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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很久以后又有机会来到上海时，我到即将拆迁的一个地段去拜望过他，但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拜望的是钱春绮先生，我最敬重的翻译家之一。
在我第一次谈到“译诗，形似而后神似”(1989)的发言中，曾以他和王力先生两种《恶之花》译文为例，说明译诗，一个时代应该使用一个时代的语言，应该以诗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由于诗之为诗，并不在于说了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说的，所以，译诗，必须首重形似。
钱先生，作为劳动者，对他所从事的劳动，勤奋而认真，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他做过不同的工作，可都做出了成绩：做医生，出过几本医学书；选择文学翻译作为终身事业，又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在德语界，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成功道路，对于态度严肃的翻译工作者，是光辉的榜样；他取得的业绩，对于从事翻译研究并有责任心的学者，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宝贵资源。
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翻译理论界被一些只会学着个别洋人说“翻译无非创造性叛逆”的“学者型理论家”翻搅得一团混乱的形势下，能够认真总结像钱春绮这样成功翻译家的成功经验，再来读翻译，就不容易轻信谬论，而教翻译，也就找不到信口开河的余地。
钱先生并不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允许理解之介于“似与不似”，他明确主张，“在意义方面力求忠于原诗，尽量存真”，同时，“力求形式上的移植”。他追求译文对于原作的全面忠实。
在谈到诗歌格律移植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一般翻译者都反对逐字逐句翻译，反对对号入座，但据我看，有时可以这样办，甚至需要这样做。”完全正确!而且，就某些现当代诗歌而言，就不是“有时”，而是别无他途。现当代诗歌，在一般情况下，形式便是内容、载体便是信息：每一个字或词都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正是因为相信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一句话有一句话的作用，而且相信，语境确定了语义就确定，所以，当译到palme。尼采硬是要把它形容为“会跳舞的女孩”，而这个词，所有的德语和德汉辞典全都释为“棕榈”，可是，“若把palme译为‘棕榈’虽然在字面上过得去，但是要比作会舞蹈的女孩，就有悖于生活实际了”，他就一定要追究出这个语境下应该有的确切释义。他说：
在你的印象中，那种下粗上细、笔直笔直的棕榈树会有“跳舞”的感觉吗?我查日语的译本，这个单词译作“椰树”，我觉得这是正解：斜着伸向海边，随着海风摇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样。但是“椰树”的德文叫“kokospalme”。我又参考了其他日语辞书，才知道这个词在使用中经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
事实上，一切口头反对“逐字逐句”翻译的译者，在翻译时，如果确实是在翻译，都不能不逐字逐句理解，逐字逐句推敲，逐字逐句译出、写定。凡是脱离原文处，必定是败笔，不论他是朱生豪，还是傅雷。(相关论证请见《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华文出版社2009年)
主张逐字逐句翻译，就是主张逐字逐句对作者也对读者负责。任何人不适当地夸大“文本的意义不确定”而主张“解构忠实”，就不能不步入歧途、误人子弟、败坏事业，甚至，惹来人命官司——此说并非虚构，欲见实例，可到网上查询“王东风与欧阳教授”。
钱先生译著等身，但是他做得多，说得少，然而说得不多的几句话，就像上面提到的，全都植根于实践，来源于体会，经历过验证。
他说：“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我也主张诗人译诗，我自己译诗就受益于从小的写诗训练。但问题就在于中国诗人往往外语能力不好。照我说，要译那些经典的外国诗，应该连拉丁文都得学会，那是进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钥匙。还有圣经，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经》我都收藏着，一遍一遍地读，还横向比较；即使同样是中文《圣经》，天主教《圣经》和新教《圣经》的译名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钻研，钻得越深越好。”
