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的美好时光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回国。宋庆龄非常高兴,2月8日给我写信:
　　
　　最亲爱的迪娜:
　　我昨天想跟你通话但是电话没打通,所以就给我上海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你,请你一到北京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以便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我的私人电话是444205。我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会派我的汽车去接你来。请告诉我的秘书艾琳·张,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最方便。别忘了把你的地址告诉她!
　　致以给你的许多爱
　　宋阿姨
　　
　　她还在同一天给李燕娥及周和康的信中特地关照:
　　
　　如有电话,请通知江苏路的高迪娜女士,请她到了北京后,打个电话给秘书张珏同志,以便派车接她来寓。谢谢!她刚从法国来,不熟悉我这里的地方。
　　
　　我在3月1日晚上坐软卧离开上海,3月2日到达北京,住在东城区新中街我堂叔高士良家。我一到就马上给宋庆龄打了电话。她请我第二天就去府上去见她,共进午餐。
　　3月3日,阳光煦丽。宋府派了宋庆龄的吉姆车来接我,11點准时到了她家,汽车一直开到寓所门口。宋庆龄已在一楼会客厅等着,我们久别重逢,高兴得不得了,热情拥抱。
　　客厅很宽敞,墙上正中的孙中山先生椭圆形肖像赋予客厅一种特别的肃穆气氛。像下高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贺年卡,琳琅满目,中间放着一小盆粉红花卉。一套藤沙发椅前面有一张玻璃面的藤矮桌。房间各处还摆着一些盆花,很好看。
　　宋庆龄穿了一身中式衣裤,上身是深蓝色的,带黑色盘纽,黑绸长裤,一双很普通的黑色方口塑料底布鞋。她非常美丽、慈祥、高雅。她请我坐在她旁边,用上海话非常亲切地和我交谈,询问家人近况。我拿出一本我大姐和姐夫在香港办的中西舞蹈学校演出的节目单送给她,她仔细地逐页翻阅,直夸奖,非常开心。她非常亲密地挽着我的手一起照了相。
　　她给我介绍了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隋永清。她非常疼爱永清。永清略抹淡彩口红,短卷发,美丽大方,很精神。她当了电影演员,很不简单。
　　我给了宋庆龄一张我在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拍的一幅国画照片,请她转交给廖梦醒。那是我在博物馆研究中国古画藏品时,发现有一幅画旁边有她父亲廖仲恺的题字,觉得很珍贵,就拍下了照片,准备有机会送给她留念。
　　宋庆龄问我在北京希望参观哪些地方。我说,我最希望能看到的是故宫收藏的古画。我的恩师鲍亚晖说,学画要“眼馋手勤”,要多看古画,多看好画来熏陶自己。我1976年曾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馆泡了整整一个月,馆长还把库藏的珍品拿出来,陪着我看。根据规定,只有馆长才能碰这些画。我从早到晚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在巴黎我也把集美博物馆的古画,包括敦煌的画,都看遍了,也临摹了一些。我当时正在研究文征明的画和吴门画派,很想能多看到些原画。她说她一定帮我的忙。她是最喜欢我画国画了。
　　饭菜准备好了,工作人员请我们入座。餐厅就在旁边。一张不大的长方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钩花台布,上面盖着玻璃板。宋庆龄请我多吃菜,还亲自用筷子把干烧大对虾放进我碗中。
　　饭后,我们继续欢聊。宋庆龄很喜欢我的连衣裙。她说她有点发福,请我替她设计一件上装,使她显得瘦些。我很高兴,一口答应。我想送她一双法国皮鞋。为了让我知道她脚的大小,她把脚上穿的鞋脱了下来,让我穿着试试。我把脚穿进她的鞋,比较松,有些大。所以我知道要替她买大我一码的,36码的差不多。
　　我离开之前,宋庆龄和我跟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可惜照虚了。
　　宋庆龄应该去午休了,便依依不舍地跟我拥抱道别,说希望能过两天再见到我。她还很周到地请永清带我去花园走走,请她第二天陪我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并安排自己的汽车司机跟永清一起来接我。
　　我在北京的那几天,宋庆龄几乎天天给我写信,给我送礼物或画片,请秘书送到我叔叔家。我见她后第二天,3月4日,她请秘书给我送来一支派克金笔,盒装的,还带有两个墨水添加管,信中说:
　　
　　最亲爱的迪娜:
　　请接受这支笔作为你访问北京的纪念。我知道它会对你在你的工作中很有用。
　　这几天我得主持一些会议(当主席),所以恐怕我不能抽出很多时间同亲爱的你在一起。但如果我找到时间,我就一定会设法接你来这儿。
　　昨天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送去给辛西娅·廖,我希望能很快把她的感谢信转交给你,如果她可以坐起来写字的话。
　　带上我对你和你亲爱的全家人最热忱的爱。
　　 宋庆龄阿姨
　　
　　她还特地附加了一句:“你去参观故宫了吗?”
