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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青岛德统时期一直活跃在建筑设计和管理第一线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通过其设计代表作——青岛德国总督官邸，创造出了一种东西融通、雅俗兼备、原始而又现代、奔放而又理性、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的美学风格。这种通过博采约取、混纺出新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风格，主导并确立了近现代青岛城市建筑的美学基调。在我们日益为城市的同质化而苦恼、焦虑的今天，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总督官邸及其对青岛近现代城市风格形成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典型案例。当下的城市设计者和研究者也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启迪。
关键词：城市美学; 建筑风格; 青岛;德国总督官邸;青年风格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3-0078-13
青岛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但是，只要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历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拥有这一美誉的并不只有青岛。上海、厦门、哈尔滨、天津等许多国内城市都有着同样的美誉。
其实，用所谓“万国建筑博览会”来形容上述任何一座城市，都难免夸张不实;这最多只能说明，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受到过西方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
如果以20世纪40年代末为分界线，我们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看来都顶着“万国建筑博览会”光环的城市，其实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外国”也好，“西方”也好，甚至某个具体的国家也好，从美学的角度看，其风格从来就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复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能留意于此）。当一个城市试图从他者中获取自己心仪的异国情调的时候，可能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这一城市独有的选择模式和聚焦重心。单纯从城市的地域的适应性或物候的特异性来诠释这种选择，未尝不是一种稳妥而颇具逻辑性的研究视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关涉文化涵化这样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这种视角往往会将研究引入歧途。
以青岛这座近代崛起的城市而论，其城市风格的形成在选择方式、呈现样态方面就与其他城市非常不同。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其风格的形成有必然性，即一定是德国殖民者主导，一定是以德国人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欧洲风格。但是，到底选择怎样的欧式（或纯粹的德式，或综合的欧式），又是相当偶然的。
一个城市的气质或风格，可能包含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物质的和文化的、视觉的和非视觉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如果单就青岛近现代建筑而言，它的独特气质或风格是什么呢？
我认为，青岛的近代城市建筑具有一种既规则又奔放、既粗犷又优雅、既原始又现代的美学特质，是浪漫主义的优雅精致与自然主义的原始浑朴的完美融合。从视觉形态上说，青岛近代建筑在整体上建构了这样一种模式（至少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以欧洲建筑意象（包括平面和立面）为原型，以红色为基调，以未经加工的花岗岩石料为修辞手段，融浓厚的抒情性和粗犷的乡土性为一体的深度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德国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Werner Lazarowicz，1873—1926）设计的德国总督官邸对这种风格的形成、发展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座建筑既是青岛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整个城市风格走向的“定海神针”。因为，正是这样一座开风气之先的伟大建筑，引领着青岛建筑的潮流和风尚，使青岛的近现代建筑承载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美学意蕴。
一、 殖民者的优越感与怀乡病：建筑形态的选择
19世纪初，拿破仑横扫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德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强烈的自卑感。但是，时光流逝，风水倒转，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普鲁士）人获得了重新崛起的转机：德国不仅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而且也一扫自卑阴霾，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唱起了“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国歌）的国歌。
二十多年之后，在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指引之下，德国人就是以这种欧洲霸主的身份，带着傲慢和优越的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心态， 占据并控制了中国的胶州湾。
德国人强占青岛，确实演绎了一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悲情故事。要说清楚这个悲情故事所包含的数不清的屈辱和我们对这座城市道不明的挚爱之间的复杂关系，既非易事，也非本文主旨所在。姑且按下不表。
且说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远东舰队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兵占领胶州湾，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德国获得了青岛99年的租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国人的殖民地。这是一段非常值得人们回味的历史。其实德国人早就觊觎胶州半岛的这座深水港了。1860年，普鲁士远征军战舰就已抵达中国，在青岛周围的海港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德国官方的“考察”行动，比德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69年对山东的考察还要早9年。不过，李希霍芬1882年出版的《中国》对德国人在胶州湾建立据点的计划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大刀会”制造“巨野教案”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德国曾多次派军舰来中国考察。1896年4月，德国任命海军少将梯尔匹茨（Alfred von Tirpitz）为远东舰队司令，命令他“在中国沿海寻找德国能够建设军事基地和经济基地的地方”。当年8月，梯尔匹茨乘军舰来到胶州湾勘察，认为胶州湾是最理想的目标。一年之后，“大刀会”制造了“巨野教案”，这为德国人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借口。德国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青岛，而且很快得到清政府“恩准”，获得对青岛的99年的租约。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autschou_Bay_concession;堀内正昭：《德国统治时期的青岛建筑》，见徐飞鹏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青岛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1618页。 虽然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德国就不得不将青岛的控制权转给日本，但是，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其实是有着非常长远的目标和非常大的野心的：其初意不只是在青岛一地，更不止是在青岛一时——甚至远远超过99年的计划，还想借助于青岛这个深水港，将包括淄博在内的山东全境的矿藏掠夺回国，并逐步扩展其在中国的殖民地版图——至少能够在李希霍芬所绘制的山东及胶州湾地图上挖出更大的一块。
