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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国际局势“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日趋明显，但“西强我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随着差距缩小，美国对我国打压遏制不断加剧。美国用尽各种办法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攻击，中美意识形态交锋常态化，主要聚焦于人权问题、文化和制度输出、国际体系与全球化问题等领域。究其本质，中美意识形态交锋是两大阶级、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动态调整性。着眼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大局，掌握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主动权，才能有效防范化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进而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保障。为此要坚持思想引领，抓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强化阵地意识，善用意识形态斗争的管理权;把握舆论走向，提升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
关键词：中美关系;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研究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JD00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3-0104-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3.008
一、问题提出
意识形态是一面精神旗帜，具有引领风向、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当前国际局势“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日趋明显，但“西强我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矛头指向我国，企图通过新一轮的“和平演变”瓦解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2]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实施的意识形态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妥协让步，必须把意识形态斗争当作极端重要的工作，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质、不变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声”的被动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21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势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时代，如何在着眼中美关系大局的基础上，占据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主动权，防范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乃至失控[4]，为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提供根本保障，是理论界亟待解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学界研究进展
近年来，美国有意挑起意识形态斗争，使中美意识形态交锋局面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对此，学界围绕着“中美意识形态交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
（一）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原因研究
关于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原因，学界展开了不同维度的研究。吴传毅、金庭碧等人从时代背景的视角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威胁[5];金民卿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时代”，阐释了“两个时代”并存加剧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6];王缉思、李侃如从政治心理的视角，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是加剧中美敌对状态，引发中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危机的重要因素[7];付随鑫从社会心理的维度，分析出美国精英对华看法和美国媒体报道是影响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和中美意识形态走向的关键性因素[8];围绕着近年的国际热点问题，石云霞揭示了中美贸易战背后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9];李星良指出新冠疫情暴发之际，美国政客刻意诋毁、抹黑中国的行为，加剧了中美意识形态激荡[10];刘建武揭露了美国进行新一轮“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和扩张其霸权主义的既得的利益”[11];张瑾怡指出新媒体网络的兴起和发展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激化中美意识形态矛盾提供了技术手段[12];美国学者阿扎尔·盖特则从美国立场出发，认为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国模式的传播严重威胁到美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要抵制中国意识形态及其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的传播[13]。
（二）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本质及属性研究
关于中美意识形态交锋背后的本质及其属性，学界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刘须宽通过分析新时代中美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揭示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两大阶级的斗争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集中反映[14];寿慧生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的工具属性角度指出，“中美之间对立的根本动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在特定情况下会使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变成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15];节大磊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不同于冷战期间“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当前仍属于“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并且可以通过中美双方努力实现有限度的良性竞争[16];阚道远揭露了美国制造“颜色革命”的政治企图在于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民主输出、实行霸权主义[17]。
（三）应对中美意识形态冲突路径研究
如何应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仗，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宋莹莹围绕中美关系的价值观问题，意识到实现中美之间共同价值观的讨论与寻求，是缓解中美价值观冲突，打破中美关系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18];阎学通认为美国蓄意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我国应做好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准备，但坚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之争[19];熊光清强调在国际社会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有效应对美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抹黑[20];匡长福强调必须树立持久战思想，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建设，应对常态化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21];张传泉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攻中的作用[22];李媛媛吸取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指出在新时代面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强势进攻，要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23];肖唤元、郑晶晶从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思想出发，提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侧改革，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阐释力、公信力、引领力和传播力[24]。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对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焦点、本质规律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接下来，我们结合当前国际局势新特点，总结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所在，剖析中美意识形态斗争背后的本质及规律，据此提出优化对美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动策略，为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掌握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当前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焦点
近年来，中美关系站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这辆“滑车”开始由过去的“对话合作为主、斗争摩擦为次”状态转向围绕核心利益展开的博弈和交锋状态。中美意识形态交锋长期存在，但在近年来不断加剧和恶化，交锋的焦点也不仅局限于人权、民族宗教、港台等传统领域，新兴的知识产权、网络治理、南海问题、文化制度输出、全球化等领域出现的意识形态交锋愈演愈烈。
（一）人权问题
“违反人权”常常是美国借以攻击我国的主要话题，美国往往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给我国施压，企图在全世界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美国媒体和一些政客恶意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权力过于集中，中国公民的选举权、自由权等受到限制。2019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会上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无人可比”。中方表示，美国发布的人权报告有意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奉劝美国在解决好本国的人权问题之前，停止充当别国的“人权教师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3月14日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指出美国政客用金钱操纵选举、美国社会公民失业、种族性别歧视的社会现象依旧严重，揭露了美国人权的虚伪面目，由此敦促美方摘掉有色眼镜，摒弃冷战思维，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
