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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朋友聚会,大家都问我是怎么当上老师的。我开玩笑说,这是命运的“捉弄”。其实也不全是玩笑。成为一名教师,于我而言看似偶然,但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我觉得偶然的人生经历,似乎在多年前已种下了“因缘”,只是当人生轨迹渐趋明朗时才显露出来。
我是个农村的孩子。读书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却是最好的出路。可是,我小时候却异常顽劣,不爱学习。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不愿上学,父亲手持木棍把我赶到了学校。在学校,我经常打架闹事,有一次还用石头把一个同学的头打破了,流了好多血。四年级时,有一次,语文课段老师布置我们回家抄生字。我不想做作业,于是就偷偷用蜡烛把作业本子烧掉一半,这样自己就能少写。第二天交作业时,我跟段老师说,晚上停电,写作业时蜡烛倒了,烧了本子。段老师没说什么。我为自己能蒙混过关而有点小得意。没想到,段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说我点着蜡烛写作业到深夜。我感到很意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表扬的滋味。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老师念到我的名字时,同学们齐刷刷地向我看过来,我的心骤然紧缩起来,接着便涌起阵阵甜蜜的感觉。后来,在课堂上,我经常踊跃回答段老师的问题,而段老师也时常给我以鼓励。慢慢地,我感到了学习的乐趣、表达的快感,以及得到老师、同学认可时的那种愉悦。那一年,我的成绩上升很快,我还记得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前未有过的好成绩——全班第12名。
现在想来,我感到有些惭愧,自己欺骗了老师。但正是这种表扬满足了一个孩子小小的虚荣心,激发他去学习,并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段老师只教过我一年,但自此之后,在小学、初中阶段,我一直保持着对学习的热情。如果当年没遇到段老师,我的求学之旅很可能就提前结束了。
高中,学校的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为提高效率,高一刚过,马上就开始了文理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其时,郭老师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郭老师不仅博学多识,而且谙熟教育教学智慧。他上课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很少受考试的局限。他经常和我们分享各种有趣的文学典故,以唤起我们对语文课堂的兴趣。但最有意思的是,他喜欢在课堂上为我们读诗。诗经《小雅·采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侠客行》等诗歌的朗诵,都曾是郭老师的拿手好戏。郭老师的声音并不洪亮,也不具有磁性,但富有情感,在那些紧张的应试日子里,我们的课堂时常爆发出掌声和笑声。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朗诵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在那个年龄,真让人浮想联翩。
可惜高二结束时,郭老师被学校分配去教高一,但他的授课方式,却使我们一直保持着对语文,尤其是阅读的兴趣。在高二高三那两年,尽管主要的学习以应试为导向,我仍然挤出时间读完了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水浒传》来不及读)、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鲁迅的《朝花夕拾》、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十来部作品,虽然难免会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意味。《上尉的女儿》还是向同学借的,它伴随我读完了高中、本科、研究生,如今依然安放在我的书架上。当我抚摸、翻阅它时,往昔的生活画卷又在眼前展开……
由于对文学感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报的都是人文学科的专业,而非热门的经管类,最后被录取到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第二学期,我顺利考上广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在平静的书斋里呆了这么多年,知识积累与日俱增,理解的事情却好像越来越少了,我愈来愈觉得自己像一只“蛀书虫”。我想,到了找一份合适的职业,换换环境的时候了。
我最初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我曾经很羡慕那些电视台、报社记者,他们或出口成章,或妙笔生花,不但见识广博,还能伸张正义,启迪民智。我很早就为这一理想做准备。研三上学期,我到一家市级电视台实习。所在部门是一个日播类新闻节目。每天,我跟着几个“师傅"扛着摄像机东奔西跑,抢热点,做采访,赶稿件,编视频,忙得不亦乐乎!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份工作的味道有些变了。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媒体往往夸大事实,制造噱头。我以为我们可以披露社会真相,为弱者仗义执言、呐喊疾呼,却发现只是在生产着信息碎片。最后,当这家电视台给我录用资格时,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信息海洋中一朵可以被瞬间淹没的浪花。
当时,研三上半年已快要结束。每天,我用邮件发送十几份简历,只要有招聘会或宣讲会一定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我拿到了一家大型国企文秘岗位的OFFER。这家国企资产雄厚,员工薪资高,我没多加考虑就签了三方协议。然而,岗前实习了几个月后,我再次选择了离开。
我在这家国企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办公系统上做文整。整个公司文件的上传下达由我们文秘室负责。我们要编辑校对、调整格式、印制发放、回收存档。这家国企以基建为主要业务,我这个文科生时常看不懂文件内容,但悖谬的是,我要负责疏通文意,甚至重新改写。原以为自己可以发挥所长,写一些文章,可每天写得最多的文字是"呈某某领导审批"。国企很大,分工很细,每个人只负责很小一块,个人的能力往往无处发挥。这份职业看似专业对口,但我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时间久了,我对自己逐渐适应工作的状态感到很担忧。长此以往,自己将成为固定于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正如我的那位同事,他硕士毕业于名牌大学管理学专业,主要工作却是负责用印。看到他陶醉于手持印章在文件上轻轻一按时,我感到一丝惋惜。一起实习的同事,他们大多为能来到这里感到幸运,而我心里却特别矛盾。那时已过求职旺季,想放弃这份工作,又担心找到的其他工作更不理想,我心里很茫然。
