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亦或后新时期)文学”即将延续至2000年之时,“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横空出世,如果说“新时期”的发生与中国当代的发展史直接相关,那么“新世纪”能够成为一个富于学术内涵的名词而非简单的序数定语,则主要取决于积淀深重的文化心理.依中国民俗,“逢五”“逢十”“逢百”皆为“整日子”,是纪念、总结和庆祝的刻度.而2000年又偏逢旧世纪和旧千年结束、新世纪和新千年开启,李欧梵认为:“世纪观念是西方的观念,源于基督教的终结之感.20世纪末,西方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认为世纪到了尽头,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中国没有.”(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李欧梵所说的“中国没有”是指中国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末世”观念,也不会因“世纪末”这一特定的时间点而产生“今不如昔”的幻灭感.“在艺术上,世纪末所代表的是一种批判和颠覆,如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艺术,所代表的正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现代性的批判和颠覆.”(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显然,“批判和颠覆”并不是我们所谓“新世纪文学”的主流,早在1992年,陈骏涛主编《跨世纪文丛》时称"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呈现什么样的景观,将举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