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场“接待高潮”之后，陈老每在公开场合，都要郑重声明：“我这个顾问委员是‘有党无派，不顾不问’，我离休了，回来是写小说的，其他我不管。”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可是，有些事情真是要躲也躲不开！1984年6月，我跟着他到梧州访当年地下党活动的旧址。他乡遇故知，碰上了蒙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富科，顺带着还把陈老扯进了一场意外之中。
　　这场“是非”全是我引起的——1982年春节，我应邀回蒙山探望亲友，因而获悉老同学彭贵康在邻县昭平当县委副书记，抓试点搞责任制，发展生产，富裕农民，很见成效，联系到当时全国农村“万马齐喑”的现状，我深有感触。于是一个晚上写了个短篇小说《湿引炮烧婿》，次日给文友们传阅。他们都大有同感，提出要留下来，先在县文化馆的刊物《湄江》上发表。我同意了，没想发表之后惹了祸，县委某主要领导人一是思想僵化，认为它“否定公社化”、“砍红旗”，二是神经过敏，以为我受彭贵康“派遣”，来“影射”蒙山，因而掀起了一场“十二级台风”，在三级干部会上批评这个作品。我在南宁“逍遥法外”，而县里与发表这个作品有关的同志挨批挨斗，受到组织处分的很多。贵康当时虽已提拨为地委副书记，也作声不得。我远在南宁，还是个“党外副科级”更无能为力！
　　没想到千里迢迢而来，竟然在梧州街头遇上了，他诉说自己含冤被整的情况，我当然责无旁贷，便把他带回北山饭店，向陈老申诉此事。
　　陈老少见地动怒了：“他们顶着中央的决策，拖延了家乡发展的步伐，还有理啦？”当即让小周打电话，请地委书记杜易前来面谈。
　　果然“一言九鼎”，杜易同志接受了指示，派出地委宣传部长带人前住蒙山了解情况，平反了这场冤案。《广西日报》还发表了这篇小说的全文，加上了编者按，因而推动了生产责任制在全区的推行。我也算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事后，陈老问我：“恁大件事，你怎么两年来只字不提？！”
　　我嗫嚅于色：“您不是说‘不顾不问’的么？”
　　他笑了：“你没听全我的话，我是‘有党无派’，一个老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含糊不得！”
　　
　　一纸千金，受用永恒
　　
　　今天回首往事，我应该感谢秦似同志，这位共产党员老作家，感谢陈万森同志，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向陈漫远同志推荐我，无非是看上了我的文笔，估计也许能为老人家做点技术性的工作。我没有辜负陈老和他们的期望。如果说这部小说的成书，我确实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篇章结构和文笔上有所贡献的话，那么还有一个他们意料不到的惊喜，就在给陈老当助手的4年里，我从一个党外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接受了最初的党内教育。
　　如果说现实的教育是单位党组织对我进行的话，那么，陈老则以他的言行给我补了党的传统教育的课。我至今还记得，1984年6月12日，陈老领着我在百色红七军军部（原粤东会馆）参观的时候，对着当地女歌手黄浓甜（我在小说中把她形象化为赵浓香）问七问八的，陈老少有的思想开小差了，走向红七军军旗下站住了，主动招手叫记者给他照相。当晚，他递给我一首新作的七绝：
　　鹅城揖别记长征，
　　甲子重归认老营。
　　心声谁解红旗下，
　　卸却戎装犹是兵！
　　就是这首诗，使我蓦地升华出一位老红军的形象，也理解了他“两个党员携手打仗”的意思。就像电脑中的信息更换，一下子整个“辛雷”的形象进一步鲜活起来了，我将原稿又顺了一遍，才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那首诗却不能照抄进去。于是，我把自己20年前的一首旧作融了进去：
　　囊箧萧然卜宅台，
　　敢将重任暂抛开。
　　井冈暴雨延安雪；
　　时挟惊雷入梦来！
　　陈老阅过，认可了（见书中第276页）。
　　小说定稿后，交给了广西人民出版社，他们非常重视，让张达平设计封面，雷德祖画插图，那都是该社的“特色品牌”！我将情况向陈老汇报，陈老说：“好，我也要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信，是书名题签，胡耀邦的！
　　胡耀邦我熟悉。1958年他还当面考过我，要我背诵毛主席的《才饮长沙水》，我才知道他跟陈老是老战友，以前在同一个兵团内，他是政治部主任，陈是参谋长，这点支持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知道的只是，陈老在电话中把他说得那么忙，还那么操心，写了几张才选取了这一幅！
　　我几乎是小跑了几条街，把它送到出版社。
　　更大的意外竟然是，在那以后不久，消息传来，陈老病重。1986年10月，借着上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会议的机会，我探望了他。
　　我在病房里见了他最后一面，我把他的诗集《萍迹诗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交到他手上，这是他生前看到自己的惟一文学作品！他感慨万千，问长问短，本来高干病房对他这样的病号探望以15分钟为限的，可他硬是一留再留，足足把我留了43分钟。
　　一个多月后，1986年11月22日，陈漫远同志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