对人权的重视和尊重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中国共产党在批判封建专制中接受了人权观念，在抗击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中加深了对人权的重视，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贫穷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从而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这是最基本的人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解决人权问题上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接受别国善意的批评，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把自己扮演成“维权英雄”，别有用心地谴责和抹黑中国。
（二）文化和制度输出
美国一直推崇“西方模式”，将“普世价值”看作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将西方民主等同于唯一全部的民主，将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比作缺乏民主的一党专制制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018年以来，特朗普一度指责我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谴责我国的发展破坏了竞争规则，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于是对我国采取全方位制裁，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实际上，美国刻意挑起经济冲突折射出的正是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美國担心中国制度彰显出的巨大优势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力逐渐丧失，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威胁论”，实质是竭力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没有称霸的基因，中国的发展绝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反倒是美国，从未放弃过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挑起中美贸易战遏制我国的长足发展，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主导优势，一直对我国实行“民主制度输出”，对外推行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不断放大美国声音。通过网络等媒介向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渗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文化，鼓励人们享受“西方文明”，企图扭曲民众的价值观念，动摇民众的理想信念，瓦解民众的民族意志。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十条戒令》中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要尽一切手段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11]美国奉行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公然暴露出其仇华敌华的政治意图。
除了潜在的思想文化渗透，美国还有意制造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企图用西方的话语和标准来解读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遮蔽或消解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借助网络平台、学术论坛、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公开对我国宣扬“文明优越论”，兜售“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具有内在矛盾，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伦理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已经丧失。”[25]在美国看来，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忘记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文化，丢失自己的信仰，动摇自己的根基，转而崇拜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制度，似乎比动用枪支、飞机、坦克发动战争来得更加有效。
（三）国际体系与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具有两面效应，一方面让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使一些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了失业、收入下降、政治冲突等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快速实现了身份的转变，迅速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转为全球化的阻挠者和反对者。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性危机使美国日渐催生了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狭隘自私的政策。同时，美国看到了我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成长和崛起，于是指责我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3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更是宣扬如果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美国。美国始终以敌对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企图扼杀中国的崛起，颠覆社会主义。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国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威胁。具体表现到意识形态领域，经济全球化加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压力。美国借助全球化的渠道，以文化软实力扩张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向我国输出文化产品、学术话语、生活方式，日渐侵蚀我国的民族文化，弱化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我国从来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我国与美国的态度截然相反。我国不会像美国一样一棍子打死全球化，我国始终扮演着全球化的推动者、倡导者，理性地提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是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难题的根本之策。 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秩序严重造成了南北发展失衡，阻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其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智慧。
四、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本质规律
从本质上看，中美意识形态之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的角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交锋。我们只有洞察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清晰认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深刻把握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态调整性，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胜的信心与决心，才能站到科学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充分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有效应对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
政治制度具有阶级性，指导构建并反映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集中反映到思想领域中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阶级斗争可分为三种形式，即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的斗争。”[26]美国鼓吹的所谓超越阶级立场、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话语体系的隐晦表达。在阶级社会，任何的思想文化、舆论宣传都是有阶级立场的，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战略性摩擦，而非一般的经济摩擦，其背后折射出的仍然是两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近年来，美国公然违反世界贸易规则，有意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充分体现了美国的贸易霸权主义。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明显的目标指向性和阶级对抗性，即美国不愿看到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愿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芒，更不愿看到世界无产阶级不断走向联合、走向自我解放。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精彩的华章，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面对“东升西降”的压力，美国极力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制造“修昔底德陷阱”，诱导我国做出战略误判，在国际上排挤我国、孤立我国，阻滞甚至打断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
其一，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已成为常态。中美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体现的是反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个主义之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之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人类社会正处于“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历史时代正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占领统治地位，是资本主義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今社会虽然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就其根本而言，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占主导地位。“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7]592一方面，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核心科技成果、技术创新理论等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等手段得到不断的调整和修复，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缓和阶级矛盾。这就说明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在短期内也不会土崩瓦解。
