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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海尔森教育体制;人性化教育;克隆人养殖
摘 要： 石黑一雄小说《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培育机构海尔森是叙述者的回忆焦点，也是评论者分析的热点。小说中机构负责人解释了海尔森的关闭原因——受到大众关注与反对，但这并非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海尔森披着“人性化”的外衣，却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学生; 将学生的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使其思维意识的发展囿于待宰割的身体，冷漠地在学生中造成对不存在的未来无望的期待和困惑。文章揭示出“人性化”的教育目的和“非人道”的操控手段之间、培养克隆人的灵魂与提供器官移植的供体之间的悖论性，才是其失败的真正原因。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14206
Abstract： Haisham， a human clone-raising institute， in Kazuo Ishiguro's novel Never Let Me Go permeates through Kathy the narrator's nostalgic memories. It has aroused debates among researchers mainly about why clones don't escape. The reason why Haisham closed given by the school head-the exposure of human clone-raising-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the explanation about its failure. This paper， however， discovers the unsolvable contradictions： its humanizing education goals cannot be achieved by its alienation of the students; its soul shaping program is trapped in the clones' physical function-organ transplant. The full preparation through Haisham education， naturally leading to a future， attracts much emotional investment from the clones， which results in deep confusion and misery. Therefore， the paradoxes-humanizing education and inhuman manipulation， soul shaping and clone farming-are the real reason for its failure.
一、非人道的“人性化”教育
（一） “人性化”的外衣
關于“教育目的”，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约翰·怀特教授在1973年出版的《通往必修课程》一书中曾主张，“学校教育的目标应该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自主的个体（automatic agents）， 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做决定，自己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6]这是对“人性化”教育目的的诠释，教育应当将学生作为“自主的个体”，引导其通过知识的获取，提升判断力，从而具备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表面上看，与英国散落在某个风景动人的空旷乡野的其他寄宿学校一样，海尔森为学生们提供了精英式的教育，不但在此类型的学校中独树一帜，成为人文教育的典范;即使用人类教育机构的标准来衡量，它也在培养学生的审美体验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用校长艾米丽小姐的话说，“大家公认海尔森是盏明灯，可以作为社会大众较具人性化、较为妥善的处事模范”。[5]316
为达到其教育目的，海尔森在教育中开展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教育活动：开设文学、艺术、体育等课程;交换活动，鼓励学生进行艺术创造与交换;小商品拍卖会;模仿实际职业场景的舞台剧表演等。这无疑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社交能力甚至理财能力。“教育活动是以实现人的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7]符合生物学意义上“人”的概念的克隆人，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教育活动，势必提升他们作为“完整人”的生命质量和心智发展。学生在接受海尔森教育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审美判断与思考，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活动中提升的社交力，似乎都理所应当地成为他们离开学校、融入社会、实现某种职业或者人生理想而做的最好的准备。可是，等待他们的未来没有任何未知的惊喜，只有一种命运：捐献器官。
这不仅使书中人物始终对自己的境遇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漠然中，也使得由于阅读过于接近正常人生活的细节而被深深代入的读者们充满压抑的迷惑：这所机构存在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结尾，艾米丽小姐明确地回答了凯西以及所有读者的困惑：“就是为了证明你们是有灵魂的生物”，[5]318“我们让世人明白，如果学生可以在人性化并且重视教养的环境中被抚养长大，他们就可能变成和一般人类一样的敏锐和聪明。”[5]319也许此时汤米的愤怒和凯西的迷惑才找到了根源，他们虽然拥有体面的“童年”，成长为具有思维能力、拥有人类特质的“生物”，却从未被作为“人”而被认可过。因此，Nathan Snaza认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不是克隆人的人性化，而是他们应当被人道地对待”。[8]而自始至终将学生作为非人类的他者从未承认其人格的教育，一定不会如其代言人所宣扬的那样具有“人性化”的实质。
（二）“非人道”的内核
