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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TV里，伤心男女唱得最多的歌，几乎都来自姚谦。写过600多首歌的他，被形容为“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53岁时，这位创作人宣布“退休”，从没想过自己还会再回到音乐行业。但母亲对他说：“我去给你算了命，你要工作到70岁”。
采访当天，姚谦刚剪掉长发，戴了一顶渔夫帽，穿着Ape黑色卫衣，一条大红色休闲裤。他本来不喜欢拍照，但后来他想，拍照，或许可以让自己看看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什么可能性。
53岁时，姚谦宣布“退休”，自那以后他也没想到自己可以再回到音乐行业。母亲对他说：“我去给你算命，你要工作到70岁”。姚谦急忙回应不可能。
2016年《我是歌手》第一期，李玟重回舞台，却只拿了第六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半夜在微信给姚谦发了几条长语音，寻求意见。
在很多歌迷眼里，李玟的成功离不开姚谦，是他发现了李玟的闪光处，为她创作出了《好心情》《di da di》等经典歌曲。不仅是李玟，在很多女歌手的职业生涯中，姚谦都是一个人生导师型的存在。
台湾著名主持人张小燕说：“唱片有个黄金时代，姚谦就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姚谦在八卦杂志上看到一个刚刚走红的，叫王靖雯的歌手。只有两天休息时间的她，也要从香港飞回北京，和男朋友住在胡同，早上去公共厕所倒夜壶的时候被狗仔拍到。姚谦看到这张放在杂志封面上的倒夜壶的照片（后证实是窦唯倒的夜壶，王菲是去上厕所），立刻就写出了那句“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
辛晓琪的《味道》，来源于姚谦一个女同事的哭诉，说与前男友分手以后，最想念的竟然是曾经最讨厌的他身上的烟草味。恰逢那时姚谦重感冒，没有嗅觉没有味觉甚至没有性欲，这才发现，记忆、嗅觉对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于是写下了这首歌。
在KTV里，伤心男女唱得最多的歌几乎都来自姚谦，他写了600多首歌，张小燕形容姚谦是“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人们总爱问姚谦，为什么那么懂爱情，那么懂女人。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十岁的姚谦在农村外婆的家里过暑假。有山有水有玩伴，和兄弟们玩得不亦乐乎。母亲要求他睡午觉，顽皮的男生怎么可能睡得着。他在舅舅房间，百无聊赖，翻到了《皇冠》杂志，那时的他最着迷的其实是《福尔摩斯》和《怪盗亚森罗平》，可是《皇冠》杂志里琼瑶写的连载小说《心有千千结》竟意外地吸引了他。
第二年暑假，他看完了《一帘幽梦》，而且对女主角紫菱的经历深表认同。“当时我还不到情窦初开的年纪，为什么却能隐约理解这个女性的爱情，至今还是一个谜”，姚谦说。
琼瑶的小说成为他儿时的情感启蒙，再后来，三毛的文字陪伴他度过了枯燥、叛逆和抑郁的青少年阶段。
那个时候，是个大家都还喜欢手捧歌词本，认真读歌词的年代。阅读的经验让姚谦写歌词游刃有余，但流行歌的创作过程本质还是个商业行为。姚谦常常后悔，有一大半的歌词他都希望能重写。年轻时常处于还没准备好就得写的状态，导致个人感受里非理性的部分没有得到很明确的纾解。
而直到现在，姚谦每次去卡拉OK，都最担心别人点他的歌。写词过程中那种最隐秘的情感，往往要写到自己都不好意思才能写出来。偏偏那种歌又特别容易火。每被朋友唱一次，姚谦就感觉自己赤裸了一次。
后来，作为经理人的姚谦，有五年时间都在读管理类、逻辑类的书籍，放弃了情绪性的阅读，这些东西帮助他开始能看懂哲学。逻辑性的书籍也让姚谦尝到了在商业中实用的好处，他可以更理性地去提高一个项目的成功率。写歌词，同样是一件需要感性和理性互相调节的事情。
