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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当代的大龄青年虽身处不同时空，但在很多事上颇有共鸣。
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赴京赶考时拜谒顾况，顾况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彼时长安物价、房价奇贵，这句话揭开了白居易为买房而奋斗的辛酸史。
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月工资16000文，当时一斗米的价格为150文，折算下来，他的月工资大概能买106斗米。这点工资只能买四五间茅屋，根本不能在长安市区买房。
好不容易升任左拾遗，白居易也只是搬离偏僻地段，还是买不起市区的房。快50岁时，他终于在长安买了房，一时百感交集，“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白居易的辛酸，韩愈感同身受。他也是“北漂”几十年后才在长安安了家，写诗感慨：“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他们的辛酸经历是当时所有大龄青年的缩影。《旧唐书》中有关于唐朝中期的房价的记载：4618名退休高官中，只有1696人有房住，其余的都很贫困，甚至居无定所，只因房价太高。
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代，房价更是高得离谱，汴京城内“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压垮了不少有才青年。
苏辙因在汴京买不起房而被孩子抱怨，“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攒了一辈子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狠狠心，拿出全部积蓄，又变卖了一批藏书，才在河南许昌买下房子。哥哥苏轼跟他一样为房所困，人生起起落落几十载才在江苏宜兴安家。这时的他们早已无力喊出杜甫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主义口号了。
当代青年被催婚时还能反驳：“我不结婚犯法了吗？”古代青年就没这么好运了，因为他们不结婚真的犯法了。
春秋战国时期，官方颁布法律，规定适龄男女必须婚嫁。《国语·齐语》中载，为促进人口增长，齐桓公下令：男子20岁要娶，女子15岁要嫁。到了越国，勾践更进一步规定：男子20岁不娶，女子17岁不嫁，父母有罪。到了汉代，15岁不结婚就是大龄剩女了，要罚五倍的人头税。
魏晋南北朝时，父母不用催婚了，因为国家开始强行分配对象了。《晋书》中载：女子17岁还不嫁，官府就给你发对象。这项政策看似对单身人士挺友好的，但分到的对象好不好只能靠运气了。南北朝后期，法律越来越严苛，宋就规定：女子15岁不嫁，家人要连坐。北齐高纬更狠：女子到了年龄而不嫁，不仅自己犯法，父母也要连坐，如果父母隐匿不报，直接处死。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为人父母是很危险的事，不结婚有风险，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要承担孩子不结婚的连带风险。
除了催婚，还得催生。《国语·越语》中载：“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勾践为子民的生育问题操碎了心，甚至用物质奖励来刺激生育。更难得的是，他还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到唐朝，国家还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嫁的“二婚政策”，可以说是很看重生育了。
从汉代的“五日一沐”到唐代的“十日一沐”，再到宋代的“是个节日就放假”，眼看放假制度越发宽松，朱元璋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他取消了各种福利假，官员每十日休一日，除了元旦、冬至这样的传统假日，其他时候必须上班。最惨的是，像五城兵马司这样的岗位，不准请假，只准退休。
有个叫钱宰的官员，79岁了还没退休，累死累活的他忍不住在私下里写诗发牢骚，结果被锦衣卫记下了，第二天上朝就被朱元璋拉着一通问，吓出一身冷汗，还好最后朱元璋准许他退休了。
明代的上班族苦，但往前数几代，上班族假期虽多，却也吃够了加班的苦。诸葛亮匡扶汉室，事必躬亲，既费体力又费脑力，工作量之大连对手司马懿都感叹：“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毕竟工作虽重要，健康价更高。
古代青年也明白这个道理，刘禹锡就向往“无案牍之劳形”的生活。怕暗示得不明显，他还要来一句“五日思归沐，三春羡众邀”。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无法以虚拟身份社交，这可难为了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古代还没快递、没外卖，想彻底宅在家里都不可能。既然社交无法避免，那出门碰到熟人怎么办？于是，一种被称为“便面”的辅助工具应运而生。有了它，就不必担心遇到熟人不打招呼不礼貌、打了招呼自己又尴尬的情况。
古人遮面一般用扇子，唐宋时期便面的形状多不对称，“方不应矩，圆不中规”，形似门户，因此也被称为“户扇”。社恐人士如果不想跟人打招呼，只要用扇子遮住臉，对方就懂你的意思了，也会装作没看见你或不认识你。
便面的使用合理合法，这种拒绝社交的行为不会被认为失礼。
宋朝集市繁荣，爱上街溜达的人多，遇到熟人的概率极大，所以手持便面出街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一般人看到对方拿出便面，就不会自讨没趣了。等熟人走了，拿下便面还能当扇子用，一举两得。
至于像林逋这样喜欢远离人群、不结婚生子的高人，虽不一定是社恐人士，但其行为可被社恐人士借鉴——不想见你就使劲躲着你。天下之大，总有社恐人士的活路。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烦恼，但很多烦恼是共通的，不管是消极应对还是积极化解，青年终究都会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前方虽道阻且长，但想想古代还有这么多同路人，多少也会有点安慰吧。
