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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丹尼尔·克尔曼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名誉：九个故事的小说》既采用了一些传统的方法和技巧，又借鉴了许多现代、后现代的创作手法，使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本文试图以小说《名誉》为切入点，探讨克尔曼创作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 虚实结合 多元叙事
丹尼尔·克尔曼（1975-）是当代德语文坛的一位炙手可热的新锐作家。他的作品在轻快跳脱的语言中展现着思想与艺术的深度，也在曲折、变幻与暧昧的意境中留下想象的余韵。小说《我和卡斯明基》（2003）和《测量世界》（2005）曾为他赢得世界声誉。2009年，克尔曼创作了《名誉：九个故事的小说》。作家以游戏的方式与姿态，拨弄着媒体时代的接受者们那易于疲乏但也不难兴奋的神经，在评论界激发起强烈的解释兴趣。小说的叙事方式多元而混杂，既有一些传统的方法和技巧，又借鉴了许多现代、后现代的创作手法，使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本文试图以小说《名誉》为切入点，探讨克尔曼创作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新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在上世纪末，是人们对“后现代之后”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潮流的统称。新现实主义作家在对后现代写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更为冷静的目光审视多元和充满变化的世界，在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中，既注重对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又吸收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的营养，体现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补与融合。
一 小说的现实主义主题
小说《名誉》由九个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围绕着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技术展开情节，人物在几个故事中交替出场，以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分散的主体形式出现，在一连串的二元对立，如生与死、真与幻、身份找寻与身份丧失、偶然性与神定性、意志自由与决定论等矛盾中，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构建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不满足于现实存在的人企图设计“另一种生活”，而对于原本安于现状的人物，作家却又强硬地施加影响，把他们驱逐出原来的生存空间。总之，小说中的主人公均陷入了各种极端情况或尴尬处境，现实中所有可能的秩序构想随时都可能破灭。克尔曼把这样的创作意图解释为：“文学对于我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对语言规则的破坏，而在于对现实规则的破坏。”
从文本内部的叙述结构来看，九个故事呈现出一种无序性，没有高潮，也无所谓始终。读罢此书，读者很难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思想得出稳定、确切、连贯的结论，因为小说的叙事时空变幻交错，扑朔迷离，表面上看似乎是呈现了一堆叙述的碎片。但正是在这些叙述碎片中，我们可以挖掘价值观的压抑与冲突，社会和个体空间的变异以及时空意义的更新。现代技术文明既“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但同时又给人类带来“精神焦虑”，成为“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克尔曼清楚地意识到人在技术崇拜中所陷入的困境，“对虚拟世界的沉迷，使得幻象与经验世界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抽空了人的思想和身体，甚至抹去了个人真实的存在。”对于电信公司职员默尔维茨而言，网络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感受和行为方式，甚至宰制着他生存的意义，他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为自己塑造的外表俊朗、成熟自信的形象，恰恰与现实中的他截然相反。他到达举办报告会的酒店后，听说因网络故障两天内无法上网，立刻在巨大的恐惧下“头晕目眩”。而见到自己所崇拜的作家莱奥时所作出的唯一一次在现实中的交际尝试，也因莱奥的冷漠拒绝以失败告终，他只好无奈地退回到自己的虚拟世界，绝望地宣布：“我仍然只有自己……这种情况永远都不会改变。”在其他几个故事中，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甚至起到了改写命运的作用，无论是假扮拉尔夫与来电者对话的爱普林，由于手机失灵无法跟家人联系以致流落异乡的玛利亚，还是“无法退回自我”的拉尔夫，无不是被手机切换到另外一条生命轨道。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世界里，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导致个体身份的模糊与失落。谁能够“以自然、反思和个性批判技术的极权主义权力”，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自由，是克尔曼对媒体社会个体存在方式问题的思考。