　　那时故宫博物馆不对外开放,更不用说书画馆了。我很幸运,有宋庆龄的帮助,能进故宫博物馆,还有书画专家指点。我先到办公室,拜见著名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办公室很简陋,但徐老很热情,很客气。他带我去看画,我饱享了眼福。因为我对文征明的作品感兴趣,他就拿出了两幅画“考”我,让我辨真伪。我自己画国画,对笔触墨色还是比较敏感的,居然一下子说对了。徐先生非常高兴,想不到法国来的“外国小姑娘”还有些专业眼光。他又拿出了两幅署名“石涛”的画,一真一伪让我辨别。嘿,我又说对了。他高兴极了,还请我过几天到他家作客,继续研究文征明书画艺术。他住在小石桥胡同11号,四合院,住处不大,堆满了书籍书画和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宋庆龄深深热爱中国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文化。她非常喜欢国画,支持我画国画,想尽办法使我能有古画临摹。3月5日那天,宋庆龄让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她3月4日写的大信封,里面有她从日文版中国杂志中取下的一页,内页印有一幅南宋李嵩的工笔花篮花卉,还有一张信纸,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迪娜:
　　请保留内页的图画。我想你可以像这张画一样画一张。
　　致以爱
　　宋庆龄阿姨
　　
　　3月7日,她为我母亲和大姐准备了一些北京稀有的糖果食品,给我来信说:
　　
　　最亲爱的迪娜:
　　终于寄来了廖梦醒感谢你好心的信件。这些天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有许多我不能缺席的会议,而你9号就必须回去,恐怕我不会再次有见你和与你聚谈的巨大欢乐了!请向你的家庭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向你母亲和马丽亚带去许多爱。我为马丽亚同她有才华的丈夫创办舞蹈学校的卓越成绩倍感骄傲。
　　希望我为你写给博物馆领导的信能有预期效果,你最终看到了你所希望看的吗?我会留意好看的图画供你作画用。
　　请你能否把这些美国枣带给你亲爱的母亲,把巧克力带给亲爱的马丽亚,以表我的心意和爱。
　　你的法国朋友和学生蓬赛夫人明天下午将出席妇女联欢会。希望你能抽空来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因为这以后总是留有美好的回忆。
　　致以对你的许多爱。
　　
　　你的慈爱的
　　宋庆龄
　　
　　秘书张珏也给我来条说:
　　
　　高醇芳小姐:
　　你如有工夫,想参加明日下午三时的“三八”节茶话会,请在明上午十一时前到灯市口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找杜学明同志,要请柬,凭柬入大会会场。
　　请持本条前往妇联。
　　致
　　敬礼
　　张珏
　　一九八○年三月七日
　　她还在信封上注明:“注意请柬如拿到,不可转让。仅限你本人用。”
　　能够再见到宋庆龄,我非常高兴。她那么深情慈爱地邀请我,我很感动,心里感觉好温暖。我当然不会把请柬转给别人的。
　　那天下午雨下个不停。我住的居民区里根本没有出租车,又不能骑自行车到人民大会堂。我在门口公用电话处打电话找出租车,但老是占线,怎么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拨通了,等车子将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我匆匆进入会场,开门见山地问警卫员宋庆龄主席在哪儿。他当然有点吃惊,我说我是宋主席请来的客人,他就把我带到宋庆龄坐的那张圆桌子。宋庆龄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亲亲我。我跟她说,很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找不到出租车。她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各位来宾,有各国大使夫人等,还给我剥橘子,给我拿蛋糕,要请我入座。我看见旁边警卫员好像面有难色,可能是预先不知道我来,没有安排。我就谢谢她说:“AUNTY,不用麻烦,我先到那边去,一会儿再来看你。”她很舍不得,非常关心地问我:“有人送你回家吗?”我说没有。她就说:“好,我送你回去。”
　　她的秘书就跟我约定,等文艺表演一结束就来宋庆龄这儿,一起走,送我回去。
