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村庄
　　那两瓶好酒，父亲在五斗橱里珍藏了十几年。那件五斗橱比我的年纪还大，老成古董了，外表黯淡无光，里里外外散发出深重的腐朽气息。父亲在五斗橱的几层抽屉里，横七竖八地塞满了一件件陈年的衣物，那两瓶好酒，藏在最上层抽屉的最里面。父亲原以为，即便是家里进了贼，也翻不到那一个隐秘的角落，那个隐秘的角落，应该是家里最安全的。谁知道，父亲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贼不仅搬走了家里的电饭煲和煤气罐，拿走了一盒茶叶，掏走了十几枚硬币，还翻到了那个隐秘的角落！除了一台电视机，家里凡是能吃和能用的，贼都搬走了，包括一小袋父亲落在家里的花生米。后门的暗锁其实已经坏了，但还搭在门扉上，看上去仿佛还是好好的。太可恨了！父亲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计可施。荒凉的老屋已经成了蝙蝠、蛇、蜈蚣和壁虎的巢穴，但它们都伤害不了那个贼。在岁月一样荒凉的村子里，那个贼可以堂而皇之地点亮我家所有的灯。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烧一壶开水，泡一杯茶，然后喝两杯父亲的好酒，慢条斯理地品尝父亲落下的花生米。事实应该就是如此，餐桌上的灰尘里，还裹挟着几小片花生米憔悴的外衣。
　　那个夜晚的贼已经不是一个贼了，他是一个偶然路过的客人，沉寂的小村之夜因为他的光顾，反倒多了一些微妙的生气。小村只有唐皖江家养了一条大黄狗，大黄狗虽然终年卧在唐家的大门口，但事实上，它是全村十几位老人共同喂养的宠物。它也因此有了十几个名字，老人们各叫各亲，这个老人叫它“小二子”，它伸伸懒腰，眼睛眯开一道缝；那个老人叫它“大盔子”，它也会伸伸懒腰，眼睛眯开一道缝……在漫长的岁月里，正当盛年的大黄狗太孤寂了，它活成了一个懒得生蛆的“狗皇帝”，人来不叫，畜来无惊，光亮的毛发像一匹翻滚的缎子。唐家到我家只有五十米，但“狗皇帝”的嗅觉已经失灵了，也或许没有失灵，它只是不能分辨这个夜晚进村的，究竟是一个归来的乡亲，还是一个贼。“狗皇帝”只熟悉这十几个留守在家的老人的气味，其他的乡亲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比如我的父亲，一年只回去两三趟，“狗皇帝”就辨不出父亲的气味。“狗皇帝”毕竟也是狗。一开始，看见生人进了村，“狗皇帝”还会声嘶力竭，准备冲上去撕咬，但很快就被老人们呵斥住了。老人们兴致勃勃地望着来人，眼巴巴的样子，欲言又止的样子，漫长的一个下午于是又有了新的谈资。村前的那条机耕路像一条冬眠的蛇，它几乎一动不动，偶尔会走来几个拾荒的外乡人。外乡人走到牌楼就不想再走了，看到牌楼，就看到了一座洞藏的金矿。这座洞藏的金矿毫不设防地敞开着大门，四处漏雨，四处漏风。外乡人会向老人们讨一碗水喝，讨一顿饭吃，吃吃喝喝之间，就摸清了牌楼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交换，外乡人也会给老人们讲一些外面的事情，添油加醋的，捕风捉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但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老人们的耳朵已经被村子里那些陈年的琐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忽然听到新鲜事，根本来不及过脑子，顾不上过脑子。这时候，老人们脸上的笑容又醒了过来，外面的世界还生机勃勃地活着，他们也还生机勃勃地活着。这时候，外乡人也就不是外乡人了，而是外面的世界派往小村牌楼的信使。慢慢地，“狗皇帝”也懒得再叫了，叫了也是白叫，“狗皇帝”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寄生的这一块土地其实并不需要一条看家护院的狗，而是需要一个会喘气的活物。作为家禽的鸡、鸭、鹅，作为家畜的牛和猪，早就从牌楼消失了。老人们连一日三餐都懒得料理。“狗皇帝”的吃喝拉撒不需要料理，整个牌楼，都是它的皇家庄园；牌楼的所有厕所，都是它的私有领地。作为一条狗生活在牌楼，只能是皇帝，或者是皇后。
　　“狗皇帝”也幻想过三妻四妾的生活。但方圆数里，“狗皇帝”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同类，它偷偷地跑出去巡视过五六次，最后都没精打采地独自走了回来。发情的“狗皇帝”懂得羞耻，它远远地蹲在地上，狂躁地吠叫，裸露着猩红的鞭子。寡居的桃花满面绯红，她一面偷偷地瞟着狗鞭，一面大声地呵斥。“叫你的魂啦，到别处叫去！”老人们虽然心知肚明，却都装着没有看见。忍忍也就过去了——守寡的女人得忍，发情的狗当然也得忍。有什么呢。