拨开凯西对海尔森回忆时的浓重怀旧气息，仔细斟酌这部回忆录式的小说中凯西反复强调对自己记忆准确度的犹疑，就会挖掘出在温和文字表面下，海尔森怎样作为一个政治参与的产物，“为学生精心设计了一个阻止产生反抗和分歧可能性的适应过程”。 [9]这是一个使“暴行”合理化、日常化、正常化的过程，它绝不是凯西认为和负责人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人性化教育的伊甸园似的天堂。海尔森处处彰显其人道主义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叙述者向我们传递的类似教养所或者监狱般的氛围。它通过“隐瞒”与“压制”的方式，刻意造成学生不可言说的恐惧和困惑。海尔森是“在人类绝对政治的控制下，非人类的存在方式”。[8] 首先，海尔森通过特殊的语言系统来完成对学生的驯化。这也是其权力产生的重要机制。生而为人类提供器官的克隆人，在等待开膛破肚行使功能之前，在海尔森慢慢成长。至于接受怎样的教育，形成何种能力，不过是决策者的权力游戏，人类自我精神按摩的方式而已。而这个“真相”，通过特殊的语言表述，被挡在克隆人的意识之外。
这套特殊的语言系统，隐藏了人类与克隆人之间真实的权力关系。例如：有名无姓，凯西·D，汤米·F等，接受字母作为姓氏编号即接受孤儿身份，对身份和本源的无意识导致对海尔森忠诚的归属感。用“监护人”和“学生”，隐藏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别，但没有使用“老师”，也暗含了超越师生的权力关系。此外，把人类不通过他们意愿攫取他们器官的行为称为“捐献（donation）”，把多次器官移植后的死亡表述为“结束（completion）”。 美化和弱化了的悲惨事实，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逐渐形成无意识的合理化生命体验。
尼采认为真相即“大量可变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简而言之，是经过诗意或者修辞性地加强、修改、润色后的人际关系，经过长期使用，对特定人群来说，已然固定，具有权威和约束力”。[10]84石黑一雄的这部小说，审视了语言系统如何变成一种正常化的暴行，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惯例之中。汤米早在露西小姐不能控制自己而想让学生了解真相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海尔森对学生进行信息输入的阴谋，“监护人可能早已小心谨慎地安排我们在海尔森这几年的时间，传达每件事情的最佳时刻，好让我们每次听到最新讯息的时候，总是碍于年纪太小，不能完全搞懂。不过，当然我们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接收了那些讯息，所以，不久之后，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检查了解，那些讯息就全留在脑海里了。”对此，即使对海尔森充满无限好感的凯西，也承认学校是以某种方法来欺骗他们的学生的。[5]107
语言系统包括可表述的，也包括表述的禁忌。根据福柯“符号-技术”的惩罚方式，“惩罚的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它在人们的灵魂上施以打击，在人的脑海中传播着符号的游戏，最终摧毁着人们的犯罪意志，制约着人们的犯罪本能”。[11]192监护人任由关于学校外那片山林的恐怖在学生间蔓延;真性情的露西老师无法忍受学生们被蒙在鼓里还兴致盎然地谈到他们根本无法拥有的未来，将实情和盘托出后，并未引起学生对自己命运的悲悯，却遭到了机构的解聘;凯西反复提到他们每次触及到某个敏感的话题，总会打住，认为会揭开他们无法面对的难题，甚至对多嘴的女生集体施以暴力惩罚，等等，都表明，这种由监护人长期刻意隐瞒和掩饰所形成的社会禁忌符号，内化为海尔森特殊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奴化着成长过程中每一个学生的意识。
其次，海尔森通过对教育对象的异化来完成本质上最为冷酷的惩罚。海尔森特殊的语言系统掩盖了一个事实：“小说中人物的灵魂，未被视为人类的灵魂。这直接导致了对海尔森教育的质疑。”[8]小说一边向我们展示海尔森人性化教育下展现全部人类特质的学生，一边向我们暗示教育者自始至终将学生作为非人类的他者从未承认其人格的教育理念。
那位似乎具有某种特权的神秘夫人，每次到海尔森看到凯西们都表现出难以遏制的恐惧和厌恶。“她害怕我们的模样就像一个人害怕蜘蛛一样。”这带给认同自己是海尔森品质教育下体面的学生身份的克隆孩子们巨大的心理打击，“我们都还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这种反应，也从来没想过我们被当做蜘蛛一样地看待，自己可能有什么感受”。[5]53小说最后，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监护人领袖艾米丽小姐因为海尔森的关闭，不再受制于其语言体系的束缚，直言不讳对他们心存厌恶，坦言培养他们艺术创作是为了证明他们是“有灵魂的生物”，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教育，是相信他们可以变为“和一般人类一样的敏锐和聪明”，人们认为他们“次于人类一等，所以怎么做都没有关系”。[5]318-321
海尔森误将学生们当作“空的”存在形式，试用艺术等人性化教育填补，企图塑造有灵魂的“非人类”。海德格尔在论述“此在”时，认为存在者的存在，“要高于和多于它所是的东西”。[12]37但是无论从决策者还是监护人的思想行为来看，起码从凯西回忆的角度，他们自始至终对学生们“是什么”这个概念没有犹疑过。所以，即使再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标榜“人性化”的教育，海尔森仍然没有对他们期待过“高于或者多于”他们“所是的东西”。不同于人类，他们的一生毫无期待和悬念，正如露西小姐告诉他们的那样，没有人会成为明星，甚至不可能拥有最简单的超市工作，所有人在身强力壮的年龄，就可能因为器官移植而死亡。海尔森的人性化教育，只关注一个方向（课程结束后的人文成就），忽视了至为重要的另一个方向（被教育者自我教化的能力）。[8]被异化的学生们在逐渐成长过程中虽然被驯化地无意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作为与“人”同质的生命体，成长的体验丰富着他们的内心、提升了他们的思维能力，海尔森的“教育试验”让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在精英教育与卑贱身份的困惑里，汤米的愤怒、露丝的世故、凯西的隐忍，都在小说的叙述里，丰富着他们“此在”的骨架，他们在这无处可逃的世界里，呼吸着与人类同样的空气，却无力抵抗自己“是什么”的悲剧性命运。
二、培养灵魂的克隆人养殖
（一） 海尔森的道德困境：如何看待克隆人身体与“灵魂”的关系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整个基督教时期，都认为灵魂是个人永恒的一部分，与身体相连却独立。这种灵魂与身体可以被分离对待的哲学背景，可能为海尔森提供所谓“人性化”教育，向外界证明克隆人有灵魂的同时，又能心安理得地扮演其真实身份——为人类提供器官移植的动物农场，提供了理论支持。