其二，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尖锐而复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且更为复杂化。一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目的更加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弱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溶化”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丑化”中国的领袖人物，“腐化”党内高级干部，“同化”中国的独特文化，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二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手段更显多样。美国采用公开手段与隐匿方式相结合，通过金钱收买拉拢我国的政府公职人员，腐蚀高层“精英”，使中国共产党腐化;通过开展学术研讨、跨国交流等途径对外渗透本国的价值观念，为美国的三权分立、社会福利制度、多党制度等政治观点张目，使学术问题悄然演变成为意识形态问题。三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范围更为广泛。美国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立体多维的意识形态渗透，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竭力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覆盖范围，从公众人物中的政府高层、影视明星，到“草根”人物，旨在实现“全面攻击”。
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任务的艰巨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需要代表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运动不能直接产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通过“灌输”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28]342。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然而纵观世界历史，社会主义运动相较几千年的阶级社会而言，出现时间较短，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属于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加以比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为弱小。另一方面，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特别是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分化后，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包围圈中。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8]325-327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试图将意识形态渗透作为阻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在理论、舆论、学术领域制造思想混乱。中国需加强警戒，做好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争夺与反争夺的意识形态斗争工作。 （三）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动态调整性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行为、国家间关系的根本要素。从历史逻辑来看，中美关系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国家利益的驱动，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也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而出现阶段性差异。“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两极格局日渐形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采取敌对态度，企图扼杀中国崛起，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对我国实行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我国为维护初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采取“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阶段，中美意识形态陷入全面冲突。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同时，中苏关系已走向恶化，为谋求国家的长远发展，中美两国在外交上均兼顾了原则性与灵活性，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走向更深的合作，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也在不断的摩擦中交融和发展。
从现实维度来看，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诱发了战后长期主导国际霸权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恐惧。由于无法适应也不愿顺应国际力量对比新的变化，特别是无法忍受自身大国地位遭到的潜在挑战，美国便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对华战略，开始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多次提出“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等荒谬言论。转而极力在国际社会上掀起反华情绪、构建反华联盟。我们应该看到，中美在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历史文化等领域存在不同，这些问题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外交前景具有广阔性，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终将趋于良性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中美两国能够出于巩固共同利益的需要，在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中弱化意识形态斗争，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尤其是在全球遭遇疫情蔓延、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之际，中美关系应该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影响和深远意义。美国应看到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中国应看到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唯有树立起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战略互信，跨越理念鸿沟，增进共同利益，减少意识形态冲突，才能实现共赢、双赢。
五、赢得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主动权的行动方略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中美意识形态的交锋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9]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极其重要，但又不是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赢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不在于强硬反击、抵抗制裁，而要采取灵活专业的管理方法，严守阵地、抓好队伍，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不是自圆其说、自说自话的，而是用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旗帜引领舆论走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力。
（一）坚持思想引领：抓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29]为捍卫国家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3]41理论与实践证明，坚持思想引领是抓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进而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保证。
一是善于斗争，巧妙回应美国的意识形态进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抓牢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关键是要敢于斗争，尤其是善于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展开斗争。“在意识形态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0]面对美国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挑衅和攻击，我们不仅要学会用事实和现实说话，更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做出巧妙回应，使美国制造的谣言不攻自破。“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1]要巧妙地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的日渐提升，有效回击美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回应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和抹黑。
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2]要培养大批既有理论素养又有斗争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转化为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行者意味着信念过硬，是带头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在领导干部、党员队伍、大学生群体中加强思想建设，定期开展专题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将他们锻造成一批政治坚定、思想纯洁、对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行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社会中要发挥表率作用。要善于通过理论宣讲等多种形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断提高其抵御错误思想侵袭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高度凝结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中國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引领，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的功能。既要秉持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态度，又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入侵，严厉打击各种抹黑造谣、挑衅滋事的社会集团和敌对分子，弘扬社会正气，抑制错误思潮的侵入和干扰。另一方面，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到人民群众面前，使之更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心理特征和利益诉求开展教育活动，让单向的价值观灌输转变为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渗透，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要利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区活动、志愿服务活动、传统节日庆祝、校园文化建设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赢得群众。 （二）强化阵地意识：善用意识形态斗争的管理权
