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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亚组委工作人员孙大光为亚运会设计出“北京亚运会组织指挥系统图”,这是系统工程理论第一次用于国家大型赛事组织工作。20年光阴滑过,翻开陈年往事,孙大光只将回忆留给自己,一切经验交给国家为后续的大型赛事、活动提供借鉴。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规模的大型运动会。
北京亚组委专门设立了总体处,第一次将“系统工程”的概念引入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中。
总体处工作人员孙大光成为了设计系统图的核心,如火的北京亚运会筹备和召开阶段,他的设计不仅确保了一次完美精彩的盛会顺利完成,更为后续的申奥、办奥运及很多大型活动留下了宝贵经验。
第一次听到“总体处”概念
1990年孙大光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北京亚运会的空前组织规模与社会热情,让他这个搞体育研究的人坐不住了。他申请到参加亚运会组委会工作。
孙大光看上了总体处。这个部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其实心里也不清楚。但是学哲学出身的孙大光,总觉得宏观工作更适合自己。
当时,孙大光在国家体育总局(现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工作,已是处级干部。按照惯例,参加亚组委工作的人多数都会高职任用,可当时,总体处别说处长人选已定,连副职也没有位置了,领导很为难。孙大光却说:“没关系,我就是想去参加亚运会的工作,我不是为了去当官。”最后,他以国家体委副处长的身份做了一名普通干部,成了亚组委惟一一个低配任用的工作人员。
总体处是1989年底,在国家体委和北京亚运会组委会主要领导的倡导下成立的。“总体”一词,源于国家大型国防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中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就是系统工程。部门虽然已经设立,却没人能够胜任其中的工作,总体处发挥不了作用。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会,对内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对外有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和各个单项组织的外联工作,没有经验可借鉴,时间步步逼近,大家都很发愁。
1990年3月18日,孙大光走进北京亚组委总体处,参与到“亚运会组织指挥系统”图的设计规划中。经过一番痛苦思考和无数次的尝试,孙大光呈现出这个大家都没见过的流程图。
把散沙拼成一张网
“北京亚运会外来人员迎送工作网络流程图”,当年北京亚运会筹备工作中的经典之役,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高度赞扬。这张系统图也出自孙大光之手。
因为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的活动,连外来人员的迎送问题都成了“老大难”,而迎送问题恰恰是关系到整个亚运会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亚运会有很多国家、地区代表团来参加,其中除了中国代表团是主场比赛,其他代表团、媒体记者、官员等都是从国外来到中国,经过十几天又离开。
江泽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亚运会赛事我不担心,我最关心的是各个方面的结合点,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管理。
“那时可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孙大光十分感慨。时间短、人员流动大、活动场所集中,前期工作进行得很艰难。迎送工作涉及到食宿、交通、通讯……,都是孙大光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为此,孙大光花了一个月时间,跑遍了北京,调研、采访,把亚运会期间可能与迎送工作发生联系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为搞清楚机场的工作流程,他多次到首都机场召开座谈会,现场勘查,并且为了计算行李出来的时间,他曾多次跟着从飞机下来的行李,从传输带入口处钻进去,再跟着行李从出口爬出来。亲自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一切准备就绪,孙大光发现一个更大的困难横在面前,所有的节点都分布在纸上,却缺乏一条主线把这些七零八碎的部件有机组装起来,一盘散兵没有统帅。
那段时间,孙大光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想这一件事,白天在单位想,吃饭、走路也在想,晚上回家之后还要想。他说自己“那段日子连人都有点发怔”。突然有一天夜里,他似睡非睡之间,凌乱的网络图像是有了灵性一样自动排成了一排,十一个环节一个不少。孙大光一下子醒了,四周什么也没有,黑洞洞的,再一闭眼,网络图又清晰地浮现眼前。“就是这样子!”孙大光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打开灯,奔到写字台前,按照梦中的形式,一气呵成画出了草图。这时,时间才到凌晨三点半。
“也许是日思夜想这么久,睡觉的时候大脑并没有停止运转,一下子安静下来,思路反倒清晰了。”第二天清晨,网络图在领导们面前徐徐展开时,一向不轻易表扬人的伍绍祖看后,使劲拍了一下桌子:“非常好!要的就是它!”
