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向人类公开宣战已经进入第21个年头了。尽管早在1984年，科学家对艾滋病病毒的致病机制和流行规律已经破解;尽管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三条途径传播的知识和预防方法已被广泛宣传，但以现代文明和高科技而自豪的当代人类，在艾滋病的挑战面前，却显得那么脆弱无能——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预计的死亡人数更是令人怵目。
　　医学专家们早就发现，艾滋病虽然是一种传染病，但与结核、肝炎相比，它属于预防难度较小的一种。然而，由于人性中的弊病，这种医学上不难预防的疾病竟酿成人类的灾难。人们因为害怕艾滋病，于是歧视艾滋病病人;因为歧视艾滋病病人，使本来就隐蔽的艾滋病传播过程变成一条更加难以阻断的传播链。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艾滋病病毒从感染到血清抗体阳转之间存在3～6个月无法检测的窗口期和2～15年的潜伏期。如果大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窗口期后及时进行检测并立即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则一个国家应该在8～10年后可以将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住。
　　据有关资料，控制艾滋病由升到降的时间，澳大利亚用了5年，病势凶猛的美国用了14年，经历曲折的泰国用了12年。而病例出现最迟，有大量经验教训可借鉴的中国已经花了16年时间，艾滋病流行病学的统计数字却仍然在年年上扬，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这是为什么？
　　专家们曾经对各类群体场合，如球场、影剧院的枪击、爆炸等事件伤害性质做过统计分析，发现由于混乱时相互拥挤、践踏和争夺等造成的伤害往往比直接被事件本身所伤害的人数要多好几倍。也就是说，人们盲目逃避灾难的行动，反而成为加剧灾难的因素。以艾滋病为例，艾滋病病毒是人类的毒蛇，最初它只是咬了人类小小的一口，对于几十亿人口数量的人类机体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伤口。然而，当人类看到它的危害后，整个儿地恐惧起来，手足无措地逃避、歧视、对立、报复，结果致使毒素蔓延全身。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艾滋病预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在澳大利亚，遏制艾滋病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变社会和公众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1992年，澳大利亚推行公共教育运动，首先向错误的态度和陈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通过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展示他们的生活。通过这一活动，人们开始相信，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进行日常的社会接触是安全的。在泰国，继1991年起草了第一部控制艾滋病五年规划后，又制定了1997～2001年的第二部行动规划。规划从起草到定稿，始终由多部门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参加。规划非常全面，以人为中心，把艾滋病控制与国家发展总目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局面。
　　当所谓的艾滋病病人扎针事件和故意报复事件被渲染得一片恐怖时，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身上。在人们的印象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同是潜在的罪犯。但人们似乎很少去考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件和应当怎样来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
　　正确的方法是: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普遍的防护意识以及贯彻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尊重、公正和参与原则。但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不敢暴露病情，人们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没有任何防护意识;另一方面，一旦有谁病情泄露，人们立刻将其视为妖魔鬼怪，躲得远远的。然后，又处处提防和担忧着妖魔的报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一切的报复和侵犯都是因为仇恨。在纯真的爱心面前，任何人都是不愿去危害对方的。在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和根治艾滋病的药物尚未研制成功之前，惟有人类的关爱才可以建立起抵御艾滋病传播的有效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