由此，姚谦称自己为“见光死”，别人看到他，就会觉得“原来你不那么文艺，不那么女性化，不那么唯美，或者很多人没想到你那么现实，对数字观念那么清楚”，姚谦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姚谦在台湾听大陆的歌，崔健的歌已经在台湾开始传唱，一个英雄主义的反抗，让台湾人为对岸振奋，姚谦却对此没能产生太多共鸣。198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时间去找了丁薇，他喜欢她的《女孩四重奏》。
1995年，有一次来北京，姚谦见了很多音乐人，依然充满惊奇，“这些操着北京腔的年轻人，怎么每个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姚谦感叹。有一首《露天电影院》，让他印象很深刻。他约见了作者郁冬。
在酒店房间里，姚谦坐在床上，郁冬坐在沙发上，后者弹着吉他，看着自己手抄的一大叠歌词，唱了一个小时给姚谦听。大部分都是青春感伤，有一些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虚无。但姚谦最喜欢的还是那首《露天电影院》，这让他想起他在眷村的童年。姚谦疑惑，这位年轻人怎么能这么准确地描写出他的童年。比如最后一句歌词，“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啦啦啦……”
那晚送别郁冬之后，姚谦脑子里还在不断重复哼唱这首歌。他看着窗外刚入夜的长安街，觉得这里真像一个放大无数倍的眷村。
再后来，姚谦开始过着台北和北京两地跑的生活。这两个地方实在太不同了，这种差异给姚谦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下大雪的日子，他也像迎来一场“瑞雪”一样，整一天都兴高采烈。某个融雪天温度骤降的日子，他在寒冷的室外听到一个北京老爷子和一个北京爷们儿的对话—
“大爷干吗呢？”
“我晒太阳呢。”
“行啊，那你晒一会儿就回去啊。”
姚谦为这番对话感动了半天。他惊觉，这种内敛又深刻的情意，在台湾很难遇见。他也遇见过两个北京姑娘在电梯里，大方自然地讨论穿什么类型的胸罩最舒服，他作为唯一在场的男士，觉得又难为情又好笑。还好最终她们的讨论结果是，台湾胸罩最好穿。
在台北和北京两地开讲座，提问环节时，台湾学生总是闷头不说话，却总在事后追着他脸红心跳地提问题;在北京，却不一样，北大的男生直接站起来，激情澎湃地说：“姚老师，请给我三个重点，怎么营销创意？” 这让他大跌眼镜，但同时又颇觉可爱。这个野蛮生长的大陆，带给姚谦应接不暇的刺激和灵感。他看《太子妃升职记》，发现这真的不是恶趣味;2011年时，他迷过彭坦，现在他喜欢五条人;他调侃《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总是身世太惨;他读过余秀华，赞叹这个勇敢地表达自己热切欲望的更年期女性。
这座巨型城市，大得让姚谦实现了隐居的状态。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旅居北京的，后来才发现自己常常跟台北的朋友说：“过两天要回北京了。”
2014年，金曲奖年度最佳专辑，陈建玮在《台北哪会拢呒人》唱：“有听人咧讲中国有偌大……离开台北流浪到北京”。北京，作为一个意向象征，在台湾人眼中一直在变化，从禁止出现在流行歌里，到2004年陈绮贞唱“下雪的北京”，成为某种远行可能达到的目的地，再到如今的“流浪”之地，台湾人对北京的情愫总是复杂。
同样，姚谦的一生都处于不断解构的状态。北京的这种热闹，并不代表他要就此摈弃自己的品位。
他不喜欢大陆民谣音乐里不断重复的生殖器描写，他觉得这种表达“一次就够了”;同样，姚谦厌恶的还有小鲜肉们不断强调自己是爷们，他认为这种表达是无效的，爷们儿不是剃个光头会打球就行，爷们儿需要有辽阔的世界观，在电影《老炮儿》里，他认为最糟糕的就是最后那段“厮杀”。
他对大陆每个一晃而过或沉淀下来的文化热词都充满热情和判断。以至于这几年来，他都禁止外甥女们说“小确幸”。有一次他妹妹说：“今天吃了什么，这是一个‘小确幸’。”姚谦立刻回应说：“你别恶心我。”在他看来，“‘小确幸’是一种无意义的催眠，而且是一个封闭式、自怜式的催眠，虽然它来自村上春树，但村上春树没有想到，他这句话会造成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沦落。”
