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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曾是国民党情报方面的中坚力量，曾以反共为业，也曾是暗伤周恩来的“伍豪启事”的炮制者，后因谋求国共合作而与周恩来交往……张冲逝世后，周恩来竟忍不住掉下眼泪，以致语不成声，连说：“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准备放蒋的宴会上，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的随从人员张冲。当他来到张冲桌前，停住脚步，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共产党人潘汉年连忙将张冲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握住张冲的手说：“来，张先生，为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竭诚合作而干杯！”
张冲站起身来，举杯的手略微颤动。可以说，他是在座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中心情最复杂的一位。这种复杂的情感仍然与周恩来有关。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国民党中统“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一则由国民党中统杜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两个月。《启事》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进而诬陷“伍豪”其人。
风雨几度，转眼到了1936年春天，又是这位张冲，又在《申报》上登出一则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于5月5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
然而，张冲这次可不是故技重施，而是出于民族大义，要寻求国共合作。虽说张冲是中统要员，在其任上也搞了许多特务活动，但因其接触共产党情报的便利条件，对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事实告诉他，共产党并非“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要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
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中央几经慎重考察，才派出潘汉年与张冲联系，开始了两党间的秘密谈判。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为了和共产党打交道，张冲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他是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央执委。这时他已调出中统，专事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和莫斯科秘密联络。他到西安之前，也有人劝他：“淮南（张冲——编者注）你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就会成千古罪人。”张冲却很坦然：“调查科（中统——编者注）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的，但事至今日，我深切感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正因为他的这种态度，使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从敌手变成了密友。
★谈判中的竭力合作者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方面开始谈判，和谈开始还顺利。
张冲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
周恩来对此深表遗憾。张冲私下又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1个师为1万人，其底牌实为1.2万人，你们可以力争超过此数。”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通过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对张冲的诚意深表感谢。张冲叹道：“可惜我手中无实权，不然我们还能合作得更好。”
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致已趋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周恩来去催问，第三天，突然由贺衷寒出面，拿出另一个修改案。周恩来一看，这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许多地方令人难以接受，如红军改编成3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选派；把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的一条也删去了……周恩来有些激动，高声说道：“这样的修改我不能同意！”
贺衷寒面无表情，也不搭腔。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周恩来追问。
“因为，”贺衷寒丢掉手中的烟蒂，瞪大眼睛说：“共产党既然承认蒋委员长为唯一领袖，就应该一切服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他努力挑选着字眼：“红军和苏区应该完全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陕甘宁行政区仍能算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
他见周恩来两眼似乎要冒出火来，便不出声了，等待着对方大发雷霆。
周恩来以尖锐的目光直视着贺衷寒。
回到住处，周恩来对叶剑英说：“应该马上报告中央，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束缚我们愈紧，我们愈难在蒋面前讨价还价。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
叶剑英赞同：“这些问题跟顾、贺根本解决不了。贺衷寒这个家伙真是反共习性难改。”
中共中央书记处12日复电周恩來、叶剑英：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往常一样，他虽然一肚子火，但讲起来仍然很克制：“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见事情出现反复，有些着急。
周恩来看到张冲一副着急的样子，反而安慰他：“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他略带几分讽刺地说：“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会儿。” 一个月来，张冲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对周恩来的敬佩又多了几分。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他颇受感染。他提议：“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5个人是不是再坐下来谈谈？”
周恩来很坚定：“我看西安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见蒋再说了。”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准备同蒋介石直接会谈。
在西湖谈判中，张冲鞍前马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为了表达对张冲的真诚谢意，特请潘汉年为他俩照了一张合影。
6月4日，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了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
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杆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周恩来、张冲在前面走，轿夫们抬着空轿跟在后面。在好汉坡，张冲擦着额上的汗珠子，感慨地说：“你的体力比委员长好多了。”
“他年纪比我大嘛！”周恩来也走出了汗，脱掉中山服外套，放在左胳膊上。
周恩来被安排住在牯岭镇河东路94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各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員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他稍等几天。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
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12号别墅。有了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这次特意把戴笠带来，对庐山周围的3万居民作了调查，凡有嫌疑者一律请其下山。康泽的别动队集结待命，每日出操的号声脚步声相闻，一派草木皆兵。
蒋介石穿着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站在石阶上迎候周恩来。宋美龄和宋子文也站在路边，笑脸相迎，把周恩来请进楼下的会客厅。