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必须筑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防线，在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上下功夫。只有强化阵地意识，统好队伍力量，才能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管理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要管好阵地。思想阵地，如果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工作原则，强化阵地意识，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拉起高压线，守住思想防线，把好准入关，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一是严守思想阵地。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交流会、座谈会、论坛、讲座等学术活动的规范性管理。坚持“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繁荣，准确区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明确学术自由背后的政治红线，警惕自由言论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让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材中鲜活“出现”，在哲学社会学科中勇敢“放声”，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大胆“发声”，占领住思想高地。要加强对高校阵地的管理。高校一直是美国推行“颜色革命”、恶意挑起意识形态斗争的首选之地，青年大学生则是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严防美国通过所谓的“慈善”资助，“民主选举”等形式弱化大学生理想信念，诱惑大学生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抗议运动，引诱大学生掉入“自由”“民主”的陷阱。二是要严守社会阵地。首先是加强对新闻阵地、网络阵地、文化阵地等社会宣传阵地的监管。强化宣传纪律，科学监测舆情的走向，對负面舆论、理论争端及时做出反馈，营造良好的思想宣传舆论环境，杜绝将思想宣传阵地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其次必须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利用宗教推行“民主战略”，以最小的投资收获最大的效益，是美国政府的惯常手法。对此，我们要严格贯彻落实“政教分离”原则和政策，严防美国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借此搅动地区局势、干涉我国内政。
另一方面，要抓好队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级部门既要理清关系、职责分明，又要统好力量、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起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和战略思维，培养观大势、把大局、谋大事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33]一方面，抓牢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严抓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责任，继承和发扬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党委（党组）书记是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负责人，其第一要务是带头把好意识形态的导向，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分轻重缓急，抓主要矛盾。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要协助书记抓好意识形态的统筹协调工作;其他班子成员要善于发现重大事件、重要民情中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一是要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报告制度。领导班子成员要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评议，督促意识形态工作主体“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34]。二是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制度。将领导班子的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情况作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考核内容，将党员干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作为评价奖惩的重要指标。三是要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责制度。纪检机关要抓好意识形态问责，对意识形态工作散漫，失职失责，出现严重问题的部门、地方和单位开展问责工作，使意识形态问责更加常态化和制度化。通过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形成全党动手共同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为进一步动员全党力量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把握舆论走向：提升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若我们不去主导舆论导向，就很容易被别人掌控和利用。为此，必须统筹内外宣传工作，把握新闻舆论走向、网络舆论走向和对外舆论走向，抢占舆论先机，抓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其一，推进官媒语言民间化，提升意识形态工作亲和力。具有官方性质的报刊、通讯社、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传导的权威工具。但传统官方媒体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惯用新闻语言、书面话语、理论化术语，往往难以吸引群众目光，以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难传播、传不开的境地。对此，一是要推进官媒话语向民间话语转变。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要提高官媒语言的影响力，增强民众信任感，关键在于让民众听得懂、乐于听、听得进。要主动对接新媒体、做强融媒体，让官方的声音贯穿于“抖音”“微博”“知乎”等新型大众传媒平台中，让新闻话语更加“接地气”，努力达到党心与民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二是官方媒体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2020年8月26日，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以色列期间谈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构成重大威胁”的反华谬论，外交部及时回应，批驳美国搞“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媒体快速做出反应报道，及时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质疑、挑衅和攻击时，主流媒体只有及时、积极、正面做出反应，让官方新闻舆论工作具备温度和效度，方能保持自身的亲和力、影响力和战斗力。
其二，新媒体网络舆论要充分彰显公信力。网络媒体的普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因其极具开放性，很容易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作为各种错误言论、诱导思想的传播渠道。能否利用好新媒体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能否掌握意识形态斗争话语权的关键。打好网络舆论场的争夺战，党和政府要始终坚持“立”“破”并举的基本原则。“立”即加强新媒体空间的正面引导。从政治导向、技术监管等方面把好关口，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智能检索与人工监察、综合分析与专项研究等手段，把握网络舆情走向，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前瞻性。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建立大批红色网站、规范学术研讨平台、回应群众社会关切、弘扬社会正气风尚，把新媒体资源发展为党的执政资源，将网络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破”即破除错误思潮。针对恶意抹黑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做到理直气壮地发声、旗帜鲜明地亮剑、有理有据地批判，避免出现“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局面。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科技手段净化网络空间，依法惩治负面舆论的幕后推手，及时阻止“‘普世价值’才是救国良方”“美国文明优于世界文明”等错误思想在网络中蔓延，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其三，实现对外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就目前的舆论走向而言，西方媒体强势左右着国际舆论，我国对外发出的声音还很弱小，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难传开”的尴尬境地。要扭转这样的尴尬局面，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36]。一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原创性话语体系。原创性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解构西方伪造的“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论”等误导性话语，回应美国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又需要阐释好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理念，在讲中国传统故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讲“四史”故事中构建历史记忆，增强政治认同;在讲新时代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的故事中激发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的伟大民族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重视各国本土化传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自说自话到贯通中西的转换。扎根历史，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合万邦的价值理念;立足现实，展现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担当和大国责任;面向未来，共谋发展，携手同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六、结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胜利是历史大势所趋
作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占据了科学、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符合社会形态更替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就决定了，在中美意识形态交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走向胜利。马克思在关于“两个必然”的历史论断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7]43尽管在当前两大阶级力量、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力量仍处于上风，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和化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方法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找到。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最终解放资本主义社会被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持续性，其发起的意识形态斗争也难以持久。
相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性特征，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诉求，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提供了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着无产阶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映的则是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剥削人、压迫人的阶级，资本家霸占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2020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即使在疫情暴发之际，我们也仍然坚守“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拥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概，始终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在灾难面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以彰显，合理兼顾保卫人民生命健康和维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逐渐解决农村贫困这个突出短板，脱贫攻坚，让所有贫困县全部脱帽，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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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晓艳）