姚谦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台湾年轻人的落寞和自卑。他举到的例子是，美国人、台湾人和大陆人一起工作，“你会发觉台湾人一直坐在那里，聊蔡英文的鞋子”，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觉得“很可怕，台湾的年轻人生活就这么一点点。”
台湾与大陆都在以某种速度陷入各自的困境中。姚谦提到如果五月天只能给歌迷一些口号式的作态，带给歌迷一些浅阅读，在大陆，同样不乏这样的歌手。他最近看到流泪的一部电影是《间谍桥》，他一直在警惕绝对的英雄和绝对的完美。
作为早期的“北漂”，姚谦眼看着朝阳公园附近从一片荒芜到如今商业繁华，他早已可以自然又舒适地住在这座城市，一定程度上，北京让他觉得更自由。他告诉窦文涛，因为他心疼台湾。
姚谦是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中年人的。“我爸有我房子的钥匙，所以他随时会开了门进我家，也不管我合不合适就进来，反正我也习惯我爸了。有一天，在北京冬天特别冷，半夜我想上洗手间，突然尿急，我就朦朦胧胧的，啪啪啪，开了灯要上洗手间。一开灯，我看到我爸，我说爸，你来了。然后我发现我在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话。”
从那天开始，姚谦明白了：“哦，我是一个中年人了，不是大叔，是大伯”。
他在张国荣的忌日给他写信：“这两年，我终于接受了我是个中年人，甚至开始学习着规划自己老年退休的生活。有些卑微，有些琐碎。这时候不禁想起你，你可以不用有这些烦恼。我们年龄相仿，面临过华人娱乐事业几波大起大落的浪潮，你像个经典一样，停留在人们心中美好的位置上，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在努力地学习卑躬屈膝迎接自己的晚年。”
他向张国荣倾诉自己不喜欢香港，是因为那些年的音乐工作，从唱片业的衰退起，每回去香港总要面对难堪的质询与羞辱。
香港歌手林一峰写信给姚谦，请教音乐方面的问题，姚谦看他如此认真，竟不知道该如何回信给他。“面对失落的华语乐坛，未竟的梦想。对于华语音乐，这十年来我也落入同样的困惑与思考中，还没找到清晰的出路。只是侥幸因为虚长他（林一峰）十来岁，接着年过半百计划退休，企图躲避”，姚谦在书中写道。
但作为唱片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姚谦并不总是惆怅地对那个时代充满怀念，他说唱片已经死了，但音乐不会死。
2016年1月，北京最冷的季节。小河“音乐肖像”北京展演的第一天，因为万芳的关系，姚谦也到了现场。他在这里第一次碰到乐视音乐CEO尹亮。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四个小时之后，尹亮直接问姚谦，“你有兴趣过来吗？”
尹亮反复提到的“生态”让姚谦很兴奋。在此之前，一季又一季的歌唱类综艺节已经让大家审美疲劳，每个门户网站都是密密麻麻的资讯，大家都在复制彼此，这让姚谦想到唱片的衰落和艺人短暂的生命周期。
尹亮却为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从前的音乐市场，是80%的周杰伦和类周杰伦，加20%的其他，现在则80%是其他。互联网让世界扁平后，“更多的应该是分众音乐”。
这种生态论和其实早就和姚谦的观念有契合之处。更早几年，姚谦就从不参加打击盗版的活动，“我不是说打击盗版对版权不重要。而是我在想，你反对盗版之后，你跟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评价你，这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解决”。相对盗版而言，姚谦更看重大众对他音乐的认可。
当各大音乐平台都在打版权战时，姚谦觉得“音乐消费者的利益不被影响是很重要的，靠独家内容强迫群众去‘站队’是恶性竞争”。
他觉得不能再按以前的方式做事，他看到了这个社会太快速的变化。他喜欢好妹妹乐队，全程参与了他们在工体演唱会的举办过程。之前那个年代，他推出过歌手李玟、萧亚轩、江美琪;在这个年代，他最欣赏陈粒，欣赏窦靖童。