　　我们都主张报警。父亲在电话里笑了，“报了也是白报。”辖区将近十万人口，但辖区派出所只有八名干警，许多年了，除了杀人放火之类的恶性案件，民警们从来没有进过村。就算立了案又能怎么样呢？在乡下，类似的偷盗案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那些以拾荒为名的外乡人白天踩点，晚上进村。大张旗鼓，旁若无人。去年正月，邻近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盗窃案。盗贼进村的时候还是上半夜，老人们正聚在一起打麻将，打着打着屋后就传来异样的声响。一名围观的老人拉开了后门，昏黄的灯光里，走着几个拎着大包小包的陌生人，其中一个人肩上扛着一只煤气罐，嘴里还叼着一根烟（他浑然不知烟火的危险）。老人立马明白了过来，他刚想喊人，就被扛煤气罐的威逼住了，“再叫，再叫老子砍死你！”老人们闻声拥向后门，盗贼居然没有落荒而逃，他们依旧不紧不慢地扛着煤气罐，大摇大摆地拎着大包和小包。家里被洗劫的那位老人拿起了菜刀，老人們则齐心协力地拉住了他的胳膊。“不能出去啊！”老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千万不能出去啊！”势单力薄的老人自知不是盗贼的对手，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盗窃扬长而去，捶胸顿足，呼天抢地。
　　候鸟一样的儿女们已经远走高飞。正月里留下的钱物，勉强可以维持老人一年的生活。但现如今，老人的生活已经碎了，漫长的三百六十五天像枕边那一团漆黑的夜色。那天晚上，留守在家的老人都没有上床，他们陪着家里被洗劫的老人聊天，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聊尽了，一直聊到东方既白。天亮的时候，这一家给老人端来了一斗米，那一家给老人拎来了一瓶菜籽油，还有的给老人送来了一刀风干的咸肉……老人整天躺在床上，虽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寻了短见，但那种清汤寡水的日子，也让一个村子的老人都充满了自责。事实上，在那个劈面相遇的瞬间，没有人敢和盗贼短兵相接，自保成了老人们唯一的选择，或许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老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那个盛夏的正午，胡二娘和老伴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吹着电风扇，半梦半醒之间，胡二娘隐约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自己的床边。她瞬间惊醒了过来，那个“年轻人”正在老伴的枕头下摸索，胡二娘刚刚喊了一声，就被“年轻人”掐住了脖子。等老伴被胡二娘的挣扎踹醒的时候，胡二娘的脸已经失了色，等老伴彻底回过神来，“年轻人”已经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老两口藏在枕头下面的八百块钱。这八百块，浓缩着老两口一生的心血。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不仅撕裂了一对古稀老人的念想，还制造了小村牌楼有史以来的第一宗悬案。惊吓过度加上对漫长岁月的忧心忡忡，失窃之后的胡二娘最终撒手人寰。人命关天，事件的性质于是变了，频繁失窃的村庄终于诞生了第一宗案件。遗憾的是，老伴未能提供那个“年轻人”的具体线索，包括大致的身高、年龄和体貌特征。几名目击证人的描述又相差甚远，有的说嫌疑人瘦高瘦高的，也有的说嫌疑人既矮又胖，还有的说嫌疑人最多只有十四岁，罗圈腿……这些似是而非的信息让民警一头雾水，他们从村东转到了村西，又从村西转到了村东，结果一无所获。他们当然一无所获——第一现场已经被严重破坏，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监控，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目击证人。胡二娘的死亡于是成了一宗无头案。 　　如今，五六年过去了，大家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胡二娘。在乡下，非正常死亡的老人不胜枚举，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时间和声音
　　失窃之后，父亲索性不再添置家什，甚至没有置办日常生活必需的电饭煲和煤气罐。父亲一年只回去两三趟，每次回去，父亲都成了牌楼的客人，中午在这家吃一顿饭，晚上在另一家喝一杯。留守在家的老人当然也没什么好招待的，但对于父亲来说，能坐在一起说说话，就是最好的招待了。久居合肥的父亲念着那一份旧情，村里健在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还能坐在一起说几句话的老人更是越来越少了。在生活深重的折磨和年月长久的沉默里，一些老人仿佛已经失去了言语的能力，“啊”“哦”“嗯”“哎”成了老人们的日常用语，久而久之，老人们就都不怎么健谈了，说了上一句，忘了下一句，于是大量地使用感叹词。在小村牌楼，“啊”“哦”“嗯”和“哎”有许多种意思，五花八门的，形形色色的，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又能表示同一个意思。比如某个老人夜里突然去世了，第一个传达消息的人总要缀上一个叹词，“哎”，第二个听说的老人会惊得站起来，嘴巴已经关不住风，于是“啊”了一声；传到第三个老人的时候，老人其实已经在心里震惊过了，于是报以一个短促的“哦”；到了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老人，老人们不仅已经震惊过了，还在一起感叹过了，于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嗯”看嘴巴像是说了，听声音又像什么也没有说。