二 游戏于现实与虚构之间
文学评论界在评论《名誉》中炫目缭乱的叙事技巧时，常提到“游戏”一词。事实上，克尔曼也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为“与现实间的游戏”。小说《名誉》无疑是一个充满游戏的文本。以电影明星身份自居的爱普林，逃离使馆欢迎会去埃及旅行的莱奥，或是以替身身份生活的明星拉尔夫，都看似偶然地在游戏心态的驱使下脱离正常生活轨道，实则有其生存无奈与不安下的必然。“在游戏中反省，混乱中颠覆，最终获胜的不是真相，而是幻觉。”克尔曼使用了幻想、隐喻、规避等各种技巧，尝试着一种将现实中的小说作者、虚构的作品人物以及叙述者或记述者之间本来分明的界限彻底搅乱的实践，对现实和虚构世界的交错与渗透进行了多层次的建构。在第二个故事《罗萨林走向死亡》中，叙事实体中的主人公莱奥作为虚构的作者时而编写着故事，时而走进故事和他虚构出来的人物罗萨林展开对话，叙事实体的时空与其臆想出来的时空的交错，使读者进入了另一层似虚似实的时空和另一种似真非真的现实。在将写作事实移入文本的同时，克尔曼又试图将人物引向文本之外，创造一种现实模仿虚构的事实。这是一种大胆而新颖的尝试，因为没有人会想过自己并非真实存在，而有可能幻化成一个虚构人物，因此在最后一个故事《陷入危险》中，当伊丽莎白得知自己其实是莱奥小说中的人物时，内心的震惊、恐慌与绝望可想而知，而这种现实人物的虚化过程带给读者的亦是自我观念认识上的不安，“我是谁？”“作为读者的我到底存在于现实，还是虚构人物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自我身份的现实性与虚构性在第四个故事《出路》中更加模糊难辨。
三 多维的叙述手法
在《名誉》中，克尔曼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与现实主义细节描写融为一体，通过叙述视角的选择和变化、情节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技法等手段，创造出形式和内容上都丰富而多元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 《名誉》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没有完整而贯穿始终的情节，也没有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虽然运用了传统小说叙述者惯用的全知视角，但叙述主体并不化身于具体实在的某个人物形象，因为叙述人称不断发生着变化，有些故事采用了第一人称主观叙事，有些故事又变成了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在《罗萨林走向死亡》中，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的作家莱奥既指代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但更像是小说作者克尔曼的“替身”，因为他同时也充当了其他故事，如《陷入危险》中叙述主体注视和叙述的客体对象。同时，具有全知视角的莱奥时而走进罗萨林的梦境，时而跃出文本，以第二人称口吻直接与读者对话，最后还改写虚构故事的情节，使原本不久于人世的老妇人罗萨林变回到年轻时的模样，这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形象，俨然是凭借着自己“上帝”一样的作者身份随意安排情节和人物的克尔曼的代言人。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人的叙述也并未充分起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人的作用，它虽然讲述故事，但极少评论人物，叙述基本舍弃了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因此读者很难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多的是从大段大段的对话中推测人物性格，从他们的行为方式中观察到人物和外在世界间的失谐以及面对“尴尬处境”时的茫然或冲动。这种叙述间离手段使得读者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些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以自己的理解透视人物的内心情绪。
小说中还融入了很多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因素。不同身份、职业、境遇的人物演绎着各异的故事，面对的要么是无法解释的异象，要么是一直延续到未来的不安情绪，并将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传递给读者，而“反高潮”式的结尾使得读者的阅读期待一次次落空。小说中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局，拉尔夫是否能找回自己的身份，还是永远被“替身”取代？玛利亚能否有朝一日重回故乡，或是终老异国？两个同名为《陷入困境》的故事都以电话铃声响起戛然而止，来电者到底是谁？作家米古尔能否走出信仰危机，抑或真的扣动扳机，结束生命？这一个个谜团构成了情节上的断裂和空白点，使小说成为开放性的艺术文本。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不仅是叙事的逻辑关联，同时还有读者的主观介入，他必须滑出语言层面，参与到超越上下文的联想与运动，这样一来，言说与表征的关系已超越了受语言指称意义局限的元叙事，呈现出动态的特征，而这种形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静态封闭的文本已很难适应具有开放性、易变性和多层次性的现代人存在模式了。因此，读者必须不断地进行意义建构，才能最终达到理解作者主题身份和积极审美的目的。
