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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启了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道路，中国的成功转型和发展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一系列转型和变革也绝非易事，只要了解历史或研究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背后饱含着艰辛和不易，所以中国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
2017年12月初，被中国朋友亲切唤作“老陆”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来到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参加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早已是“中国通”的陆克文说，自己在过去30多年里，集国家总理、外长、议员、商人、外交官的多重身份，前前后后来中国超过100多次，已经算是一个“老干部”了。
中国正在复兴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陆克文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先跟大家講了一个故事。
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任代理总领事的时候，他常与妻子一起带着孩子在外滩散步。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曾邀请他吃饭，并希望国际友人能够为上海的发展效力。5年后，他回到上海，新任市长朱镕基就在当时的市政府—原汇丰银行大楼宴请他，说上海市政府要宣布成立浦东经济开发区。
陆克文回忆说：“我们当时看了看窗外，发现黄浦江对岸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当时就想：他肯定在做梦。”
2017年的今天，再次站在陆家嘴金融中心，陆克文发现如今浦东已今非昔比。
“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对比35年前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关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老外不是学者，就是外交官。今天，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道理很简单，中国崛起了。”
“如果我们以历史和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过去的30多年发展，就会发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陆克文进一步解释道，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今天，根据PPP计算，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若根据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10年内大概会成为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邓小平的政策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如今，习近平时代的政策是‘奋发有为、有所作为’。”
“很多新的概念，比如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外交体系改革、国际秩序之争、国际体系改革，都出现在2014年11月底举办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陆克文回忆说，“那时候我正好在北京，特别记得当晚在酒店看电视，对中国提出的‘奋发有为’新的外交政策很感兴趣。”随后，也有不少新的外交概念，比如新的国际格局、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新的大国关系框架，还有亚太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概念很多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里面都有重点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创新，包括亚投行的成功成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都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强国，而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正在复兴。”
了解中国从“方针”入手
“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启了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道路，中国的成功转型和发展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一系列转型和变革也绝非易事，只要了解历史或研究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背后饱含着艰辛和不易，所以中国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
陆克文的演讲分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他字正腔圆的中文，后半部分才切换到英文，但是中间随时都可以自由切换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内政外交和中国特色词汇表达，可谓游刃有余。记者能够感受到这位前政要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入了解和深厚功力。
针对外国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兴趣，陆克文给出了自己非常中肯，甚至一针见血的建议：“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全世界对中国有新的期待，也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理念，这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需要考虑，中国政策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总是有一个方针的。”
说起方针的作用，陆克文很有深意地说：“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方针就是给一个政策上的大方向，指导政策的走向，政策的具体细节要等进程实际开展之后才会出现。”
陆克文继而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邓小平时代的方针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八个字，也成为日后30多年中国内政外交的施政基础。
到了江泽民时代，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只有寥寥三个字，就决定了在过去25年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几乎走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陆克文指出，中国的领导人具备两大素质，一是在制定战略性政策时，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障碍和挑战，都表现得相当有韧性和耐性。尽管当年的浦东是一片不被人看好的荒滩，但是这并不能阻挠中国领导人下力气做事情的决心；二是中国的领导人往往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善于制定长远的计划，从邓小平时代延续到习近平时代，莫不如此。
“新汉学”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
回到对中国研究的这个话题，陆克文认为，新时代也呼唤着“新汉学”。
陆克文表示，首先应将新汉学的重点，放在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核心概念以及让世界知晓上。他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进行了解释：在国际关系理论里，西方学者已经发展出了五个主要流派，以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行为，但是这些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中国学者较为频繁使用的概念有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国际系统、全球制度等，但同样，这些概念也并没有很好地向世界表达出中国的世界观。陆克文认为，要让外界充分地理解中国的国际政策和政治新术语的实际意义，这是“新汉学”之所以被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陆克文认为，“新汉学”还应当能够更加恰当地进行信息合成和信息分析，成为一个集大成者。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学研究也因此有很多专业分支和专业学科，但是能够对这些不同的分支学科集大成的并不多。这就给外国人认识中国带来了困扰。
“新汉学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加整体性的分析，让外国人知道这些具体的点是怎么连成线，线又是怎么连成面，中国的过去是怎么连到未来的等等。”陆克文说。