　　好在父亲也是一个寡言的人，坐在老人们中间，父亲可以和老人们一样久久地沉默着。在时光一样盛大的沉默里，老人们和父亲的脑海里其实都在过电影，牌楼的人和事在老人们和父亲的脑海里轮番上映。父亲和老人们的脑子是往一处走的，老人们想到了村里的国书记，国书记当了半辈子的书记，半辈子都是笑眯眯的；父亲也就想到了国书记，晚年的国书记患上了肺癌，大口大口地吐血，吐了三个月，终于再也不吐了……老人们想到了东成大嫂，东成大嫂瘫痪在床两年多了，下身都生了蛆，白森森的，裸露着两根大骨头；父亲也就想到了回家那天，东成大嫂突然就走了……最后，父亲和老人们一起想到了二十里外的公墓，一想到今后大家都必须“过火燒”，都要躺在那个巴掌大的匣子里，父亲和老人们这才唏嘘了起来，脑海里的电影于是提前谢幕了。老人们以为，父亲常年生活在省城，应该有机会接触省长、书记或者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人，于是便一起望着父亲。“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这句话老人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老人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唏嘘声，把这句话递给了父亲。父亲久久没有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老人们都听懂了父亲的叹息，他们抬头看了看天，低头看了看地，接着就盯住了“狗皇帝”。“狗皇帝”卧在门槛石边上，巢山上的夕阳，镀亮了狗头上油腻腻的毛发。同样生活在牌楼，但“狗皇帝”的生和死，都比老人们幸福——生，它不愁吃不愁喝，也不曾有过病痛的折磨；将来就是死了，也肯定会有人把它扛上巢山。明文规定巢山上不允许埋人，但谁也没有说不可以埋狗。
　　“狗皇帝”虽然生活在牌楼，但事实上，它是活在另一个世界。时间像一个长途跋涉的老人，奔到牌楼，它就奔不动了，它在牌楼停了下来——有时候停在巢山上，有时候停在树梢上，有时候停在门槛石上，有时候停在田埂上，有时候又停在某个老人的头上……巢山黄了又绿了，树梢黄了又绿了，田埂青了又黄了，门槛石上的灰尘又增加了一寸，老人的头发，终于白完了最后一根——时间是个神奇的魔法师，它既是冥想者也是创造者，它用自己的冥想一点一滴地、不动声色地修改着小村。属于牌楼的时间还是一个热爱画自画像的画师，老人们在它的修改里成了另外一个人，牌楼在它的修改里有了另一副面容。老人的面容和牌楼的面容，最后都成了时间的面容。只有“狗皇帝”除外。许多年了，“狗皇帝”并没有显出应有的老态，这条养尊处优的“狗老人”，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或许，属于狗的是另一种时间，属于城市的也是另一种时间，它们都是年轻的时间。它们精力旺盛，像是喝了一海碗鸡血。属于牌楼的时间没有鸡血，它像牌楼的老人们一样，日薄西山，苟延残喘。
　　和老人们的“啊”“哦”“嗯”“哎”一样，牌楼的时间也有自己的声音。清晨，时间的声音是“嘟—嘟—嘟”，每一声都是同样的分贝，每一声之间的间隔几乎一样长。这是早起的冬至大爷拄着拐杖，领着“狗皇帝”去破罡街上的老杜茶馆喝早茶。说是去喝早茶（老杜茶馆里常年免费提供一种野茶，梗粗，叶阔，味苦），其实是冲着春卷去的。老杜茶馆里的春卷闻名已久，面皮香而脆，内馅细而酥，牌楼的老人们都好这一口。但方圆数里，像冬至老人这样雷打不动、坚持去喝早茶的老人却极为罕见，一来固然是心疼钱，二来老人们已经慵懒惯了，实在不愿意早早地爬起来，呼哧呼哧地走两里多路。冬至老人倒不怕走路，他有拐杖呢。关键还不是拐杖，关键是拐杖上还雕了呼之欲出的龙头。这就稀罕了，方圆数里，找不到一根同样的拐杖，老人们的腰就算弯到了地上，也很少有人舍得花钱买一根拐杖。老人们大多拄着一根棍子，巢山上有的是松树，随便砍一根枝丫下来，剥皮去叶之后，就是一根舒适的拐杖。老人们活了一辈子，活到后来就活成精了。在老人们看来，冬至大爷虽然风风光光地活了七十多年，腰都快弯到了地上，但其实还是没有活明白——他对“活”的要求，还停留在雷打不动吃春卷、享受一根龙头拐杖的低级层面。冬至大爷倒不计较这些，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带两根春卷回来。第一个看见了谁，就从怀里摸出来，“我一路捂着呢，趁热吃。”那个有口福的人于是就趁热吃了，一边吃一边还在心里疑惑。“这个老狗日的，怎么就有这许多闲钱呢！”
