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读书上，曾有网友分列了国外（欧美及亚非拉地区）较为知名的文学奖项，总数有接近70种之多。这些奖项中有些涉及综合门类，如普利策奖，其知名度主要凸显于摄影、新闻、纪实等作品之中；有些则具备某种单向性，如指向科幻题材作品的雨果奖等。综合这些文学奖项的基本信息后，我们可知，首先，与小说奖有关的文学奖项似乎一枝独秀，其风头和影响力拥有了某种支配性地位：诺贝尔奖（小说获奖数量远超其他文体）自不待言，紧跟其后的英国布克奖、法国龚古尔奖、捷克的卡夫卡奖，这三大文学奖项皆是专门的小说奖项。由此可见，近世以来，小说作为主要文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早在一百年前，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就把小说看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我们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而米蘭·昆德拉则直接宣称欧洲是“小说的社会”，欧洲人是“小说的儿子”。其次，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主要分布在欧洲，甚至可以直接说分布在西欧地区，由此可见人类历史进入现代以来文学、文化中心的位移，殖民帝国的历史虽然已成被扫掉的落叶，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的强势地位在文学领域依然显现。最后，西方重要文学奖项的组织单位多为基金会、专门协会、出版社等社会团体，相对而言，独立于行政力量之外。
　　以上皆为笔者对世界文学奖项的大致描述，因为缺乏在国外定居或者访学的经历，对于具体国家文学奖项的梯级分配，对于民众或者专业作者对待文学奖项的态度，对于文学奖项具体的社会影响力及如何构成一个社会事件，基本上处于置若罔闻的状态，更谈不上知根知底了。好在，笔者在国内从业多年，于国内的文学奖项情况有所耳闻，在此可以聒噪一番。
　　尽管中国作协曾转发过中央文件，要求各级作家协会及刊物严控文学奖项的数量和规模，但就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显著。地方政府、文学刊物、文化单位，甚至一些旅游景区等等，皆加入到分吃蛋糕的行列中来，使得文学奖项愈发五花八门起来，以至于“乱花渐欲迷人眼”！许多部门和社会力量一窝蜂式地制作文学奖大餐，并没有改变当代中国文学贫弱的现实。如果说，随着大众文化近二十年的兴起，文学在社会语境中愈发边缘化的话，那么文学奖项的情况如何呢？现实情况触目惊心：文学是边缘体，文学奖项则是绝缘体。所谓绝缘体，指的是文学奖项的即时性与短期链接性，指的是文学奖项已不具备参与创建社会思想文化成果的能力。形成绝缘体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奖项已经越来越沦为一场“表演秀”，已经被严重“活动化”了，背离了留下经典文本的初衷。“活动化”意味着时间因素的节点化，而非绵延化，即对于某一个奖项来说，只有在颁奖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它才成为奖项，过了这个时间节点，这个奖项就成了卡夫卡关于人生的一段比喻：它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又为干枯的树叶所覆盖。包括在圈子里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如果想掌握具体信息，也需要靠百度或者其他搜索引擎方可获取。
　　另一方面，泛娱乐化的基本语境，也使得文学奖项很难进入社会的聚焦范围。人们会为一个当红明星的恋爱生活而陷入疯狂状态，使得微博一度瘫痪，也会为某部电影而在各个论坛上发帖，沸腾的热情可能引起网络论战。基于消费社会业已建立起来的逻辑，文学圈子以外的人们，即使在资讯上读到相关文学奖项的消息，他/她也会一掠而过，绝不会停留。对于文学圈子的内部人员来说，文体构成了藩篱，所处的层级也构成了藩篱，奖项的不同性质也构成了藩篱。众多的藩篱层叠于文学奖项的疆域之内，相互划分势力范围，每一盏灯火的周围，皆有不同的飞蛾赴之。
　　当下各类文学奖项，简而化之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梯次分明的文学奖项，从国字头到省字头再到地市级、县域级别。这一类文学奖项基本由行政力量所主导，文联、作协、重要刊物、出版社，则是主要执行者。获奖者除了获得一定数量的奖金之外，最重要的收获则是身份、地位的获取；一类则是商业运作下的文学奖项，准确而言，叫征文比赛。风景管理区和文化公司是其中积极的运作力量，获奖者的目标比较单一，那就是数量不等的奖金。这一类奖项催生了一批专靠写征文获利的写手群体，他们的组成非常复杂，里面混淆着各色人等；最后一类是各种野鸡奖，这一类奖项既不会给与获奖者身份、地位，也不会给与他们一定数量的奖金，恰恰相反，组织者以各种名目来巧取参与者口袋里的银子。虽然野鸡奖客观存在，但因为组织方与参与方的某种默契，不大容易大白于天下，但对文学生态有着较为深入了解的文学人士对此并不陌生。比如说，继孔子和平奖成了丑闻，妖气闪耀神州之后，最近，孔子文学奖也因妖邪之气而翻飞于微信朋友圈和各种微信群之中。有人为孔子这位至圣先师而抱屈，在我看来，只要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不变，只要我们的社会底线屡屡下探，这种拿死人、名人的头衔来满足私欲的活计就不会彻底根除。