交谈不欢而散。以后几次交谈，蒋介石没有任何松动，周恩来只好摊牌：“我们不能同意蒋先生的提案。”
蒋介石毫无顾忌，连杭州答应的红军3个师以上设司令部的诺言也推翻了，只同意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指挥。
天并不热，周恩来的一排扣子全解开了，全身靠在椅背上，反问道：“政治机关如何指挥军事？”
蒋介石气冲冲地回答：“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妥，此案终究不妥。”周恩来合上面前的文件夹，不想再谈下去。
“我看可以，这个政训处由你来当主任，康泽辅之……至于毛先生，朱先生，可以请他们出洋。”
周恩来站起来，用文件夹的背脊敲了一下桌子，脸上浮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一个杨虎城已经出洋了，再请朱德、毛泽东随之，蒋先生，岂非你把我们党也看作一个地方军阀而已？”
蒋介石尴尬一笑：“言重了，言重了。在党与党之间我们是对等的嘛！现在只是我与你，或者说我与你们共产党在讨论问题。”
“看来我只有回延安请中共中央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了。”周恩来夹上文件夹，朝门口走去，“此问题不能解决时，只有请张冲先生进苏区去谈了。”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毛泽东的窑洞里又是烟雾腾腾。在一番争论之后，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看来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斡旋者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风云突变。1941年2月18日，重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周恩来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难以出席参政会。
这无异意味着中共表示决裂！
接到中共方面公函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立刻去找张冲商谈。
张冲在得知皖南事变后，为之震惊，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做法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扔到地上，来回踱步，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但是张冲又是国民党要员，虽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同情中共的处境，又不得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当王世杰将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的事情一说，张冲也是脑袋发木，没等约见，就闯到周恩来办公室，要求周恩来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出面与周恩来谈话。
周恩来一口拒绝：“10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军事进攻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陪笑道：“你知道，蒋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结果必致大家翻脸。”
“脸已经翻到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无非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4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2月25日一大早，张冲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坐就是3个小时，喋喋不休地重复前次的话。周恩来不住地摇头：“关于中共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
张冲拱手哀求：“为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
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的确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搔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嘛，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我看这样，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回校对一次，以便委员长能见你一次。否则在公函压迫下，委员长会把火发到大家头上，他会说他是被迫而见的。”
“我不管他是被迫还是自愿，反正见不见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一定。我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请你报告你们中央好吗？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的名义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议会，毛泽东不能来时，指定别人来，另外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可以蒋为主席，你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谈判具体条件我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取回公函，更无必要见蒋。”
“如果你们不出席参政会，已表示破裂，则一切无从谈起，如在公函不撤情况下，政治方面仍坚持12条，委员长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
“我们不是拒绝谈判，但绝对不撤回公函。”
两人都沉默下来。看看已过了3小时，张冲要告辞，希望明早能得到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与毛泽东通电后，再次見到张冲，把中共中央以叶剑英名义起草的电报及毛泽东的意见拿给他看。张冲看过后，说：“这不等于破裂吗？”
“责任在你们。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12条。”
“12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在做不到。但昨天3项办法已答复12条了。”
“既然如此，我只有回去和中央讨论了。”
张冲呆愣了两秒钟，懊丧地说：“你如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看着张冲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撤回，董、邓两位出席参证会？”
“万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如果董、邓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周恩来嘴角掠过一丝讥讽：“我本来就准备在此待捕的。”
“不说这个了。”张冲又说，若董、邓不出席，主席团将来选毛先生成立调解委员会，岂不成了单相思？
“你晓得我们开会赞成不赞成你提的那套办法呢？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人来捧场，对我们岂不是侮辱？”
“骂人者并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你们出席一人也好，请你报告延安。”
“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了延安。中央说出席的希望决不会有的。”
张冲再也没有力气谈下去了，站起身来时，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第二天就要开会了。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让侍从室从早到晚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月1日清晨，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要开幕了，蒋介石又让张冲去请董必武和邓颖超，遭到拒绝。会议又延期一天，还是不见董、邓的身影。会议开始后，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拿起讲话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产党人会推门进来。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逝世后引发周恩来悲痛的人
张冲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要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十分沉重。一天，他突然想起要立个遗嘱交代家属：“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留一书半纸。”
1941年6月，张冲时常高烧不退，忽冷忽热，一查是染上了恶性疟疾。他起初并不在意，仍努力为国共合作之事奔走操劳，可渐渐不支，不得不住进医院。周恩来闻讯后，多次去医院探视，坐在病榻旁问长问短。张冲抬头望着周恩来，又谈起国共合作之事。周恩来劝他：“国共之间的事由来已久，不是一时一地能够解决的，你现在病重，最要紧的是调养，等你病好了，我们再接着谈。”