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選择说把意识研究从灵魂说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灵魂说”被认为“只是一种宗教的臆测”，[13]成为一种审美概念，逐渐退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语境，不作为人与动物之间区别的属性。灵魂是上帝吹的一口气，可以与肉身分离，而意识却是“人体诸器官的产物”，[13]福柯 “将身体安置于出发点和归宿之处。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11]171尼采认为“世界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打破了身体和意识的二元对立。[11]174-175在小说中科技发展到克隆人技术如此成熟的年代，海尔森的“灵魂证明说”取代“意识论”，看似是一种文学修辞，实质上是对克隆人具有“人的意识”真相的掩盖，对其陷入伦理困境的无奈粉饰。 海尔森一方面通过严苛的身体检查，认真地看管护理着等待器官移植的克隆人的身体，另一方面又希望用人文教育的方式塑造他们的“灵魂”，将意识与身体完全割裂对待。但从石黑一雄的描述来看，正如福柯所说，“学生们”的身体，在权力的干预中，“被动地、驯服地”铭写着他们生存的世界，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此时，“主体不再具有决定性了，它和身体一样不过是权力的产物，在这个相同的臣服意义上，主体和身体是同义的。”[11]182
克隆人的身体是被复制的，虽然海尔森监护人们绝口不提他们的身体里记录着怎样的身份密码，但小说清楚地意会读者：这是由人类政治通过科学技术进行选择控制的基因项目。“人类通过对克隆人的基因选择避免造成社会政治焦虑：原型选自社会底层，克隆人不具有生育能力，在被驯化方面优于其原型，因此更适合捐献的社会功能”。[8]海尔森作为“克隆人养殖”机构的本质昭然若揭。 小说叙述了凯西和露丝对其原型依赖生物学特征找寻的故事：凯西将自己青春期的性欲膨胀归结为基因来源，从色情杂志里翻查与自己相似的面孔;露丝认为生物学本质可以体现在性格和能力中，去写字楼里寻找传说中的原型。这些“非人类”产生的人类特有的身份困惑是对其“人类意识”否认的直接反驳。
小说结尾处，艾米丽小姐作为人类代表，轻描淡写地表达对克隆人的生命本质毫无兴趣，与此同时，凯西对科技热浪沉浮中的自己无力掌控的生命发出轻柔的叹息，令读者无法不被她冷静的教养和高贵的“灵魂”所打动。克隆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一样，因为“嵌入到了世界之中，就不仅仅由生物学因素决定了。”[14]人类物种基因决定了意识的自然属性，而海尔森的教育环境培养了意识的社会属性。这共同构成了他们完整的“人类意识”。[13]
海尔森一方面为学生们提供了可以嵌入的类真实世界以及人际交往的空间，培养他们独立的意识和性格，另一方面，却不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存在，认为他们的身体是“复制品”，只是提供器官的供体。这种割裂是海尔森体制无法解决的困境，也恰恰解释了其存在的荒诞性。如此“人性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功能性命运心知肚明，但心智健全、灵魂有趣的他们在一个无法不思考人生意义的时期，怎样去接受露西老师说的“体面的生活”就是不去“思考未来”？
（二）克隆人的意识困境：对不可能的“未来”进行长期的“情感投资”
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和存在就是追求生命”。[15]141这种生存本能与被驯化的身体和意识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小说未能明确展示出这种对抗，也成为评论界的质疑焦点。小说的风格，对于读者和书中人物来说，都是蒙着一层雾气前行的。作者刻意避免呈现克隆人的潜能和主动性，一旦其生存意志被聚焦，势必造成对该“物种”整体进化的期待，从而改变了小说努力维持的海尔森式“隐忍”里欲传达的“死亡哲学”。但事实上，叙述者凯西通过模棱两可的描述和暗示，用“令人费解”和“闪烁其辞”的方式向读者成功传递了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并非只有无所适从和自我沉沦，迷雾中氤氲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关于他们“未来”的各种计划和传言，给了这群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年轻人以机会去思考他们生命的意义。
人性化教育的成果，是被教育者对于自身与现状的认知能力，是对未来的准备和投身某件热爱之事的热望。海尔森提倡的“人性化”教育，与其他寄宿学校看起来没有区别的文化艺术课程和活动，使读者和被教育者顺理成章地期待他们离开那里以后与社会接轨，开启一段新的未知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生旅程，在世界某个角落承担一种角色。但是这种“想当然”戛然而止于一个叫做“村舍”的地方——他们做看护（捐献之前的义务）之前的容身之处。那里设施简陋、环境冰冷、无人看管。凯西对海尔森的怀念从那时起变得无比强烈。而反讽的是，被称为“明灯”“模范”的海尔森结束了自己的看管期限后，将其学生与他们嗤之以鼻的其他机构里的克隆人一起抛到“村舍”，任他们如同牲口一般不知所措、等待宰割。
与后来的看护和捐献期平淡的绝望相比，在“村舍”这个悬置时期，他们对“原型”充满好奇，希望从其生活中瞥见自己无法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偶尔谈论可以从事的普通职业，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带着热望，说完之后便会陷入必须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海尔森为了实现其“人性化”教育的承诺，为学生提供了仿照真实世界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持续、规律地进行，使学生们对收集、鉴赏、财务等有了模糊的概念，他们喜欢而且逐渐沉迷于这种世界模式。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是他们参与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认识自己、了解与他人关系的状态。他们带着憧憬和情感，把自己“筹划”到这个“世界”，却在被世界抛弃与疏离中感受不可言说的痛苦。汤米的愤怒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露丝的悲伤是对这个世界迷恋太深以致忘记自己的身份，就连拥有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理性的凯西，也未能从那盒录音带里幻想出的母子分离的场面中得以释怀。
故事最后伤感达到高潮，凯西和汤米接受了“真心相爱的恋人可以推迟三年捐献”的传闻，带着露丝忏悔的遗愿去找曾经海尔森的负责人，却陷入“绝无此事”的绝望。所有对无法实现的生活的幻想和情感投资，都向我们展示了海尔森在为学生创造期待又明确界限的矛盾中扮演着怎样看似善意却极其残酷的角色。