关键词：中美关系;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研究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JD00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3-0104-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3.008
一、问题提出
意识形态是一面精神旗帜，具有引领风向、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当前国际局势“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日趋明显，但“西强我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矛头指向我国，企图通过新一轮的“和平演变”瓦解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2]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实施的意识形态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妥协让步，必须把意识形态斗争当作极端重要的工作，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质、不变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声”的被动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21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势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时代，如何在着眼中美关系大局的基础上，占据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主动权，防范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乃至失控[4]，为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提供根本保障，是理论界亟待解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学界研究进展
近年来，美国有意挑起意识形态斗争，使中美意识形态交锋局面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对此，学界围绕着“中美意识形态交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
（一）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原因研究
关于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原因，学界展开了不同维度的研究。吴传毅、金庭碧等人从时代背景的视角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威胁[5];金民卿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时代”，阐释了“两个时代”并存加剧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6];王缉思、李侃如从政治心理的视角，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是加剧中美敌对状态，引发中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危机的重要因素[7];付随鑫从社会心理的维度，分析出美国精英对华看法和美国媒体报道是影响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和中美意识形态走向的关键性因素[8];围绕着近年的国际热点问题，石云霞揭示了中美贸易战背后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9];李星良指出新冠疫情暴发之际，美国政客刻意诋毁、抹黑中国的行为，加剧了中美意识形态激荡[10];刘建武揭露了美国进行新一轮“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和扩张其霸权主义的既得的利益”[11];张瑾怡指出新媒体网络的兴起和发展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激化中美意识形态矛盾提供了技术手段[12];美国学者阿扎尔·盖特则从美国立场出发，认为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国模式的传播严重威胁到美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要抵制中国意识形态及其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的传播[13]。
（二）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本质及属性研究
关于中美意识形态交锋背后的本质及其属性，学界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刘须宽通过分析新时代中美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揭示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两大阶级的斗争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集中反映[14];寿慧生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的工具属性角度指出，“中美之间对立的根本动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在特定情况下会使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变成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15];节大磊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不同于冷战期间“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当前仍属于“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并且可以通过中美双方努力实现有限度的良性竞争[16];阚道远揭露了美国制造“颜色革命”的政治企图在于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民主输出、实行霸权主义[17]。
（三）应对中美意识形态冲突路径研究
如何应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仗，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宋莹莹围绕中美关系的价值观问题，意识到实现中美之间共同价值观的讨论与寻求，是缓解中美价值观冲突，打破中美关系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18];阎学通认为美国蓄意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我国应做好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准备，但坚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之争[19];熊光清强调在国际社会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有效应对美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抹黑[20];匡长福强调必须树立持久战思想，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建设，应对常态化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21];张传泉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攻中的作用[22];李媛媛吸取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指出在新时代面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强势进攻，要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23];肖唤元、郑晶晶从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思想出发，提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侧改革，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阐释力、公信力、引领力和传播力[24]。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对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焦点、本质规律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接下来，我们结合当前国际局势新特点，总结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所在，剖析中美意识形态斗争背后的本质及规律，据此提出优化对美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动策略，为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掌握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当前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焦点
近年来，中美关系站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这辆“滑车”开始由过去的“对话合作为主、斗争摩擦为次”状态转向围绕核心利益展开的博弈和交锋状态。中美意识形态交锋长期存在，但在近年来不断加剧和恶化，交锋的焦点也不仅局限于人权、民族宗教、港台等传统领域，新兴的知识产权、网络治理、南海问题、文化制度输出、全球化等领域出现的意识形态交锋愈演愈烈。
（一）人权问题
“违反人权”常常是美国借以攻击我国的主要话题，美国往往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给我国施压，企图在全世界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美国媒体和一些政客恶意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权力过于集中，中国公民的选举权、自由权等受到限制。2019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会上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无人可比”。中方表示，美国发布的人权报告有意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奉劝美国在解决好本国的人权问题之前，停止充当别国的“人权教师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3月14日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指出美国政客用金钱操纵选举、美国社会公民失业、种族性别歧视的社会现象依旧严重，揭露了美国人权的虚伪面目，由此敦促美方摘掉有色眼镜，摒弃冷战思维，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
对人权的重视和尊重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中国共产党在批判封建专制中接受了人权观念，在抗击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中加深了对人权的重视，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贫穷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从而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这是最基本的人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解决人权问题上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接受别国善意的批评，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把自己扮演成“维权英雄”，别有用心地谴责和抹黑中国。
（二）文化和制度输出