张冲眼中滚过一层泪光：“看来我是不行了，但我的后继者中也不乏爱国之人，请你和他们保持联系，一定不要使国共关系冷淡下来。”
周恩来紧紧握住张冲的手：“你还年轻，不要想得太多，安心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可是，8月11日，当周恩来听说张冲病情恶化，急匆匆赶到时，病榻上躺着的已经是不再说话的僵冷的张冲的遗体。
当时，正值日机轰炸重庆，加之天气酷热，政敌刁难，医护不周，年仅38岁的张冲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里病逝。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与张冲交往，特别是到重庆以来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重庆，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通常都是这样开头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如同老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开会，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这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不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对周恩来说了一声：“你等我一下。岂有此理！”他知道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制造分裂。他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得蒋介石手令后，又赶往机场，亲自将周恩来送上飞机，看着飞机升空才放下心来。
张冲为人为政，都富有正气。当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时，周恩来曾向张冲提过这个问题。起初他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事实。后来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两个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亲自分给围观的群众。当夜，周恩来身边的外事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感想，陈家康是年轻有为的红色外事干部，他慷慨陈词：“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此语竟然成真。
张冲口出悲言，实为有感而发。他力促国共合作，必招致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当张冲谈到国共应继续合作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掷向张冲。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极为压抑，甚至有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念头。然而，不待他实施自己的念头，病魔竟抢先夺走了他的生命。
周恩来十分悲痛。
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为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追悼会上，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即席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其中说到：“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数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周恩来望着灵堂中张冲微笑的遗像，忍不住掉下眼泪，以致语不成声：“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辄属于团结御侮！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许多人听到这里，都不禁唏嘘呜咽起来。事后，连特务头目徐恩曾都感叹道：“周恩来很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其实他说得并不对。此时的周恩来并非是来做宣传工作的，他的悲痛发自内心。
只可惜，迫于形势，张冲去世后，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体现周恩来与张冲间的公谊私情的字迹难以再现。
蒋介石退出大陆后，周恩来对张冲留在大陆的子女格外关照。张冲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与其夫邱清华解放后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准备放蒋的宴会上，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的随从人员张冲。当他来到张冲桌前，停住脚步，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共产党人潘汉年连忙将张冲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握住张冲的手说：“来，张先生，为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竭诚合作而干杯！”
张冲站起身来，举杯的手略微颤动。可以说，他是在座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中心情最复杂的一位。这种复杂的情感仍然与周恩来有关。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国民党中统“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一则由国民党中统杜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两个月。《启事》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进而诬陷“伍豪”其人。
风雨几度，转眼到了1936年春天，又是这位张冲，又在《申报》上登出一则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于5月5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
然而，张冲这次可不是故技重施，而是出于民族大义，要寻求国共合作。虽说张冲是中统要员，在其任上也搞了许多特务活动，但因其接触共产党情报的便利条件，对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事实告诉他，共产党并非“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要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
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中央几经慎重考察，才派出潘汉年与张冲联系，开始了两党间的秘密谈判。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为了和共产党打交道，张冲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他是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央执委。这时他已调出中统，专事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和莫斯科秘密联络。他到西安之前，也有人劝他：“淮南（张冲——编者注）你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就会成千古罪人。”张冲却很坦然：“调查科（中统——编者注）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的，但事至今日，我深切感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正因为他的这种态度，使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从敌手变成了密友。
★谈判中的竭力合作者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方面开始谈判，和谈开始还顺利。
张冲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
周恩来对此深表遗憾。张冲私下又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1个师为1万人，其底牌实为1.2万人，你们可以力争超过此数。”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通过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对张冲的诚意深表感谢。张冲叹道：“可惜我手中无实权，不然我们还能合作得更好。”
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致已趋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周恩来去催问，第三天，突然由贺衷寒出面，拿出另一个修改案。周恩来一看，这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许多地方令人难以接受，如红军改编成3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选派；把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的一条也删去了……周恩来有些激动，高声说道：“这样的修改我不能同意！”