三、海尔森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关于海尔森的关闭，小说末尾艾米丽小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本在暗中操作，不见天日的克隆人培育，由于某些科学家激进的研究行为，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和反对。然而这却不是其注定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所学校以一种“榜样”性的存在，目的恰恰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为‘养殖’克隆人提供人性化的条件”。[16]404
海尔森提供的“毫无用武之地的”知识课程，名为优质的“人性化”教育，实则不过是在等待宰割他们肉体的漫长岁月里“打發时间”而已。这些知识不会让他们在“意料之中”的未来得到施展，失去了其教育的意义。克隆人虽被降格为提供器官之“物”，在海尔森的培养下，却拥有独一无二的“人”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海尔森作为母亲的角色填补其血缘的缺失，“母亲是生存的伦理学方向，是对待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养育、支持、给予力量的方式使其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14]141然而，在被这位“母亲”冷漠地弃之不顾后，带着海尔森烙印的凯西们，产生了“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他们试图确立自己的伦理身份，以便能清楚地认识自我”。[2]63正是他们引以为荣的海尔森，用“人性化”教育将他们嵌入这世界中“沉沦”，又连根拔起，使其与世界永久地隔离。他们悬置在身份的困惑与自我的迷失中不知所措，只剩下待宰的身体，等待时间的流逝。 海尔森确实为“孤儿”状态的克隆人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童年环境，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品质和合适生活的价值观，让凯西们念念不忘，让其他机构里的克隆人心生羡慕，但石黑一雄通过想象力創造出的这所与世界疏离、与理性脱轨的克隆人机构，存在的荒诞性——“人性化”的教育目的和“非人道”的操控手段之间、培养克隆人的灵魂与提供器官移植的供体之间的悖论性，是其体制无论通过何种政治控制和美化都无法克服的失败根源。
这个令人伤心的科幻故事中，海尔森作为教育机构和谋杀帮凶的尴尬角色，也给现实的教育以一定的启发意义。作者试图通过这部描写克隆人成长的故事来反思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以及教育的责任。
我们的教育需要向孩子们传递的是：尽管他们无法挣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在理论上还是能够拥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去追寻他/她想要的生活样态，去自主选择他们的工作，发展他们的兴趣及建立他们的各种关系”。[6]3教育应当提供期待的空间，而不是引导绝望的路径。“教育一方面是把某些东西教给人，另一方面还要使某些东西靠自身发展出来：因此人不可能知道，在他身上自然禀赋到底有多大”。[17]5教育试图通过外在的力量将孩子塑造成符合期待、担当某种角色的行为是社会需求不可避免的，但不以尊重个体存在特质、人的生命本质为基础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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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荣梅
摘 要： 石黑一雄小说《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培育机构海尔森是叙述者的回忆焦点，也是评论者分析的热点。小说中机构负责人解释了海尔森的关闭原因——受到大众关注与反对，但这并非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海尔森披着“人性化”的外衣，却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学生; 将学生的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使其思维意识的发展囿于待宰割的身体，冷漠地在学生中造成对不存在的未来无望的期待和困惑。文章揭示出“人性化”的教育目的和“非人道”的操控手段之间、培养克隆人的灵魂与提供器官移植的供体之间的悖论性，才是其失败的真正原因。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14206
Abstract： Haisham， a human clone-raising institute， in Kazuo Ishiguro's novel Never Let Me Go permeates through Kathy the narrator's nostalgic memories. It has aroused debates among researchers mainly about why clones don't escape. The reason why Haisham closed given by the school head-the exposure of human clone-raising-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the explanation about its failure. This paper， however， discovers the unsolvable contradictions： its humanizing education goals cannot be achieved by its alienation of the students; its soul shaping program is trapped in the clones' physical function-organ transplant. The full preparation through Haisham education， naturally leading to a future， attracts much emotional investment from the clones， which results in deep confusion and misery. Therefore， the paradoxes-humanizing education and inhuman manipulation， soul shaping and clone farming-are the real reason for its failure.