因此，德国人进入青岛，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不仅占据着绝对的心理优势，而且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进攻姿态。
另一方面，当时的青岛虽然有令人妒羡的深水港，周边还有丰富的矿藏，但是这个港口本身还只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小渔村，既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可观的建筑，到处荒草丛生，满眼穷困萧索。这种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更增加了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自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搞建筑，本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像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那样，选择中国古典建筑样式;二是像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一些开埠的口岸城市所做的那样，直接选用西洋建筑形式。
但是，在青岛，不仅是德国人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德国建筑风格为主导的欧洲建筑样式，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中国人自己的住宅和会馆，通常也时兴采用西洋建筑样式，比如华人区山东街、两湖会馆，就是其中的典型。
华人区山东街的建筑建于1901年之前、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候采用富有异国情调的西洋样式，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德国人的地盘，德国文化流风所及，本来就难以抗拒，中国人顺势而为，亦无不可。但是，位于大学路54号的两湖会馆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时候，距离德国人撤离青岛已经过了17年。如果说这个时候统治青岛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类型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么，德国人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风格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力了（其实以前也不可能强制）。这只能说明，德国（或者宽泛的西洋或欧洲）建筑风格，在当时的青岛人心目中，甚至外省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种典范，人们在心理上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认同。正因为如此，当湖北人沈鸿烈在1931年出任青岛市市长以后，就特别为湖南、湖北两省的同乡人士修建了这样一座洋会馆。
连中国人都对德国或欧式建筑风格如此热衷，德国人就自不必说了。本来他们就带有欧洲白人的心理优势，又带着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傲慢，再加之青岛并没有像南京和北京那样的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古建筑供傲慢的德国人膜拜，因此，德国人其实是没有选择，只能选择西洋建筑形式。至少在他们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间段，只能如此。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略，就是外国人进入他国，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产生难以抑制的怀乡之情。从心理学上讲，如果自己每天活动和生活的环境更接近自己熟悉的家，就会大大缓解思乡的痛楚。更何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真正在青岛的德国人不到青岛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如此少的德国人，如果再让自己住进中国式样的房子，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就有可能大大加重。因此，德国人在建筑形态的选择上，除了文化的原因之外，也是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考量的（据说德国总督屈珀尔是想通过一系列德式建筑来“营造一个可让德国人想起故乡的场景”）。
二、新艺术、西普鲁士城堡与原始浑朴的青岛渔村：拉查鲁维茨对青岛建筑风格的锻造
青岛德国总督官邸的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1873年5月22日生于西普鲁士省的西蒙斯霍夫（Gut Sigmundshof），1926年4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去世。他曾在埃尔布隆格（现名Elbing， 1920年之前曾属于德国，后属波兰）接受中学教育，在西普鲁士省会但泽（Danzig，原西普鲁士省会，后属于波兰，现名Gdańsk，中译“格但斯克”）接受高等教育，主攻建筑土木工程。
1898年德国控制青岛之后，急需建筑师和工程人员参与青岛港口建设、铁路建设和城市建设。这年春，25岁的拉查鲁维茨应招来到青岛，在德方的房屋建设部门谋到一个职位，并且很快就参与到建筑设计之中。
拉查鲁维茨最早接手的设计项目是德国海军野战医院，时间就是他到青岛的当年。（1898年建成1号病房楼，1899年完成2号病房楼，1903年完成3号病房楼，1904年完成妇幼临床病房楼。该医院在1900年改称为“德国总督府医院”。）
一个刚满25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接手了如此重大的设计工程。这说明：第一，青岛的建设任务万分紧迫;第二，这个年轻人确实才华出众，非同寻常;第三，他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本来，拉查鲁维茨未来的上司，也是建筑师的马克斯·诺普夫（Max Knopff）原计划1898年春与拉查鲁维茨结伴来青岛，可是还没有出发就病倒了，延迟了两个多月才到青岛。这就给了拉查鲁维茨登台亮相的大好时机。由于在设计上的大胆创新，拉查鲁维茨很快就获得了“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的人物，曾被耶稣复活。此处应该是赞许他总能够翻空出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美誉。
有关拉查鲁维茨生平的资料非常之少，而且大多语焉不详。在国内现有的资料中，往往只提到两幢建筑與他相关，即，除了德国总督官邸之外，他还设计过青岛俱乐部。青岛俱乐部是拉查鲁维茨1912年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在设计德国总督官邸这样重要的建筑之前，拉查鲁维茨完全是一个菜鸟，毫无建筑设计经验。我们能够想象，浦东的金茂大厦会轻易地交给一位毫无建筑设计经验的32岁的年轻人来设计吗？
