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表示震惊，并充满敬畏；同时，日本与中国谋求经济共同发展的意向也正在形成。然而，中国却面临着合作伙伴经济“零增长”的境况，这包括自己的邻居日本，也包括美国等国家。
　　日本推行所谓的“安倍晋三新经济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由于财政赤字而紧缩财政支出，并且实行“零利率”，但实际利率并没有降低，由此导致中央银行依靠无限制地印发纸币作为最后的调节手段。与此同时，物价开始迅速上涨，股票也是。由于实体经济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持续下去，今后无疑会带来“泡沫破裂”的后果。
　　当前，美国经济处于“财政悬崖”的边缘，欧洲的经济危机也正在持续中。因此，全球发达国家在直面其经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现象时，更需深入探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日本和美国目前正在实行的政策，可能难以达到实现各自经济增长的目的。事实上，为了不采取徒劳且危险的“增长战略”，我们应该明确“发达国家的‘零增长’是必然趋势”的认识。
　　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实现“均衡增长”，其中的“均衡增长率”就是人均增长率和社会全体技术进步率之和。同时，诸如10%这样的高增长率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特定部门虽然可以达到，但在社会整体中则无法实现）。
　　也就是说，单从“人均增长率”的水平来看，西方经济学原本就是主张“零增长”的。
　　此后，为了说明东南亚等国经济的高增长以及被赞为“新经济”的美国经济，西方经济学又提出了“内在增长论”。
　　作为“发达国家的高增长仅仅是泡沫”的“内在增长论”固然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日益蓬勃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解释“发达国家的零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这一现象，由此我们提出了“马克思最适增长理论”的模型。
　　我们将劳动力作为投入生产的最终生产要素，同时将资本主义式增长理解为为达到均衡增长进行的长期资本储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人口和技术均相对稳定，在远未实现“零增长”即“均衡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已经实现“均衡增长”的发达国家之间，增长率便会产生决定性的差异。
　　通过对中国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处于全储蓄过程，即全增长过程的前半阶段，故而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增长率虽然不断降低，但距到达“零增长”还有大约30年的时间。
　　实际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储蓄达到一定程度后应适时停止，才是合理的。
　　当然，虽然我认为“资本储蓄的停止是有益的”，但并不代表全国民众都能够获得这个“利益”。例如：即使毫无用处，建筑界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进行大型公共投资，投资家阶级也会逼迫政府创造出投资机会。进而，“零增长”的软着陆自身也出现了各种障碍。这可以用来解释现今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各种对立构图——因为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这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