一、非人道的“人性化”教育
（一） “人性化”的外衣
關于“教育目的”，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约翰·怀特教授在1973年出版的《通往必修课程》一书中曾主张，“学校教育的目标应该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自主的个体（automatic agents）， 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做决定，自己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6]这是对“人性化”教育目的的诠释，教育应当将学生作为“自主的个体”，引导其通过知识的获取，提升判断力，从而具备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表面上看，与英国散落在某个风景动人的空旷乡野的其他寄宿学校一样，海尔森为学生们提供了精英式的教育，不但在此类型的学校中独树一帜，成为人文教育的典范;即使用人类教育机构的标准来衡量，它也在培养学生的审美体验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用校长艾米丽小姐的话说，“大家公认海尔森是盏明灯，可以作为社会大众较具人性化、较为妥善的处事模范”。[5]316
为达到其教育目的，海尔森在教育中开展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教育活动：开设文学、艺术、体育等课程;交换活动，鼓励学生进行艺术创造与交换;小商品拍卖会;模仿实际职业场景的舞台剧表演等。这无疑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社交能力甚至理财能力。“教育活动是以实现人的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7]符合生物学意义上“人”的概念的克隆人，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教育活动，势必提升他们作为“完整人”的生命质量和心智发展。学生在接受海尔森教育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审美判断与思考，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活动中提升的社交力，似乎都理所应当地成为他们离开学校、融入社会、实现某种职业或者人生理想而做的最好的准备。可是，等待他们的未来没有任何未知的惊喜，只有一种命运：捐献器官。
这不仅使书中人物始终对自己的境遇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漠然中，也使得由于阅读过于接近正常人生活的细节而被深深代入的读者们充满压抑的迷惑：这所机构存在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结尾，艾米丽小姐明确地回答了凯西以及所有读者的困惑：“就是为了证明你们是有灵魂的生物”，[5]318“我们让世人明白，如果学生可以在人性化并且重视教养的环境中被抚养长大，他们就可能变成和一般人类一样的敏锐和聪明。”[5]319也许此时汤米的愤怒和凯西的迷惑才找到了根源，他们虽然拥有体面的“童年”，成长为具有思维能力、拥有人类特质的“生物”，却从未被作为“人”而被认可过。因此，Nathan Snaza认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不是克隆人的人性化，而是他们应当被人道地对待”。[8]而自始至终将学生作为非人类的他者从未承认其人格的教育，一定不会如其代言人所宣扬的那样具有“人性化”的实质。
（二）“非人道”的内核
拨开凯西对海尔森回忆时的浓重怀旧气息，仔细斟酌这部回忆录式的小说中凯西反复强调对自己记忆准确度的犹疑，就会挖掘出在温和文字表面下，海尔森怎样作为一个政治参与的产物，“为学生精心设计了一个阻止产生反抗和分歧可能性的适应过程”。 [9]这是一个使“暴行”合理化、日常化、正常化的过程，它绝不是凯西认为和负责人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人性化教育的伊甸园似的天堂。海尔森处处彰显其人道主义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叙述者向我们传递的类似教养所或者监狱般的氛围。它通过“隐瞒”与“压制”的方式，刻意造成学生不可言说的恐惧和困惑。海尔森是“在人类绝对政治的控制下，非人类的存在方式”。[8] 首先，海尔森通过特殊的语言系统来完成对学生的驯化。这也是其权力产生的重要机制。生而为人类提供器官的克隆人，在等待开膛破肚行使功能之前，在海尔森慢慢成长。至于接受怎样的教育，形成何种能力，不过是决策者的权力游戏，人类自我精神按摩的方式而已。而这个“真相”，通过特殊的语言表述，被挡在克隆人的意识之外。
这套特殊的语言系统，隐藏了人类与克隆人之间真实的权力关系。例如：有名无姓，凯西·D，汤米·F等，接受字母作为姓氏编号即接受孤儿身份，对身份和本源的无意识导致对海尔森忠诚的归属感。用“监护人”和“学生”，隐藏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别，但没有使用“老师”，也暗含了超越师生的权力关系。此外，把人类不通过他们意愿攫取他们器官的行为称为“捐献（donation）”，把多次器官移植后的死亡表述为“结束（completion）”。 美化和弱化了的悲惨事实，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逐渐形成无意识的合理化生命体验。