在全世界都在希望了解中国的时候，陆克文提出，“新汉学”应当承担起责任，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和讲述中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和而不同’的思想，现在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新时代理解和阐释这些概念？”陆克文认为，“‘新汉学’的学者们不应仅仅是因为有相近的兴趣或利益走到一起，还要在不同的文明中、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共同的价值观，而那将会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7年12月初，被中国朋友亲切唤作“老陆”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来到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参加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早已是“中国通”的陆克文说，自己在过去30多年里，集国家总理、外长、议员、商人、外交官的多重身份，前前后后来中国超过100多次，已经算是一个“老干部”了。
中国正在复兴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陆克文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先跟大家講了一个故事。
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任代理总领事的时候，他常与妻子一起带着孩子在外滩散步。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曾邀请他吃饭，并希望国际友人能够为上海的发展效力。5年后，他回到上海，新任市长朱镕基就在当时的市政府—原汇丰银行大楼宴请他，说上海市政府要宣布成立浦东经济开发区。
陆克文回忆说：“我们当时看了看窗外，发现黄浦江对岸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当时就想：他肯定在做梦。”
2017年的今天，再次站在陆家嘴金融中心，陆克文发现如今浦东已今非昔比。
“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对比35年前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关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老外不是学者，就是外交官。今天，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道理很简单，中国崛起了。”
“如果我们以历史和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过去的30多年发展，就会发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陆克文进一步解释道，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今天，根据PPP计算，中国经济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若根据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10年内大概会成为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邓小平的政策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如今，习近平时代的政策是‘奋发有为、有所作为’。”
“很多新的概念，比如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外交体系改革、国际秩序之争、国际体系改革，都出现在2014年11月底举办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陆克文回忆说，“那时候我正好在北京，特别记得当晚在酒店看电视，对中国提出的‘奋发有为’新的外交政策很感兴趣。”随后，也有不少新的外交概念，比如新的国际格局、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新的大国关系框架，还有亚太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概念很多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里面都有重点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创新，包括亚投行的成功成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都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强国，而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正在复兴。”
了解中国从“方针”入手
“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启了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道路，中国的成功转型和发展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一系列转型和变革也绝非易事，只要了解历史或研究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背后饱含着艰辛和不易，所以中国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
陆克文的演讲分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他字正腔圆的中文，后半部分才切换到英文，但是中间随时都可以自由切换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内政外交和中国特色词汇表达，可谓游刃有余。记者能够感受到这位前政要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入了解和深厚功力。
针对外国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兴趣，陆克文给出了自己非常中肯，甚至一针见血的建议：“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全世界对中国有新的期待，也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理念，这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需要考虑，中国政策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总是有一个方针的。”
说起方针的作用，陆克文很有深意地说：“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方针就是给一个政策上的大方向，指导政策的走向，政策的具体细节要等进程实际开展之后才会出现。”
陆克文继而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邓小平时代的方针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八个字，也成为日后30多年中国内政外交的施政基础。
到了江泽民时代，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只有寥寥三个字，就决定了在过去25年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几乎走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陆克文指出，中国的领导人具备两大素质，一是在制定战略性政策时，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障碍和挑战，都表现得相当有韧性和耐性。尽管当年的浦东是一片不被人看好的荒滩，但是这并不能阻挠中国领导人下力气做事情的决心；二是中国的领导人往往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善于制定长远的计划，从邓小平时代延续到习近平时代，莫不如此。
“新汉学”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
回到对中国研究的这个话题，陆克文认为，新时代也呼唤着“新汉学”。
陆克文表示，首先应将新汉学的重点，放在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核心概念以及让世界知晓上。他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进行了解释：在国际关系理论里，西方学者已经发展出了五个主要流派，以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行为，但是这些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中国学者较为频繁使用的概念有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国际系统、全球制度等，但同样，这些概念也并没有很好地向世界表达出中国的世界观。陆克文认为，要让外界充分地理解中国的国际政策和政治新术语的实际意义，这是“新汉学”之所以被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陆克文认为，“新汉学”还应当能够更加恰当地进行信息合成和信息分析，成为一个集大成者。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学研究也因此有很多专业分支和专业学科，但是能够对这些不同的分支学科集大成的并不多。这就给外国人认识中国带来了困扰。
“新汉学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加整体性的分析，让外国人知道这些具体的点是怎么连成线，线又是怎么连成面，中国的过去是怎么连到未来的等等。”陆克文说。
在全世界都在希望了解中国的时候，陆克文提出，“新汉学”应当承担起责任，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和讲述中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和而不同’的思想，现在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新时代理解和阐释这些概念？”陆克文认为，“‘新汉学’的学者们不应仅仅是因为有相近的兴趣或利益走到一起，还要在不同的文明中、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共同的价值观，而那将会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