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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朱忠远，现在什么行业最有利可图，他一定会告诉你，投资医疗吧。
作为管理着120亿元基金的景林资本董事总经理，朱忠远还准备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资，他估计医院的利润率达到30%并不困难。朱还不是胆子最大的，另外一名投资了三甲医院的一家国企总裁估计，部分三甲医院的毛利率能达到50%。
许多公立医院的院长却在一直喊穷。
对于资本界的乐观精神，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张平感到颇为尴尬，每年，他所在的医院要从政府拿到5000多万的财政拨款，才能维持收支平衡。当他听到医院的毛利润最高能有50%时，他激动得连连摆手，“不，公立医院的利润率没这么高”。他的例证是，在美国医院的净利润率也不过3%～6%，“在全世界，医院都不是好生意”。
张平坦承，医院有一些科室确实容易赚钱。但是综合类公立医院同时也要运营不赚钱的科室，整体来看，综合类公立医院不可能赚大钱。朱忠远和上述国企总裁，则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没有在说谎。景林资本管理着总额高达120亿元的基金，医疗投资是该基金的四大投资板块之一，目前仍在追加投资；而另一位国企老总则斥资10亿元，投资了昆明市一家市属三甲医院，预计到2013年将投入运营。
看起来，医院就像一个围城，资本方动辄掏出数亿资金大胆试水，而身在其中的院长们却苦不堪言。
公立医院病了
张平过早谢顶了。六年前，他开始担任某三甲医院院长，随后在医院进行了一系列阻力重重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减少医院的跑冒滴漏，降低医院亏损率。2010年，该院的总收入为17亿左右，拿到政府拨款5000多万，“收支刚刚持平，”张平说，亏损率为3%左右。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三甲医院平均110%～120%的住院率意味着医院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可是，根据张平掌握的同行情况，如果在收入中去除政府的拨款，几乎所有公立三甲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
张平所在医院位于北京繁华的市中心，衣着光鲜的人士在旁边的高档百货大楼里购买各类奢侈品。医院里，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病人过多，住院部的楼道里塞满了临时病床，一些输液的病人斜斜地靠墙而坐，来自农村的患者蹲在鼓囊囊的包袱上，这一切让医院看起来像一个肮脏杂乱的火车站。
医院似乎成了中国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大部分医生都颇为疲惫，有的医生为了避免下午犯困，午饭都不敢吃饱。门诊医生一上午要问诊几十个病人。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患矛盾又日益突出。今年3月23日，一名患者捅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年仅28岁的医生王浩。在随后的网络调查中，超过六成的网民却为王浩之死欢欣鼓舞。
伴随负面形象的是医生低廉的阳光收入。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上一次夜班补贴20元，“我上完夜班就熬到天亮，等着公交车开始运营，20块钱根本不够打车”。
张平称，他所在医院员工平均年薪达到了17万左右，而主任医师平均为40多万，“你最好匿名，因为我们医院比同行高了不少，曝光了又要挨骂”。
在美国，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资金总额的70%用来作为医生的收入，另有15%用于药品流通，余下的15%则用于医院的运行。而在中国，只有30%的医院收入用来给医生发薪水。
由于医生的合法收入过低，通过过度诊疗补偿其收入至合理水平，成为了潜规则。“患者和医保要负担整个药品的费用，而医生的回扣只占了一小部分，医生为了获取一块钱的收入，可能要给患者开十块钱甚至更多不必要的药，很不经济。”张平说。
2010年，张平通过该院的医疗信息系统发现，一位外科医生开出的某药品的数量，是其他同科室医生平均水平的28倍。而且，上述药品并非必需药品，“最终我们取消了该药品生产厂家的供应资格”。但是，在国内绝大部分公立医院，并未应用这样的信息系统，因此，医生们的过度医疗行为很难得到应有的监督。
民营医院只是改变了药物采购制度，就规避了这个问题。在云南，民营医院几乎都是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断绝了医生收受回扣的通路，很多药品的实际采购成本比公立医院低了40%左右。
亏损背后
由此而来的疑问是，在中国，既然病人如此之多，医生的人力成本又如此之低，为什么公立医院普遍亏损？
张平的理由是价格管制。其中，包括胃肠外科、儿科在内的大部分科室，传统医疗项目比较多，其价格多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确定，并未计入人力和物耗成本，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20年间，上述手术现在做一个赔一个。