作为一种创作技法，互文性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中大量存在。克尔曼对互文技法的运用，既有嘲弄的、游戏的性质，又揭示了严肃的题旨。小说《名誉》的互文性首先在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因素的接受中作了充分展露。除了前文提到的虚实融合的技巧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体现了这种互文关系。例如两次出现在小说中的匿名男子，“身躯瘦弱，头发油腻，戴一顶红色的帽子，脸上浮着嘲笑似的笑容”，外形酷似歌德笔下的魔鬼梅菲斯特，却发挥了“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的作用，不但将遇到困难罗萨林和“我”带到各自的目的地，还以玄妙莫测的话语对二人进行指引和劝谕，倏忽间的出现与消失，为小说增添了魔幻的色彩和神秘的异质感。文本的互文性还在于某些直接的指涉。如第二个故事的标题《罗萨林走向死亡》便与巴西畅销书作家保罗·科埃略的代表作《薇罗妮卡决意赴死》形成了明显的联想关系，两位女主人公都是被医生告知不久于人世，最后却戏剧性地获得重生，戏拟的因素非常突出。而第五个故事《给女修道院长的回信》中的主角作家米古尔简直就是科埃略的化身，作为畅销书作家，两人都扮演了人生导师的角色，在作品中探讨生命的意义、社会规范与人的自由等问题。然而，“上帝代言人”也有失意的时候，“荣誉”等身的光环背后，往往是另一个极端的彷徨与绝望。米古尔对自己的写作乃至人生意义产生怀疑，科埃略在巴西文学界也频遭非议，不少人认为他缺乏真正的作家精神，作品太过简单，有些评论甚至直指其过于商业化、一味以市场为导向，这似乎与克尔曼在德国文学界遭遇到的诟病如出一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小说是否也包含了他对自己作家身份的思考，这样的人物塑造，到底是对反对者们的嘲弄？还是克尔曼的自嘲？
四 结语
热爱传统文学的克尔曼并没有全然回归传统，而恰恰因为有了对传统文本、现代和后现代文本模式自觉的美学反思，才造就了《名誉》的新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和文本结构。克尔曼在这部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里，表现出清醒的批判精神、深广的洞察力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以及他对人的存在状态这个严肃命题的积极思考。
参考文献：
[1] 安德鲁·芬伯格，韩连庆等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姜涛：《当代美国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视域》，《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3] 赵一凡等编：《现代性》，《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4] Sto？觟hr，Anna/Weigel，Franziska.Daniel Kehlmanns“Rhum：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Inhalt-Wirkung-biblische Aspekte[D].1.Auflage，München：GRIN Verlag，2009.
[5] Zeyringer，Klaus.Gewinnen wird die Erz？覿hlkunst[A].In：Text+Kritik[C]，Daniel Kehlmann，2008.
（徐林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 虚实结合 多元叙事
丹尼尔·克尔曼（1975-）是当代德语文坛的一位炙手可热的新锐作家。他的作品在轻快跳脱的语言中展现着思想与艺术的深度，也在曲折、变幻与暧昧的意境中留下想象的余韵。小说《我和卡斯明基》（2003）和《测量世界》（2005）曾为他赢得世界声誉。2009年，克尔曼创作了《名誉：九个故事的小说》。作家以游戏的方式与姿态，拨弄着媒体时代的接受者们那易于疲乏但也不难兴奋的神经，在评论界激发起强烈的解释兴趣。小说的叙事方式多元而混杂，既有一些传统的方法和技巧，又借鉴了许多现代、后现代的创作手法，使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本文试图以小说《名誉》为切入点，探讨克尔曼创作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新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在上世纪末，是人们对“后现代之后”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潮流的统称。新现实主义作家在对后现代写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更为冷静的目光审视多元和充满变化的世界，在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中，既注重对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又吸收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的营养，体现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补与融合。
一 小说的现实主义主题
小说《名誉》由九个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围绕着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技术展开情节，人物在几个故事中交替出场，以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分散的主体形式出现，在一连串的二元对立，如生与死、真与幻、身份找寻与身份丧失、偶然性与神定性、意志自由与决定论等矛盾中，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构建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不满足于现实存在的人企图设计“另一种生活”，而对于原本安于现状的人物，作家却又强硬地施加影响，把他们驱逐出原来的生存空间。总之，小说中的主人公均陷入了各种极端情况或尴尬处境，现实中所有可能的秩序构想随时都可能破灭。克尔曼把这样的创作意图解释为：“文学对于我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对语言规则的破坏，而在于对现实规则的破坏。”