　　宴会厅摆满了圆桌,有5000名妇女参加大会。秘书陪我去找座位。我看中了237号桌,因为我们在上海住在江苏路237弄。稍微品尝了一些点心后,我就背了我的照相机去照相。那天有儿童们的精彩表演,可爱极了。宋庆龄非常喜欢。她身边有那么多的贵宾,我不愿打扰她,就远远地给她照了相。我也拍了一些儿童演出的照片。
　　表演刚一结束,她的秘书就来接我。宋庆龄见我来了,好高兴,亲切地挽着我的手臂,满面笑容,一起走出去。她的护理搀扶着她的右臂。新华社记者都围上来照相。看我长得完全是外国人的样子,觉得很奇怪:这位跟宋庆龄那么亲热的外国女孩子是谁。他们问我是哪个代表团的,以便报道。因为那时能来中国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参加代表团的。我很客气地说,我不是代表团的。
　　来宾从北门出去,我们和宋庆龄坐电梯走,要从另外一个门出去。我跟秘书说,我的黑色小羊羔皮大衣存放在北门进口处。他说他们负责去取。
　　途中,秘书跟宋庆龄说,要接见一个加拿大代表团。宋庆龄用上海话说她“吃力呢”,想早点回去休息。秘书说,已经答应他们,安排好了,不太好推脱。宋庆龄就不说什么,一直挽着我的手,一起进入一个会客厅。
　　在等加拿大代表团到来时,宋庆龄请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椅上,跟我亲切交谈。她把她胸前戴的一朵粉红色的绢花摘了下来,递给我,说:“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迪娜,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留作紀念。”这朵美丽的玫瑰花,凝聚了她多少爱心。
　　接见完代表团以后,我搀宋庆龄走出人民大会堂。她上了第一辆红旗轿车,前面有国旗,我上了第二辆红旗轿车。前面有警卫队摩托车人字形排列开道,很威严。车里很宽敞,脚下铺着厚厚的北京刻花地毯。有三排座,我进车时后面已经坐了两个人。他们听到我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北京话,很惊异。我们愉快地交谈。
　　红旗轿车缓缓开进后海宋庆龄官邸。我们都下了车。宋庆龄和我亲切拥抱道别,依依不舍。她已经很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想到这就要跟亲爱的宋伯母分手,眼睛不禁湿润了。
　　后来,我在巴黎收到她的挂号信,信封背面是硬纸板,里面是两张照片,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笺包着。宋庆龄为我精心挑选了两张照片留作纪念,一张是她左手挽着我,右手挽着扶持她的护理人员,胸前戴着一朵绢花,满脸笑容;另一张是在会客厅里,我俩坐在沙发椅上,后面站着三位秘书和护理人员,她和我开心地亲切交谈,绢花在我的手上。我非常感动。她真是非常细心,想得非常周到。这两张照片不但是美好时光的珍贵纪念,也是史实记载:这朵美丽的粉红色玫瑰绢花是她赠送给我的,有照片为证。
　　
　　一位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
　　
　　回到巴黎以后,我继续给宋庆龄提供染发水。我很自豪,国母那么信任我,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一头乌发,完全是由我保证的。我非常保密,没有人知道。
　　我于1980年6月2日结婚。想到宋庆龄对我的关爱,我在市政府和饭店的婚礼上,都带了她送给我的漂亮的小手提包,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也借此感觉她在我身边。在家拍结婚纪念照时,我也特地用上了她送的手提包。
　　12月,我收到了宋庆龄的贺年片,12月7日寄出的。她遵照西方人的习惯,在信封上和卡上写的都是我新婚丈夫的名字:PATRICK DE BUC先生和夫人。面上印有艺术照片,蓝底,几支白梅盛开。内页印有金色隶书体“恭贺新禧”,右下角“宋庆龄”。中间她用绿色粗钢笔写着:致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暨夫人: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两周,我又收到了她的贺年片,同样的贺年片。我心想,老太太已经给我寄过一张贺年片了,是否忘了。她那么喜欢我,生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年片,就再寄了一张。