尼采认为真相即“大量可变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简而言之，是经过诗意或者修辞性地加强、修改、润色后的人际关系，经过长期使用，对特定人群来说，已然固定，具有权威和约束力”。[10]84石黑一雄的这部小说，审视了语言系统如何变成一种正常化的暴行，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惯例之中。汤米早在露西小姐不能控制自己而想让学生了解真相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海尔森对学生进行信息输入的阴谋，“监护人可能早已小心谨慎地安排我们在海尔森这几年的时间，传达每件事情的最佳时刻，好让我们每次听到最新讯息的时候，总是碍于年纪太小，不能完全搞懂。不过，当然我们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接收了那些讯息，所以，不久之后，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检查了解，那些讯息就全留在脑海里了。”对此，即使对海尔森充满无限好感的凯西，也承认学校是以某种方法来欺骗他们的学生的。[5]107
语言系统包括可表述的，也包括表述的禁忌。根据福柯“符号-技术”的惩罚方式，“惩罚的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它在人们的灵魂上施以打击，在人的脑海中传播着符号的游戏，最终摧毁着人们的犯罪意志，制约着人们的犯罪本能”。[11]192监护人任由关于学校外那片山林的恐怖在学生间蔓延;真性情的露西老师无法忍受学生们被蒙在鼓里还兴致盎然地谈到他们根本无法拥有的未来，将实情和盘托出后，并未引起学生对自己命运的悲悯，却遭到了机构的解聘;凯西反复提到他们每次触及到某个敏感的话题，总会打住，认为会揭开他们无法面对的难题，甚至对多嘴的女生集体施以暴力惩罚，等等，都表明，这种由监护人长期刻意隐瞒和掩饰所形成的社会禁忌符号，内化为海尔森特殊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奴化着成长过程中每一个学生的意识。
其次，海尔森通过对教育对象的异化来完成本质上最为冷酷的惩罚。海尔森特殊的语言系统掩盖了一个事实：“小说中人物的灵魂，未被视为人类的灵魂。这直接导致了对海尔森教育的质疑。”[8]小说一边向我们展示海尔森人性化教育下展现全部人类特质的学生，一边向我们暗示教育者自始至终将学生作为非人类的他者从未承认其人格的教育理念。
那位似乎具有某种特权的神秘夫人，每次到海尔森看到凯西们都表现出难以遏制的恐惧和厌恶。“她害怕我们的模样就像一个人害怕蜘蛛一样。”这带给认同自己是海尔森品质教育下体面的学生身份的克隆孩子们巨大的心理打击，“我们都还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这种反应，也从来没想过我们被当做蜘蛛一样地看待，自己可能有什么感受”。[5]53小说最后，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监护人领袖艾米丽小姐因为海尔森的关闭，不再受制于其语言体系的束缚，直言不讳对他们心存厌恶，坦言培养他们艺术创作是为了证明他们是“有灵魂的生物”，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教育，是相信他们可以变为“和一般人类一样的敏锐和聪明”，人们认为他们“次于人类一等，所以怎么做都没有关系”。[5]318-321
海尔森误将学生们当作“空的”存在形式，试用艺术等人性化教育填补，企图塑造有灵魂的“非人类”。海德格尔在论述“此在”时，认为存在者的存在，“要高于和多于它所是的东西”。[12]37但是无论从决策者还是监护人的思想行为来看，起码从凯西回忆的角度，他们自始至终对学生们“是什么”这个概念没有犹疑过。所以，即使再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标榜“人性化”的教育，海尔森仍然没有对他们期待过“高于或者多于”他们“所是的东西”。不同于人类，他们的一生毫无期待和悬念，正如露西小姐告诉他们的那样，没有人会成为明星，甚至不可能拥有最简单的超市工作，所有人在身强力壮的年龄，就可能因为器官移植而死亡。海尔森的人性化教育，只关注一个方向（课程结束后的人文成就），忽视了至为重要的另一个方向（被教育者自我教化的能力）。[8]被异化的学生们在逐渐成长过程中虽然被驯化地无意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作为与“人”同质的生命体，成长的体验丰富着他们的内心、提升了他们的思维能力，海尔森的“教育试验”让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在精英教育与卑贱身份的困惑里，汤米的愤怒、露丝的世故、凯西的隐忍，都在小说的叙述里，丰富着他们“此在”的骨架，他们在这无处可逃的世界里，呼吸着与人类同样的空气，却无力抵抗自己“是什么”的悲剧性命运。
二、培养灵魂的克隆人养殖
（一） 海尔森的道德困境：如何看待克隆人身体与“灵魂”的关系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整个基督教时期，都认为灵魂是个人永恒的一部分，与身体相连却独立。这种灵魂与身体可以被分离对待的哲学背景，可能为海尔森提供所谓“人性化”教育，向外界证明克隆人有灵魂的同时，又能心安理得地扮演其真实身份——为人类提供器官移植的动物农场，提供了理论支持。