美国一直推崇“西方模式”，将“普世价值”看作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将西方民主等同于唯一全部的民主，将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比作缺乏民主的一党专制制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018年以来，特朗普一度指责我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谴责我国的发展破坏了竞争规则，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于是对我国采取全方位制裁，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实际上，美国刻意挑起经济冲突折射出的正是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美國担心中国制度彰显出的巨大优势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力逐渐丧失，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威胁论”，实质是竭力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没有称霸的基因，中国的发展绝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反倒是美国，从未放弃过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挑起中美贸易战遏制我国的长足发展，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主导优势，一直对我国实行“民主制度输出”，对外推行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不断放大美国声音。通过网络等媒介向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渗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文化，鼓励人们享受“西方文明”，企图扭曲民众的价值观念，动摇民众的理想信念，瓦解民众的民族意志。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十条戒令》中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要尽一切手段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11]美国奉行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公然暴露出其仇华敌华的政治意图。
除了潜在的思想文化渗透，美国还有意制造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企图用西方的话语和标准来解读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遮蔽或消解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借助网络平台、学术论坛、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公开对我国宣扬“文明优越论”，兜售“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具有内在矛盾，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伦理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已经丧失。”[25]在美国看来，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忘记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文化，丢失自己的信仰，动摇自己的根基，转而崇拜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制度，似乎比动用枪支、飞机、坦克发动战争来得更加有效。
（三）国际体系与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具有两面效应，一方面让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使一些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了失业、收入下降、政治冲突等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快速实现了身份的转变，迅速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转为全球化的阻挠者和反对者。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性危机使美国日渐催生了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狭隘自私的政策。同时，美国看到了我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成长和崛起，于是指责我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3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更是宣扬如果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美国。美国始终以敌对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企图扼杀中国的崛起，颠覆社会主义。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国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威胁。具体表现到意识形态领域，经济全球化加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压力。美国借助全球化的渠道，以文化软实力扩张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向我国输出文化产品、学术话语、生活方式，日渐侵蚀我国的民族文化，弱化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我国从来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我国与美国的态度截然相反。我国不会像美国一样一棍子打死全球化，我国始终扮演着全球化的推动者、倡导者，理性地提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是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难题的根本之策。 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秩序严重造成了南北发展失衡，阻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其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智慧。
四、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的本质规律
从本质上看，中美意识形态之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的角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交锋。我们只有洞察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清晰认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深刻把握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态调整性，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胜的信心与决心，才能站到科学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充分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有效应对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
政治制度具有阶级性，指导构建并反映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集中反映到思想领域中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阶级斗争可分为三种形式，即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的斗争。”[26]美国鼓吹的所谓超越阶级立场、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话语体系的隐晦表达。在阶级社会，任何的思想文化、舆论宣传都是有阶级立场的，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战略性摩擦，而非一般的经济摩擦，其背后折射出的仍然是两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近年来，美国公然违反世界贸易规则，有意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充分体现了美国的贸易霸权主义。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明显的目标指向性和阶级对抗性，即美国不愿看到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愿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芒，更不愿看到世界无产阶级不断走向联合、走向自我解放。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精彩的华章，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面对“东升西降”的压力，美国极力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制造“修昔底德陷阱”，诱导我国做出战略误判，在国际上排挤我国、孤立我国，阻滞甚至打断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
其一，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已成为常态。中美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体现的是反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个主义之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之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人类社会正处于“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历史时代正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占领统治地位，是资本主義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今社会虽然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就其根本而言，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占主导地位。“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7]592一方面，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核心科技成果、技术创新理论等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等手段得到不断的调整和修复，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缓和阶级矛盾。这就说明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在短期内也不会土崩瓦解。
其二，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尖锐而复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且更为复杂化。一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目的更加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弱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溶化”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丑化”中国的领袖人物，“腐化”党内高级干部，“同化”中国的独特文化，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二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手段更显多样。美国采用公开手段与隐匿方式相结合，通过金钱收买拉拢我国的政府公职人员，腐蚀高层“精英”，使中国共产党腐化;通过开展学术研讨、跨国交流等途径对外渗透本国的价值观念，为美国的三权分立、社会福利制度、多党制度等政治观点张目，使学术问题悄然演变成为意识形态问题。三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范围更为广泛。美国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立体多维的意识形态渗透，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竭力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覆盖范围，从公众人物中的政府高层、影视明星，到“草根”人物，旨在实现“全面攻击”。