姚谦又回来了，他希望他能完成他对音乐未竟的愿望，“建立一个好的平台，让有才华的人能活得下去。”
采访当天，姚谦刚剪掉长发，戴了一顶渔夫帽，穿着Ape黑色卫衣，一条大红色休闲裤。他本来不喜欢拍照，但后来他想，拍照，或许可以让自己看看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什么可能性。
53岁时，姚谦宣布“退休”，自那以后他也没想到自己可以再回到音乐行业。母亲对他说：“我去给你算命，你要工作到70岁”。姚谦急忙回应不可能。
2016年《我是歌手》第一期，李玟重回舞台，却只拿了第六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半夜在微信给姚谦发了几条长语音，寻求意见。
在很多歌迷眼里，李玟的成功离不开姚谦，是他发现了李玟的闪光处，为她创作出了《好心情》《di da di》等经典歌曲。不仅是李玟，在很多女歌手的职业生涯中，姚谦都是一个人生导师型的存在。
台湾著名主持人张小燕说：“唱片有个黄金时代，姚谦就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姚谦在八卦杂志上看到一个刚刚走红的，叫王靖雯的歌手。只有两天休息时间的她，也要从香港飞回北京，和男朋友住在胡同，早上去公共厕所倒夜壶的时候被狗仔拍到。姚谦看到这张放在杂志封面上的倒夜壶的照片（后证实是窦唯倒的夜壶，王菲是去上厕所），立刻就写出了那句“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
辛晓琪的《味道》，来源于姚谦一个女同事的哭诉，说与前男友分手以后，最想念的竟然是曾经最讨厌的他身上的烟草味。恰逢那时姚谦重感冒，没有嗅觉没有味觉甚至没有性欲，这才发现，记忆、嗅觉对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于是写下了这首歌。
在KTV里，伤心男女唱得最多的歌几乎都来自姚谦，他写了600多首歌，张小燕形容姚谦是“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人们总爱问姚谦，为什么那么懂爱情，那么懂女人。
台北VS北京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十岁的姚谦在农村外婆的家里过暑假。有山有水有玩伴，和兄弟们玩得不亦乐乎。母亲要求他睡午觉，顽皮的男生怎么可能睡得着。他在舅舅房间，百无聊赖，翻到了《皇冠》杂志，那时的他最着迷的其实是《福尔摩斯》和《怪盗亚森罗平》，可是《皇冠》杂志里琼瑶写的连载小说《心有千千结》竟意外地吸引了他。
第二年暑假，他看完了《一帘幽梦》，而且对女主角紫菱的经历深表认同。“当时我还不到情窦初开的年纪，为什么却能隐约理解这个女性的爱情，至今还是一个谜”，姚谦说。
琼瑶的小说成为他儿时的情感启蒙，再后来，三毛的文字陪伴他度过了枯燥、叛逆和抑郁的青少年阶段。
那个时候，是个大家都还喜欢手捧歌词本，认真读歌词的年代。阅读的经验让姚谦写歌词游刃有余，但流行歌的创作过程本质还是个商业行为。姚谦常常后悔，有一大半的歌词他都希望能重写。年轻时常处于还没准备好就得写的状态，导致个人感受里非理性的部分没有得到很明确的纾解。
而直到现在，姚谦每次去卡拉OK，都最担心别人点他的歌。写词过程中那种最隐秘的情感，往往要写到自己都不好意思才能写出来。偏偏那种歌又特别容易火。每被朋友唱一次，姚谦就感觉自己赤裸了一次。
后来，作为经理人的姚谦，有五年时间都在读管理类、逻辑类的书籍，放弃了情绪性的阅读，这些东西帮助他开始能看懂哲学。逻辑性的书籍也让姚谦尝到了在商业中实用的好处，他可以更理性地去提高一个项目的成功率。写歌词，同样是一件需要感性和理性互相调节的事情。
由此，姚谦称自己为“见光死”，别人看到他，就会觉得“原来你不那么文艺，不那么女性化，不那么唯美，或者很多人没想到你那么现实，对数字观念那么清楚”，姚谦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姚谦在台湾听大陆的歌，崔健的歌已经在台湾开始传唱，一个英雄主义的反抗，让台湾人为对岸振奋，姚谦却对此没能产生太多共鸣。198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时间去找了丁薇，他喜欢她的《女孩四重奏》。