如果不能“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也要会使用尽可能多几种语言的辞典。如果喜欢诗、译诗，就一定要懂诗、会写诗。而《圣经》对于西方文学的影响，就像我国儒家经典之对于我国古典诗文，甚至，犹有过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哪怕只是从事比较研究，甚至只是为了理解，都不能不认真研读。
他还说：“搞翻译的，中文底子这一点很要紧，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中文底子不够。像我从小在乡下读私塾，那时候线装本的古书，特别是《左传》，背得滚瓜烂熟啊，这个对我之后从事文字工作就有很大好处了。现在的人呢，文言文不读了，文言文不读，白话文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慨，搞翻译，要有中文的底子加外文的底子。中文底子中，要有文言文的底子；外文底子中，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有多种外文的底子。”
文章，有文言与白话的不同，而文字，除了形体繁简的变化，不存在古、今的区别，任何似乎古老的词语，在今日使用，只要使用得当，便会成为今日有生命力的当代词语。学习遣词造句、驾驭文字，要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去学，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诗文，是最好的教材。学写作的学生明乎此，就不会满足于我手写我口；教育行政当局明乎此，就不会在设置课程、编选教材上犯下误国误民误我文化的错误。
关于“直译和意译”，他主张直译。他说：“直译，你也不能完全照原文那个样子，那个模式译成中文很不像话的，会很硬，要照他的意思变成中文嘛，这个变，就是魔术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直译意译，翻译就要让它变得形神兼备，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
形神兼备，是优秀文学翻译的理想品质，所谓“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只能形神皆失，退一万步，即使梦中得此“神似”，也不值得称道，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不讲求形式，便没有艺术，文学翻译失去“形似”，便是失败!钱先生的“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说，是他此生文学翻译能有辉煌的成就，在认识、态度和方法三方面的保证。
关于信达雅，他说：“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没有的你不能加，原文里有的你也不能少；达，中文读出来要畅达；雅，就是要有文学的意味，但也不能太过份，太离谱了也不行啊。我的翻译就是忠实于这些信条的。”
王力以“一夜风流母夜叉”的句式和语言译成的波德莱尔《恶之花》，堪称“但求神似”的上乘译作，也算得是极尽“创造性叛逆”之能事的样品，但如今已经没有人再读，甚至不为年轻读者所知晓。而钱春绮“忠实于这些信条的”《恶之花》译本，完全可以确信，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版，以满足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需求。
钱先生这些朴素的话语，对于翻译工作，全都是金玉良言。不仅仅是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人听进去了会终身受益，而且，对于教育行政当局的相关课程设置，也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
所以，当上海翻译家协会邀我出席“钱春绮先生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时，我立即同意赴会，这不止是为了表达我对钱春绮先生的敬意，更希望能借此机会，和上海的朋友们一道，努力张扬钱春绮先生身体力行、行之有效的主张和方法，以对抗“翻译可以不求忠实”之类的惑众妖言，以有利于翻译和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很想就时下被部分“学者型理论家”鼓吹得仿佛真有其事的“文化翻译”听一听钱先生的意见。
一个时期以来，“文化翻译”之说甚嚣尘上，鼓吹者全都是只说空话从不联系实践的。最近有人倡言“文化要走出去”，倒举了一例，据此人说，中国学者大多很谦虚，通常都会在自己的著作后面写上“由于本人学问有限，谬误不少，敬请指正”，若是照译，定会引起误解，所以就该来他个“文化转化”，而译作“这本书献给读者，欢迎提出各种建议”。这，也是翻译?这样译出的能是谁家的文化?