从文本内部的叙述结构来看，九个故事呈现出一种无序性，没有高潮，也无所谓始终。读罢此书，读者很难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思想得出稳定、确切、连贯的结论，因为小说的叙事时空变幻交错，扑朔迷离，表面上看似乎是呈现了一堆叙述的碎片。但正是在这些叙述碎片中，我们可以挖掘价值观的压抑与冲突，社会和个体空间的变异以及时空意义的更新。现代技术文明既“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但同时又给人类带来“精神焦虑”，成为“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克尔曼清楚地意识到人在技术崇拜中所陷入的困境，“对虚拟世界的沉迷，使得幻象与经验世界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抽空了人的思想和身体，甚至抹去了个人真实的存在。”对于电信公司职员默尔维茨而言，网络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感受和行为方式，甚至宰制着他生存的意义，他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为自己塑造的外表俊朗、成熟自信的形象，恰恰与现实中的他截然相反。他到达举办报告会的酒店后，听说因网络故障两天内无法上网，立刻在巨大的恐惧下“头晕目眩”。而见到自己所崇拜的作家莱奥时所作出的唯一一次在现实中的交际尝试，也因莱奥的冷漠拒绝以失败告终，他只好无奈地退回到自己的虚拟世界，绝望地宣布：“我仍然只有自己……这种情况永远都不会改变。”在其他几个故事中，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甚至起到了改写命运的作用，无论是假扮拉尔夫与来电者对话的爱普林，由于手机失灵无法跟家人联系以致流落异乡的玛利亚，还是“无法退回自我”的拉尔夫，无不是被手机切换到另外一条生命轨道。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世界里，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导致个体身份的模糊与失落。谁能够“以自然、反思和个性批判技术的极权主义权力”，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自由，是克尔曼对媒体社会个体存在方式问题的思考。
二 游戏于现实与虚构之间
文学评论界在评论《名誉》中炫目缭乱的叙事技巧时，常提到“游戏”一词。事实上，克尔曼也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为“与现实间的游戏”。小说《名誉》无疑是一个充满游戏的文本。以电影明星身份自居的爱普林，逃离使馆欢迎会去埃及旅行的莱奥，或是以替身身份生活的明星拉尔夫，都看似偶然地在游戏心态的驱使下脱离正常生活轨道，实则有其生存无奈与不安下的必然。“在游戏中反省，混乱中颠覆，最终获胜的不是真相，而是幻觉。”克尔曼使用了幻想、隐喻、规避等各种技巧，尝试着一种将现实中的小说作者、虚构的作品人物以及叙述者或记述者之间本来分明的界限彻底搅乱的实践，对现实和虚构世界的交错与渗透进行了多层次的建构。在第二个故事《罗萨林走向死亡》中，叙事实体中的主人公莱奥作为虚构的作者时而编写着故事，时而走进故事和他虚构出来的人物罗萨林展开对话，叙事实体的时空与其臆想出来的时空的交错，使读者进入了另一层似虚似实的时空和另一种似真非真的现实。在将写作事实移入文本的同时，克尔曼又试图将人物引向文本之外，创造一种现实模仿虚构的事实。这是一种大胆而新颖的尝试，因为没有人会想过自己并非真实存在，而有可能幻化成一个虚构人物，因此在最后一个故事《陷入危险》中，当伊丽莎白得知自己其实是莱奥小说中的人物时，内心的震惊、恐慌与绝望可想而知，而这种现实人物的虚化过程带给读者的亦是自我观念认识上的不安，“我是谁？”“作为读者的我到底存在于现实，还是虚构人物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自我身份的现实性与虚构性在第四个故事《出路》中更加模糊难辨。
三 多维的叙述手法
在《名誉》中，克尔曼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与现实主义细节描写融为一体，通过叙述视角的选择和变化、情节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技法等手段，创造出形式和内容上都丰富而多元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 《名誉》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没有完整而贯穿始终的情节，也没有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虽然运用了传统小说叙述者惯用的全知视角，但叙述主体并不化身于具体实在的某个人物形象，因为叙述人称不断发生着变化，有些故事采用了第一人称主观叙事，有些故事又变成了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在《罗萨林走向死亡》中，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的作家莱奥既指代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但更像是小说作者克尔曼的“替身”，因为他同时也充当了其他故事，如《陷入危险》中叙述主体注视和叙述的客体对象。同时，具有全知视角的莱奥时而走进罗萨林的梦境，时而跃出文本，以第二人称口吻直接与读者对话，最后还改写虚构故事的情节，使原本不久于人世的老妇人罗萨林变回到年轻时的模样，这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形象，俨然是凭借着自己“上帝”一样的作者身份随意安排情节和人物的克尔曼的代言人。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人的叙述也并未充分起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人的作用，它虽然讲述故事，但极少评论人物，叙述基本舍弃了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因此读者很难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多的是从大段大段的对话中推测人物性格，从他们的行为方式中观察到人物和外在世界间的失谐以及面对“尴尬处境”时的茫然或冲动。这种叙述间离手段使得读者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些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以自己的理解透视人物的内心情绪。