　　到了中午，时间的声音是“噼啪——噼啪——”，这是柴火在土灶里崩裂的声音。巢山上的灌木和野树已经长疯了，到了深秋，满山都是枯枝败叶，老人们一把把地拾了来，晒干了就是上好的柴火。除了卧室，其他的房子都被老人们堆成了柴屋，晒干的柴火一摞一摞地码上去，码到老人们够不上为止，码到差不多就要塌下来为止。老人们已经砍不动柴火了，也懒得砍，做饭都是整根整根地烧，前半截已经烧成了炭，后半截还杵在灶外面。一顿饭，一根柴。烈焰的温度让把柴的老人昏昏欲睡，烈焰在灶台里“噼啪”“噼啪”地舞蹈，舞着舞着，菜就焦了；蹈着蹈着，饭就煳了……刮西北风的时候，天寒地冻的时候，“狗皇帝”也喜欢卧在灶间取暖。这个狗东西，竟会享福，猛然醒过来的老人，时常会忍不住踢它一脚。狗东西呜咽一声，委屈地摇了摇耳朵。对于老人们突如其来的惩罚，“狗皇帝”从来没有计较过，它知道，老人们的心里窝着一团说不出的苦，有苦却没处说，只好踢自己一脚。 　　黄昏的时候，时间的声音是倦鸟归巢的叽喳声。在小村牌楼，麻雀、乌鸦、灰喜鹊是最常见的三种留鸟，它们数量繁多，生殖力旺盛，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有它们精心编织的窠。鸟雀们也不甘寂寞，天长日久地生活在牌楼，它们终于厌倦了这种单调的日子，一早出门，直到夕阳西下，它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飞回来，飞回来也不急于进窠，还要站在树枝上，互相交流外出一天的收获。麻雀、乌鸦、灰喜鹊分别占据了三棵树。麻雀聊麻雀的，乌鸦聊乌鸦的，灰喜鹊聊灰喜鹊的。鸟类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有的只是“方言”，麻雀的方言乌鸦听不懂，乌鸦的方言灰喜鹊也听不懂，各说各的。如果仔细分辨，还会发现每一棵树上都有一只“头领”，相当于会议主持人，群鸟都听从它的号令，它们散布在它的周围，以它为中心，偶尔也有一两只不安分的雏鸟在枝丫间飞来飞去，“头领”便会高声示警。
　　在牌楼，灰喜鹊最受欢迎。在牌楼人的意识里，灰喜鹊总会给他们带来喜讯，是“喜鸟”；而麻雀是“四害”之一，它们喜欢在地上啄食，随地大小便，是“害鸟”；乌鸦最不受欢迎，是“丧鸟”，在牌楼人的传说里，只要乌鸦一聒噪，村子里肯定会死人。这种说法当然没有科学根据，奇怪的是，这种说法居然也能够得到部分印证。在旧作《倦鸟》里，我曾这样写过二爷的丧事：
　　我所见过的最为豪华的丧事发生在1987年，那是二爷的丧事。二爷活了一大把年纪，记忆里他是村子里最耐活的老人之一，有好几回剧烈的哮喘都差点儿让他断了气，但不久之后，二爷又神奇地活了过来，原本准备好的丧事变成了喜事。二爷的复活总有喜鹊的叫声为伴，以至于后来二爷一断气，二娘就满世界去找喜鹊，村里的媳妇们也帮着去找，但平素乐于叫唤的喜鹊们这一回却集体噤了声，大家就都于冥冥中得知，二爷这回怕是死定了。二娘也只好死了心，一门心思地准备起二爷的丧事。事实上，二爷那一回也确实没有再醒过来，虽然他的眼睛一直在睁着，但却找不到一只喜鹊的影子。临走之前的二爷想来也是在呼唤着喜鹊，我不知道假如二娘真的找来了喜鹊，二爷还能不能醒过来，我相信二爷是能的，二爷最后的意念就系于一只叫唤的喜鹊。更多的生死也维系于一种意念，或者是鸟，也或者是别的。但在我的乡下，那只能是鸟，这民间的鸟们，竟于不倦的飞翔之间，行进著死亡的宏大叙事。”
　　我其实还忘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二爷临死前一天，乌黑的鸦群在小村的上空久久盘旋，一个村子的人都端着饭碗仰着头望天。
　　到了晚上，时间的声音要复杂一些，最主要的声音，来自于“狗皇帝”。“狗皇帝”的声音像一块块砖头，跌落在牌楼宁静的夜色里。不过“狗皇帝”发声也仅限于有月亮的晚上，当一轮圆月爬上巢山之巅，静谧的小村沐浴在一池浮动的牛奶里。这时候，不明所以的“狗皇帝”往往会大声狂吠，它跑得远远的，在小村的某一片开阔地。有月亮的晚上，老人们其实都醒着，月圆月缺，是老人们心里的一本日历。过去，这本日历的注脚是农时，现在这本日历其实已经没有注脚了，但老人们还在心里牢牢地记着，每一次翻开，就会想起某一次春种和秋收，想起某一块曾经的良田，如今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想得迷迷糊糊的，老人们也就睡过去了，月华笼罩的村庄像一场大梦，只有“狗皇帝”醒着，虫子们醒着。“狗皇帝”依旧在吠月，虫子们间或也会鸣叫一两声，很快就安静了。
　　有月亮的晚上，我时常会想起“狗皇帝”，它不知疲倦的狂吠，成了它活在牌楼的唯一意义。但它究竟在叫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也不知道“狗皇帝”都在干些什么，如果一直没有月亮，它又该如何打发那些漫无尽头的长夜呢？这些未解之谜太折磨人了。好在，现在的合肥，已经很少能见到月亮，我也很少再仰望星空，合肥的星空除了黑还是黑，那些偶尔滑过夜空的光亮，来自于一架架来历不明的飞机。
　　桃花痴
　　在小村牌楼，桃花是为数不多的留守在家的中年妇女之一。桃花的丈夫死得早，具体死在哪一年，老人们都记不得了。老人们还能记得的是那些年的桃花像一片单薄的影子，手里牵着一个大的，女孩，刚刚会走路；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的，男孩，还不到一岁，无声无息地闪现在房前屋后。除了下地干活，那些年的桃花几乎不怎么出门，实在是躲不过去了，比如要借个针头线脑的，也大多支使那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自己站得远远的。一开始，大家心里还有些不高兴，乡里乡亲地住着，就算丈夫不在了，两个孩子还在，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然而，几年下来，桃花竟是谁家的门也没有迈过，竟是不声不响地把丈夫丢下的一双儿女拉扯成了大人。大家这才理解了桃花的做法，“寡妇门前是非多”，桃花不想惹这个是非，她不上人家的门，人家也就不好上她家的门。桃花以这种方式守住了一个寡妇的贞洁。
