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记者：您在《遛脑》一书中说：“世界上成本最高的是态度，世界上成本最低的还是态度。态度有人看是一钱不值，有人看是黄金万两。”新闻人的黄金态度应该是什么？
田炳信：在原始社会，人看人，人观察人和人观察自然，没有那么严格的等级差别，没有那么严格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那是一种平等。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让人类有了一次真真正正带有原始味道的不卑不亢。所以讲，态度决定了高度，态度决定了深度。作为一名新闻人，黄金态度就是要保持中立的观点、公正的观点、客观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原则。
记者：您在《思想野兽》一书中说：“离开了数字，我们能说清楚什么？应该拜蛤蟆为大师，掌握数字学问。”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新闻应该拜谁为师？
田炳信：这是讲大数据与新闻关系的一句话。要说拜谁为师，那就拜中国的老祖宗。什么叫大数据，这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一直推崇的就是大数据，在《尔雅》里，有4300多个词组。我们常常讲字画同源，其实一个字就是一幅画，古人能把那些非常复杂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喜怒哀乐用一个字把他固化下来，寥寥几笔就把它定型。中国人的文化是最大的一种抽象文化、浓缩文化、哲学文化。中国人是哲学之母，把很多事情早早地就大数据化了。比如一个“水”字，我们用6个点就把它定型；一个“山”字，一横三竖就把它定型；一个“休”字，一个人靠在一棵老树上就叫休息的休，非常地准确。所以大数据是中国人早就做完的功课，早就超过今天的欧美文化，说到底它都没有超过中国的哲学。中国人对世界早就做了高度的凝缩和概括，比如说老子在《道德经》里开篇就讲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大千世界的概括非常精准，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数据。中国的成语、中国的中医、中国的哲学讲的就是大数据和小数据能互相兑换。我们常讲的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其实讲的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对于欧美来讲是一个新概念新名词。
西方所说的数据新闻，其实在我国当代经济新闻报道中早就有了，区别在于表达要素分配不同而已。我国先于西方的数据新闻，文字数据多，图标数据少，重内容，轻形式。后于我国的西方数据新闻，则文字数据少，图标数据多，借助互联网搭建的平台和计算机技术，形式与内容并重，更能吸引受众眼球。
数据新闻无非就是以少量文字、多种图表、各种数据等组成的视觉冲击力较强的新闻。数据新闻主要通过数据的抓取、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从数据中发现新闻线索，聚合成具有广度与深度的新闻数据，融合成形象化、可视化、艺术化的新闻主题表现方式，呈现给受众。数据新闻用数字说话，更具说服力；用图标表现，更具悦读感。
记者：您在《遛脑》一书中说：“变是常态，不变是变态；变是天籁，不变是天灾；变是方向，不变是偏向。”传统媒体日渐式微，该怎样变？
田炳信：传统媒体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这样，可延长其消亡的时间。所谓的传统媒体，是依附在一定的技术手段条件和平台进行传播的媒体。今天的社会和过往的社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往的社会我们获取新闻是有门槛的，有一大批所谓的专业人士去采集各种所谓的新闻，把它制作成文字色彩声音图像，二次传播给受众或者叫消费者。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人是制造者，个个是传播者，同时人人也是消费者。这时，我们固守一种传统的技术，传统的形态，实际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落伍的传统。在欧美国家，其实很多报纸已经悄然变装、变形、变态，为什么呢？就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很多人比较早就掌握了互联网这种便捷、简洁、方便的技术。通过这种没有中介、门槛很低、使用方便、又不给自然社会和我们传统的社会造成二次、三次污染的一种技术和手段，那么我相信传统媒体在这种技术改革的面前，会有被淘汰的媒介，因为一旦一种自然的趋势、社会的趋势、人们的趋势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一种新风向的时候，社会媒介形态就得改，这就是大势所趋。因为大众的情绪和共振的情绪往往决定了媒介发展的方向。
记者：传统媒体的娱乐内容在互联网时代是必需的吗？
田炳信：娱乐新闻我是这么看的。这个社会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少儿的时候，你关注你的老师、你的同学对你有多少赞美的语言；当你是青年的时候，你会关注这个社会对你有多少认同感。所以，这个社会的认同程度，是随着年龄、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娱乐在“吃喝玩乐”中排在第四位，不能作为主流。