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選择说把意识研究从灵魂说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灵魂说”被认为“只是一种宗教的臆测”，[13]成为一种审美概念，逐渐退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语境，不作为人与动物之间区别的属性。灵魂是上帝吹的一口气，可以与肉身分离，而意识却是“人体诸器官的产物”，[13]福柯 “将身体安置于出发点和归宿之处。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11]171尼采认为“世界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打破了身体和意识的二元对立。[11]174-175在小说中科技发展到克隆人技术如此成熟的年代，海尔森的“灵魂证明说”取代“意识论”，看似是一种文学修辞，实质上是对克隆人具有“人的意识”真相的掩盖，对其陷入伦理困境的无奈粉饰。 海尔森一方面通过严苛的身体检查，认真地看管护理着等待器官移植的克隆人的身体，另一方面又希望用人文教育的方式塑造他们的“灵魂”，将意识与身体完全割裂对待。但从石黑一雄的描述来看，正如福柯所说，“学生们”的身体，在权力的干预中，“被动地、驯服地”铭写着他们生存的世界，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此时，“主体不再具有决定性了，它和身体一样不过是权力的产物，在这个相同的臣服意义上，主体和身体是同义的。”[11]182
克隆人的身体是被复制的，虽然海尔森监护人们绝口不提他们的身体里记录着怎样的身份密码，但小说清楚地意会读者：这是由人类政治通过科学技术进行选择控制的基因项目。“人类通过对克隆人的基因选择避免造成社会政治焦虑：原型选自社会底层，克隆人不具有生育能力，在被驯化方面优于其原型，因此更适合捐献的社会功能”。[8]海尔森作为“克隆人养殖”机构的本质昭然若揭。 小说叙述了凯西和露丝对其原型依赖生物学特征找寻的故事：凯西将自己青春期的性欲膨胀归结为基因来源，从色情杂志里翻查与自己相似的面孔;露丝认为生物学本质可以体现在性格和能力中，去写字楼里寻找传说中的原型。这些“非人类”产生的人类特有的身份困惑是对其“人类意识”否认的直接反驳。
小说结尾处，艾米丽小姐作为人类代表，轻描淡写地表达对克隆人的生命本质毫无兴趣，与此同时，凯西对科技热浪沉浮中的自己无力掌控的生命发出轻柔的叹息，令读者无法不被她冷静的教养和高贵的“灵魂”所打动。克隆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一样，因为“嵌入到了世界之中，就不仅仅由生物学因素决定了。”[14]人类物种基因决定了意识的自然属性，而海尔森的教育环境培养了意识的社会属性。这共同构成了他们完整的“人类意识”。[13]
海尔森一方面为学生们提供了可以嵌入的类真实世界以及人际交往的空间，培养他们独立的意识和性格，另一方面，却不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存在，认为他们的身体是“复制品”，只是提供器官的供体。这种割裂是海尔森体制无法解决的困境，也恰恰解释了其存在的荒诞性。如此“人性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功能性命运心知肚明，但心智健全、灵魂有趣的他们在一个无法不思考人生意义的时期，怎样去接受露西老师说的“体面的生活”就是不去“思考未来”？
（二）克隆人的意识困境：对不可能的“未来”进行长期的“情感投资”
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和存在就是追求生命”。[15]141这种生存本能与被驯化的身体和意识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小说未能明确展示出这种对抗，也成为评论界的质疑焦点。小说的风格，对于读者和书中人物来说，都是蒙着一层雾气前行的。作者刻意避免呈现克隆人的潜能和主动性，一旦其生存意志被聚焦，势必造成对该“物种”整体进化的期待，从而改变了小说努力维持的海尔森式“隐忍”里欲传达的“死亡哲学”。但事实上，叙述者凯西通过模棱两可的描述和暗示，用“令人费解”和“闪烁其辞”的方式向读者成功传递了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并非只有无所适从和自我沉沦，迷雾中氤氲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关于他们“未来”的各种计划和传言，给了这群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年轻人以机会去思考他们生命的意义。
人性化教育的成果，是被教育者对于自身与现状的认知能力，是对未来的准备和投身某件热爱之事的热望。海尔森提倡的“人性化”教育，与其他寄宿学校看起来没有区别的文化艺术课程和活动，使读者和被教育者顺理成章地期待他们离开那里以后与社会接轨，开启一段新的未知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生旅程，在世界某个角落承担一种角色。但是这种“想当然”戛然而止于一个叫做“村舍”的地方——他们做看护（捐献之前的义务）之前的容身之处。那里设施简陋、环境冰冷、无人看管。凯西对海尔森的怀念从那时起变得无比强烈。而反讽的是，被称为“明灯”“模范”的海尔森结束了自己的看管期限后，将其学生与他们嗤之以鼻的其他机构里的克隆人一起抛到“村舍”，任他们如同牲口一般不知所措、等待宰割。