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任务的艰巨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需要代表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运动不能直接产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通过“灌输”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28]342。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然而纵观世界历史，社会主义运动相较几千年的阶级社会而言，出现时间较短，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属于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加以比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为弱小。另一方面，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特别是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分化后，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包围圈中。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8]325-327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试图将意识形态渗透作为阻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在理论、舆论、学术领域制造思想混乱。中国需加强警戒，做好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争夺与反争夺的意识形态斗争工作。 （三）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动态调整性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行为、国家间关系的根本要素。从历史逻辑来看，中美关系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国家利益的驱动，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也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而出现阶段性差异。“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两极格局日渐形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采取敌对态度，企图扼杀中国崛起，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对我国实行军事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我国为维护初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采取“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阶段，中美意识形态陷入全面冲突。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同时，中苏关系已走向恶化，为谋求国家的长远发展，中美两国在外交上均兼顾了原则性与灵活性，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走向更深的合作，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也在不断的摩擦中交融和发展。
从现实维度来看，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诱发了战后长期主导国际霸权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恐惧。由于无法适应也不愿顺应国际力量对比新的变化，特别是无法忍受自身大国地位遭到的潜在挑战，美国便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对华战略，开始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多次提出“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等荒谬言论。转而极力在国际社会上掀起反华情绪、构建反华联盟。我们应该看到，中美在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历史文化等领域存在不同，这些问题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外交前景具有广阔性，中美意识形态交锋终将趋于良性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中美两国能够出于巩固共同利益的需要，在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中弱化意识形态斗争，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尤其是在全球遭遇疫情蔓延、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之际，中美关系应该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影响和深远意义。美国应看到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中国应看到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唯有树立起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战略互信，跨越理念鸿沟，增进共同利益，减少意识形态冲突，才能实现共赢、双赢。
五、赢得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主动权的行动方略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中美意识形态的交锋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9]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极其重要，但又不是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赢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不在于强硬反击、抵抗制裁，而要采取灵活专业的管理方法，严守阵地、抓好队伍，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不是自圆其说、自说自话的，而是用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旗帜引领舆论走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力。
（一）坚持思想引领：抓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29]为捍卫国家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3]41理论与实践证明，坚持思想引领是抓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进而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保证。
一是善于斗争，巧妙回应美国的意识形态进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抓牢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关键是要敢于斗争，尤其是善于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展开斗争。“在意识形态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0]面对美国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挑衅和攻击，我们不仅要学会用事实和现实说话，更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做出巧妙回应，使美国制造的谣言不攻自破。“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1]要巧妙地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的日渐提升，有效回击美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回应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和抹黑。
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2]要培养大批既有理论素养又有斗争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转化为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行者意味着信念过硬，是带头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在领导干部、党员队伍、大学生群体中加强思想建设，定期开展专题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将他们锻造成一批政治坚定、思想纯洁、对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行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社会中要发挥表率作用。要善于通过理论宣讲等多种形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断提高其抵御错误思想侵袭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高度凝结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中國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引领，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的功能。既要秉持开放包容、尊重差异的态度，又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入侵，严厉打击各种抹黑造谣、挑衅滋事的社会集团和敌对分子，弘扬社会正气，抑制错误思潮的侵入和干扰。另一方面，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到人民群众面前，使之更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心理特征和利益诉求开展教育活动，让单向的价值观灌输转变为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渗透，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要利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区活动、志愿服务活动、传统节日庆祝、校园文化建设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赢得群众。 （二）强化阵地意识：善用意识形态斗争的管理权
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必须筑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防线，在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上下功夫。只有强化阵地意识，统好队伍力量，才能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管理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要管好阵地。思想阵地，如果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工作原则，强化阵地意识，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拉起高压线，守住思想防线，把好准入关，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一是严守思想阵地。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交流会、座谈会、论坛、讲座等学术活动的规范性管理。坚持“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繁荣，准确区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明确学术自由背后的政治红线，警惕自由言论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让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材中鲜活“出现”，在哲学社会学科中勇敢“放声”，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大胆“发声”，占领住思想高地。要加强对高校阵地的管理。高校一直是美国推行“颜色革命”、恶意挑起意识形态斗争的首选之地，青年大学生则是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严防美国通过所谓的“慈善”资助，“民主选举”等形式弱化大学生理想信念，诱惑大学生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抗议运动，引诱大学生掉入“自由”“民主”的陷阱。二是要严守社会阵地。首先是加强对新闻阵地、网络阵地、文化阵地等社会宣传阵地的监管。强化宣传纪律，科学监测舆情的走向，對负面舆论、理论争端及时做出反馈，营造良好的思想宣传舆论环境，杜绝将思想宣传阵地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其次必须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利用宗教推行“民主战略”，以最小的投资收获最大的效益，是美国政府的惯常手法。对此，我们要严格贯彻落实“政教分离”原则和政策，严防美国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借此搅动地区局势、干涉我国内政。