比如，某三甲医院阑尾炎手术的费用为234元。做一台这样的手术需要8个医护人员工作一两个小时，平均一个人一小时的酬劳还不到30元。而新项目比较多的一些科室，比如眼科手术，手术半小时，手术总费用能达到2000元。
儿科主任曾经多次找到张平，儿科病人实在太多，希望能增加病床数，被张平拒绝了，“赔不起了，并非儿科不重要，但是从维持医院运营角度考量，我们也没办法”。
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过低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提高其价格也早已被官方提上了日程，却一直未能启动。多位卫生系统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医患矛盾突出，提高价格会“引起民愤”。此外，公立医院的财务制度普遍落后，意味着各项医疗服务的真实成本很难获取，价格到底该提多少并未取得一致。
张平认为，中国医药行业流通人数过多，高昂的人力成本最终通过医生的“一支笔”来埋单。这一人数目前达到400万人之巨，张认为，或许其中360万都可以砍掉。
不过，亦有投资界人士认为，公立医院之所以亏损，还在于其事业单位身份，导致其管理效率低下，人力资源构成不合理，冗员过多。他曾经去十几家三甲医院调研，“普遍的冗员比例达到了20%左右”。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到2009年的综合数据显示，中国的医护人员比例接近1：1，而在欧美发达国家，护士人数通常是医生的2～6倍左右。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医院，很多本该由护士和助理医师承担的专业门槛较低的工作，却由中高级别的医生来承担了，而后者的人力成本要高得多，这种医护比例扭曲的现象在三甲医院尤甚。
不过，即便在现有的人力资源构成之下，包括朱忠远在内的多位投资医疗行业的资本界人士均认为，三甲医院的利润率达到20%～30%并不困难，而公立医院的“普遍亏损”不过是因为其财务体系太不透明。景林资本董事总经理朱忠远亦有感触，他举例说，曾有一家国企所属医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在规范了财务制度、改善了内部管理之后，医院随后就盈利了。
非营利性医院如何营利
乐观的投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云南省昆明市，随意在街道上散步，一个小时内能看到三四家民营医院，他们大多数都是非营利性医院。不过，多位卫生系统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非营利性医院其实是“真赚钱的”。
中国医院协会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可能只有一家真正的非营利性医院，就是王菲夫妇投资兴建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其他多数民营医院都是挂着非营利的幌子享受政策优惠，私下却通过种种方式分红”。
“非营利性医院”可谓名利双丰收。首先，非营利性医院更容易获得患者好感，“本来大家就觉得看病贵，你又声称自己是营利性的，那就更没病人来了”，上述医院协会负责人说。
其次，非营利性医院享受了免税待遇。按照业内测算，营利性民营医院所要上缴的税收大约占到医院总收入的8%左右。而一般的民营医院运行6～7年才能正常运营，10年左右才会有20%～25%的纯利润，“赚钱都这么难，哪里有余钱交税？！”上述医院协会负责人反问。
在昆明，非营利性医院能够按照零收益的出让价拿到土地或者申请划拨用地。云南某非营利性民营医院院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以每亩300万元的价格拿到了一块土地作为医院新址，而旁边按照市场价招拍挂的土地价格为每亩600万元左右。
但是，由于兴建新医院吸引了来自资本方2亿多元的投资，而按照规定，非营利性医院每年的结余不能分红，只能投入医院作为发展基金。所以她要想回报投资人，必须通过灰色手段给投资人分红。
云南某民营医院协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行的手段之一是，在做账时“大幅提高”员工和管理层的工资，“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分红。”
另外一种在民營非营利性医院中，比较常用的手段则是“关联交易”，把本该发生在医院的利润向上游环节转移。
2003年，江苏宿迁开始了公立医院改革，国有上市公司南京金陵药业集团、南京市鼓楼医院、宿迁市人民政府一起成为了宿迁人民医院的三个股东。改制后，该民医院为非营利性医院。南京金陵药业集团不能分红。不过，据《华夏时报》报道，金陵药业集团通过负责医疗设备维护、管理宿迁人民医院的物业，以及承担医院的药品采购业务等方式，部分收回了投资。
云南省卫生厅原厅长陈觉民认为，不管是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医院，投资人来投资不是扶贫也不是做慈善，总是希望能够获取回报，只是方式不一样，投资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想通过医院本身赚钱，投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想通过与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收回投资，“没什么好稀奇的”。