1995年，有一次来北京，姚谦见了很多音乐人，依然充满惊奇，“这些操着北京腔的年轻人，怎么每个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姚谦感叹。有一首《露天电影院》，让他印象很深刻。他约见了作者郁冬。
在酒店房间里，姚谦坐在床上，郁冬坐在沙发上，后者弹着吉他，看着自己手抄的一大叠歌词，唱了一个小时给姚谦听。大部分都是青春感伤，有一些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虚无。但姚谦最喜欢的还是那首《露天电影院》，这让他想起他在眷村的童年。姚谦疑惑，这位年轻人怎么能这么准确地描写出他的童年。比如最后一句歌词，“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啦啦啦……”
那晚送别郁冬之后，姚谦脑子里还在不断重复哼唱这首歌。他看着窗外刚入夜的长安街，觉得这里真像一个放大无数倍的眷村。
再后来，姚谦开始过着台北和北京两地跑的生活。这两个地方实在太不同了，这种差异给姚谦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下大雪的日子，他也像迎来一场“瑞雪”一样，整一天都兴高采烈。某个融雪天温度骤降的日子，他在寒冷的室外听到一个北京老爷子和一个北京爷们儿的对话—
“大爷干吗呢？”
“我晒太阳呢。”
“行啊，那你晒一会儿就回去啊。”
姚谦为这番对话感动了半天。他惊觉，这种内敛又深刻的情意，在台湾很难遇见。他也遇见过两个北京姑娘在电梯里，大方自然地讨论穿什么类型的胸罩最舒服，他作为唯一在场的男士，觉得又难为情又好笑。还好最终她们的讨论结果是，台湾胸罩最好穿。
在台北和北京两地开讲座，提问环节时，台湾学生总是闷头不说话，却总在事后追着他脸红心跳地提问题;在北京，却不一样，北大的男生直接站起来，激情澎湃地说：“姚老师，请给我三个重点，怎么营销创意？” 这让他大跌眼镜，但同时又颇觉可爱。这个野蛮生长的大陆，带给姚谦应接不暇的刺激和灵感。他看《太子妃升职记》，发现这真的不是恶趣味;2011年时，他迷过彭坦，现在他喜欢五条人;他调侃《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总是身世太惨;他读过余秀华，赞叹这个勇敢地表达自己热切欲望的更年期女性。
这座巨型城市，大得让姚谦实现了隐居的状态。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旅居北京的，后来才发现自己常常跟台北的朋友说：“过两天要回北京了。”
2014年，金曲奖年度最佳专辑，陈建玮在《台北哪会拢呒人》唱：“有听人咧讲中国有偌大……离开台北流浪到北京”。北京，作为一个意向象征，在台湾人眼中一直在变化，从禁止出现在流行歌里，到2004年陈绮贞唱“下雪的北京”，成为某种远行可能达到的目的地，再到如今的“流浪”之地，台湾人对北京的情愫总是复杂。
同样，姚谦的一生都处于不断解构的状态。北京的这种热闹，并不代表他要就此摈弃自己的品位。
他不喜欢大陆民谣音乐里不断重复的生殖器描写，他觉得这种表达“一次就够了”;同样，姚谦厌恶的还有小鲜肉们不断强调自己是爷们，他认为这种表达是无效的，爷们儿不是剃个光头会打球就行，爷们儿需要有辽阔的世界观，在电影《老炮儿》里，他认为最糟糕的就是最后那段“厮杀”。
他对大陆每个一晃而过或沉淀下来的文化热词都充满热情和判断。以至于这几年来，他都禁止外甥女们说“小确幸”。有一次他妹妹说：“今天吃了什么，这是一个‘小确幸’。”姚谦立刻回应说：“你别恶心我。”在他看来，“‘小确幸’是一种无意义的催眠，而且是一个封闭式、自怜式的催眠，虽然它来自村上春树，但村上春树没有想到，他这句话会造成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沦落。”
姚谦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台湾年轻人的落寞和自卑。他举到的例子是，美国人、台湾人和大陆人一起工作，“你会发觉台湾人一直坐在那里，聊蔡英文的鞋子”，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觉得“很可怕，台湾的年轻人生活就这么一点点。”