贺衷寒面无表情，也不搭腔。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周恩来追问。
“因为，”贺衷寒丢掉手中的烟蒂，瞪大眼睛说：“共产党既然承认蒋委员长为唯一领袖，就应该一切服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他努力挑选着字眼：“红军和苏区应该完全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陕甘宁行政区仍能算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
他见周恩来两眼似乎要冒出火来，便不出声了，等待着对方大发雷霆。
周恩来以尖锐的目光直视着贺衷寒。
回到住处，周恩来对叶剑英说：“应该马上报告中央，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束缚我们愈紧，我们愈难在蒋面前讨价还价。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
叶剑英赞同：“这些问题跟顾、贺根本解决不了。贺衷寒这个家伙真是反共习性难改。”
中共中央书记处12日复电周恩來、叶剑英：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往常一样，他虽然一肚子火，但讲起来仍然很克制：“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见事情出现反复，有些着急。
周恩来看到张冲一副着急的样子，反而安慰他：“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他略带几分讽刺地说：“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会儿。” 一个月来，张冲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对周恩来的敬佩又多了几分。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他颇受感染。他提议：“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5个人是不是再坐下来谈谈？”
周恩来很坚定：“我看西安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见蒋再说了。”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准备同蒋介石直接会谈。
在西湖谈判中，张冲鞍前马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为了表达对张冲的真诚谢意，特请潘汉年为他俩照了一张合影。
6月4日，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了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
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杆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周恩来、张冲在前面走，轿夫们抬着空轿跟在后面。在好汉坡，张冲擦着额上的汗珠子，感慨地说：“你的体力比委员长好多了。”
“他年纪比我大嘛！”周恩来也走出了汗，脱掉中山服外套，放在左胳膊上。
周恩来被安排住在牯岭镇河东路94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各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員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他稍等几天。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
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12号别墅。有了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这次特意把戴笠带来，对庐山周围的3万居民作了调查，凡有嫌疑者一律请其下山。康泽的别动队集结待命，每日出操的号声脚步声相闻，一派草木皆兵。
蒋介石穿着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站在石阶上迎候周恩来。宋美龄和宋子文也站在路边，笑脸相迎，把周恩来请进楼下的会客厅。
交谈不欢而散。以后几次交谈，蒋介石没有任何松动，周恩来只好摊牌：“我们不能同意蒋先生的提案。”
蒋介石毫无顾忌，连杭州答应的红军3个师以上设司令部的诺言也推翻了，只同意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指挥。
天并不热，周恩来的一排扣子全解开了，全身靠在椅背上，反问道：“政治机关如何指挥军事？”
蒋介石气冲冲地回答：“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妥，此案终究不妥。”周恩来合上面前的文件夹，不想再谈下去。
“我看可以，这个政训处由你来当主任，康泽辅之……至于毛先生，朱先生，可以请他们出洋。”
周恩来站起来，用文件夹的背脊敲了一下桌子，脸上浮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一个杨虎城已经出洋了，再请朱德、毛泽东随之，蒋先生，岂非你把我们党也看作一个地方军阀而已？”
蒋介石尴尬一笑：“言重了，言重了。在党与党之间我们是对等的嘛！现在只是我与你，或者说我与你们共产党在讨论问题。”
“看来我只有回延安请中共中央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了。”周恩来夹上文件夹，朝门口走去，“此问题不能解决时，只有请张冲先生进苏区去谈了。”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毛泽东的窑洞里又是烟雾腾腾。在一番争论之后，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看来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斡旋者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风云突变。1941年2月18日，重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周恩来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难以出席参政会。
这无异意味着中共表示决裂！
接到中共方面公函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立刻去找张冲商谈。
张冲在得知皖南事变后，为之震惊，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做法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扔到地上，来回踱步，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但是张冲又是国民党要员，虽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同情中共的处境，又不得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当王世杰将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的事情一说，张冲也是脑袋发木，没等约见，就闯到周恩来办公室，要求周恩来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出面与周恩来谈话。
周恩来一口拒绝：“10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军事进攻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陪笑道：“你知道，蒋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结果必致大家翻脸。”
“脸已经翻到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无非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4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2月25日一大早，张冲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坐就是3个小时，喋喋不休地重复前次的话。周恩来不住地摇头：“关于中共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
张冲拱手哀求：“为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
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的确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搔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嘛，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我看这样，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回校对一次，以便委员长能见你一次。否则在公函压迫下，委员长会把火发到大家头上，他会说他是被迫而见的。”