我们传统的新闻是一个湖面，当湖面够大时，你在湖面扔石头，那个涟漪就是娱乐，就会漾到湖边，但是在高空中看，那个湖还是一个点。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湖、所有的河、所有的溪流都汇集到海洋里，互联网时代就应该用海洋来衡量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我们用一个小湖的传播的频率去衡量一个大海洋的传播频率，那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如何打破一湖的概念变成一洋的概念，这是很重要的互联网的概念。今天的新闻没有地域性概念，真正的新闻操作者、执行者、策划者一定要懂得从一个湖到一个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本质变化。我们很多社长、总编辑用一个涟漪的概念去管理控制媒体，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土得掉渣的管理方式，落后的不能再落后的一种早该被时代淘汰的一种方式。谁能真正认识互联网，真正能认识互联网状态下的新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凡是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先知先觉的领军人物。
记者：您说“开什么玩笑，不要开网络的玩笑，”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田炳信：互联网颠覆媒体生态环境，未来每个人都是媒体。新闻要的是速度，就是谁在现场，不管他是用微博、微信，还是电子邮件，第一时间将文字、图片、视频发出来就是称职的新闻记者。未来人人是记者，个个进入了信息的原始状态——就是去中介化，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今天人人都有手机、平板电脑，在四处流动的时候，随时能传播“新闻”。互联网成就新型媒体，重构了媒体生态环境，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度挖掘、充分利用，才能生存和发展。 记者：香港地区报纸的读者有什么变化？
田炳信：香港目前有22种报纸在出版，其中包括9种是免费派发的。但是，香港人均持有2.7部智能上网设备，中青年已经不再阅读传统报纸了。比如，《港澳日报》就不出版纸质版，而是依托互联网和移动微传播来“发行”。《港澳日报》是立足香港和澳门，面向欧美及东南亚主流社会而“出版”的新闻深度、资讯整合的传播实体，拥有PC端、App客户端、SNS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体传播介质和业务聚合平台。《港澳日报》的做法就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传媒的特点而量身定制的。
目前香港地区读报的人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不懂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的老人家。尽管香港的街道、地铁、巴士上时常能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用手机阅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与网络科技设备绝缘的老人，享受不到线上资讯的快捷、丰富和精彩，还依赖报纸获取隔夜消息。
二是经济困难人群。他们负担不起电子设备或上网费用，相比于每份定价7元的收费报纸，免费报章无疑是更划算的选择。即使一些免费报纸的资讯量会比收费报纸的少，但毕竟可以不花钱看到重要新闻。
三是某些特定机构的剪报人员。这些人分布在政府部门、情报机构以及一些专为工商客户提供舆情服务的公司。剪刀浆糊贴本已经是古老的作业方式，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满足上年纪的客户纸上阅读的习惯。
四是赌马、赌波和玩六合彩的人群。他们需要马经版、波经版的“贴士”以及印刷的表格好方便下注，这个群体是香港不少收费报纸销量的一大来源，而这群人对报纸内容的关注点却往往很单一。
五是冲着“优惠券”来的买报人群。香港报纸时常与商家合作，在报纸上印出优惠券，一部分人会冲着这个“着数”买报纸。
六是少数还没有放弃读报习惯的人士。他们在已经熟练运用线上阅读的同时，还留有看报的习惯，时常翻阅一下。
人物小传
田炳信，法学博士，著名诗人、作家。现任港澳传媒集团董事长、港澳日报社长，兼任中国生态道德促进会副会长、广东省国际关系促进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1982年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即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农村牧业采访室记者、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政治采访室主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副总经理、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治文教采访室主任、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法制日报》社长助理、香港《文汇报》社长助理、香港《成报》社长等职。曾先后出版《现代热点采访录》《神秘的内蒙古》《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变色》《美国为什么妖魔化中国》《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历史不止一只耳朵》《遛脑》《我说你听——田炳信深度访谈录》等著作。2005年，《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入选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