拉查鲁维茨能够得到如此重要的委托项目，只能说明，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建筑设计上显露出过人的天赋，而且还不只是表现在一幢建筑上。已经有德国研究者指出，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出于建筑师拉查鲁维茨之手，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研究人员在他当时在青岛的地址簿中发现，在1901年1月15日，拉查鲁维茨记载的他自己的地址是：海军野战医院旁的简易办公棚 。另外一个证据表明，1901年3月，拉查鲁维茨在政府建筑师格罗姆施（Gromsch）、伯恩（Born）和贝尔纳奇（Bernatz）的指导下通过了一个考试，升任政府建筑师施特拉塞尔（Karl Strasser）的技术秘书和业务助手（der zweite Mann）。1912年，施特拉塞尔升任“军需建造顾问”（Intendantur und Baurat）。次年，拉查鲁维茨也升任“军需建造秘书”（Intendantur und Bausekretr）。两人共事直到1914年日本人接管青岛为止。（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拉查鲁维茨的建筑活动一直贯穿于青岛这座德国殖民城市的始终，从1898年到1914年，足足16年。）https：//www.tsingtau.org/lazarowiczwerner18731926architekt/. 青岛房屋建筑部门的建造档案和施工图纸大部分都被保留在弗莱堡的联邦军事档案（BundesarchivMilitrarchiv）中，但从中我们很难辨别，到底哪些建筑师设计了哪些项目。因为建筑工程月报绝大多数都是由“军需建造顾问”施特拉塞尔签名的。好在总督官邸的档案资料写得非常清楚：1905年的总督官邸的设计，最初采取的是类似多人竞标的形式，许多建筑师都提交了设计方案，但是最终还是采用了拉查鲁维茨的设计。
这足以说明，在设计总督官邸之前，拉查鲁维茨在建筑设计方面已经具备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人一筹的实力。在这个聚集了众多有成就的建筑师的港口城市，拉查鲁维茨在32岁就能够担任一个直属德国建筑部门管辖的分部[其中包括建筑师弗里茨·比伯（Fritz Biber）和保罗（Paul Hachmeister）等]的负责人，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建筑师拉查鲁维茨已经在青岛的建筑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虽然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的设计也许只算得上是一种牛刀小试，因此也表现出这位年轻的建筑师的些许的稚嫩，比如上图的这个门头和门柱的处理，模仿的痕迹较重，手法也比较生硬;但是，从整体上说，这幢建筑窗框的石头装饰、墙基的石砌手法的运用，已经表现出一种谨慎的狂放和富有诗意的自然主义美学趣味。在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建筑中，这种手法应该是拉查鲁维茨的首创——虽然多少带有威廉三世时期德国青年派和青岛当地渔村建筑的痕迹。
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建成之后，在德国总督官邸之前或同时，至少有一座建筑大面积地采用了表面粗糙的花岗岩砌筑的方式，这就是1906年完成扩建的胶澳总督府学校的分校（广西路1号）。
胶澳总督府学校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自从青岛成为德国租界之后，居住在德国本土的德国人也好，本来住在上海等地的德国侨民也好，都纷纷拖家带口地涌入青岛。因此德国人子女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为了救急，德国人就在原大鲍岛村租用了几间中国民房作为临时教室，最初称之为“德国童子学堂”。1900年德国人在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为德国童子学堂新建了校舍。次年，即1901年，胶澳学务委员会正式接管这所学校，于是改称“胶澳总督府学校”（即今青岛市实验小学）。
新学校由德国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皮科罗公司施工。整个建筑虽然以西洋别墅风格为主导，但是也融入了若干中国建筑元素，如顶层装配的带有中式雕饰的木制阳台，这在当时的西洋建筑尤其是德式建筑中极为罕见。
1906年，随着涌入青岛的德国学龄儿童的日益增多，胶澳总督府学校的教学空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胶澳总督府当局决定在广西路1号建一所更大的分校。（由于空间增加了，这所学校才有可能改变招生政策，不仅招收德籍男生，也招收德籍女生，后来还招收非德籍学生。）
在两年后（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主楼1900年奠基，1904年建成;胶澳总督府分校1906年建成）几乎是照搬了格但斯克工业大学的教学主楼的设计——建筑的下半部墙体大面积采用花岗石饰面，中间顶部的山墙也沿用了这幢建筑的镶嵌式装饰策略，风格混搭（哥特与巴洛克风格的折中），自然和谐。第二，胶澳总督府分校正立面中心的这个带有标志性特征的山花设计，在拉查鲁维茨几年后设计的总督官邸正立面中，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度出现。第三，这位建筑师与总督府关系密切，并且颇受总督府和上层决策者的青睐。
那么，很明显，这位建筑师只能是拉查鲁维茨。首先，他是总督和政府总建筑师身边的大红人，是既有才华又受重用的人，是获得了青岛最重要的建筑——总督官邸的设计头奖的人，因此，他最有机会拿到这个项目。其次，拉查鲁维茨是在格但斯克接受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建筑从业人员，他不仅对格但斯克当地的建筑非常熟悉，对西普鲁士其他地方的建筑，比如瓦尔维尔城堡，也很熟悉。正因为此，在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建筑中，总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风格线或者说笔迹，这就是在大量运用极少加工的花岗岩的基础上，实现建筑色彩和肌理上的对比，发酵出一种自然中包含匠心、粗犷中蕴含细腻的美学张力。
有了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的设计经验，又有了（至少是部分）胶澳总督府学校分校校舍设计的经验，拉查鲁维茨在设计总督官邸时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更加挥洒自如了。
据可靠文件记载，拉查鲁维茨1905年获得总督官邸的设计头奖，该工程于当年动工。但是，也有资料记载这幢建筑实际上是1903年动工的。我的推测是：1903年确实启动了设计计划——当时的设计方案也一定不少，可能确定过某个建筑师的方案，甚至有可能也动了工，但是中途夭折了。直到1905年拉查鲁维茨出马，项目才重新启动。
总督官邸于1905年动工，1907年竣工。全楼建筑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建筑預算超过45万金马克，最终结算时超出预算一倍还多，高达100万金马克参见王建梅、巩升起：“七扇门推开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丛书”之《建筑之路——总督楼的规划、设计与建造过程》，山东友谊出版社，2017年，第57页。但托尔斯顿·华纳认为就是45万多金马克（参见托尔斯顿·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Ernst & Sohn，1994年，第207页）。，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前一年竣工的胶澳总督府面积7132.3平方米，面积几乎要大一倍，也仅耗资85万马克。由此可见总督官邸有多么奢侈。据说时任总督奥斯卡·冯·特鲁泊（Oskarvon Truppel）曾受到德国议会的弹劾，看来此言非虚。
拉查鲁维茨接受中学和高等教育直至他设计总督官邸的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就建筑而言，新艺术运动（或者作为其分支的德国青年风格）基本的文化和美学取向，就是坚决抵制矫揉造作，力求自然天成，具有浓厚的原始主义和乡土主义趣味。
这样一种风格，其实并非新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们的发明。不说远的，欧洲的许多古堡建筑（还有印度古代建筑和中国乡村建筑）早就采用了这样的装饰风格（当然这种装饰有其防御和安全的实用考量）。仅就德国而言，就有13世纪的海德堡古堡、14世纪的瓦尔维尔城堡（曾属西普鲁士，今属波兰克拉科夫）;新艺术运动时期，又有了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堡。这些建筑，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装饰风格。 打着新艺术运动旗号，更加直觉、更加明显地采用这种风格的，有西班牙的建筑师高迪的一系列建筑，有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主楼，还有弗莱堡、慕尼黑、萨尔布吕肯和挪威奥勒松的一些建筑。