“我不管他是被迫还是自愿，反正见不见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一定。我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请你报告你们中央好吗？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的名义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议会，毛泽东不能来时，指定别人来，另外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可以蒋为主席，你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谈判具体条件我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取回公函，更无必要见蒋。”
“如果你们不出席参政会，已表示破裂，则一切无从谈起，如在公函不撤情况下，政治方面仍坚持12条，委员长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
“我们不是拒绝谈判，但绝对不撤回公函。”
两人都沉默下来。看看已过了3小时，张冲要告辞，希望明早能得到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与毛泽东通电后，再次見到张冲，把中共中央以叶剑英名义起草的电报及毛泽东的意见拿给他看。张冲看过后，说：“这不等于破裂吗？”
“责任在你们。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12条。”
“12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在做不到。但昨天3项办法已答复12条了。”
“既然如此，我只有回去和中央讨论了。”
张冲呆愣了两秒钟，懊丧地说：“你如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看着张冲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撤回，董、邓两位出席参证会？”
“万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如果董、邓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周恩来嘴角掠过一丝讥讽：“我本来就准备在此待捕的。”
“不说这个了。”张冲又说，若董、邓不出席，主席团将来选毛先生成立调解委员会，岂不成了单相思？
“你晓得我们开会赞成不赞成你提的那套办法呢？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人来捧场，对我们岂不是侮辱？”
“骂人者并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你们出席一人也好，请你报告延安。”
“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了延安。中央说出席的希望决不会有的。”
张冲再也没有力气谈下去了，站起身来时，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第二天就要开会了。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让侍从室从早到晚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月1日清晨，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要开幕了，蒋介石又让张冲去请董必武和邓颖超，遭到拒绝。会议又延期一天，还是不见董、邓的身影。会议开始后，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拿起讲话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产党人会推门进来。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逝世后引发周恩来悲痛的人
张冲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要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十分沉重。一天，他突然想起要立个遗嘱交代家属：“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留一书半纸。”
1941年6月，张冲时常高烧不退，忽冷忽热，一查是染上了恶性疟疾。他起初并不在意，仍努力为国共合作之事奔走操劳，可渐渐不支，不得不住进医院。周恩来闻讯后，多次去医院探视，坐在病榻旁问长问短。张冲抬头望着周恩来，又谈起国共合作之事。周恩来劝他：“国共之间的事由来已久，不是一时一地能够解决的，你现在病重，最要紧的是调养，等你病好了，我们再接着谈。”
张冲眼中滚过一层泪光：“看来我是不行了，但我的后继者中也不乏爱国之人，请你和他们保持联系，一定不要使国共关系冷淡下来。”
周恩来紧紧握住张冲的手：“你还年轻，不要想得太多，安心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可是，8月11日，当周恩来听说张冲病情恶化，急匆匆赶到时，病榻上躺着的已经是不再说话的僵冷的张冲的遗体。
当时，正值日机轰炸重庆，加之天气酷热，政敌刁难，医护不周，年仅38岁的张冲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里病逝。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与张冲交往，特别是到重庆以来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重庆，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通常都是这样开头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如同老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开会，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这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不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对周恩来说了一声：“你等我一下。岂有此理！”他知道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制造分裂。他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得蒋介石手令后，又赶往机场，亲自将周恩来送上飞机，看着飞机升空才放下心来。
张冲为人为政，都富有正气。当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时，周恩来曾向张冲提过这个问题。起初他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事实。后来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两个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亲自分给围观的群众。当夜，周恩来身边的外事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感想，陈家康是年轻有为的红色外事干部，他慷慨陈词：“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此语竟然成真。
张冲口出悲言，实为有感而发。他力促国共合作，必招致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当张冲谈到国共应继续合作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掷向张冲。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极为压抑，甚至有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念头。然而，不待他实施自己的念头，病魔竟抢先夺走了他的生命。
周恩来十分悲痛。
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为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追悼会上，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即席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其中说到：“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数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周恩来望着灵堂中张冲微笑的遗像，忍不住掉下眼泪，以致语不成声：“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辄属于团结御侮！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许多人听到这里，都不禁唏嘘呜咽起来。事后，连特务头目徐恩曾都感叹道：“周恩来很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其实他说得并不对。此时的周恩来并非是来做宣传工作的，他的悲痛发自内心。
只可惜，迫于形势，张冲去世后，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体现周恩来与张冲间的公谊私情的字迹难以再现。
蒋介石退出大陆后，周恩来对张冲留在大陆的子女格外关照。张冲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与其夫邱清华解放后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