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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了半年之后，胃癌终于夺去了大舅的生命。
2006年4月10号晚上，很普通的一个问候电话，打给母亲，聊了几句家常，她突然说，你大舅过世了，就在前天。当天下午她和父亲刚刚从老家回来。
母亲语气平淡，恍如描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离世，近半年的心理折磨突然解脱，痛苦和眼泪仿佛已经被时间蒸发。
大舅卒年72岁，73、84是北方民间传说中老人的鬼门关，外祖母去世时83岁，两位老人都没能过这道坎，对持类似宿命论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梦魇般的注脚。
当一天夜里，他被疼痛折磨得难以忍受并再次咳血后，检查结果事实上已经宣告了他的死亡，胃癌晚期。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胃部的癌细胞摧残，每天只能喝少许稀饭，或吃几块他喜爱的奶糖。在山东中部并不发达的农村里，并不富裕的家庭有老人生病，挨着不去医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怕花钱，特别是商昂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化验报告出来后，几乎所有的家人都不愿意将残酷的事实告诉大舅，但在我表哥、大舅唯一的儿子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立即讲出事实后，据说大舅在病床上痛哭流涕，伤心欲绝。
外祖父早亡，但和外祖母育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由于生活困难，其中的二舅很小就被过继给一户马姓人家，和大家族来往不多。其他兄弟姐妹得到大舅患病的消息后很快前来探望，并采取各种方式让他相信，他得的不过是普通的胃病，很快会出院，后来大舅竟也相信了，开始乐观地面对病情。
胃癌晚期，化疗基本失去意义，加上对医疗费的恐惧，大舅在医院呆了极短时间就决定回家静养。短暂的弥留时光，这个一生与土地相依为命的老农难得地得到些许喘息，过去不舍得享用的营养品——多来自晚辈或城里亲戚的馈赠——开始吃一些了。比如，二姨从河南专门给他买的六只土鳖，大舅就当作救命药品咬牙切齿吃了，当然他最终吃不了多少——他的胃已基本被癌细胞吞噬而丧失功能。
再过几日，形销骨立的大舅只能蜷缩在土炕的角落里苟延残喘了。而且随时要靠杜冷丁缓解疼痛，从最初一天一次，到半天，再到几个小时，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最后完全只剩下痛苦的喘息。
母亲说，大舅死去时眼睛始终睁着，是她用手给闭上的。她说，大舅最终还是不相信他会死。虽然，在打第一针时，他似乎意识到大限将至，眼神中充满着恐惧。
大舅一生都在生育他的农村度过，除了极少的走亲访友。因而，我与他谋面不过三五次。在1980年代末期，我还读高中时的某年寒假，他赶到我所居住的沿海农村看望尚在世的外祖母(老人的子女在成年后散居在河南、山东等地，祖籍地山东惠民胡集镇只有大舅一家人)，其间曾在我家小住数日。印象中他看到像我这样的晚辈，脸上总挂满谦卑慈爱的笑容。他话语不多但乡音很重、嗓门极大，当时身体还算壮实。
除了经常与母亲聊聊家常，闲不住时他就整天用高粱秸做扫帚：秋收后的高粱，用锋利的刀截去大部，将粱穗上残留的颗粒拍打掉，再用细细的麻绳将数根秸秆扎实，一把常用的扫帚就做成了，还可以拿到农贸市场上去卖。他做得极认真，等到正月十五返回时，已经做好了十多把，整整齐齐地堆在屋子的某个角落里了。
这可能是大舅与我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了，虽然也就是不到半个月。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在外祖母的葬礼上了。外祖母膝下子女晚辈众多，操持如此重大的葬礼难免费心劳力，几天下来他面色苍白，声嘶力竭。他已经年过六旬，明显苍老了，背也有点驮，但嗓门还很大，后来母亲解释说那是因为耳背，我才明白。
1950年代末外祖母和外祖父被迫拖家带口到了山东黄河日地区的垦利县。母亲当时只有六七岁，她说全部的家当就只有一丁点口粮和几件破农具，装在一辆木轱辘牛车上就出发了。大舅却从此与父母分离，留在了祖籍地，此外他还要照顾一个年幼的妹妹，即我的二姨妈。彼时他才20几岁，刚刚新婚不久，而1960年代更为严重的大饥荒很快就降临了。可以想见那是一段如何刻骨铭心的时光，能够生存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东是全国有名的重灾省份之一，曾经被中央点名批评，而全省的重点灾区则是惠民、德州、聊城，其中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
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1960年代曾作为中央万名国家干部之一下放，据其新著《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记载，他恰恰在大舅所在的胡家集公社做过驻队干部。
据张广友记述，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他在会后所作的日记摘抄中写道：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当年的李宅公社党委书记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人死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
作为家中长子的大舅顽强地生存下来，由于当时兄弟姐妹均还年幼，除了残存的饥饿感外，他们对那段残酷岁月知之甚少，而大舅也极少向他们描述那段痛苦的记忆。因此，在我动笔追记这段历史的时候，包括母亲在内，都难以叙述详情。最频繁的用语就是“贫穷”、“饥饿”。
大舅不嗜烟酒，晚年却受胃癌折磨，是否与大饥荒时的食物短缺有关，在他离世之后已经无法考证。即使在世恐怕也难以实证：野菜、喂牲口用的豆渣饼、甚至树皮对人类胃部的损害，是否与癌变存在因果关系，医学家可以提供多种解释。
无论如何，有关大舅个人的，或者他在那个艰难时期的历史记忆，已经湮没了，无声无息。
他留下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有关大舅所在乡村大饥荒的史料。这也是在快到他的两周年忌日时，撰文纪念的原因之一。