1月4日是钱先生的生日，那天见到的钱先生已经卧病多月，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讨论已不可能，但是他脸色红润，好像正在康复，他甚至答应我身体好了同去参观世博会。我怎么也料不到，那一别竟成永诀。
钱先生是在度过了他第九十个生日之后离去的，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尽管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高质量的译著50余种，几乎译遍了德国最重要的诗人和最重要的作品。
他也是因为爱诗而译诗的，他本人更乐于以诗人自许，他也确实写了不少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诗作。临行之际或许能够使他感到些许宽慰的，是他多年来颇以未能出版为憾的几部诗集中，《十四行诗》终于在上海作协的支持下问世了。
他称他的诗是：“我一生最忠诚的挚友，我们建立了磐石般的友谊，你分担我的欢乐我的忧愁。当我感到怒气填膺的时候，除了你还有谁能帮我出气。哦，纵然你是一个危险分子，有一天也许给我招惹祸事，可是我怎能忍心中道背离。我还要向你献我的赤心，直到死神召唤我前赴幽冥。”
他的诗，既有独白自语的坦率，也有史的真实，读了。才了解他此生道路之不平坦，而他被涂上了些浪漫色彩的“为了诗歌弃医从文”，其实是迫于无奈：
自从我丢掉我的饭碗以来，倏忽已把十二年光阴虚度，我也曾求人说项，钻营门路，可是结果总是失败再失败。
我这红尘中的小楼，就像暗沉沉的囹圄，寄托我的衰病之躯，仿佛待处决的死囚。没有来探监的亲友，只有劫余漏网之鱼，作我寂寞中的伴侣，聊慰我潦倒的哀愁。
也可以想象，当他重读以下这首诗，嘴角也许会露出一丝略带酸楚的微笑：
我把你的信全都销毁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把你的信全都销毁了，又不敢抄下你住的地址。我只剪下了短短的一行，我把这纸片夹在字典里：“窗外下雨了，雨丝就好像从我眼睛里流下的眼泪。”我只剪下这短短的一行，你写的规规矩矩的汉字，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如今，封锁的国门已开放，我常常想要写封信给你，却无法知道你住的地址。
钱先生兼通多国外语，有些，是他自学的，而呈现在这段玫瑰色的回忆中的，是一个当年同在一家医院工作的年轻护士，一个曾经帮助他掌握日语而在日本投降后不得不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姑娘。
朋友们都知道，钱先生一向行事低调，但是，他也曾高调地表现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访问歌德、海涅的家乡，曾是他多年的美梦，天外飞来的德国的热情邀请，对他自是极大的惊喜。但是，面对出入境经办人员的傲慢和冷漠，他宁愿选择：放弃!
愿钱绮春先生在宁静中，安息。
(本文编辑 王正)
在我第一次谈到“译诗，形似而后神似”(1989)的发言中，曾以他和王力先生两种《恶之花》译文为例，说明译诗，一个时代应该使用一个时代的语言，应该以诗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由于诗之为诗，并不在于说了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说的，所以，译诗，必须首重形似。
钱先生，作为劳动者，对他所从事的劳动，勤奋而认真，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他做过不同的工作，可都做出了成绩：做医生，出过几本医学书；选择文学翻译作为终身事业，又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在德语界，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成功道路，对于态度严肃的翻译工作者，是光辉的榜样；他取得的业绩，对于从事翻译研究并有责任心的学者，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宝贵资源。
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翻译理论界被一些只会学着个别洋人说“翻译无非创造性叛逆”的“学者型理论家”翻搅得一团混乱的形势下，能够认真总结像钱春绮这样成功翻译家的成功经验，再来读翻译，就不容易轻信谬论，而教翻译，也就找不到信口开河的余地。
钱先生并不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允许理解之介于“似与不似”，他明确主张，“在意义方面力求忠于原诗，尽量存真”，同时，“力求形式上的移植”。他追求译文对于原作的全面忠实。
