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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当时出席大会的有13位，代表全国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经过讨论，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1920年6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协助组建中国共产党。
马林，荷兰人，早年投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曾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6月，又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列宁对其印象深刻，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协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马林从莫斯科出发，奔赴中国，于6月3日抵达上海。
几乎与此同时，受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了上海。他身兼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代表、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代表三重身份，此行的目的是接替此前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的工作，并同马林一起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
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先后与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了解到，自维经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起工人运动等工作。据此，他们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建议提出后，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分别在广州、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取得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他们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会议。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的革命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纷纷选派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代表两人。本来李大钊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出席大会。但是，由于李大钊此时正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教授，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此时正值北京大学学年终结期间，校务格外繁忙。作为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他还要利用这个暑假全力领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另外，作为评议员，他还要筹备并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未能参加。刘仁静曾对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参会代表的情况进行回
憶：“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代表两人，分别是毛泽东和何叔衡。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这里的五月，应该是农历。由于当时湖南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毛泽东和何叔衡的出行极为隐秘，连身边的好友都不曾相告。对此，谢觉哉曾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新观察》1952年第11期）6月29日晚，毛泽东、何叔衡二人从长沙动身，先乘船到武汉，然后换船转赴上海，7月4日抵达目的地。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均选派了两位代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一位代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这期间，他们具体负责起草文件、向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发信、选择会议地点、落实代表住处等工作。
代表住处是由李达负责安排的。鉴于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于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据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285页） 至于会议场所，是由李汉俊负责安排的。经过慎重考虑，李汉俊决定把会场定在其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即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为望志路106号）。当时，望志路位于上海的西区，人烟稀少，地方偏僻，环境幽静。而且，李汉俊与兄长共同居住的地方还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房屋布局和形态完全是统一格式，就连墙壁也一样，陌生人一旦进入往往摸不清方向。房屋又相互独立，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关上门便可与世隔绝。因此，这里可以说是最安全、最隐蔽、最私密的公共空间，有利于举行秘密会议。同时，里弄内部路线四通八达，还有利于预警和逃脱。经过综合考虑，最终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晚上8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会场。
大会先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讲话，由李汉俊和刘仁静担任翻译。马林讲话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共产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尼克尔斯基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给远东局。尼克尔斯基讲话后，当天会议便宣告结束。
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動及工作方法、经验。由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代表们的报告都不是很长。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原因主要是会议召开之前，由于人员分散、时间仓促，没有起草好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
7月27日、28日、29日，大会继续，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任务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党的组织原则是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以及入党条件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代表在讨论时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
当时，代表们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大多数代表对此都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例外。几经讨论，到修改纲领条文时，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决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第二个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党应当与其他党派进行必要的合作。但同时也不能失掉原则，要在党的报纸上批评他们。客观上讲，第二种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还不懂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结果采纳了第一种建议，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大会前几天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最后一天却出现了波折，幸亏有惊无险。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按照预定程序，会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8点多，代表们刚刚坐定，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比如包惠僧说：“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到会。我们刚坐下，突然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对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着就走了。面对门口坐的马林很机警，随即问我们认识这人吗。我们说不认识。马林说这一定是个包打听，叫我们立即解散。我们就马上解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门是常关着，走后门。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376页）
当各位代表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不久，几个法国巡捕就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会场，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不慌不忙地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密探们便在房间搜查，搜了一个钟头，什么都看过，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可能是因为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密探们便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所以才没有引起注意。 搜查过后，这些人问李汉俊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书，李汉俊略懂法语，便回答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员，藏书是供教学和研究参考用的。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又问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李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一起叙谈。这样又经过半个钟头，法国巡捕见找不到什么证据，就用法语跟李汉俊说了一番话，然后悻悻地走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421—423页）
经过此事，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这一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于是，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去嘉兴的火车班次。
第二天早上，代表们分两批出发去嘉兴，抵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他们先到城市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并叫旅馆账房雇船。当时原本打算雇一条大船，但大船须提前一天预订，已经没有了，于是雇了一条中号船。
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陈公博没有参会。此外，因临时改换地方，马林、尼克尔斯基因担心自己是外国人，会招惹麻烦，也没有去嘉兴。
到了南湖，王会悟先陪部分代表到烟雨楼看了看，主要目的是观察船停靠在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经11点多钟了。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57页）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之上。历史赋予了这条南湖游船以神圣的使命，它也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5年6月21日，習近平总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第一次公开阐述了“红船精神”，将“红船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可以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也是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红船上得以凝聚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了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9页）
（刘金新，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就职于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佳，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就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0年6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协助组建中国共产党。
