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贾出身的吕不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极有眼光和魄力的投资专家,他把当“人质”的子楚当作“奇货”,不惜重金加以投资,并且一环扣一环地巧妙推销和经营,终于贵为相国,并当上秦王赢政的“仲父”。这堪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也最经典的政治投资。吕不韦不是那种易于满足的人,即使“位极人臣”也还不甘寂寞。“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疆(强)羞不如。”吕的“羞不如”恐怕还有深层的心理原因,那四“君”本来就是王室贵胄,而他吕不韦是商贾出身,即使富得流油,也毕竟地位不高。如今虽成了政治暴发户,但他内心深处仍不免有自卑感。因此他有了与四“君”比拼一番的强烈欲望,于是“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场面有了,人气旺了,接下来就要考虑社会效应了。当时像荀子那样有才智的辩士,纷纷著书立说,声名随之远播。机敏的吕不韦由此想到,创造社会效应莫过于著书了。当然这并不需要他老人家绞尽脑汁、亲操刻刀,三千食客就是他现成的写作班子。而对食客们来说,参与著书既是对主子的一种报偿,又是施展自身才智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就这样,凭借群体的智慧,著成了《吕氏春秋》。
　　吕不韦想要让《吕氏春秋》迅速扩大社会影响,于是便设计了一个高招:“布《吕氏春秋》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20余万字如今印成一本书,大概只需十个印张的纸,并不算厚。但在那时将一部《吕氏春秋》刻在竹简上,而且要挂在城墙上让人观看,字体又不能小,所以不难想象,咸阳城门遍挂《吕氏春秋》一定是很壮观的。而只需对这部书“增损一字”就可以立马获致千金,这无疑更造成了极大的诱惑。不过,最终也没有人能拿走那千金。《吕氏春秋》果真完美得不能“增损一字”?当然不是。东汉的高诱说得对:“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凭借其权势,还有商贾的巧智,吕不韦没有破费一个子儿,就使《吕氏春秋》迅即名声大噪。而为书延誉,说到底也是为他自己造势。当时的四“君”虽然都是食客盈门,似乎没有谁能捣腾出一部广为人知的书来,相比善于利用资源从而使自己“风雅”起来的吕不韦,他们就顿显黯然失色。
　　吕不韦毕竟是商贾出身,颇善于商家的推销术。倘若他当时采用另一种方法,比如请来一些有名望有学问的才士,盛宴款待,再塞上红包,请他们或写序,或作书评,或专题研讨……这当然也会有点用,但比起千金一字造成“轰动效应”的妙招来,效果就差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