　　站在清醒的旁观者的立场，我们在愤慨、叹息之余，说一声“蠢货太多，骗子都不够用”，解气倒是解气，但未免失之于简单。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句也并非铁律，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体的心智成熟程度不一，差异性显著，对野鸡类奖项不一定能够免疫；第二，信息获取以及信息分析能力差别太大，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微信用户，皆未达上限，一些刚刚开始写作，急于得到承认的处于信息边缘地带的作者，在看到征文和得奖信息后很容易兴奋起来，并认真对待之。另有一些长期失意的中老年作者，也有可能笃信此事，当成宝贝而珍惜之。文学生态系统如同海洋系统一般，有极高和极低的分别。因此，对于野鸡类文学奖项，对于骗人钱财的培训、调研、采风等形式，政府部门必要的行政管制是一方面，个体的信息判断能力和心智成熟能力则是最后一道闸门，这道闸门守得住，无论多么艳丽绚烂的忽悠，皆可应对之。
　　借助丑闻的发酵，媒体揪出如明杰大师（此次孔子文学奖的组织者和获益者）这样的骗子，声讨之，痛击之，也只能算是情绪的某种发泄。今天把明杰搞臭了，明天还有明海、明星等巨骗继续招摇。至于媒体将中国楹联协会、或者诗词协会等伪军组织曝光，也是无效的，因为民间协会组织的创建实在是太简单了，如同早年的中国牙防组一般，诸如中华伏羲研究会、中华散文诗歌总会等等组织，弄个大名号，刻个假章，在家里就可以成立并展开办公，这样的小动作令人防不胜防。对于文学作者而言，奖项必然是顶重要的，对于那些想爬高山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奖项的获取，与社会的承认、自我价值实现、地方政府补贴，甚至职称评定，皆存在着关联。要言之，对一个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来说，文学作品被刊发或转载与奖项的获取，乃成功天平上两个最重要的砝码，其分量远超图书。那些无限趋近山顶者，对奖项的渴望甚至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人性使然，没有必要“和羞走，倚门回首”。有人曾笑言，诗人北岛之所以没有归国，不还是眼巴巴地朝着诺贝尔奖遥望么？！某些国内一线小说家，三两年就要出个长篇，费尽心机地谋取曝光率，不就是冲着茅盾文学奖去的么？！世事纷纭，文学江湖里哪有什么大隐可言。这些话也许失之于刻薄，但也接近某种真实。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个文学作者一旦上道，健全的心智结构，信息获取及分析能力，应该不在话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自己知晓自我已经上道了呢？出于我个人对散文写作、散文生态的了解，我觉得有必要划一条红线出来，不到红线，不越红线之际，万万不可贪念奖项，因为一入侯门深似海，作者对奖项的贪欲可能会给文学事业带来隐患甚至打击。这条红线就是，不论性别，不讲作者的社会地位或写作时间的短长，只要你的作品有一天能够刊发在国家级刊物上（报纸类统统不算，这些刊物包括《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青年文学》《读书》《随笔》《散文》），或者再不济也要发在《天涯》《花城》《钟山》《上海文学》之上。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统筹奖项的获取问题。笔者给出这条红线的理由也很简单，当你在上述刊物有作品刊发之际，也意味着你从业余作者向着专业作者走到了临界点，一般来说，再努把力，你就可翻过了临界点。这也就说明，在散文写作上，你算是真正地登堂了，一个登堂者，无需他人的提醒，对媒介、对散文江湖、对散文界人事状况，就会有基本的判断，轻易不会成为骗子的猎取之物。小说类有另外的排序，写作者咨询专业人士即可获得可靠的信息。至于诗歌文体，以刊物来划红线则完全不成立，因为当下诗歌的判断彻底陷入混乱时期。而另一个奇怪的事实则是，诗歌界的奖项尽管名目繁多，难以归类，但是，极个别诗歌奖项，则是完全独立于上文所言的三类文学奖项之外的，比如东荡子诗歌奖，就构成了民间性、独立性的极佳范例。
　　至于文学圈子里哪些奖项重要和次重要，文学江湖里哪些协会和个人有行骗之嫌疑，非本文论述之宗旨。我也没有打入过内部，像慕容雪村那样，化装进入传销组织，然后写一本反传销的图书出来。我的任务就是揭示一条红线，程序和内容也相当明确，至于相信与否，乃读者诸君的自由选择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