马林，荷兰人，早年投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曾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6月，又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列宁对其印象深刻，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协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马林从莫斯科出发，奔赴中国，于6月3日抵达上海。
几乎与此同时，受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了上海。他身兼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代表、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代表三重身份，此行的目的是接替此前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的工作，并同马林一起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
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先后与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了解到，自维经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起工人运动等工作。据此，他们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二、十三位代表齐聚上海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建议提出后，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分别在广州、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取得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他们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会议。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的革命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纷纷选派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代表两人。本来李大钊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出席大会。但是，由于李大钊此时正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教授，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此时正值北京大学学年终结期间，校务格外繁忙。作为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他还要利用这个暑假全力领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另外，作为评议员，他还要筹备并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未能参加。刘仁静曾对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参会代表的情况进行回
憶：“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代表两人，分别是毛泽东和何叔衡。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这里的五月，应该是农历。由于当时湖南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毛泽东和何叔衡的出行极为隐秘，连身边的好友都不曾相告。对此，谢觉哉曾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新观察》1952年第11期）6月29日晚，毛泽东、何叔衡二人从长沙动身，先乘船到武汉，然后换船转赴上海，7月4日抵达目的地。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均选派了两位代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一位代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这期间，他们具体负责起草文件、向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发信、选择会议地点、落实代表住处等工作。
代表住处是由李达负责安排的。鉴于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于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据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285页） 至于会议场所，是由李汉俊负责安排的。经过慎重考虑，李汉俊决定把会场定在其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即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为望志路106号）。当时，望志路位于上海的西区，人烟稀少，地方偏僻，环境幽静。而且，李汉俊与兄长共同居住的地方还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房屋布局和形态完全是统一格式，就连墙壁也一样，陌生人一旦进入往往摸不清方向。房屋又相互独立，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关上门便可与世隔绝。因此，这里可以说是最安全、最隐蔽、最私密的公共空间，有利于举行秘密会议。同时，里弄内部路线四通八达，还有利于预警和逃脱。经过综合考虑，最终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石库门里新曙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晚上8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会场。
大会先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讲话，由李汉俊和刘仁静担任翻译。马林讲话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共产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尼克尔斯基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给远东局。尼克尔斯基讲话后，当天会议便宣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動及工作方法、经验。由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代表们的报告都不是很长。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原因主要是会议召开之前，由于人员分散、时间仓促，没有起草好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
7月27日、28日、29日，大会继续，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任务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党的组织原则是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以及入党条件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代表在讨论时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
当时，代表们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党员是否可以到现政府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大多数代表对此都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例外。几经讨论，到修改纲领条文时，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决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第二个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党应当与其他党派进行必要的合作。但同时也不能失掉原则，要在党的报纸上批评他们。客观上讲，第二种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还不懂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结果采纳了第一种建议，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四、不速之客打断了会议
大会前几天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最后一天却出现了波折，幸亏有惊无险。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按照预定程序，会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8点多，代表们刚刚坐定，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比如包惠僧说：“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到会。我们刚坐下，突然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对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着就走了。面对门口坐的马林很机警，随即问我们认识这人吗。我们说不认识。马林说这一定是个包打听，叫我们立即解散。我们就马上解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门是常关着，走后门。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376页）
当各位代表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不久，几个法国巡捕就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会场，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不慌不忙地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密探们便在房间搜查，搜了一个钟头，什么都看过，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可能是因为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密探们便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所以才没有引起注意。 搜查过后，这些人问李汉俊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书，李汉俊略懂法语，便回答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员，藏书是供教学和研究参考用的。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又问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李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一起叙谈。这样又经过半个钟头，法国巡捕见找不到什么证据，就用法语跟李汉俊说了一番话，然后悻悻地走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421—423页）
经过此事，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这一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于是，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去嘉兴的火车班次。
五、“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第二天早上，代表们分两批出发去嘉兴，抵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他们先到城市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并叫旅馆账房雇船。当时原本打算雇一条大船，但大船须提前一天预订，已经没有了，于是雇了一条中号船。
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陈公博没有参会。此外，因临时改换地方，马林、尼克尔斯基因担心自己是外国人，会招惹麻烦，也没有去嘉兴。
到了南湖，王会悟先陪部分代表到烟雨楼看了看，主要目的是观察船停靠在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经11点多钟了。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57页）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之上。历史赋予了这条南湖游船以神圣的使命，它也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5年6月21日，習近平总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第一次公开阐述了“红船精神”，将“红船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可以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也是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红船上得以凝聚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了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9页）
（刘金新，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就职于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佳，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就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