在谈到诗歌格律移植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一般翻译者都反对逐字逐句翻译，反对对号入座，但据我看，有时可以这样办，甚至需要这样做。”完全正确!而且，就某些现当代诗歌而言，就不是“有时”，而是别无他途。现当代诗歌，在一般情况下，形式便是内容、载体便是信息：每一个字或词都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正是因为相信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一句话有一句话的作用，而且相信，语境确定了语义就确定，所以，当译到palme。尼采硬是要把它形容为“会跳舞的女孩”，而这个词，所有的德语和德汉辞典全都释为“棕榈”，可是，“若把palme译为‘棕榈’虽然在字面上过得去，但是要比作会舞蹈的女孩，就有悖于生活实际了”，他就一定要追究出这个语境下应该有的确切释义。他说：
在你的印象中，那种下粗上细、笔直笔直的棕榈树会有“跳舞”的感觉吗?我查日语的译本，这个单词译作“椰树”，我觉得这是正解：斜着伸向海边，随着海风摇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样。但是“椰树”的德文叫“kokospalme”。我又参考了其他日语辞书，才知道这个词在使用中经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
事实上，一切口头反对“逐字逐句”翻译的译者，在翻译时，如果确实是在翻译，都不能不逐字逐句理解，逐字逐句推敲，逐字逐句译出、写定。凡是脱离原文处，必定是败笔，不论他是朱生豪，还是傅雷。(相关论证请见《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华文出版社2009年)
主张逐字逐句翻译，就是主张逐字逐句对作者也对读者负责。任何人不适当地夸大“文本的意义不确定”而主张“解构忠实”，就不能不步入歧途、误人子弟、败坏事业，甚至，惹来人命官司——此说并非虚构，欲见实例，可到网上查询“王东风与欧阳教授”。
钱先生译著等身，但是他做得多，说得少，然而说得不多的几句话，就像上面提到的，全都植根于实践，来源于体会，经历过验证。
他说：“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我也主张诗人译诗，我自己译诗就受益于从小的写诗训练。但问题就在于中国诗人往往外语能力不好。照我说，要译那些经典的外国诗，应该连拉丁文都得学会，那是进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钥匙。还有圣经，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经》我都收藏着，一遍一遍地读，还横向比较；即使同样是中文《圣经》，天主教《圣经》和新教《圣经》的译名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钻研，钻得越深越好。”
如果不能“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也要会使用尽可能多几种语言的辞典。如果喜欢诗、译诗，就一定要懂诗、会写诗。而《圣经》对于西方文学的影响，就像我国儒家经典之对于我国古典诗文，甚至，犹有过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哪怕只是从事比较研究，甚至只是为了理解，都不能不认真研读。
他还说：“搞翻译的，中文底子这一点很要紧，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中文底子不够。像我从小在乡下读私塾，那时候线装本的古书，特别是《左传》，背得滚瓜烂熟啊，这个对我之后从事文字工作就有很大好处了。现在的人呢，文言文不读了，文言文不读，白话文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慨，搞翻译，要有中文的底子加外文的底子。中文底子中，要有文言文的底子；外文底子中，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有多种外文的底子。”
文章，有文言与白话的不同，而文字，除了形体繁简的变化，不存在古、今的区别，任何似乎古老的词语，在今日使用，只要使用得当，便会成为今日有生命力的当代词语。学习遣词造句、驾驭文字，要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去学，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诗文，是最好的教材。学写作的学生明乎此，就不会满足于我手写我口；教育行政当局明乎此，就不会在设置课程、编选教材上犯下误国误民误我文化的错误。
关于“直译和意译”，他主张直译。他说：“直译，你也不能完全照原文那个样子，那个模式译成中文很不像话的，会很硬，要照他的意思变成中文嘛，这个变，就是魔术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直译意译，翻译就要让它变得形神兼备，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
形神兼备，是优秀文学翻译的理想品质，所谓“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只能形神皆失，退一万步，即使梦中得此“神似”，也不值得称道，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不讲求形式，便没有艺术，文学翻译失去“形似”，便是失败!钱先生的“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说，是他此生文学翻译能有辉煌的成就，在认识、态度和方法三方面的保证。