与后来的看护和捐献期平淡的绝望相比，在“村舍”这个悬置时期，他们对“原型”充满好奇，希望从其生活中瞥见自己无法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偶尔谈论可以从事的普通职业，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带着热望，说完之后便会陷入必须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海尔森为了实现其“人性化”教育的承诺，为学生提供了仿照真实世界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持续、规律地进行，使学生们对收集、鉴赏、财务等有了模糊的概念，他们喜欢而且逐渐沉迷于这种世界模式。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是他们参与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认识自己、了解与他人关系的状态。他们带着憧憬和情感，把自己“筹划”到这个“世界”，却在被世界抛弃与疏离中感受不可言说的痛苦。汤米的愤怒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露丝的悲伤是对这个世界迷恋太深以致忘记自己的身份，就连拥有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理性的凯西，也未能从那盒录音带里幻想出的母子分离的场面中得以释怀。
故事最后伤感达到高潮，凯西和汤米接受了“真心相爱的恋人可以推迟三年捐献”的传闻，带着露丝忏悔的遗愿去找曾经海尔森的负责人，却陷入“绝无此事”的绝望。所有对无法实现的生活的幻想和情感投资，都向我们展示了海尔森在为学生创造期待又明确界限的矛盾中扮演着怎样看似善意却极其残酷的角色。
三、海尔森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关于海尔森的关闭，小说末尾艾米丽小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本在暗中操作，不见天日的克隆人培育，由于某些科学家激进的研究行为，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和反对。然而这却不是其注定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所学校以一种“榜样”性的存在，目的恰恰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为‘养殖’克隆人提供人性化的条件”。[16]404
海尔森提供的“毫无用武之地的”知识课程，名为优质的“人性化”教育，实则不过是在等待宰割他们肉体的漫长岁月里“打發时间”而已。这些知识不会让他们在“意料之中”的未来得到施展，失去了其教育的意义。克隆人虽被降格为提供器官之“物”，在海尔森的培养下，却拥有独一无二的“人”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海尔森作为母亲的角色填补其血缘的缺失，“母亲是生存的伦理学方向，是对待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养育、支持、给予力量的方式使其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14]141然而，在被这位“母亲”冷漠地弃之不顾后，带着海尔森烙印的凯西们，产生了“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他们试图确立自己的伦理身份，以便能清楚地认识自我”。[2]63正是他们引以为荣的海尔森，用“人性化”教育将他们嵌入这世界中“沉沦”，又连根拔起，使其与世界永久地隔离。他们悬置在身份的困惑与自我的迷失中不知所措，只剩下待宰的身体，等待时间的流逝。 海尔森确实为“孤儿”状态的克隆人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童年环境，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品质和合适生活的价值观，让凯西们念念不忘，让其他机构里的克隆人心生羡慕，但石黑一雄通过想象力創造出的这所与世界疏离、与理性脱轨的克隆人机构，存在的荒诞性——“人性化”的教育目的和“非人道”的操控手段之间、培养克隆人的灵魂与提供器官移植的供体之间的悖论性，是其体制无论通过何种政治控制和美化都无法克服的失败根源。
这个令人伤心的科幻故事中，海尔森作为教育机构和谋杀帮凶的尴尬角色，也给现实的教育以一定的启发意义。作者试图通过这部描写克隆人成长的故事来反思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以及教育的责任。
我们的教育需要向孩子们传递的是：尽管他们无法挣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在理论上还是能够拥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去追寻他/她想要的生活样态，去自主选择他们的工作，发展他们的兴趣及建立他们的各种关系”。[6]3教育应当提供期待的空间，而不是引导绝望的路径。“教育一方面是把某些东西教给人，另一方面还要使某些东西靠自身发展出来：因此人不可能知道，在他身上自然禀赋到底有多大”。[17]5教育试图通过外在的力量将孩子塑造成符合期待、担当某种角色的行为是社会需求不可避免的，但不以尊重个体存在特质、人的生命本质为基础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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