　　桃花一直没有改嫁，似乎也没有这个打算。那些年，上门的媒婆几乎一直没有断过，那些年的桃花虽然生活清苦，但桃花的坯子还在，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迷倒了方圆数里一大批鳏夫。可任凭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如何天花乱坠，桃花就是油盐不进，她只是低头默默地听着，偶尔也浅浅地抿一下嘴唇，瞟一眼佯装从门前路过的人。媒婆走马灯似的、兴高采烈地来，又走马灯似的、灰头土脸地走，连桃花家的水都没能喝一口。桃花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但正是这种不近人情，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弱女子决绝的内心。大家对桃花既敬且畏，没想到这个外表瘦削的弱女子，心性竟如此刚烈。
　　在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决绝里，桃花的一双儿女都成了人。初中毕业的姐姐去了常州，高中毕业的弟弟去了广东。送走一双儿女的桃花尚在中年，但尚在中年的桃花突然就老了，头上的白发怎么也藏不住，前面藏住一束，后面又露出一丛。最触目的变化还是桃花的腰身，她突然就胖了起来，吹气似的，见风就长，很快就长成了水桶。徐娘半老的桃花自绝了所有的道路，当年华老去，桃花反倒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家门。这个年纪的中年妇女历经了大风大浪，什么样的玩笑都能开得，什么样的玩笑都能挡得住。
　　主动出击的桃花让大家有些不知所措。她像所有的牌楼人一样端着海碗，一边走一边扒一边和大家打着招呼。老人们聚在一起打麻将的时候，她居然也会挤进来，大大咧咧地替这一家惋惜，咋咋呼呼地感叹着另一家的好手气。渐渐的，桃花居然也坐上了牌桌。牌桌上的桃花是另一个桃花，她脸不红心不跳地爆出了牌楼人的粗口，和牌友们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以往牌楼爱打麻将的，只有几个眼不花耳不聋的老人，但自从桃花主动参与之后，打麻将，竟成了牌楼人谁也不想主动退席的娱乐盛事。以往，老人们至多打四圈，打完四圈，斤斤计较的老人们差不多也就累了，但自从桃花主动参与之后，四圈慢慢地打成了八圈，打到后来，已经没有一个定数了，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什么时候歇就什么时候歇。麻将场也从国平家的院子，不知不觉地移进了桃花家的院子。国平多少有些失落，他一面在心里咒着那些老不正经的，一面又忍不住走进了桃花家的院子。 　　在桃花家的麻将场上，国平只是一个观战的角色，每一次桃花都拒绝国平上场，老人们也不愿意让国平上场。和老人们相比，国平到底要年轻许多，和国平打麻将，老人们几乎没有赢过。国平患有严重的类风湿，一双关节粗大的手像一双钉耙，一条腿已经瘸了，依旧不肯吃药。发病的时候国平就用稻糠摩挲自己的双手（牌楼人“发明”的偏方之一），摩挲完了还是锥心地痛。痛到无计可施的时候，国平就暴打自己的老婆，在田埂上打，在灶台边打，在被窝里打，终于把老婆打跑了。这一跑就是十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坐在麻将场上的桃花喜欢变着法子支使国平，一会儿让国平给自己换杯水，一会儿又让国平给灶里添一把柴火。老人们都不想散场的时候，桃花就让国平负责做饭，简单地填饱肚子后，晚上接着打。有时候，桃花也会让国平上场替自己换换手气，老人们一开始死活不答应，但终究拗不过桃花，愿赌服输，只好认账。账是认了，到底心有不甘，于是就在嘴上讨些便宜。大家就开桃花和国平的玩笑，猥琐的，狎昵的，赤裸裸的，国平只是骂，桃花倒大大方方地认了。认一次，国平心里满是狐疑。认两次，国平就不疑了。到了第三次，趁着月黑风高，国平熟门熟路地摸进了桃花家的院子。那一晚，小村突然电闪雷鸣，老人们全都坐了起来，耳朵里灌满了风声、雨声、“狗皇帝”张皇失措的吠声。第二天一大早，冬至大爷看见桃花门前的泥地里，留下了两行一边深一边浅的大脚印。
　　桃花家昨晚进贼了，冬至大爷说。“哦？”老人们都笑，都不吃惊。从来不打麻将的冬至大爷被老人们笑得一头雾水，他只好独自嘟囔着，独自拄着龙头拐杖，杵一下，挪一步，像一个大大的问号，慢慢地挪动在雨后的大地上。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常去桃花家打牌的几个老人终于醒悟了过来。对于桃花，老人们其实并无想法，毕竟，老人们的年纪都大了，早就断了那份念想，他们之所以爱和桃花打牌，无非是桃花的放肆让他们的生活忽然闪进了一丝朦胧的光亮。老人们都不喜欢看电视，“电视上都是骗人的”，电视机也收不到几个频道，勉强能看的几个频道还经常闪屏，屏幕成了飓风中的露天电影。时间是老人们最富余的奢侈品，白天太长，黑夜太深，打牌成了老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但现如今，老人們忽然就明白了过来，他们都被桃花利用了，桃花以打牌为诱饵，以他们的玩笑为导火索，点燃了国平深埋在心里的那一团火。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男女关系都是人们最热衷的谈资。不久之后，牌楼人就开始传起桃花的风流韵事，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仿佛每一次，他们都恰好在现场。