关于信达雅，他说：“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没有的你不能加，原文里有的你也不能少；达，中文读出来要畅达；雅，就是要有文学的意味，但也不能太过份，太离谱了也不行啊。我的翻译就是忠实于这些信条的。”
王力以“一夜风流母夜叉”的句式和语言译成的波德莱尔《恶之花》，堪称“但求神似”的上乘译作，也算得是极尽“创造性叛逆”之能事的样品，但如今已经没有人再读，甚至不为年轻读者所知晓。而钱春绮“忠实于这些信条的”《恶之花》译本，完全可以确信，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版，以满足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需求。
钱先生这些朴素的话语，对于翻译工作，全都是金玉良言。不仅仅是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人听进去了会终身受益，而且，对于教育行政当局的相关课程设置，也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
所以，当上海翻译家协会邀我出席“钱春绮先生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时，我立即同意赴会，这不止是为了表达我对钱春绮先生的敬意，更希望能借此机会，和上海的朋友们一道，努力张扬钱春绮先生身体力行、行之有效的主张和方法，以对抗“翻译可以不求忠实”之类的惑众妖言，以有利于翻译和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很想就时下被部分“学者型理论家”鼓吹得仿佛真有其事的“文化翻译”听一听钱先生的意见。
一个时期以来，“文化翻译”之说甚嚣尘上，鼓吹者全都是只说空话从不联系实践的。最近有人倡言“文化要走出去”，倒举了一例，据此人说，中国学者大多很谦虚，通常都会在自己的著作后面写上“由于本人学问有限，谬误不少，敬请指正”，若是照译，定会引起误解，所以就该来他个“文化转化”，而译作“这本书献给读者，欢迎提出各种建议”。这，也是翻译?这样译出的能是谁家的文化?
1月4日是钱先生的生日，那天见到的钱先生已经卧病多月，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讨论已不可能，但是他脸色红润，好像正在康复，他甚至答应我身体好了同去参观世博会。我怎么也料不到，那一别竟成永诀。
钱先生是在度过了他第九十个生日之后离去的，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尽管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高质量的译著50余种，几乎译遍了德国最重要的诗人和最重要的作品。
他也是因为爱诗而译诗的，他本人更乐于以诗人自许，他也确实写了不少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诗作。临行之际或许能够使他感到些许宽慰的，是他多年来颇以未能出版为憾的几部诗集中，《十四行诗》终于在上海作协的支持下问世了。
他称他的诗是：“我一生最忠诚的挚友，我们建立了磐石般的友谊，你分担我的欢乐我的忧愁。当我感到怒气填膺的时候，除了你还有谁能帮我出气。哦，纵然你是一个危险分子，有一天也许给我招惹祸事，可是我怎能忍心中道背离。我还要向你献我的赤心，直到死神召唤我前赴幽冥。”
他的诗，既有独白自语的坦率，也有史的真实，读了。才了解他此生道路之不平坦，而他被涂上了些浪漫色彩的“为了诗歌弃医从文”，其实是迫于无奈：
自从我丢掉我的饭碗以来，倏忽已把十二年光阴虚度，我也曾求人说项，钻营门路，可是结果总是失败再失败。
我这红尘中的小楼，就像暗沉沉的囹圄，寄托我的衰病之躯，仿佛待处决的死囚。没有来探监的亲友，只有劫余漏网之鱼，作我寂寞中的伴侣，聊慰我潦倒的哀愁。
也可以想象，当他重读以下这首诗，嘴角也许会露出一丝略带酸楚的微笑：
我把你的信全都销毁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把你的信全都销毁了，又不敢抄下你住的地址。我只剪下了短短的一行，我把这纸片夹在字典里：“窗外下雨了，雨丝就好像从我眼睛里流下的眼泪。”我只剪下这短短的一行，你写的规规矩矩的汉字，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如今，封锁的国门已开放，我常常想要写封信给你，却无法知道你住的地址。
钱先生兼通多国外语，有些，是他自学的，而呈现在这段玫瑰色的回忆中的，是一个当年同在一家医院工作的年轻护士，一个曾经帮助他掌握日语而在日本投降后不得不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姑娘。
朋友们都知道，钱先生一向行事低调，但是，他也曾高调地表现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访问歌德、海涅的家乡，曾是他多年的美梦，天外飞来的德国的热情邀请，对他自是极大的惊喜。但是，面对出入境经办人员的傲慢和冷漠，他宁愿选择：放弃!
愿钱绮春先生在宁静中，安息。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