　　那年12月,我母亲也收到了两张贺年片。我们当时都没发现为什么她给我们寄出两张贺年片。过了几年以后,有记者来我家,我把我珍藏的这两张贺年片拿出来,念给他听,我突然就明白了。宋庆龄在第二张卡上写着:祝愿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和夫人: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宋庆龄是在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片后,预感到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过不了1981年,恐怕再也不能给我们寄贺年片了,就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愿。我念到那儿,呜咽了,流泪了。她的爱心似海,为朋友小辈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
　　1981年5月,我到了北京。法国外交官马腾先生非常好,招待我住在他家里。他跟我说,宋庆龄病重。我马上跟宋庆龄的秘书联系好,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宋庆龄。我想献给她一些鲜花,但当时北京根本没有花店。我到处找,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束鲜花,赶到她家中。
　　秘书领我上了二楼。我轻轻地走进了卧室。宋庆龄躺在大床上,床前有许多医疗器具,周围有不少医务人员。看见她那么虚弱,我很心酸。我让工作人员把鲜花献给她,并在耳边告诉她,高醇芳从法国来看望她,代表高家,送鲜花给她。她虽然说话已经非常困难,还说谢谢,谢谢我来看望她,谢谢我的鲜花。我静静地站着注视着她,心酸得泪水盈眶,好久好久,只愿在她身旁久久地呆着。每一秒钟都是珍贵的。我问医务人员她是否能早日康复,他们没言语。医生要护理她了。我不得不离开。我强忍泪水,向她告别。这是永诀啊……
　　我一出卧房,就止不住哭泣了。她的秘书安慰我,还请我在寓所用午餐。我实在太伤心,不想吃饭,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走下楼梯。正好有一位先生走上楼梯。原来是廖承志来看望她。他瘦多了,我一下子没认出来。
　　外面阴雨连绵,天亦伤心,陪我流泪。
　　5月22日,我离开北京之前,到宋庆龄寓所告别。宋庆龄已经昏迷,正在安睡,不便打扰。我心中默默跟她道别,沉重离去。
　　5月29日,我从广州到达香港。宋庆龄在晚上8点18分逝世。6月2日,在香港跑马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设了奠堂,隆重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灵堂正中悬挂着宋庆龄遗像,上面黑纱横幅,前面一排常青树,四周摆满了花圈。4500多名人士前来沉痛哀悼宋主席,排队缓步进堂,一一在遗像前鞠躬默哀。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总领事,犹太富商卡道理爵士都前来吊唁,鞠躬致哀。
　　我和母亲,还有一位曾在上海洋行工作过,也曾经见过宋庆龄的外国朋友VERA女士,在下午4时到达奠堂。门口工作人员问我们的身份,我就回答说:宋庆龄主席的好朋友。我非常怀念宋庆龄,身上也带了照片,这样人家也能相信。
　　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我难过得哭泣。我母亲和朋友也伤心得直流泪。当我们将要离开时,记者都围过来了。整整一天,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认识宋主席的人。记者提了很多问题,如怎么认识宋主席的。我们简述了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改称为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一些活动贡献,她的慈爱之心,跟我们的深厚友谊,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等等。《南华早报》的记者问我:“您跟宋庆龄主席有过亲密接触,您对宋庆龄主席的评价如何?”我脱口而出:“她人好极了,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SHE WAS WONDERFUL,A WONDERFUL GREAT LADY)
　　第二天,《南华早报》报道吊唁宋庆龄主席文章的大标题就是“悼念‘伟大的优秀的贵夫人’”,引用了我的话。我有所安慰,能以此肺腑之声纪念宋庆龄,献给她在天之灵。以后一般都把LADY翻译成“女性”,我觉得不太确切,LADY一词有更深的含义,不同于WOMAN(女性)一词。(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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