桃花家的牌场开始无人问津，也没有人愿意再踏进桃花家的院子。在桃花和国平这件事情上，牌楼人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第一次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旷日持久的留守里，几乎每一个留守妇女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半推半就地、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慌地和夜里摸进门的男人上过床，牌楼人没有亲眼看见但都亲耳听见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不东窗事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桃花是个寡妇，国平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但桃花和国平的“相好”不仅没有得到大家的祝福，反倒招来一场持久地唾骂。
　　“头发都熬白了，到底还是熬不住……”
　　“都要带孙子了，还做这号丑事……”
　　桃花熬了二十年，她不想再熬了。熬或者不熬，原本都是桃花一个人的事，但老人们硬是把桃花一个人的事变成了一个村子的事。他们集体孤立桃花，冷落国平，极尽攻讦之能事。熬到当年年底的时候，桃花终于熬不住了，她开始给老人们做低服小，挨个上门向老人们赔不是。第一个老人始终一言不发，脸色比天气还冷；第二个老人笑眯眯的，一个劲地装糊涂，“啊”“哦”“嗯”再也没有了下文；第三个老人连这些叹词也没有了，他丢下桃花，捧着茶杯独自出了门……最后，桃花在老杜茶馆里找到了冬至大爷，她给冬至大爷买了五根春卷，她给村子里的每一位老人都买了五根春卷。当桃花把热乎乎的春卷挨个送上门的时候，老人们的态度终于有了变化，有了变化也并没有就此松口，最后还是冬至大爷站了出来，他给桃花递了一句话，如果孩子们不反对，他们谁也无权反对。冬至大爷这句话让桃花关门大哭了一场，她想过一千想过一万，就是没想过自己的孩子、国平的孩子，就算国平的孩子同意这门婚事，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同意么？不能的！两个孩子，是那个“死鬼”留在牌楼的根，自己一旦改嫁给国平，死鬼的“根”也就断了，成了国平家的人。一想到这一层，桃花的心就慢慢地凉成了一块冰。
　　老人们都在观望着桃花，私下里议论，谁也不知道闭门不出的桃花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重新出门的桃花仿佛又换了另一个人，她蓬头垢面的，挪动着臃肿的腰身。遇见人，头低低地，吃吃地笑着。“你有没有看见国平？”
　　没有人看见国平。就在桃花给老人们做低服小之后，闭门不出之后，国平家的院门就悄悄地挂了一把锁，据说他又去了宁波。早些年，国平曾在宁波打过十几年的零工。
　　国平不辞而别之后，桃花时常会独自出几天远门，归来的桃花总是逢人见笑。“我找到国平了，真的！我找到国平了，真的！”老人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接话。这个半头白发的女人，陷在自己的情欲里无力自拔，她已经被自己的情欲逼疯了！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说桃花是疯子，大家都叫她“花痴”，想男人想到不知廉耻。“花痴”又来了，老人们乐呵呵地说。桃花冲老人们傻傻地笑着，裸露着臃肿的腰身、丰腴的双乳。
　　只有冬至大爷一手抹着眼泪，一手拄着龙头拐杖，慢慢地走出了小村。田野上，营养不良的油菜花一年接一年地自生自灭着，“狗皇帝”在其间跳跃，奔跑，像在追逐一个即将消逝的梦。
　　死于旷野
　　除了老杜茶馆，村外的田野，是冬至大爷另一个固定的去处。冬至大爷年轻的时候是个种田的好把式，老伴身体不好，冬至一个人经营着五亩良田。那是真正的良田，水稻是水稻，棉花是棉花，小麦是小麦。冬至起早贪黑地在田地里劳作，白天栽秧，晚上车水，农忙的时候，几乎不曾有过一天停歇。他也歇不住，有月亮的晚上，冬至还要爬起来，蹲在田埂上仔仔细细地“听”。“听”，是冬至种田最大的秘诀。老人们都说，冬至能听到庄稼生长的声音，喝水的声音，连庄稼生了虫子都能听出来，生了虫子的庄稼地会将生虫的信息传递给田埂……一开始，老人们还有些将信将疑，但家家户户的庄稼总有歉收的，只有冬至种的田，年年五谷丰登。这就不能不信了。问冬至，冬至总是神神道道的，他死活不说自己是怎么听的，但他愿意帮人家去听。冬至听过的庄稼地，果然就有了丰收的迹象，果然就有了喜人的收成。奇怪了！于是，一个村子的庄稼都请冬至去听。农忙时节还没开始呢，冬至就早早地忙开了，冬至享受着这种忙，这种忙既是庄稼人的本分，也让冬至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尊敬。 　　余生也晚，冬至的这些经历都成了传奇。等我也能下地的时候，冬至大爷已经不怎么下地了，旷日持久的辛勤劳作让冬至大爷的腰早早地弯向了大地。那些早起割稻的清晨，冬至大爷总会踱到田埂上，问问这个，摸摸那个，然后捋几粒湿漉漉的稻子，放到嘴里笑眯眯地嚼。冬至大爷爱吃这一口，几家嚼下来，冬至大爷心里就有数了——谁家的田已经瘦了，来年得追肥；谁家的田潮气太重，来年要重开一条沥水沟……在农事上面，大家都听冬至大爷的，来年都会按照冬至大爷的意思去做。冬至大爷在地里刨了一辈子的食，他刨过的地比许多人走过的路还要多。