台湾与大陆都在以某种速度陷入各自的困境中。姚谦提到如果五月天只能给歌迷一些口号式的作态，带给歌迷一些浅阅读，在大陆，同样不乏这样的歌手。他最近看到流泪的一部电影是《间谍桥》，他一直在警惕绝对的英雄和绝对的完美。
作为早期的“北漂”，姚谦眼看着朝阳公园附近从一片荒芜到如今商业繁华，他早已可以自然又舒适地住在这座城市，一定程度上，北京让他觉得更自由。他告诉窦文涛，因为他心疼台湾。
不死
姚谦是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中年人的。“我爸有我房子的钥匙，所以他随时会开了门进我家，也不管我合不合适就进来，反正我也习惯我爸了。有一天，在北京冬天特别冷，半夜我想上洗手间，突然尿急，我就朦朦胧胧的，啪啪啪，开了灯要上洗手间。一开灯，我看到我爸，我说爸，你来了。然后我发现我在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话。”
从那天开始，姚谦明白了：“哦，我是一个中年人了，不是大叔，是大伯”。
他在张国荣的忌日给他写信：“这两年，我终于接受了我是个中年人，甚至开始学习着规划自己老年退休的生活。有些卑微，有些琐碎。这时候不禁想起你，你可以不用有这些烦恼。我们年龄相仿，面临过华人娱乐事业几波大起大落的浪潮，你像个经典一样，停留在人们心中美好的位置上，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在努力地学习卑躬屈膝迎接自己的晚年。”
他向张国荣倾诉自己不喜欢香港，是因为那些年的音乐工作，从唱片业的衰退起，每回去香港总要面对难堪的质询与羞辱。
香港歌手林一峰写信给姚谦，请教音乐方面的问题，姚谦看他如此认真，竟不知道该如何回信给他。“面对失落的华语乐坛，未竟的梦想。对于华语音乐，这十年来我也落入同样的困惑与思考中，还没找到清晰的出路。只是侥幸因为虚长他（林一峰）十来岁，接着年过半百计划退休，企图躲避”，姚谦在书中写道。
但作为唱片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姚谦并不总是惆怅地对那个时代充满怀念，他说唱片已经死了，但音乐不会死。
那么，音乐该怎么不死呢？
2016年1月，北京最冷的季节。小河“音乐肖像”北京展演的第一天，因为万芳的关系，姚谦也到了现场。他在这里第一次碰到乐视音乐CEO尹亮。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四个小时之后，尹亮直接问姚谦，“你有兴趣过来吗？”
尹亮反复提到的“生态”让姚谦很兴奋。在此之前，一季又一季的歌唱类综艺节已经让大家审美疲劳，每个门户网站都是密密麻麻的资讯，大家都在复制彼此，这让姚谦想到唱片的衰落和艺人短暂的生命周期。
尹亮却为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从前的音乐市场，是80%的周杰伦和类周杰伦，加20%的其他，现在则80%是其他。互联网让世界扁平后，“更多的应该是分众音乐”。
这种生态论和其实早就和姚谦的观念有契合之处。更早几年，姚谦就从不参加打击盗版的活动，“我不是说打击盗版对版权不重要。而是我在想，你反对盗版之后，你跟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评价你，这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解决”。相对盗版而言，姚谦更看重大众对他音乐的认可。
当各大音乐平台都在打版权战时，姚谦觉得“音乐消费者的利益不被影响是很重要的，靠独家内容强迫群众去‘站队’是恶性竞争”。
他觉得不能再按以前的方式做事，他看到了这个社会太快速的变化。他喜欢好妹妹乐队，全程参与了他们在工体演唱会的举办过程。之前那个年代，他推出过歌手李玟、萧亚轩、江美琪;在这个年代，他最欣赏陈粒，欣赏窦靖童。
姚谦又回来了，他希望他能完成他对音乐未竟的愿望，“建立一个好的平台，让有才华的人能活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