掐着开幕式流程图指挥开幕式
“成功的开幕式是亚运会成功的一半。”历次大型活动对开幕式都非常重视,北京亚运会更是如此。
于是,一张关于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当天流程的系统图最终发挥了作用。开幕式过程中的分分秒秒都已经被设定好,为此孙大光和开幕式总导演反复商量了不知多少次。开幕式当天,孙大光和总体处处长在场边的玻璃墙指挥室里拿着对讲机忙碌着,用一张流程图确保了开幕式时间的精致和精准。
早在设计“组织系统图”时,孙大光就别出心裁地为亚组委新增了一个指挥室,直接归秘书长管理。事后发现,这个指挥室真发挥了战时前线指挥部的作用。“开幕前两三天,整个指挥室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我们总体处的所有人员再加上外面借调来的几个同志,一同进入指挥室,墙上挂满了巨大的组织系统图,从开幕式开始,一步一步指挥亚运会的进程。”
那是一段令孙大光至今难忘的日子。亚运村所在地——今天车水马龙的北四环当时还是一片荒芜,设施很不完善,大家每天要从办公楼里出来走很远的路去食堂吃饭,盛夏7月的中午,室内外的温差把很多工作人员都弄感冒了。办公楼里还经常停电,在闷热的房间里伏案,汗水一会就把文件都湿透了。
有时候工作太晚,孙大光他们就干脆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怀念那种工作热情和对亚运的纯粹的向往。”
从亚运到奥运的延续
1990年10月末,孙大光走出亚组委办公室,不久又走进位于天坛北门外的惠侨饭店,进驻中国奥申委,正式开始中国第一次申奥历程。
北京亚运会的经验为中国申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经验,就是孙大光的那几张流程图。也因此,奥申委甫一成立,就建立了总体处。“宣传先行,总体跟上”,孙大光责无旁贷。
“这是一个比亚运会还难的任务。”孙大光解释道,举办亚运会,从某种意义上,是肯定会成功的,但是怎样申办奥运会,却一点经验都没有,连最起码的资料都没有。摆在孙大光面前的“资料”只有一张白纸和上面写着的国际奥委会公布的提出申请、《申奥报告》提交、国际奥委会考察、投票等几个申奥时间。从1991年3月到1993年9月,在长达30个月的时间里,到底要为申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申奥工作绝不能跟着感觉走,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严格的时间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否则就将影响整体进程。同时,这些计划既不能是空喊口号,也不能光写在纸上,而要实实在在落到实处,因此,必须有科学、合理的系统规划才能确保。
于是,孙大光像采访一样请教各个方面专家,翻阅国际奥委会的资料,预测在哪个时间段会有怎样的行动;了解国际上发生的大事,预计国际上两年间可能发生的所有大事,包括美国总统大选都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孙大光说,“先把这些环节搞清楚,看看国内、国际都将有哪些大事发生,包括大的节日、重要的会议等等,还要预测国际奥委会在两三年内可能进行的活动和行为,根据所有能够预测到的情况,规划出我们各个阶段的任务。”
由于技术更加先进,这是一张电脑和手工相结合的流程图。孙大光规划了365件大事为中国首次申奥的30个月画出了路线图。在此之后,他参与了中国两次申奥历程并为北京奥运会设计好组织网络图,才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
时间转瞬二十年。
那些与系统工程网络图有关的过往,似乎早都是压箱底的陈年收藏。回忆属于自己,经验交给国家后续的大型赛事、活动。
而今坐在北京东侧路旁胡同尽头院子中办公楼五层办公室里的孙大光,在接近半百之年投身体育文化产业研究。这是他的新天地,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又一个第一。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规模的大型运动会。
北京亚组委专门设立了总体处,第一次将“系统工程”的概念引入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中。
总体处工作人员孙大光成为了设计系统图的核心,如火的北京亚运会筹备和召开阶段,他的设计不仅确保了一次完美精彩的盛会顺利完成,更为后续的申奥、办奥运及很多大型活动留下了宝贵经验。
第一次听到“总体处”概念
1990年孙大光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北京亚运会的空前组织规模与社会热情,让他这个搞体育研究的人坐不住了。他申请到参加亚运会组委会工作。
孙大光看上了总体处。这个部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其实心里也不清楚。但是学哲学出身的孙大光,总觉得宏观工作更适合自己。
当时,孙大光在国家体育总局(现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工作,已是处级干部。按照惯例,参加亚组委工作的人多数都会高职任用,可当时,总体处别说处长人选已定,连副职也没有位置了,领导很为难。孙大光却说:“没关系,我就是想去参加亚运会的工作,我不是为了去当官。”最后,他以国家体委副处长的身份做了一名普通干部,成了亚组委惟一一个低配任用的工作人员。
总体处是1989年底,在国家体委和北京亚运会组委会主要领导的倡导下成立的。“总体”一词,源于国家大型国防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中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就是系统工程。部门虽然已经设立,却没人能够胜任其中的工作,总体处发挥不了作用。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会,对内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对外有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和各个单项组织的外联工作,没有经验可借鉴,时间步步逼近,大家都很发愁。
1990年3月18日,孙大光走进北京亚组委总体处,参与到“亚运会组织指挥系统”图的设计规划中。经过一番痛苦思考和无数次的尝试,孙大光呈现出这个大家都没见过的流程图。
把散沙拼成一张网
“北京亚运会外来人员迎送工作网络流程图”,当年北京亚运会筹备工作中的经典之役,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高度赞扬。这张系统图也出自孙大光之手。
因为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的活动,连外来人员的迎送问题都成了“老大难”,而迎送问题恰恰是关系到整个亚运会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亚运会有很多国家、地区代表团来参加,其中除了中国代表团是主场比赛,其他代表团、媒体记者、官员等都是从国外来到中国,经过十几天又离开。
江泽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亚运会赛事我不担心,我最关心的是各个方面的结合点,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管理。
“那时可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孙大光十分感慨。时间短、人员流动大、活动场所集中,前期工作进行得很艰难。迎送工作涉及到食宿、交通、通讯……,都是孙大光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为此,孙大光花了一个月时间,跑遍了北京,调研、采访,把亚运会期间可能与迎送工作发生联系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为搞清楚机场的工作流程,他多次到首都机场召开座谈会,现场勘查,并且为了计算行李出来的时间,他曾多次跟着从飞机下来的行李,从传输带入口处钻进去,再跟着行李从出口爬出来。亲自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一切准备就绪,孙大光发现一个更大的困难横在面前,所有的节点都分布在纸上,却缺乏一条主线把这些七零八碎的部件有机组装起来,一盘散兵没有统帅。
那段时间,孙大光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想这一件事,白天在单位想,吃饭、走路也在想,晚上回家之后还要想。他说自己“那段日子连人都有点发怔”。突然有一天夜里,他似睡非睡之间,凌乱的网络图像是有了灵性一样自动排成了一排,十一个环节一个不少。孙大光一下子醒了,四周什么也没有,黑洞洞的,再一闭眼,网络图又清晰地浮现眼前。“就是这样子!”孙大光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打开灯,奔到写字台前,按照梦中的形式,一气呵成画出了草图。这时,时间才到凌晨三点半。
“也许是日思夜想这么久,睡觉的时候大脑并没有停止运转,一下子安静下来,思路反倒清晰了。”第二天清晨,网络图在领导们面前徐徐展开时,一向不轻易表扬人的伍绍祖看后,使劲拍了一下桌子:“非常好!要的就是它!”