另一方面，要抓好队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级部门既要理清关系、职责分明，又要统好力量、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起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和战略思维，培养观大势、把大局、谋大事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33]一方面，抓牢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严抓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责任，继承和发扬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党委（党组）书记是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负责人，其第一要务是带头把好意识形态的导向，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分轻重缓急，抓主要矛盾。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要协助书记抓好意识形态的统筹协调工作;其他班子成员要善于发现重大事件、重要民情中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一是要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报告制度。领导班子成员要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评议，督促意识形态工作主体“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34]。二是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制度。将领导班子的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情况作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考核内容，将党员干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作为评价奖惩的重要指标。三是要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责制度。纪检机关要抓好意识形态问责，对意识形态工作散漫，失职失责，出现严重问题的部门、地方和单位开展问责工作，使意识形态问责更加常态化和制度化。通过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形成全党动手共同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为进一步动员全党力量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把握舆论走向：提升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若我们不去主导舆论导向，就很容易被别人掌控和利用。为此，必须统筹内外宣传工作，把握新闻舆论走向、网络舆论走向和对外舆论走向，抢占舆论先机，抓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其一，推进官媒语言民间化，提升意识形态工作亲和力。具有官方性质的报刊、通讯社、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传导的权威工具。但传统官方媒体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惯用新闻语言、书面话语、理论化术语，往往难以吸引群众目光，以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难传播、传不开的境地。对此，一是要推进官媒话语向民间话语转变。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要提高官媒语言的影响力，增强民众信任感，关键在于让民众听得懂、乐于听、听得进。要主动对接新媒体、做强融媒体，让官方的声音贯穿于“抖音”“微博”“知乎”等新型大众传媒平台中，让新闻话语更加“接地气”，努力达到党心与民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二是官方媒体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2020年8月26日，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以色列期间谈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构成重大威胁”的反华谬论，外交部及时回应，批驳美国搞“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媒体快速做出反应报道，及时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质疑、挑衅和攻击时，主流媒体只有及时、积极、正面做出反应，让官方新闻舆论工作具备温度和效度，方能保持自身的亲和力、影响力和战斗力。
其二，新媒体网络舆论要充分彰显公信力。网络媒体的普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因其极具开放性，很容易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作为各种错误言论、诱导思想的传播渠道。能否利用好新媒体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能否掌握意识形态斗争话语权的关键。打好网络舆论场的争夺战，党和政府要始终坚持“立”“破”并举的基本原则。“立”即加强新媒体空间的正面引导。从政治导向、技术监管等方面把好关口，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智能检索与人工监察、综合分析与专项研究等手段，把握网络舆情走向，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前瞻性。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建立大批红色网站、规范学术研讨平台、回应群众社会关切、弘扬社会正气风尚，把新媒体资源发展为党的执政资源，将网络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破”即破除错误思潮。针对恶意抹黑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做到理直气壮地发声、旗帜鲜明地亮剑、有理有据地批判，避免出现“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局面。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科技手段净化网络空间，依法惩治负面舆论的幕后推手，及时阻止“‘普世价值’才是救国良方”“美国文明优于世界文明”等错误思想在网络中蔓延，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其三，实现对外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就目前的舆论走向而言，西方媒体强势左右着国际舆论，我国对外发出的声音还很弱小，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难传开”的尴尬境地。要扭转这样的尴尬局面，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36]。一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原创性话语体系。原创性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解构西方伪造的“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论”等误导性话语，回应美国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又需要阐释好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理念，在讲中国传统故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讲“四史”故事中构建历史记忆，增强政治认同;在讲新时代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的故事中激发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的伟大民族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重视各国本土化传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自说自话到贯通中西的转换。扎根历史，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合万邦的价值理念;立足现实，展现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担当和大国责任;面向未来，共谋发展，携手同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六、结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胜利是历史大势所趋
作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占据了科学、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符合社会形态更替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就决定了，在中美意识形态交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走向胜利。马克思在关于“两个必然”的历史论断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7]43尽管在当前两大阶级力量、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力量仍处于上风，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和化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方法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找到。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最终解放资本主义社会被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持续性，其发起的意识形态斗争也难以持久。
相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性特征，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诉求，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提供了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着无产阶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映的则是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剥削人、压迫人的阶级，资本家霸占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2020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即使在疫情暴发之际，我们也仍然坚守“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拥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概，始终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在灾难面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以彰显，合理兼顾保卫人民生命健康和维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逐渐解决农村贫困这个突出短板，脱贫攻坚，让所有贫困县全部脱帽，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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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