无论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古堡建筑中蕴含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还是在新艺术运动中被重新发现和强化的反矫饰主义，以及对曲线曲面和朴野趣味的追捧，无疑都曾经引起过拉查鲁维茨心理上强烈的共鸣。可以想见，还是在学生时期，拉查鲁维茨就怀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设计中把这种自然主义的美学冲动化为现实。
因此，拉查鲁维茨最早设计的两座建筑（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和胶澳总督府学校分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自然主义美学创作的冲动，同时，也算是两次难得的设计技巧的磨炼。
拉查鲁维茨还有一段重要经历，我们不能不提：在设计总督官邸之前的1904年，拉查鲁维茨曾经协助青岛总督府行政大楼的建筑师路德维希·马尔克（Ludwig Mahlke）监理该大楼的前期建设工作。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拉查鲁维茨曾经参与这幢建筑的辅助设计工作，但是，能够参与到这幢如此重要的建筑的建设过程之中，也是极为难得的机遇。这对年轻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积累经验、增长见识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日后设计总督官邸也提供了更为直接而实用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还使他收获了更多的自信。
在德国人1898年进入青岛之后和总督官邸建成之前，除了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之外，德国人在这里已经建造了为数不少的建筑，这些建筑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新艺术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建于1898年、位于馆陶路1号的青岛气象天测所，建于1899年的大港火车站（商河路2号）和德华银行（市南区广西路14号，照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安德列亚·帕拉迪奥所设计的位于维琴察古罗马广场旧址南端的市民大会堂）。
青岛气象天测所和大港火车站在建筑外观装饰上，基本上采用了与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类似的思路，主要是在墙基部分或门洞周围运用花岗岩石块，增强建筑的肌理效果和厚重感。但建筑师锡乐巴和魏尔勒设计的德华银行比前二者更加大胆，他们在这座带有明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的各个立面上几乎全部装饰了花岗岩饰面。
从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出，由德国建筑师从欧洲输入的这种新艺术风尚，已经在青岛的建筑中逐渐蔓延开来。
拉查鲁维茨初到青岛，就没能抵制住新艺术风格的诱惑。但是，到他设计总督官邸的时候，他对新艺术风格显然有了比他的同胞建筑师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灵活的把握。在他设计总督官邸之前，他的同胞建筑师所做的风格的探索，只是对欧洲新青年风格的一种简单的移植，同时也只能算是浅尝辄止。拉查鲁维茨却不同，他的总督官邸既源于新艺术，又超越了新艺术;他的风格，不只是“一池萍碎”，而是“春色三分”，多元混融，最后形成了他独有的风格。
具体而言，这座建筑至少融汇了如下风格元素：欧洲古堡或新艺术风格的花岗岩外墙、青岛当地渔村的花岗石墙基、中国式的女儿墙、孟莎式屋顶（mansard roof）和中国式的重檐屋顶、中国式的窗饰和门饰图案、印度伊斯兰风格的塔和庙的元素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绝不是一种生硬的风格拼凑，而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融合：可谓熔铸东西，汇通古今，亦雅亦俗，亦精亦粗，最终融合成为一种既规则又奔放、既原始又现代的美学特质，并且确立了青岛建筑后来的风格走向。
三、 总督官邸对青岛建筑风格的影响
自从有了总督官邸这座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建筑，青岛的建筑基本上是以这座建筑的美学风格为基础（或基本配方），朝着稍微简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以西洋建筑的形态为基准，以红顶黄墙（或白墙）为主色调，以花岗岩砌筑为装饰，粗细相济，雅俗兼备，创造出庄重而大方、华美而又自然的艺术效果。
我们大致可以为1909年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青岛的这种风格的建筑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1. 1909—1914年
代表性建筑有德华大学（1909年）、胶澳电气事务所（1909年）、青岛基督教堂（Qingdao Protestant Church，1908年—1910年）、侯爵庭院饭店（Hotel Fuerstenhof，1910—1911年）、美国领事馆（1912年）、马克斯·吉利洋行（Warenhaus Max Grill，1911年兴建）、青岛天文观象台旧办公大楼（1912年）和青岛观象台（ 1910—1912年）。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青岛观象台主楼，即旧办公大楼。该楼由德国建筑师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设计，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1910年6月奠基， 1912年1月落成。现存主要建筑就是这座城堡式七层石砌办公大楼。楼的主体全部用花岗岩石砌结构，带有浓厚的欧洲中世纪城堡风格。可以说，这样一种整体以石砌覆盖全楼的做法，是由欧洲新艺术运动推动，直接由拉查鲁维茨引发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美学冲动的一次大爆发，它与上述其他建筑的不同在于：其他建筑在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方面、在抒发奔放无羁的美学激情方面都采取了比拉查鲁维茨还要谨慎和收敛的形式，唯有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的表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1915—1945年
该阶段，虽然日本人取代了德国人在青岛的管辖权，但是，青岛建筑和城市风格的走势却依然按照它固有的轨道持续地运行着。我们可以看到，从1919年修建的青岛普济医院开始，之后所修建的建筑，如1921年修建的青岛日本中学校、1923年修建的浸信会礼拜堂（济宁路31号）、1930年修建的青岛观象台圆顶室、1931年修建的两湖会馆、1932年修建的花石楼、1945年修建的青岛美国酒吧（US Bar），所有这些建筑，就美学风格而言，全部都处在总督官邸的统领之下，虽然偶有例外，但是并不影响青岛城市建筑表现出来的这一条处在主宰地位的明晰的审美风格主线。
日本建筑师三上贞设计的青岛日本中学校（即六二楼），依然沿袭了德国古典式的建筑平面，呈中轴对称式布局，表现出“和洋折中”的风格：红坡屋顶、山墙、塔楼、装饰性的金属塔顶等，尤其是粗犷的毛石的运用，显然是受到德国总督府的影响。但处理手法有所变异：建筑入口处的山花被夸张成大片的墙面，在立面上脱离坡顶形式，用以强化入口。圆拱形的入口底部有短柱支撑，与山花弧形的外观及所用的装饰元素相一致。建筑的几个山墙面虽然用了相同的构成元素，如当地材料蘑菇石的拼贴、矩形长窗的排列、涡卷纹样的装饰，但仍同中求异，达成协调并且彰显个性。
四、 总 结