（宋莹荐自《百家讲坛》）
买房难
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赴京赶考时拜谒顾况，顾况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彼时长安物价、房价奇贵，这句话揭开了白居易为买房而奋斗的辛酸史。
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月工资16000文，当时一斗米的价格为150文，折算下来，他的月工资大概能买106斗米。这点工资只能买四五间茅屋，根本不能在长安市区买房。
好不容易升任左拾遗，白居易也只是搬离偏僻地段，还是买不起市区的房。快50岁时，他终于在长安买了房，一时百感交集，“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白居易的辛酸，韩愈感同身受。他也是“北漂”几十年后才在长安安了家，写诗感慨：“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他们的辛酸经历是当时所有大龄青年的缩影。《旧唐书》中有关于唐朝中期的房价的记载：4618名退休高官中，只有1696人有房住，其余的都很贫困，甚至居无定所，只因房价太高。
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代，房价更是高得离谱，汴京城内“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压垮了不少有才青年。
苏辙因在汴京买不起房而被孩子抱怨，“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攒了一辈子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狠狠心，拿出全部积蓄，又变卖了一批藏书，才在河南许昌买下房子。哥哥苏轼跟他一样为房所困，人生起起落落几十载才在江苏宜兴安家。这时的他们早已无力喊出杜甫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主义口号了。
催婚又催生
当代青年被催婚时还能反驳：“我不结婚犯法了吗？”古代青年就没这么好运了，因为他们不结婚真的犯法了。
春秋战国时期，官方颁布法律，规定适龄男女必须婚嫁。《国语·齐语》中载，为促进人口增长，齐桓公下令：男子20岁要娶，女子15岁要嫁。到了越国，勾践更进一步规定：男子20岁不娶，女子17岁不嫁，父母有罪。到了汉代，15岁不结婚就是大龄剩女了，要罚五倍的人头税。
魏晋南北朝时，父母不用催婚了，因为国家开始强行分配对象了。《晋书》中载：女子17岁还不嫁，官府就给你发对象。这项政策看似对单身人士挺友好的，但分到的对象好不好只能靠运气了。南北朝后期，法律越来越严苛，宋就规定：女子15岁不嫁，家人要连坐。北齐高纬更狠：女子到了年龄而不嫁，不仅自己犯法，父母也要连坐，如果父母隐匿不报，直接处死。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为人父母是很危险的事，不结婚有风险，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要承担孩子不结婚的连带风险。
除了催婚，还得催生。《国语·越语》中载：“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勾践为子民的生育问题操碎了心，甚至用物质奖励来刺激生育。更难得的是，他还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到唐朝，国家还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嫁的“二婚政策”，可以说是很看重生育了。
加班与休假
从汉代的“五日一沐”到唐代的“十日一沐”，再到宋代的“是个节日就放假”，眼看放假制度越发宽松，朱元璋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他取消了各种福利假，官员每十日休一日，除了元旦、冬至这样的传统假日，其他时候必须上班。最惨的是，像五城兵马司这样的岗位，不准请假，只准退休。
有个叫钱宰的官员，79岁了还没退休，累死累活的他忍不住在私下里写诗发牢骚，结果被锦衣卫记下了，第二天上朝就被朱元璋拉着一通问，吓出一身冷汗，还好最后朱元璋准许他退休了。
明代的上班族苦，但往前数几代，上班族假期虽多，却也吃够了加班的苦。诸葛亮匡扶汉室，事必躬亲，既费体力又费脑力，工作量之大连对手司马懿都感叹：“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毕竟工作虽重要，健康价更高。
古代青年也明白这个道理，刘禹锡就向往“无案牍之劳形”的生活。怕暗示得不明显，他还要来一句“五日思归沐，三春羡众邀”。
社交恐惧症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无法以虚拟身份社交，这可难为了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古代还没快递、没外卖，想彻底宅在家里都不可能。既然社交无法避免，那出门碰到熟人怎么办？于是，一种被称为“便面”的辅助工具应运而生。有了它，就不必担心遇到熟人不打招呼不礼貌、打了招呼自己又尴尬的情况。
古人遮面一般用扇子，唐宋时期便面的形状多不对称，“方不应矩，圆不中规”，形似门户，因此也被称为“户扇”。社恐人士如果不想跟人打招呼，只要用扇子遮住臉，对方就懂你的意思了，也会装作没看见你或不认识你。
便面的使用合理合法，这种拒绝社交的行为不会被认为失礼。
宋朝集市繁荣，爱上街溜达的人多，遇到熟人的概率极大，所以手持便面出街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一般人看到对方拿出便面，就不会自讨没趣了。等熟人走了，拿下便面还能当扇子用，一举两得。
至于像林逋这样喜欢远离人群、不结婚生子的高人，虽不一定是社恐人士，但其行为可被社恐人士借鉴——不想见你就使劲躲着你。天下之大，总有社恐人士的活路。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烦恼，但很多烦恼是共通的，不管是消极应对还是积极化解，青年终究都会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前方虽道阻且长，但想想古代还有这么多同路人，多少也会有点安慰吧。
（宋莹荐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