（应受访人要求，张平系化名）
作为管理着120亿元基金的景林资本董事总经理，朱忠远还准备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资，他估计医院的利润率达到30%并不困难。朱还不是胆子最大的，另外一名投资了三甲医院的一家国企总裁估计，部分三甲医院的毛利率能达到50%。
许多公立医院的院长却在一直喊穷。
对于资本界的乐观精神，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张平感到颇为尴尬，每年，他所在的医院要从政府拿到5000多万的财政拨款，才能维持收支平衡。当他听到医院的毛利润最高能有50%时，他激动得连连摆手，“不，公立医院的利润率没这么高”。他的例证是，在美国医院的净利润率也不过3%～6%，“在全世界，医院都不是好生意”。
张平坦承，医院有一些科室确实容易赚钱。但是综合类公立医院同时也要运营不赚钱的科室，整体来看，综合类公立医院不可能赚大钱。朱忠远和上述国企总裁，则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没有在说谎。景林资本管理着总额高达120亿元的基金，医疗投资是该基金的四大投资板块之一，目前仍在追加投资；而另一位国企老总则斥资10亿元，投资了昆明市一家市属三甲医院，预计到2013年将投入运营。
看起来，医院就像一个围城，资本方动辄掏出数亿资金大胆试水，而身在其中的院长们却苦不堪言。
公立医院病了
张平过早谢顶了。六年前，他开始担任某三甲医院院长，随后在医院进行了一系列阻力重重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减少医院的跑冒滴漏，降低医院亏损率。2010年，该院的总收入为17亿左右，拿到政府拨款5000多万，“收支刚刚持平，”张平说，亏损率为3%左右。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三甲医院平均110%～120%的住院率意味着医院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可是，根据张平掌握的同行情况，如果在收入中去除政府的拨款，几乎所有公立三甲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
张平所在医院位于北京繁华的市中心，衣着光鲜的人士在旁边的高档百货大楼里购买各类奢侈品。医院里，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病人过多，住院部的楼道里塞满了临时病床，一些输液的病人斜斜地靠墙而坐，来自农村的患者蹲在鼓囊囊的包袱上，这一切让医院看起来像一个肮脏杂乱的火车站。
医院似乎成了中国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大部分医生都颇为疲惫，有的医生为了避免下午犯困，午饭都不敢吃饱。门诊医生一上午要问诊几十个病人。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患矛盾又日益突出。今年3月23日，一名患者捅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年仅28岁的医生王浩。在随后的网络调查中，超过六成的网民却为王浩之死欢欣鼓舞。
伴随负面形象的是医生低廉的阳光收入。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上一次夜班补贴20元，“我上完夜班就熬到天亮，等着公交车开始运营，20块钱根本不够打车”。
张平称，他所在医院员工平均年薪达到了17万左右，而主任医师平均为40多万，“你最好匿名，因为我们医院比同行高了不少，曝光了又要挨骂”。
在美国，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资金总额的70%用来作为医生的收入，另有15%用于药品流通，余下的15%则用于医院的运行。而在中国，只有30%的医院收入用来给医生发薪水。
由于医生的合法收入过低，通过过度诊疗补偿其收入至合理水平，成为了潜规则。“患者和医保要负担整个药品的费用，而医生的回扣只占了一小部分，医生为了获取一块钱的收入，可能要给患者开十块钱甚至更多不必要的药，很不经济。”张平说。
2010年，张平通过该院的医疗信息系统发现，一位外科医生开出的某药品的数量，是其他同科室医生平均水平的28倍。而且，上述药品并非必需药品，“最终我们取消了该药品生产厂家的供应资格”。但是，在国内绝大部分公立医院，并未应用这样的信息系统，因此，医生们的过度医疗行为很难得到应有的监督。
民营医院只是改变了药物采购制度，就规避了这个问题。在云南，民营医院几乎都是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断绝了医生收受回扣的通路，很多药品的实际采购成本比公立医院低了40%左右。
亏损背后
由此而来的疑问是，在中国，既然病人如此之多，医生的人力成本又如此之低，为什么公立医院普遍亏损？
张平的理由是价格管制。其中，包括胃肠外科、儿科在内的大部分科室，传统医疗项目比较多，其价格多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确定，并未计入人力和物耗成本，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20年间，上述手术现在做一个赔一个。
比如，某三甲医院阑尾炎手术的费用为234元。做一台这样的手术需要8个医护人员工作一两个小时，平均一个人一小时的酬劳还不到30元。而新项目比较多的一些科室，比如眼科手术，手术半小时，手术总费用能达到2000元。