掐着开幕式流程图指挥开幕式
“成功的开幕式是亚运会成功的一半。”历次大型活动对开幕式都非常重视,北京亚运会更是如此。
于是,一张关于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当天流程的系统图最终发挥了作用。开幕式过程中的分分秒秒都已经被设定好,为此孙大光和开幕式总导演反复商量了不知多少次。开幕式当天,孙大光和总体处处长在场边的玻璃墙指挥室里拿着对讲机忙碌着,用一张流程图确保了开幕式时间的精致和精准。
早在设计“组织系统图”时,孙大光就别出心裁地为亚组委新增了一个指挥室,直接归秘书长管理。事后发现,这个指挥室真发挥了战时前线指挥部的作用。“开幕前两三天,整个指挥室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我们总体处的所有人员再加上外面借调来的几个同志,一同进入指挥室,墙上挂满了巨大的组织系统图,从开幕式开始,一步一步指挥亚运会的进程。”
那是一段令孙大光至今难忘的日子。亚运村所在地——今天车水马龙的北四环当时还是一片荒芜,设施很不完善,大家每天要从办公楼里出来走很远的路去食堂吃饭,盛夏7月的中午,室内外的温差把很多工作人员都弄感冒了。办公楼里还经常停电,在闷热的房间里伏案,汗水一会就把文件都湿透了。
有时候工作太晚,孙大光他们就干脆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怀念那种工作热情和对亚运的纯粹的向往。”
从亚运到奥运的延续
1990年10月末,孙大光走出亚组委办公室,不久又走进位于天坛北门外的惠侨饭店,进驻中国奥申委,正式开始中国第一次申奥历程。
北京亚运会的经验为中国申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经验,就是孙大光的那几张流程图。也因此,奥申委甫一成立,就建立了总体处。“宣传先行,总体跟上”,孙大光责无旁贷。
“这是一个比亚运会还难的任务。”孙大光解释道,举办亚运会,从某种意义上,是肯定会成功的,但是怎样申办奥运会,却一点经验都没有,连最起码的资料都没有。摆在孙大光面前的“资料”只有一张白纸和上面写着的国际奥委会公布的提出申请、《申奥报告》提交、国际奥委会考察、投票等几个申奥时间。从1991年3月到1993年9月,在长达30个月的时间里,到底要为申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申奥工作绝不能跟着感觉走,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严格的时间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否则就将影响整体进程。同时,这些计划既不能是空喊口号,也不能光写在纸上,而要实实在在落到实处,因此,必须有科学、合理的系统规划才能确保。
于是,孙大光像采访一样请教各个方面专家,翻阅国际奥委会的资料,预测在哪个时间段会有怎样的行动;了解国际上发生的大事,预计国际上两年间可能发生的所有大事,包括美国总统大选都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孙大光说,“先把这些环节搞清楚,看看国内、国际都将有哪些大事发生,包括大的节日、重要的会议等等,还要预测国际奥委会在两三年内可能进行的活动和行为,根据所有能够预测到的情况,规划出我们各个阶段的任务。”
由于技术更加先进,这是一张电脑和手工相结合的流程图。孙大光规划了365件大事为中国首次申奥的30个月画出了路线图。在此之后,他参与了中国两次申奥历程并为北京奥运会设计好组织网络图,才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
时间转瞬二十年。
那些与系统工程网络图有关的过往,似乎早都是压箱底的陈年收藏。回忆属于自己,经验交给国家后续的大型赛事、活动。
而今坐在北京东侧路旁胡同尽头院子中办公楼五层办公室里的孙大光,在接近半百之年投身体育文化产业研究。这是他的新天地,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又一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