2006年4月10号晚上，很普通的一个问候电话，打给母亲，聊了几句家常，她突然说，你大舅过世了，就在前天。当天下午她和父亲刚刚从老家回来。
母亲语气平淡，恍如描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离世，近半年的心理折磨突然解脱，痛苦和眼泪仿佛已经被时间蒸发。
大舅卒年72岁，73、84是北方民间传说中老人的鬼门关，外祖母去世时83岁，两位老人都没能过这道坎，对持类似宿命论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梦魇般的注脚。
当一天夜里，他被疼痛折磨得难以忍受并再次咳血后，检查结果事实上已经宣告了他的死亡，胃癌晚期。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胃部的癌细胞摧残，每天只能喝少许稀饭，或吃几块他喜爱的奶糖。在山东中部并不发达的农村里，并不富裕的家庭有老人生病，挨着不去医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怕花钱，特别是商昂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化验报告出来后，几乎所有的家人都不愿意将残酷的事实告诉大舅，但在我表哥、大舅唯一的儿子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立即讲出事实后，据说大舅在病床上痛哭流涕，伤心欲绝。
外祖父早亡，但和外祖母育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由于生活困难，其中的二舅很小就被过继给一户马姓人家，和大家族来往不多。其他兄弟姐妹得到大舅患病的消息后很快前来探望，并采取各种方式让他相信，他得的不过是普通的胃病，很快会出院，后来大舅竟也相信了，开始乐观地面对病情。
胃癌晚期，化疗基本失去意义，加上对医疗费的恐惧，大舅在医院呆了极短时间就决定回家静养。短暂的弥留时光，这个一生与土地相依为命的老农难得地得到些许喘息，过去不舍得享用的营养品——多来自晚辈或城里亲戚的馈赠——开始吃一些了。比如，二姨从河南专门给他买的六只土鳖，大舅就当作救命药品咬牙切齿吃了，当然他最终吃不了多少——他的胃已基本被癌细胞吞噬而丧失功能。
再过几日，形销骨立的大舅只能蜷缩在土炕的角落里苟延残喘了。而且随时要靠杜冷丁缓解疼痛，从最初一天一次，到半天，再到几个小时，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最后完全只剩下痛苦的喘息。
母亲说，大舅死去时眼睛始终睁着，是她用手给闭上的。她说，大舅最终还是不相信他会死。虽然，在打第一针时，他似乎意识到大限将至，眼神中充满着恐惧。
大舅一生都在生育他的农村度过，除了极少的走亲访友。因而，我与他谋面不过三五次。在1980年代末期，我还读高中时的某年寒假，他赶到我所居住的沿海农村看望尚在世的外祖母(老人的子女在成年后散居在河南、山东等地，祖籍地山东惠民胡集镇只有大舅一家人)，其间曾在我家小住数日。印象中他看到像我这样的晚辈，脸上总挂满谦卑慈爱的笑容。他话语不多但乡音很重、嗓门极大，当时身体还算壮实。
除了经常与母亲聊聊家常，闲不住时他就整天用高粱秸做扫帚：秋收后的高粱，用锋利的刀截去大部，将粱穗上残留的颗粒拍打掉，再用细细的麻绳将数根秸秆扎实，一把常用的扫帚就做成了，还可以拿到农贸市场上去卖。他做得极认真，等到正月十五返回时，已经做好了十多把，整整齐齐地堆在屋子的某个角落里了。
这可能是大舅与我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了，虽然也就是不到半个月。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在外祖母的葬礼上了。外祖母膝下子女晚辈众多，操持如此重大的葬礼难免费心劳力，几天下来他面色苍白，声嘶力竭。他已经年过六旬，明显苍老了，背也有点驮，但嗓门还很大，后来母亲解释说那是因为耳背，我才明白。
1950年代末外祖母和外祖父被迫拖家带口到了山东黄河日地区的垦利县。母亲当时只有六七岁，她说全部的家当就只有一丁点口粮和几件破农具，装在一辆木轱辘牛车上就出发了。大舅却从此与父母分离，留在了祖籍地，此外他还要照顾一个年幼的妹妹，即我的二姨妈。彼时他才20几岁，刚刚新婚不久，而1960年代更为严重的大饥荒很快就降临了。可以想见那是一段如何刻骨铭心的时光，能够生存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东是全国有名的重灾省份之一，曾经被中央点名批评，而全省的重点灾区则是惠民、德州、聊城，其中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
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1960年代曾作为中央万名国家干部之一下放，据其新著《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记载，他恰恰在大舅所在的胡家集公社做过驻队干部。
据张广友记述，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他在会后所作的日记摘抄中写道：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当年的李宅公社党委书记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人死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
作为家中长子的大舅顽强地生存下来，由于当时兄弟姐妹均还年幼，除了残存的饥饿感外，他们对那段残酷岁月知之甚少，而大舅也极少向他们描述那段痛苦的记忆。因此，在我动笔追记这段历史的时候，包括母亲在内，都难以叙述详情。最频繁的用语就是“贫穷”、“饥饿”。
大舅不嗜烟酒，晚年却受胃癌折磨，是否与大饥荒时的食物短缺有关，在他离世之后已经无法考证。即使在世恐怕也难以实证：野菜、喂牲口用的豆渣饼、甚至树皮对人类胃部的损害，是否与癌变存在因果关系，医学家可以提供多种解释。
无论如何，有关大舅个人的，或者他在那个艰难时期的历史记忆，已经湮没了，无声无息。
他留下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有关大舅所在乡村大饥荒的史料。这也是在快到他的两周年忌日时，撰文纪念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