儿科主任曾经多次找到张平，儿科病人实在太多，希望能增加病床数，被张平拒绝了，“赔不起了，并非儿科不重要，但是从维持医院运营角度考量，我们也没办法”。
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过低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提高其价格也早已被官方提上了日程，却一直未能启动。多位卫生系统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医患矛盾突出，提高价格会“引起民愤”。此外，公立医院的财务制度普遍落后，意味着各项医疗服务的真实成本很难获取，价格到底该提多少并未取得一致。
张平认为，中国医药行业流通人数过多，高昂的人力成本最终通过医生的“一支笔”来埋单。这一人数目前达到400万人之巨，张认为，或许其中360万都可以砍掉。
不过，亦有投资界人士认为，公立医院之所以亏损，还在于其事业单位身份，导致其管理效率低下，人力资源构成不合理，冗员过多。他曾经去十几家三甲医院调研，“普遍的冗员比例达到了20%左右”。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到2009年的综合数据显示，中国的医护人员比例接近1：1，而在欧美发达国家，护士人数通常是医生的2～6倍左右。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医院，很多本该由护士和助理医师承担的专业门槛较低的工作，却由中高级别的医生来承担了，而后者的人力成本要高得多，这种医护比例扭曲的现象在三甲医院尤甚。
不过，即便在现有的人力资源构成之下，包括朱忠远在内的多位投资医疗行业的资本界人士均认为，三甲医院的利润率达到20%～30%并不困难，而公立医院的“普遍亏损”不过是因为其财务体系太不透明。景林资本董事总经理朱忠远亦有感触，他举例说，曾有一家国企所属医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在规范了财务制度、改善了内部管理之后，医院随后就盈利了。
非营利性医院如何营利
乐观的投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云南省昆明市，随意在街道上散步，一个小时内能看到三四家民营医院，他们大多数都是非营利性医院。不过，多位卫生系统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非营利性医院其实是“真赚钱的”。
中国医院协会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可能只有一家真正的非营利性医院，就是王菲夫妇投资兴建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其他多数民营医院都是挂着非营利的幌子享受政策优惠，私下却通过种种方式分红”。
“非营利性医院”可谓名利双丰收。首先，非营利性医院更容易获得患者好感，“本来大家就觉得看病贵，你又声称自己是营利性的，那就更没病人来了”，上述医院协会负责人说。
其次，非营利性医院享受了免税待遇。按照业内测算，营利性民营医院所要上缴的税收大约占到医院总收入的8%左右。而一般的民营医院运行6～7年才能正常运营，10年左右才会有20%～25%的纯利润，“赚钱都这么难，哪里有余钱交税？！”上述医院协会负责人反问。
在昆明，非营利性医院能够按照零收益的出让价拿到土地或者申请划拨用地。云南某非营利性民营医院院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以每亩300万元的价格拿到了一块土地作为医院新址，而旁边按照市场价招拍挂的土地价格为每亩600万元左右。
但是，由于兴建新医院吸引了来自资本方2亿多元的投资，而按照规定，非营利性医院每年的结余不能分红，只能投入医院作为发展基金。所以她要想回报投资人，必须通过灰色手段给投资人分红。
云南某民营医院协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行的手段之一是，在做账时“大幅提高”员工和管理层的工资，“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分红。”
另外一种在民營非营利性医院中，比较常用的手段则是“关联交易”，把本该发生在医院的利润向上游环节转移。
2003年，江苏宿迁开始了公立医院改革，国有上市公司南京金陵药业集团、南京市鼓楼医院、宿迁市人民政府一起成为了宿迁人民医院的三个股东。改制后，该民医院为非营利性医院。南京金陵药业集团不能分红。不过，据《华夏时报》报道，金陵药业集团通过负责医疗设备维护、管理宿迁人民医院的物业，以及承担医院的药品采购业务等方式，部分收回了投资。
云南省卫生厅原厅长陈觉民认为，不管是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医院，投资人来投资不是扶贫也不是做慈善，总是希望能够获取回报，只是方式不一样，投资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想通过医院本身赚钱，投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想通过与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收回投资，“没什么好稀奇的”。
（应受访人要求，张平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