　　冬至大爷的两个儿子都在常州置办了房产。刚刚洗脚上岸的时候，冬至大爷也曾被儿子接到常州一起“享福”过。冬至大爷住不惯高高在上的“鸽子笼”，那漫长的三个月，冬至大爷住成了一个傻子——白天他几乎足不住户，出门一抹黑，他谁也不认识，又担心找不到回家的路。所有的路都是相似的，冬至大爷总是分不清东西南北，走着走着就犯了糊涂；晚上又睡不着，耳畔总是轰鸣着滚滚的车流，那是一种令冬至大爷发狂的噪音——每一次惊醒，冬至大爷都以为自己正躺在无遮无挡的大马路上，一辆车向自己的左边冲过来，一辆车从自己的右边碾过去……熬了两个月，冬至大爷实在熬不下去了，想回牌楼，但两个儿子都不答应，两个儿子轮流做父亲的思想工作，适应了就好了，我们一开始也睡不着……现在有时也睡不着……在两眼一抹黑的常州，冬至大爷只能听儿子的，于是接着熬。这时候的冬至大爷已经有些晨昏颠倒了，白天，儿子媳妇刚一出门，冬至大爷就卧在沙发上，开着电视机，迷迷糊糊地睡一觉；到了晚上，冬至大爷就躺在床上，醒着耳朵，听窗外滚滚的车流，听着听着就想起了牌楼的夜晚。牌楼的夜晚，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家蛇蹿过瓦楞的声音，“狗皇帝”闲极无聊、追咬耗子的声音……在牌楼，梦乡的另一头还连着土地。但在常州，冬至大爷的梦乡却悬了起来，他怎么也睡不安稳，怎么也不敢把自己的夜晚交给那一片陌生的水泥地。想着想着，悬着悬着，冬至大爷就病倒了。病中的冬至大爷终于找到了回家的借口，两个儿子坚持把父亲送进了医院，抽血、量血压、查心电图、做B超、拍胸片，该查的项目都查过了，似乎都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但输过液、吃过药的冬至大爷依旧一病不起。主治医生最后也无计可施，只好吩咐家属尽快办理出院。“想吃啥就吃点啥，也没啥忌口的了……”这话里的意思严重了，医生也治不好要死的病，只能回家等死。两个儿子这才慌了神，他们一刻也不敢停留，连夜将“病危”的老父亲送回了牌楼。
　　老伙计们都来了，他们围坐在冬至大爷的床边，一边唏嘘着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一边又让冬至大爷放宽心。冬至大爷的两个儿子已经忙得两脚都不沾地，请裁缝做“老衣”，托风水先生寻找合适的墓地，冬至大爷的寿材倒是现成的，但要凑齐四个举重（抬寿材的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里的壮劳力都去了外地，冬至大爷的两个儿子访遍了方圆数里四五个村子，最后还是差一个人，只好打电话从外地请回了一个远房亲戚。老人们都热心地帮着各种忙，连做流水席的荤菜和素菜都备齐了，没承想，就在老人们张罗著搭灵堂的时候，冬至大爷突然悄悄地摸下了床，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自己的灵堂里。老人们吓得停了下来，两个儿子吓得跳了起来，好半天之后，大儿子才慢慢朝父亲弯下了腰，试图看清老父亲的脸。“你、你……没事吧？”冬至大爷一言不发，他像陀螺一样转过了身体，又不声不响地走出了灵堂。“他这是回光返照吧？”小儿子说。老人们有的点了点头，有的则半信半疑……直到冬至大爷喝下两大碗西红柿鸡蛋汤、生龙活虎地扯掉灵堂上的经幡，两个儿子才如梦方醒，他们赶紧收起了父亲的“遗像”，藏起了刚刚备好的“老衣”。老人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干脆骂起了冬至。“你个老不死的，想吓死人啦……”
　　只有冬至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开玩笑，也没有心思开这种玩笑。他的魂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了根，自己离开得太久了，魂得不到安宁，肉身也就得不到安宁。当灵与肉终于又合一的时候，他也终于安宁了。
　　重新活过来的冬至大爷从此一直独居在牌楼，两个儿子也再没有让父亲去过一天常州。重新活过来的冬至大爷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话更少了，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密了。最重要的变化还是他的腰，彻底直不起来，弯成了标准的九十度。冬至大爷从此拐杖不离手，他拄着拐杖走村过户，上老杜茶馆，拄着拐杖，慢慢地挪上村前的那条机耕路。过了这条机耕路就是空荡荡的田野，两三百亩地，稀稀拉拉地种着一小片棉花、小麦、油菜和荸荠。没有水稻。牌楼人早就不种水稻了，老人们有心播种却无力收割，棉花、小麦之类的农作物，大多也是“靠天收”，收或者不收，老人们其实也并不在意。老人们已经忙不动农活了，也不值得去忙，忙得越多，亏得越大。田地于是集体荒着，偶尔想起来，就去撒一些种子，撒下种子之后也很少去看，任其自生自灭。对于老人们来说，农事和农时，更多的只是一种念想——这是农人的根本，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得，只有“根”丢不得。一个丢了“根”的人既脱不了胎，也换不了骨，一辈子都会水土不服。老人们都信这个理。儿女们都去了城里，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有的混成了“公家人”，到月就会领工资……但老人们就是不愿意离开这块土地，和冬至大爷一样，他们不敢把自己的梦乡交给无着无落的城市。一到了城市，他们的根就丢了，他们的魂就散了，就像一个被母亲遗弃的三岁的孩子。