小说中还融入了很多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因素。不同身份、职业、境遇的人物演绎着各异的故事，面对的要么是无法解释的异象，要么是一直延续到未来的不安情绪，并将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传递给读者，而“反高潮”式的结尾使得读者的阅读期待一次次落空。小说中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局，拉尔夫是否能找回自己的身份，还是永远被“替身”取代？玛利亚能否有朝一日重回故乡，或是终老异国？两个同名为《陷入困境》的故事都以电话铃声响起戛然而止，来电者到底是谁？作家米古尔能否走出信仰危机，抑或真的扣动扳机，结束生命？这一个个谜团构成了情节上的断裂和空白点，使小说成为开放性的艺术文本。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不仅是叙事的逻辑关联，同时还有读者的主观介入，他必须滑出语言层面，参与到超越上下文的联想与运动，这样一来，言说与表征的关系已超越了受语言指称意义局限的元叙事，呈现出动态的特征，而这种形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静态封闭的文本已很难适应具有开放性、易变性和多层次性的现代人存在模式了。因此，读者必须不断地进行意义建构，才能最终达到理解作者主题身份和积极审美的目的。
作为一种创作技法，互文性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中大量存在。克尔曼对互文技法的运用，既有嘲弄的、游戏的性质，又揭示了严肃的题旨。小说《名誉》的互文性首先在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因素的接受中作了充分展露。除了前文提到的虚实融合的技巧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体现了这种互文关系。例如两次出现在小说中的匿名男子，“身躯瘦弱，头发油腻，戴一顶红色的帽子，脸上浮着嘲笑似的笑容”，外形酷似歌德笔下的魔鬼梅菲斯特，却发挥了“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的作用，不但将遇到困难罗萨林和“我”带到各自的目的地，还以玄妙莫测的话语对二人进行指引和劝谕，倏忽间的出现与消失，为小说增添了魔幻的色彩和神秘的异质感。文本的互文性还在于某些直接的指涉。如第二个故事的标题《罗萨林走向死亡》便与巴西畅销书作家保罗·科埃略的代表作《薇罗妮卡决意赴死》形成了明显的联想关系，两位女主人公都是被医生告知不久于人世，最后却戏剧性地获得重生，戏拟的因素非常突出。而第五个故事《给女修道院长的回信》中的主角作家米古尔简直就是科埃略的化身，作为畅销书作家，两人都扮演了人生导师的角色，在作品中探讨生命的意义、社会规范与人的自由等问题。然而，“上帝代言人”也有失意的时候，“荣誉”等身的光环背后，往往是另一个极端的彷徨与绝望。米古尔对自己的写作乃至人生意义产生怀疑，科埃略在巴西文学界也频遭非议，不少人认为他缺乏真正的作家精神，作品太过简单，有些评论甚至直指其过于商业化、一味以市场为导向，这似乎与克尔曼在德国文学界遭遇到的诟病如出一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小说是否也包含了他对自己作家身份的思考，这样的人物塑造，到底是对反对者们的嘲弄？还是克尔曼的自嘲？
四 结语
热爱传统文学的克尔曼并没有全然回归传统，而恰恰因为有了对传统文本、现代和后现代文本模式自觉的美学反思，才造就了《名誉》的新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和文本结构。克尔曼在这部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里，表现出清醒的批判精神、深广的洞察力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以及他对人的存在状态这个严肃命题的积极思考。
参考文献：
[1] 安德鲁·芬伯格，韩连庆等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姜涛：《当代美国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视域》，《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3] 赵一凡等编：《现代性》，《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4] Sto？觟hr，Anna/Weigel，Franziska.Daniel Kehlmanns“Rhum：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Inhalt-Wirkung-biblische Aspekte[D].1.Auflage，München：GRIN Verlag，2009.
[5] Zeyringer，Klaus.Gewinnen wird die Erz？覿hlkunst[A].In：Text+Kritik[C]，Daniel Kehlmann，2008.
（徐林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