综上所述： 在青岛德统时期一直活跃在建筑设计和管理第一线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通过其设計代表作青岛德国总督官邸，创造出了一种东西融通、雅俗兼备、原始而又现代、奔放而又理性，并且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的美学风格。这种通过博采约取、混纺出新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风格，主导和规定了青岛近现代建筑的美学基调。这一结果，或许有些偶然，或许也包含着某种必然。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在我们日益为城市的同质化而苦恼、焦虑的今天，拉查鲁维茨的青岛总督府官邸设计及其对青岛近现代建筑风格形成的影响，都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案例，为我们未来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重要的参照。
关键词：城市美学; 建筑风格; 青岛;德国总督官邸;青年风格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3-0078-13
青岛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但是，只要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历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拥有这一美誉的并不只有青岛。上海、厦门、哈尔滨、天津等许多国内城市都有着同样的美誉。
其实，用所谓“万国建筑博览会”来形容上述任何一座城市，都难免夸张不实;这最多只能说明，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受到过西方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
如果以20世纪40年代末为分界线，我们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看来都顶着“万国建筑博览会”光环的城市，其实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外国”也好，“西方”也好，甚至某个具体的国家也好，从美学的角度看，其风格从来就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复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能留意于此）。当一个城市试图从他者中获取自己心仪的异国情调的时候，可能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这一城市独有的选择模式和聚焦重心。单纯从城市的地域的适应性或物候的特异性来诠释这种选择，未尝不是一种稳妥而颇具逻辑性的研究视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关涉文化涵化这样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这种视角往往会将研究引入歧途。
以青岛这座近代崛起的城市而论，其城市风格的形成在选择方式、呈现样态方面就与其他城市非常不同。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其风格的形成有必然性，即一定是德国殖民者主导，一定是以德国人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欧洲风格。但是，到底选择怎样的欧式（或纯粹的德式，或综合的欧式），又是相当偶然的。
一个城市的气质或风格，可能包含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物质的和文化的、视觉的和非视觉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如果单就青岛近现代建筑而言，它的独特气质或风格是什么呢？
我认为，青岛的近代城市建筑具有一种既规则又奔放、既粗犷又优雅、既原始又现代的美学特质，是浪漫主义的优雅精致与自然主义的原始浑朴的完美融合。从视觉形态上说，青岛近代建筑在整体上建构了这样一种模式（至少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以欧洲建筑意象（包括平面和立面）为原型，以红色为基调，以未经加工的花岗岩石料为修辞手段，融浓厚的抒情性和粗犷的乡土性为一体的深度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德国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Werner Lazarowicz，1873—1926）设计的德国总督官邸对这种风格的形成、发展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座建筑既是青岛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整个城市风格走向的“定海神针”。因为，正是这样一座开风气之先的伟大建筑，引领着青岛建筑的潮流和风尚，使青岛的近现代建筑承载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美学意蕴。
一、 殖民者的优越感与怀乡病：建筑形态的选择
19世纪初，拿破仑横扫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德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强烈的自卑感。但是，时光流逝，风水倒转，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普鲁士）人获得了重新崛起的转机：德国不仅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而且也一扫自卑阴霾，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唱起了“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国歌）的国歌。
二十多年之后，在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指引之下，德国人就是以这种欧洲霸主的身份，带着傲慢和优越的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心态， 占据并控制了中国的胶州湾。
德国人强占青岛，确实演绎了一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悲情故事。要说清楚这个悲情故事所包含的数不清的屈辱和我们对这座城市道不明的挚爱之间的复杂关系，既非易事，也非本文主旨所在。姑且按下不表。
且说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远东舰队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兵占领胶州湾，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德国获得了青岛99年的租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国人的殖民地。这是一段非常值得人们回味的历史。其实德国人早就觊觎胶州半岛的这座深水港了。1860年，普鲁士远征军战舰就已抵达中国，在青岛周围的海港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德国官方的“考察”行动，比德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69年对山东的考察还要早9年。不过，李希霍芬1882年出版的《中国》对德国人在胶州湾建立据点的计划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大刀会”制造“巨野教案”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德国曾多次派军舰来中国考察。1896年4月，德国任命海军少将梯尔匹茨（Alfred von Tirpitz）为远东舰队司令，命令他“在中国沿海寻找德国能够建设军事基地和经济基地的地方”。当年8月，梯尔匹茨乘军舰来到胶州湾勘察，认为胶州湾是最理想的目标。一年之后，“大刀会”制造了“巨野教案”，这为德国人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借口。德国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青岛，而且很快得到清政府“恩准”，获得对青岛的99年的租约。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autschou_Bay_concession;堀内正昭：《德国统治时期的青岛建筑》，见徐飞鹏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青岛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1618页。 虽然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德国就不得不将青岛的控制权转给日本，但是，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其实是有着非常长远的目标和非常大的野心的：其初意不只是在青岛一地，更不止是在青岛一时——甚至远远超过99年的计划，还想借助于青岛这个深水港，将包括淄博在内的山东全境的矿藏掠夺回国，并逐步扩展其在中国的殖民地版图——至少能够在李希霍芬所绘制的山东及胶州湾地图上挖出更大的一块。