编辑：范 永
田炳信：在原始社会，人看人，人观察人和人观察自然，没有那么严格的等级差别，没有那么严格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那是一种平等。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让人类有了一次真真正正带有原始味道的不卑不亢。所以讲，态度决定了高度，态度决定了深度。作为一名新闻人，黄金态度就是要保持中立的观点、公正的观点、客观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原则。
记者：您在《思想野兽》一书中说：“离开了数字，我们能说清楚什么？应该拜蛤蟆为大师，掌握数字学问。”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新闻应该拜谁为师？
田炳信：这是讲大数据与新闻关系的一句话。要说拜谁为师，那就拜中国的老祖宗。什么叫大数据，这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一直推崇的就是大数据，在《尔雅》里，有4300多个词组。我们常常讲字画同源，其实一个字就是一幅画，古人能把那些非常复杂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喜怒哀乐用一个字把他固化下来，寥寥几笔就把它定型。中国人的文化是最大的一种抽象文化、浓缩文化、哲学文化。中国人是哲学之母，把很多事情早早地就大数据化了。比如一个“水”字，我们用6个点就把它定型；一个“山”字，一横三竖就把它定型；一个“休”字，一个人靠在一棵老树上就叫休息的休，非常地准确。所以大数据是中国人早就做完的功课，早就超过今天的欧美文化，说到底它都没有超过中国的哲学。中国人对世界早就做了高度的凝缩和概括，比如说老子在《道德经》里开篇就讲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大千世界的概括非常精准，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数据。中国的成语、中国的中医、中国的哲学讲的就是大数据和小数据能互相兑换。我们常讲的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其实讲的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对于欧美来讲是一个新概念新名词。
西方所说的数据新闻，其实在我国当代经济新闻报道中早就有了，区别在于表达要素分配不同而已。我国先于西方的数据新闻，文字数据多，图标数据少，重内容，轻形式。后于我国的西方数据新闻，则文字数据少，图标数据多，借助互联网搭建的平台和计算机技术，形式与内容并重，更能吸引受众眼球。
数据新闻无非就是以少量文字、多种图表、各种数据等组成的视觉冲击力较强的新闻。数据新闻主要通过数据的抓取、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从数据中发现新闻线索，聚合成具有广度与深度的新闻数据，融合成形象化、可视化、艺术化的新闻主题表现方式，呈现给受众。数据新闻用数字说话，更具说服力；用图标表现，更具悦读感。
记者：您在《遛脑》一书中说：“变是常态，不变是变态；变是天籁，不变是天灾；变是方向，不变是偏向。”传统媒体日渐式微，该怎样变？
田炳信：传统媒体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这样，可延长其消亡的时间。所谓的传统媒体，是依附在一定的技术手段条件和平台进行传播的媒体。今天的社会和过往的社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往的社会我们获取新闻是有门槛的，有一大批所谓的专业人士去采集各种所谓的新闻，把它制作成文字色彩声音图像，二次传播给受众或者叫消费者。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人是制造者，个个是传播者，同时人人也是消费者。这时，我们固守一种传统的技术，传统的形态，实际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落伍的传统。在欧美国家，其实很多报纸已经悄然变装、变形、变态，为什么呢？就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很多人比较早就掌握了互联网这种便捷、简洁、方便的技术。通过这种没有中介、门槛很低、使用方便、又不给自然社会和我们传统的社会造成二次、三次污染的一种技术和手段，那么我相信传统媒体在这种技术改革的面前，会有被淘汰的媒介，因为一旦一种自然的趋势、社会的趋势、人们的趋势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一种新风向的时候，社会媒介形态就得改，这就是大势所趋。因为大众的情绪和共振的情绪往往决定了媒介发展的方向。
记者：传统媒体的娱乐内容在互联网时代是必需的吗？
田炳信：娱乐新闻我是这么看的。这个社会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少儿的时候，你关注你的老师、你的同学对你有多少赞美的语言；当你是青年的时候，你会关注这个社会对你有多少认同感。所以，这个社会的认同程度，是随着年龄、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娱乐在“吃喝玩乐”中排在第四位，不能作为主流。