父亲母亲相继打来电话责怪我,说能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就该知足了,不该如此胡思乱想。他们的不解让我心里很难受。其实,任何通过合法途径付出劳动、获得收入的职业都值得尊重,只是我难以适应这份工作。当然,这其中还有教育的影响——经过七年文学专业的学习,“自由与主体意识”已深深印刻在心灵上,我不愿意为了舒适的小幸福而变成一颗“螺丝钉”。
我是个农村的孩子。读书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却是最好的出路。可是,我小时候却异常顽劣,不爱学习。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不愿上学,父亲手持木棍把我赶到了学校。在学校,我经常打架闹事,有一次还用石头把一个同学的头打破了,流了好多血。四年级时,有一次,语文课段老师布置我们回家抄生字。我不想做作业,于是就偷偷用蜡烛把作业本子烧掉一半,这样自己就能少写。第二天交作业时,我跟段老师说,晚上停电,写作业时蜡烛倒了,烧了本子。段老师没说什么。我为自己能蒙混过关而有点小得意。没想到,段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说我点着蜡烛写作业到深夜。我感到很意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表扬的滋味。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老师念到我的名字时,同学们齐刷刷地向我看过来,我的心骤然紧缩起来,接着便涌起阵阵甜蜜的感觉。后来,在课堂上,我经常踊跃回答段老师的问题,而段老师也时常给我以鼓励。慢慢地,我感到了学习的乐趣、表达的快感,以及得到老师、同学认可时的那种愉悦。那一年,我的成绩上升很快,我还记得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前未有过的好成绩——全班第12名。
现在想来,我感到有些惭愧,自己欺骗了老师。但正是这种表扬满足了一个孩子小小的虚荣心,激发他去学习,并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段老师只教过我一年,但自此之后,在小学、初中阶段,我一直保持着对学习的热情。如果当年没遇到段老师,我的求学之旅很可能就提前结束了。
高中,学校的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为提高效率,高一刚过,马上就开始了文理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其时,郭老师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郭老师不仅博学多识,而且谙熟教育教学智慧。他上课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很少受考试的局限。他经常和我们分享各种有趣的文学典故,以唤起我们对语文课堂的兴趣。但最有意思的是,他喜欢在课堂上为我们读诗。诗经《小雅·采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侠客行》等诗歌的朗诵,都曾是郭老师的拿手好戏。郭老师的声音并不洪亮,也不具有磁性,但富有情感,在那些紧张的应试日子里,我们的课堂时常爆发出掌声和笑声。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朗诵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在那个年龄,真让人浮想联翩。
可惜高二结束时,郭老师被学校分配去教高一,但他的授课方式,却使我们一直保持着对语文,尤其是阅读的兴趣。在高二高三那两年,尽管主要的学习以应试为导向,我仍然挤出时间读完了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水浒传》来不及读)、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鲁迅的《朝花夕拾》、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十来部作品,虽然难免会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意味。《上尉的女儿》还是向同学借的,它伴随我读完了高中、本科、研究生,如今依然安放在我的书架上。当我抚摸、翻阅它时,往昔的生活画卷又在眼前展开……
由于对文学感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报的都是人文学科的专业,而非热门的经管类,最后被录取到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第二学期,我顺利考上广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在平静的书斋里呆了这么多年,知识积累与日俱增,理解的事情却好像越来越少了,我愈来愈觉得自己像一只“蛀书虫”。我想,到了找一份合适的职业,换换环境的时候了。
我最初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我曾经很羡慕那些电视台、报社记者,他们或出口成章,或妙笔生花,不但见识广博,还能伸张正义,启迪民智。我很早就为这一理想做准备。研三上学期,我到一家市级电视台实习。所在部门是一个日播类新闻节目。每天,我跟着几个“师傅"扛着摄像机东奔西跑,抢热点,做采访,赶稿件,编视频,忙得不亦乐乎!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份工作的味道有些变了。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媒体往往夸大事实,制造噱头。我以为我们可以披露社会真相,为弱者仗义执言、呐喊疾呼,却发现只是在生产着信息碎片。最后,当这家电视台给我录用资格时,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信息海洋中一朵可以被瞬间淹没的浪花。
当时,研三上半年已快要结束。每天,我用邮件发送十几份简历,只要有招聘会或宣讲会一定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我拿到了一家大型国企文秘岗位的OFFER。这家国企资产雄厚,员工薪资高,我没多加考虑就签了三方协议。然而,岗前实习了几个月后,我再次选择了离开。
我在这家国企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办公系统上做文整。整个公司文件的上传下达由我们文秘室负责。我们要编辑校对、调整格式、印制发放、回收存档。这家国企以基建为主要业务,我这个文科生时常看不懂文件内容,但悖谬的是,我要负责疏通文意,甚至重新改写。原以为自己可以发挥所长,写一些文章,可每天写得最多的文字是"呈某某领导审批"。国企很大,分工很细,每个人只负责很小一块,个人的能力往往无处发挥。这份职业看似专业对口,但我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时间久了,我对自己逐渐适应工作的状态感到很担忧。长此以往,自己将成为固定于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正如我的那位同事,他硕士毕业于名牌大学管理学专业,主要工作却是负责用印。看到他陶醉于手持印章在文件上轻轻一按时,我感到一丝惋惜。一起实习的同事,他们大多为能来到这里感到幸运,而我心里却特别矛盾。那时已过求职旺季,想放弃这份工作,又担心找到的其他工作更不理想,我心里很茫然。
父亲母亲相继打来电话责怪我,说能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就该知足了,不该如此胡思乱想。他们的不解让我心里很难受。其实,任何通过合法途径付出劳动、获得收入的职业都值得尊重,只是我难以适应这份工作。当然,这其中还有教育的影响——经过七年文学专业的学习,“自由与主体意识”已深深印刻在心灵上,我不愿意为了舒适的小幸福而变成一颗“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