把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推到了经济舞台的前沿。
事实上，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弥补一次能源不足的问题。比如美国就提出，到2025年，除水电外，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将为2000年的两倍，其中生物质能发电4500万千瓦，风电1000万千瓦，光伏发电300万千瓦，光热发电2000万千瓦。
从美国的样本看，世界对生物质能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对其前景也非常看好。
因此，发展生物质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将粗放型农业转变为集约型发展，形成农庄式集体发展，或者以村为单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紧缺问题。通过土地集约化生产，提升附加价值高的生物农业发展空间，让农村土地给生物质能让出一片天空来。另外，就是扶持和鼓励农村可循环经济的发展，鼓励利用废弃物替代能源，发展沼气利用、秸秆发电等相关资源。
新能源队伍里的排头兵
《快公司》：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质能具有哪些优缺点？
马强：生物质能的优点实在太多。
首先，它不像化石能源那样有生成过程的限制。大部分生物质能原料来自于经济林业，生产周期不过数年，便可以大面积采摘和加工利用。
其次，生物质能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较小，生产过程可以严格控制。相比越来越紧缺的化石能源，生物能源的生产成本必然越来越小，特别是在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生物质能的发展对于改变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实现分布式能源发展规划，都具有非常有利的支持。
《快公司》：在运行及投资模式方面，生物质能有何特点？
马强：不同的生物质能，有不同的投资运营手段，可以说千差万别。我认为，投资生物质能首先要有长远眼光，要立足将来；其次要充分利用循环经济技术，在能源加工和生产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资源；最后要充分利用CDM清洁能源机制，获得更广泛的资金回收途径。
以秸秆利用为例，中国每年约有2亿吨以上的剩余农作物秸秆，秸秆供(热)电技术，可能是将中国大量剩余农作物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可行的工艺技术路线，是中国最大的支农和节能环保项目。秸秆发电一旦示范成功，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和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如果2亿吨剩余秸秆中有1/5被利用，就将有4000万吨秸秆转化为清洁燃料，中国农民每年将由此增加收入100多亿元，每年可以节约标煤2000万吨，减少约40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仅CDM一项，按目前每吨10美元的国家平均价格，投资方便可额外获利4亿美元。
但是，目前在中国建设秸秆(供热)发电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秸秆资源实际可供量必须实地研究测算。由于国内尚未规模化利用秸秆资源，秸秆资源总量、资源可供量缺乏科学准确的测算方法。而且，在实测秸秆资源总量基础上，还须充分考虑多种变化因素，如种植面积的增减量因素、农户自用数量因素、秸秆的可收集性及经济运输距离等等，由此才能测算出秸秆实际可供数量。
其次，秸秆到厂价格的构成、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秸秆到厂价格是由秸秆的收购价格和储运价格决定的。秸秆的收购价格则是由秸秆本身的价值和农民的收集成本决定的。目前，在中国，由于许多秸秆没有使用价值，因此秸秆的收购价格主要是由当地农民的收集成本，也就是由当地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秸秆收购价格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秸秆的可收购数量，而且还是决定秸秆到厂价格的主要因素。
再次，秸秆 (供热)发电项目的区域差异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地域辽阔，气候、资源状况、种植习惯、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各地的秸秆资源状况及其可供性，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任何具体地区的秸秆资源量和秸秆到厂价格，不具有普遍性。
最后，国外秸秆直接燃烧发电的设备与运行经验，一般适合单一原料，引进技术的改造问题，也必须予以重视。
前景虽好还需培育
《快公司》：我国生物质能的开发空间有多大？
马强：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每年我国理论有生物质能资源50亿吨左右，其中农作物残留物占一半多。据初步估算，在我国，仅农作物秸秆技术可开发量就有6亿吨，其中除部分用于农村炊事取暖等生活用能、满足养殖业、秸秆还田和造纸需要之外，我国每年废弃的农作物秸秆约有１亿吨，折合标准煤5000万吨。照此计算，预计到2020年，全国每年秸秆废弃量将达2亿吨以上，折合标准煤１亿吨相当于煤炭大省河南一年的产煤量。
《快公司》：我国在生物质能建设方面都制定了哪些促进政策？
马强：目前我国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非常重视，也非常谨慎。谨慎是另外一种重视，是要平衡能源与粮食作物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保证生物质能源更好发展的一种手段。
目前，我国政府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都做出了一定的政策性支持，这些都已经体现在《节约能源法》中。此外，还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等。有些更具体的规定也正在酝酿出台，比如财政部正在酝酿生物质能源成本分摊机制与风险分摊机制，是为了在石油价格走低时，向生物质能源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补贴，以保护其生产生物质能源的积极性。这既是为了推进我国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战略，也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
《快公司》：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受成本的制约问题，是否可以放到政府层面来解决？
马强：国家补贴和利用CDM清洁能源机制。目前国家批准的生物质能示范项目，都有一定的国家补贴政策。联合国通过《京都议定书》开展的清洁能源机制，也为我国投资者提供了高效的扶持方式。很多发达国家对碳排放指标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碳交易价格也是不断在上涨。这些都是解决生物质能生产成本的突破口。
此外，投资者应该更注重利用现有成熟技术进行生物质能开发，以避免技术和产能带来的风险。
解放思想与多方利用
《快公司》：除了相关法规的缺失，影响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马强：影响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的因素还有思想认识方面。我们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自说自话——社会学者不管经济上的事，经济学家不管道德层面的事，技术专家不管市场上的事。这种情况就像四匹马分别向四个方向拉车，最终车架一定会分崩离析了。
我们知道，生物质能是全世界共同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能源问题上，中国绝对不能落伍。能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落伍就会挨打，就会在发展上蒙受损失。中国目前学界还在争论该不该发展生物质能的问题，这是不对的，而是应该探讨如何发展，如何规划，如何管理的问题。
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地将生物质能的发展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一项基本措施，加大对生物质能的扶持力度，认识到生物质能的战略价值与经济价值。
其次，作为企业应尽快改进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加快研发步伐，以便以更低廉的成本和采用更广泛的原料生产出成品，占领市场。
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应重视生物质能的市场环境和战略价值，在该领域扶持一批有市场价值的企业。通过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生物质能一定会成为未来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
《快公司》：您认为我国发展生物质能应遵循什么思路？
马强：中国是一个土地紧缺的国家，因此生物质能的发展必然面临粮食问题。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在生物质能领域，要么采用非粮食作物，要么采用速生品种作为原材料，与人争粮的问题并不突出。比如巴西用甘蔗生产醇基燃料，美国使用玉米作为生产燃料乙醇的原料。而中国植被资源丰富，可以作为生物质能原料的就包括麻疯树、双低油菜、黄连木籽、橡胶树籽等多种植物，如果将这些原料利用起来，不但可以解决能源问题，同时还可循环利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应用。目前，我国沼气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农村沼气利用价值很高，但是，由于沼气的发展一直采用粗放式、分散式，所以效果一直不理想。很多相对富裕的农村因为沼气池维护等工作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做，因此早期建设的沼气池已经荒废了。企业应该看到这方面蕴藏的机会，充分利用农村生活垃圾、人畜粪便等资源开发沼气，同时利用秸秆资源生产天然气为补充，适当收取费用，将会受到农村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