因此，德国人进入青岛，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不仅占据着绝对的心理优势，而且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进攻姿态。
另一方面，当时的青岛虽然有令人妒羡的深水港，周边还有丰富的矿藏，但是这个港口本身还只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小渔村，既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可观的建筑，到处荒草丛生，满眼穷困萧索。这种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更增加了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自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搞建筑，本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像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那样，选择中国古典建筑样式;二是像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一些开埠的口岸城市所做的那样，直接选用西洋建筑形式。
但是，在青岛，不仅是德国人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德国建筑风格为主导的欧洲建筑样式，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中国人自己的住宅和会馆，通常也时兴采用西洋建筑样式，比如华人区山东街、两湖会馆，就是其中的典型。
华人区山东街的建筑建于1901年之前、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候采用富有异国情调的西洋样式，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德国人的地盘，德国文化流风所及，本来就难以抗拒，中国人顺势而为，亦无不可。但是，位于大学路54号的两湖会馆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时候，距离德国人撤离青岛已经过了17年。如果说这个时候统治青岛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类型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么，德国人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风格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力了（其实以前也不可能强制）。这只能说明，德国（或者宽泛的西洋或欧洲）建筑风格，在当时的青岛人心目中，甚至外省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种典范，人们在心理上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认同。正因为如此，当湖北人沈鸿烈在1931年出任青岛市市长以后，就特别为湖南、湖北两省的同乡人士修建了这样一座洋会馆。
连中国人都对德国或欧式建筑风格如此热衷，德国人就自不必说了。本来他们就带有欧洲白人的心理优势，又带着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傲慢，再加之青岛并没有像南京和北京那样的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古建筑供傲慢的德国人膜拜，因此，德国人其实是没有选择，只能选择西洋建筑形式。至少在他们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间段，只能如此。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略，就是外国人进入他国，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产生难以抑制的怀乡之情。从心理学上讲，如果自己每天活动和生活的环境更接近自己熟悉的家，就会大大缓解思乡的痛楚。更何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真正在青岛的德国人不到青岛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如此少的德国人，如果再让自己住进中国式样的房子，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就有可能大大加重。因此，德国人在建筑形态的选择上，除了文化的原因之外，也是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考量的（据说德国总督屈珀尔是想通过一系列德式建筑来“营造一个可让德国人想起故乡的场景”）。
二、新艺术、西普鲁士城堡与原始浑朴的青岛渔村：拉查鲁维茨对青岛建筑风格的锻造
青岛德国总督官邸的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1873年5月22日生于西普鲁士省的西蒙斯霍夫（Gut Sigmundshof），1926年4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去世。他曾在埃尔布隆格（现名Elbing， 1920年之前曾属于德国，后属波兰）接受中学教育，在西普鲁士省会但泽（Danzig，原西普鲁士省会，后属于波兰，现名Gdańsk，中译“格但斯克”）接受高等教育，主攻建筑土木工程。
1898年德国控制青岛之后，急需建筑师和工程人员参与青岛港口建设、铁路建设和城市建设。这年春，25岁的拉查鲁维茨应招来到青岛，在德方的房屋建设部门谋到一个职位，并且很快就参与到建筑设计之中。
拉查鲁维茨最早接手的设计项目是德国海军野战医院，时间就是他到青岛的当年。（1898年建成1号病房楼，1899年完成2号病房楼，1903年完成3号病房楼，1904年完成妇幼临床病房楼。该医院在1900年改称为“德国总督府医院”。）
一个刚满25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接手了如此重大的设计工程。这说明：第一，青岛的建设任务万分紧迫;第二，这个年轻人确实才华出众，非同寻常;第三，他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本来，拉查鲁维茨未来的上司，也是建筑师的马克斯·诺普夫（Max Knopff）原计划1898年春与拉查鲁维茨结伴来青岛，可是还没有出发就病倒了，延迟了两个多月才到青岛。这就给了拉查鲁维茨登台亮相的大好时机。由于在设计上的大胆创新，拉查鲁维茨很快就获得了“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的人物，曾被耶稣复活。此处应该是赞许他总能够翻空出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美誉。
有关拉查鲁维茨生平的资料非常之少，而且大多语焉不详。在国内现有的资料中，往往只提到两幢建筑與他相关，即，除了德国总督官邸之外，他还设计过青岛俱乐部。青岛俱乐部是拉查鲁维茨1912年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在设计德国总督官邸这样重要的建筑之前，拉查鲁维茨完全是一个菜鸟，毫无建筑设计经验。我们能够想象，浦东的金茂大厦会轻易地交给一位毫无建筑设计经验的32岁的年轻人来设计吗？