　　老人们固守着自己的村庄和老屋，其实就是在守着自己的根和魂。他们虽然半饥半饱，终日也无所事事，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根和魂守得紧紧的。冬天的午后，他们靠在墙根下晒太阳，翻炒着陈芝麻烂谷子。夏天的夜晚，他们就搬张竹床，袒胸露乳，大开着前门和后门，四仰八叉，一直到天亮。清心寡欲的老人们，在根和魂的陪伴下，消磨着最后的光阴。
　　只有冬至大爷，每天都会到田埂上去坐坐，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月亮的晚上，冬至大爷睡不着，也会领着“狗皇帝”，到田埂上这里走走那里遛遛。“狗皇帝”在月亮地里撒着欢，冬至大爷安详地拄着拐杖，偶尔也会停下来掐一株野草，放在嘴里细细地嚼。冬至大爷认得地里长出的每一株野草，哪一种草味道涩，哪一种草味道甜，哪一种草会麻嘴、有毒但不致命，冬至大爷的心里一清二楚。和老人们相比，冬至大爷太丢不下了，他也不愿意丢，一直到死。 　　老人们的根和魂，有的在村庄里，有的在老屋里，但冬至大爷的根和魂，却在他“听”过的那些田地里。那个寒露之夜，明月皎洁，冬至大爷又领着“狗皇帝”走进了村外的田地。下半夜的时候，“狗皇帝”忽然吠声大作，半梦半醒的老人们起先都没有在意，但“狗皇帝”挨家挨户地狂吠，拍门，老人们这才醒悟了过来。能起床的老人都起床了，“狗皇帝”在前面带路，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村外的田地。田地里月华如水，像秋天的池塘，水意氤氲里，连草叶的影子都是凉的。
　　大家都呆住了。冬至大爷侧卧在田埂上，蜷缩着手和脚，像一只僵硬的河虾。“狗皇帝”蹲在冬至大爷的身边，轮流舔着老人的两只手，咬着老人的衣袖往起扯。谁也没有喝止“狗皇帝”，“狗皇帝”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努力，它呜咽着，匍匐在老人的脚边。时光仿佛静止了下来。老人们默默地围坐成一圈，默默地守护着冬至大爷的遗体。
　　天亮的时候，老人们忽然看见了桃花。穿戴整齐的桃花远远地跪在老人们的外围，一边哭一边拍打着田埂。桃花撕心裂肺的哭声让老人们有些惊慌失措，他们吃力地站了起来，一边看着寿终正寝的冬至，一边看着如丧考妣的桃花，秋天的田埂上，慢慢地落下一行行老泪。
　　后记
　　2013年秋天，国平突然回来了，一个人，拎着几件简单的行李。他的头发全白了，一脸的褶子，剧烈地咳嗽着，咳起来几乎走不了路。“狗皇帝”居然还认得他，今天叼走他的拖鞋，明天又叼走他的袜子——“狗皇帝”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基本上失去了吠叫的力气。月圆之夜，“狗皇帝”偶尔还会喊几声，空洞，低沉，时光之手已经掐住了它的喉咙。
　　令老人们担心的是，“狗皇帝”已经很少进食，它几乎整天卧在地上，像老人们一样守着它的魂。“狗皇帝”有魂吗？老人们都说有，有生命的动物都有魂。我不太相信這种说法，但置身于牌楼，却又不能不相信。国平就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冬至大爷拄着他的龙头拐杖在田野上四处张望。冬至大爷过世的时候，国平并不在场，但国平见到的冬至大爷，居然就穿着那一身逢年过节才会上身的衣裳。桃花也说自己梦见过冬至大爷，冬至大爷在她的梦中喊冷，衣服和袜子全是潮的……
　　老人们都不相信桃花的梦，毕竟，她曾经是个“花痴”，脑子不做主的。只有国平相信了桃花。冬至的时候，国平给冬至大爷烧了几身衣服，冬至大爷的魂终于安息了，他再也没有给桃花托过一次梦。
　　国平给冬至大爷烧纸那天，带上了“狗皇帝”，但国平回村的时候，“狗皇帝”居然失踪了。国平沿路找了三四天，桃花也沿路找了三四天，但一直没有发现“狗皇帝”。那些常年坐在路边的老人，谁也没有看见过狗。“狗？哪里还有狗？”国平比画了半天，老人们笃定地摇了摇头。桃花比画了半天，老人们还是笃定地摇了摇头。几天之后，国平和桃花就放弃了继续寻找的打算，他们都怀疑，“狗皇帝”已经老死了。但父亲和我都相信，“狗皇帝”应该还活着，它在牌楼生活了一辈子，就算死，也会死在自己的皇家庄园里，不会选择死在外地。
　　据说，国平找过几次桃花，但桃花始终冷着脸，骂他是畜生，让他快点滚。“国平那么老了，”父亲说，“也真是的，怎么还不死心！”“桃花就死心了么？”我望着父亲，父亲沉默着，答不上来。
　　“桃花的病怎么就好了呢？”父亲愣了片刻，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鬼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病呢？”
　　父亲的回答让我始料未及，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哑然失笑，眼前浮起桃花丰腴的双乳和臃肿的腰身。夕阳西下，风吹落日。小村牌楼像一幅尘封的油画——冬至大爷、国平、桃花、“狗皇帝”……他们在大地上匍匐、站立、行走与消隐，像旷野里无人问津的油菜花，寂寞盛开，寒凉凋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