我们传统的新闻是一个湖面，当湖面够大时，你在湖面扔石头，那个涟漪就是娱乐，就会漾到湖边，但是在高空中看，那个湖还是一个点。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湖、所有的河、所有的溪流都汇集到海洋里，互联网时代就应该用海洋来衡量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我们用一个小湖的传播的频率去衡量一个大海洋的传播频率，那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如何打破一湖的概念变成一洋的概念，这是很重要的互联网的概念。今天的新闻没有地域性概念，真正的新闻操作者、执行者、策划者一定要懂得从一个湖到一个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本质变化。我们很多社长、总编辑用一个涟漪的概念去管理控制媒体，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土得掉渣的管理方式，落后的不能再落后的一种早该被时代淘汰的一种方式。谁能真正认识互联网，真正能认识互联网状态下的新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凡是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先知先觉的领军人物。
记者：您说“开什么玩笑，不要开网络的玩笑，”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田炳信：互联网颠覆媒体生态环境，未来每个人都是媒体。新闻要的是速度，就是谁在现场，不管他是用微博、微信，还是电子邮件，第一时间将文字、图片、视频发出来就是称职的新闻记者。未来人人是记者，个个进入了信息的原始状态——就是去中介化，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今天人人都有手机、平板电脑，在四处流动的时候，随时能传播“新闻”。互联网成就新型媒体，重构了媒体生态环境，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度挖掘、充分利用，才能生存和发展。 记者：香港地区报纸的读者有什么变化？
田炳信：香港目前有22种报纸在出版，其中包括9种是免费派发的。但是，香港人均持有2.7部智能上网设备，中青年已经不再阅读传统报纸了。比如，《港澳日报》就不出版纸质版，而是依托互联网和移动微传播来“发行”。《港澳日报》是立足香港和澳门，面向欧美及东南亚主流社会而“出版”的新闻深度、资讯整合的传播实体，拥有PC端、App客户端、SNS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体传播介质和业务聚合平台。《港澳日报》的做法就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传媒的特点而量身定制的。
目前香港地区读报的人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不懂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的老人家。尽管香港的街道、地铁、巴士上时常能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用手机阅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与网络科技设备绝缘的老人，享受不到线上资讯的快捷、丰富和精彩，还依赖报纸获取隔夜消息。
二是经济困难人群。他们负担不起电子设备或上网费用，相比于每份定价7元的收费报纸，免费报章无疑是更划算的选择。即使一些免费报纸的资讯量会比收费报纸的少，但毕竟可以不花钱看到重要新闻。
三是某些特定机构的剪报人员。这些人分布在政府部门、情报机构以及一些专为工商客户提供舆情服务的公司。剪刀浆糊贴本已经是古老的作业方式，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满足上年纪的客户纸上阅读的习惯。
四是赌马、赌波和玩六合彩的人群。他们需要马经版、波经版的“贴士”以及印刷的表格好方便下注，这个群体是香港不少收费报纸销量的一大来源，而这群人对报纸内容的关注点却往往很单一。
五是冲着“优惠券”来的买报人群。香港报纸时常与商家合作，在报纸上印出优惠券，一部分人会冲着这个“着数”买报纸。
六是少数还没有放弃读报习惯的人士。他们在已经熟练运用线上阅读的同时，还留有看报的习惯，时常翻阅一下。
人物小传
田炳信，法学博士，著名诗人、作家。现任港澳传媒集团董事长、港澳日报社长，兼任中国生态道德促进会副会长、广东省国际关系促进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1982年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即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农村牧业采访室记者、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政治采访室主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副总经理、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治文教采访室主任、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法制日报》社长助理、香港《文汇报》社长助理、香港《成报》社长等职。曾先后出版《现代热点采访录》《神秘的内蒙古》《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变色》《美国为什么妖魔化中国》《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历史不止一只耳朵》《遛脑》《我说你听——田炳信深度访谈录》等著作。2005年，《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入选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
编辑：范 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