拉查鲁维茨能够得到如此重要的委托项目，只能说明，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建筑设计上显露出过人的天赋，而且还不只是表现在一幢建筑上。已经有德国研究者指出，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出于建筑师拉查鲁维茨之手，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研究人员在他当时在青岛的地址簿中发现，在1901年1月15日，拉查鲁维茨记载的他自己的地址是：海军野战医院旁的简易办公棚 。另外一个证据表明，1901年3月，拉查鲁维茨在政府建筑师格罗姆施（Gromsch）、伯恩（Born）和贝尔纳奇（Bernatz）的指导下通过了一个考试，升任政府建筑师施特拉塞尔（Karl Strasser）的技术秘书和业务助手（der zweite Mann）。1912年，施特拉塞尔升任“军需建造顾问”（Intendantur und Baurat）。次年，拉查鲁维茨也升任“军需建造秘书”（Intendantur und Bausekretr）。两人共事直到1914年日本人接管青岛为止。（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拉查鲁维茨的建筑活动一直贯穿于青岛这座德国殖民城市的始终，从1898年到1914年，足足16年。）https：//www.tsingtau.org/lazarowiczwerner18731926architekt/. 青岛房屋建筑部门的建造档案和施工图纸大部分都被保留在弗莱堡的联邦军事档案（BundesarchivMilitrarchiv）中，但从中我们很难辨别，到底哪些建筑师设计了哪些项目。因为建筑工程月报绝大多数都是由“军需建造顾问”施特拉塞尔签名的。好在总督官邸的档案资料写得非常清楚：1905年的总督官邸的设计，最初采取的是类似多人竞标的形式，许多建筑师都提交了设计方案，但是最终还是采用了拉查鲁维茨的设计。
这足以说明，在设计总督官邸之前，拉查鲁维茨在建筑设计方面已经具备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人一筹的实力。在这个聚集了众多有成就的建筑师的港口城市，拉查鲁维茨在32岁就能够担任一个直属德国建筑部门管辖的分部[其中包括建筑师弗里茨·比伯（Fritz Biber）和保罗（Paul Hachmeister）等]的负责人，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建筑师拉查鲁维茨已经在青岛的建筑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虽然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的设计也许只算得上是一种牛刀小试，因此也表现出这位年轻的建筑师的些许的稚嫩，比如上图的这个门头和门柱的处理，模仿的痕迹较重，手法也比较生硬;但是，从整体上说，这幢建筑窗框的石头装饰、墙基的石砌手法的运用，已经表现出一种谨慎的狂放和富有诗意的自然主义美学趣味。在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建筑中，这种手法应该是拉查鲁维茨的首创——虽然多少带有威廉三世时期德国青年派和青岛当地渔村建筑的痕迹。
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建成之后，在德国总督官邸之前或同时，至少有一座建筑大面积地采用了表面粗糙的花岗岩砌筑的方式，这就是1906年完成扩建的胶澳总督府学校的分校（广西路1号）。
胶澳总督府学校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自从青岛成为德国租界之后，居住在德国本土的德国人也好，本来住在上海等地的德国侨民也好，都纷纷拖家带口地涌入青岛。因此德国人子女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为了救急，德国人就在原大鲍岛村租用了几间中国民房作为临时教室，最初称之为“德国童子学堂”。1900年德国人在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为德国童子学堂新建了校舍。次年，即1901年，胶澳学务委员会正式接管这所学校，于是改称“胶澳总督府学校”（即今青岛市实验小学）。
新学校由德国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皮科罗公司施工。整个建筑虽然以西洋别墅风格为主导，但是也融入了若干中国建筑元素，如顶层装配的带有中式雕饰的木制阳台，这在当时的西洋建筑尤其是德式建筑中极为罕见。
1906年，随着涌入青岛的德国学龄儿童的日益增多，胶澳总督府学校的教学空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胶澳总督府当局决定在广西路1号建一所更大的分校。（由于空间增加了，这所学校才有可能改变招生政策，不仅招收德籍男生，也招收德籍女生，后来还招收非德籍学生。）
在两年后（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主楼1900年奠基，1904年建成;胶澳总督府分校1906年建成）几乎是照搬了格但斯克工业大学的教学主楼的设计——建筑的下半部墙体大面积采用花岗石饰面，中间顶部的山墙也沿用了这幢建筑的镶嵌式装饰策略，风格混搭（哥特与巴洛克风格的折中），自然和谐。第二，胶澳总督府分校正立面中心的这个带有标志性特征的山花设计，在拉查鲁维茨几年后设计的总督官邸正立面中，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度出现。第三，这位建筑师与总督府关系密切，并且颇受总督府和上层决策者的青睐。
那么，很明显，这位建筑师只能是拉查鲁维茨。首先，他是总督和政府总建筑师身边的大红人，是既有才华又受重用的人，是获得了青岛最重要的建筑——总督官邸的设计头奖的人，因此，他最有机会拿到这个项目。其次，拉查鲁维茨是在格但斯克接受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建筑从业人员，他不仅对格但斯克当地的建筑非常熟悉，对西普鲁士其他地方的建筑，比如瓦尔维尔城堡，也很熟悉。正因为此，在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建筑中，总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风格线或者说笔迹，这就是在大量运用极少加工的花岗岩的基础上，实现建筑色彩和肌理上的对比，发酵出一种自然中包含匠心、粗犷中蕴含细腻的美学张力。
有了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的设计经验，又有了（至少是部分）胶澳总督府学校分校校舍设计的经验，拉查鲁维茨在设计总督官邸时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更加挥洒自如了。
据可靠文件记载，拉查鲁维茨1905年获得总督官邸的设计头奖，该工程于当年动工。但是，也有资料记载这幢建筑实际上是1903年动工的。我的推测是：1903年确实启动了设计计划——当时的设计方案也一定不少，可能确定过某个建筑师的方案，甚至有可能也动了工，但是中途夭折了。直到1905年拉查鲁维茨出马，项目才重新启动。
总督官邸于1905年动工，1907年竣工。全楼建筑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建筑預算超过45万金马克，最终结算时超出预算一倍还多，高达100万金马克参见王建梅、巩升起：“七扇门推开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丛书”之《建筑之路——总督楼的规划、设计与建造过程》，山东友谊出版社，2017年，第57页。但托尔斯顿·华纳认为就是45万多金马克（参见托尔斯顿·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Ernst & Sohn，1994年，第207页）。，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前一年竣工的胶澳总督府面积7132.3平方米，面积几乎要大一倍，也仅耗资85万马克。由此可见总督官邸有多么奢侈。据说时任总督奥斯卡·冯·特鲁泊（Oskarvon Truppel）曾受到德国议会的弹劾，看来此言非虚。
拉查鲁维茨接受中学和高等教育直至他设计总督官邸的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就建筑而言，新艺术运动（或者作为其分支的德国青年风格）基本的文化和美学取向，就是坚决抵制矫揉造作，力求自然天成，具有浓厚的原始主义和乡土主义趣味。
这样一种风格，其实并非新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们的发明。不说远的，欧洲的许多古堡建筑（还有印度古代建筑和中国乡村建筑）早就采用了这样的装饰风格（当然这种装饰有其防御和安全的实用考量）。仅就德国而言，就有13世纪的海德堡古堡、14世纪的瓦尔维尔城堡（曾属西普鲁士，今属波兰克拉科夫）;新艺术运动时期，又有了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堡。这些建筑，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装饰风格。 打着新艺术运动旗号，更加直觉、更加明显地采用这种风格的，有西班牙的建筑师高迪的一系列建筑，有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主楼，还有弗莱堡、慕尼黑、萨尔布吕肯和挪威奥勒松的一些建筑。
无论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古堡建筑中蕴含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还是在新艺术运动中被重新发现和强化的反矫饰主义，以及对曲线曲面和朴野趣味的追捧，无疑都曾经引起过拉查鲁维茨心理上强烈的共鸣。可以想见，还是在学生时期，拉查鲁维茨就怀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设计中把这种自然主义的美学冲动化为现实。
因此，拉查鲁维茨最早设计的两座建筑（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和胶澳总督府学校分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自然主义美学创作的冲动，同时，也算是两次难得的设计技巧的磨炼。
拉查鲁维茨还有一段重要经历，我们不能不提：在设计总督官邸之前的1904年，拉查鲁维茨曾经协助青岛总督府行政大楼的建筑师路德维希·马尔克（Ludwig Mahlke）监理该大楼的前期建设工作。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拉查鲁维茨曾经参与这幢建筑的辅助设计工作，但是，能够参与到这幢如此重要的建筑的建设过程之中，也是极为难得的机遇。这对年轻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积累经验、增长见识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日后设计总督官邸也提供了更为直接而实用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还使他收获了更多的自信。
在德国人1898年进入青岛之后和总督官邸建成之前，除了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之外，德国人在这里已经建造了为数不少的建筑，这些建筑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新艺术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建于1898年、位于馆陶路1号的青岛气象天测所，建于1899年的大港火车站（商河路2号）和德华银行（市南区广西路14号，照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安德列亚·帕拉迪奥所设计的位于维琴察古罗马广场旧址南端的市民大会堂）。
青岛气象天测所和大港火车站在建筑外观装饰上，基本上采用了与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类似的思路，主要是在墙基部分或门洞周围运用花岗岩石块，增强建筑的肌理效果和厚重感。但建筑师锡乐巴和魏尔勒设计的德华银行比前二者更加大胆，他们在这座带有明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的各个立面上几乎全部装饰了花岗岩饰面。
从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出，由德国建筑师从欧洲输入的这种新艺术风尚，已经在青岛的建筑中逐渐蔓延开来。
拉查鲁维茨初到青岛，就没能抵制住新艺术风格的诱惑。但是，到他设计总督官邸的时候，他对新艺术风格显然有了比他的同胞建筑师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灵活的把握。在他设计总督官邸之前，他的同胞建筑师所做的风格的探索，只是对欧洲新青年风格的一种简单的移植，同时也只能算是浅尝辄止。拉查鲁维茨却不同，他的总督官邸既源于新艺术，又超越了新艺术;他的风格，不只是“一池萍碎”，而是“春色三分”，多元混融，最后形成了他独有的风格。
具体而言，这座建筑至少融汇了如下风格元素：欧洲古堡或新艺术风格的花岗岩外墙、青岛当地渔村的花岗石墙基、中国式的女儿墙、孟莎式屋顶（mansard roof）和中国式的重檐屋顶、中国式的窗饰和门饰图案、印度伊斯兰风格的塔和庙的元素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绝不是一种生硬的风格拼凑，而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融合：可谓熔铸东西，汇通古今，亦雅亦俗，亦精亦粗，最终融合成为一种既规则又奔放、既原始又现代的美学特质，并且确立了青岛建筑后来的风格走向。
三、 总督官邸对青岛建筑风格的影响
自从有了总督官邸这座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建筑，青岛的建筑基本上是以这座建筑的美学风格为基础（或基本配方），朝着稍微简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以西洋建筑的形态为基准，以红顶黄墙（或白墙）为主色调，以花岗岩砌筑为装饰，粗细相济，雅俗兼备，创造出庄重而大方、华美而又自然的艺术效果。
我们大致可以为1909年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青岛的这种风格的建筑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1. 1909—1914年
代表性建筑有德华大学（1909年）、胶澳电气事务所（1909年）、青岛基督教堂（Qingdao Protestant Church，1908年—1910年）、侯爵庭院饭店（Hotel Fuerstenhof，1910—1911年）、美国领事馆（1912年）、马克斯·吉利洋行（Warenhaus Max Grill，1911年兴建）、青岛天文观象台旧办公大楼（1912年）和青岛观象台（ 1910—1912年）。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青岛观象台主楼，即旧办公大楼。该楼由德国建筑师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设计，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1910年6月奠基， 1912年1月落成。现存主要建筑就是这座城堡式七层石砌办公大楼。楼的主体全部用花岗岩石砌结构，带有浓厚的欧洲中世纪城堡风格。可以说，这样一种整体以石砌覆盖全楼的做法，是由欧洲新艺术运动推动，直接由拉查鲁维茨引发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美学冲动的一次大爆发，它与上述其他建筑的不同在于：其他建筑在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方面、在抒发奔放无羁的美学激情方面都采取了比拉查鲁维茨还要谨慎和收敛的形式，唯有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的表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1915—1945年
该阶段，虽然日本人取代了德国人在青岛的管辖权，但是，青岛建筑和城市风格的走势却依然按照它固有的轨道持续地运行着。我们可以看到，从1919年修建的青岛普济医院开始，之后所修建的建筑，如1921年修建的青岛日本中学校、1923年修建的浸信会礼拜堂（济宁路31号）、1930年修建的青岛观象台圆顶室、1931年修建的两湖会馆、1932年修建的花石楼、1945年修建的青岛美国酒吧（US Bar），所有这些建筑，就美学风格而言，全部都处在总督官邸的统领之下，虽然偶有例外，但是并不影响青岛城市建筑表现出来的这一条处在主宰地位的明晰的审美风格主线。
日本建筑师三上贞设计的青岛日本中学校（即六二楼），依然沿袭了德国古典式的建筑平面，呈中轴对称式布局，表现出“和洋折中”的风格：红坡屋顶、山墙、塔楼、装饰性的金属塔顶等，尤其是粗犷的毛石的运用，显然是受到德国总督府的影响。但处理手法有所变异：建筑入口处的山花被夸张成大片的墙面，在立面上脱离坡顶形式，用以强化入口。圆拱形的入口底部有短柱支撑，与山花弧形的外观及所用的装饰元素相一致。建筑的几个山墙面虽然用了相同的构成元素，如当地材料蘑菇石的拼贴、矩形长窗的排列、涡卷纹样的装饰，但仍同中求异，达成协调并且彰显个性。
四、 总 结
综上所述： 在青岛德统时期一直活跃在建筑设计和管理第一线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通过其设計代表作青岛德国总督官邸，创造出了一种东西融通、雅俗兼备、原始而又现代、奔放而又理性，并且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的美学风格。这种通过博采约取、混纺出新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风格，主导和规定了青岛近现代建筑的美学基调。这一结果，或许有些偶然，或许也包含着某种必然。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在我们日益为城市的同质化而苦恼、焦虑的今天，拉查鲁维茨的青岛总督府官邸设计及其对青岛近现代建筑风格形成的影响，都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案例，为我们未来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