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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生了一起神秘枪击案，致4人死亡。警方投入大量人力深入调查，嫌疑人名单不断扩大，而真凶的面目却越发模糊，并最终让这一案件成为几十年来最为错综复杂、线索遍布全球的罪案调查之一。
第一章
阿尔卑斯山区的谋杀
驾车人是一名生于伊拉克的英国工程师，曾经在英国萨里（Surrey）的一家卫星系统公司供职，或许这就是导致他以及其他人丧命的原因。2012年9月一个周三的下午，萨阿德·阿尔-希里（Saad al-Hilli）驾着他那辆栗色宝马轿车，离开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安纳西湖（Lake Annecy）边的一处露营地，他经过了一个叫作希瓦林（Chevaline）的小村，在村子的尽头，公路延伸到密林中。从希瓦林出来的这条路是上坡，陡峭并且坑坑洼洼，还要通过几座架在喧腾奔涌的河流上的狭窄桥梁。这条3公里的路段没有任何转弯或者岔路，只能一路向前开，到最后，连路都没有了。公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停车场，萨阿德把车头朝向森林的边缘，停在了那里。
9月5日是个好天气，阳光从随风摇曳的树叶缝隙中泼洒下来。50岁的萨阿德和他的大女儿，7岁的扎伊纳布（Zainab）站在车外，可能他和旁边一个骑行上坡的当地自行车手聊了几句，可能只是在欣赏风景。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了。
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第一阵枪声响起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藏在树林中的凶手。
萨阿德大喊着让扎伊纳布躲进车里。他快步奔向车门，扭身坐进驾驶位。但是扎伊纳布一动不动，冻僵一般呆立当场。萨阿德可能没有意识到，不然的话，什么样的男人能把自己的女儿丢在那里不管？他挂上倒挡，向左猛转方向盘，踩下了油门。宝马车颤抖着向后飞掠出一道半圆形弧线。当时，凶手已经从树林里出来了，就站在那个半圆的中心点上。轿车完成掉头，车尾朝向树林，轮胎突然陷入林木边缘松软的土壤里，一直空转却动弹不得。
萨阿德的保险杠剐蹭到了那位法国自行车手，车子掉头的时候也拖着他，最后，他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
当时萨阿德很可能已经死亡。他身中4枪，两枪在头部。他的妻子，47岁的牙科医生伊克巴尔（Iqbal）死在后座上，同样身中4枪，两枪在头部。她的母亲苏哈里亚·阿拉芙（Suhaila al-Allaf）也死了，身中3枪，两枪在头部。自行车手则身中5枪，两枪在头部。扎伊纳布仍然活着，但命在旦夕：她肩部中了一枪，然后头部被凶手用枪托猛烈击打。
凶手一共开了21枪，多数是向一辆移动中的汽车射击。17枪子弹击中受害者，其中8枪击中头部。没有一枪打在车门、车身、挡泥板或者宝马车的其他部位。
很显然，他是一名职业杀手。
一名路过的英国自行车手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扎伊纳布，几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隶属于法国军方并负责郊区治安的宪兵队（gendarmes）也紧随其后蜂拥来到这片山区。
穿制服的士兵封锁了案发地区附近的公路，鉴证人员在现场收集弹壳并标注其散落位置，他们对血迹拍照，检查萨阿德的宝马轿车，没有触碰任何一具尸体。他们的工作非常小心，以至于几乎8个小时之后，他们才注意到萨阿德4岁的小女儿齐娜（Zeena）一直躲在她死去母亲的裙子下面，仍然活着且毫发无伤。
安纳西湖地方检察官艾瑞克·马亚尔（Eric Maillaud）谈到现场的血腥场面时说：“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凶手毫无人性。”53岁的马亚尔担任检察官已经11年，其中5年是在安纳西，这是一个平静安详的小城，罕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发生。每年会有一两起命案，但都属于常见类型：家庭暴力、入室抢劫或者争吵升级引发的一时冲动。但是在山区居然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案？“能够杀死这么多人的凶手很不常见。”马亚尔说，“而且他还试图杀死儿童？”他缓慢地摇了摇头。“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凶手野蛮残暴。我们目前只知道这些。”
野蛮残暴或许是警方对凶手的最初判定，但是其他判断——那些显而易见并且合乎情理的推测——很快就随之而来。无论多么训练有素并平心静气的警探都会与任何外行一样，受到直觉与偏见的影响。在森林中有四个人被杀，其中一名死者是本地人，一位自行车爱好者。其他三名死者是陌生人，外国人，带头的是一名阿拉伯工程师，他在湖边露营地的笔记本电脑和U盘里有大量技术数据与复杂的图表——这是间谍与恐怖分子常用的装备。
所有死者的头部都中两弹，这是受过训练的特派杀手的行事方式。
在当时来看，真相已经非常明显了。萨阿德·阿尔一希里遭到了追杀。他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与家人一同出行，因此导致家人也惨遭杀害。那个法国人呢？他是个倒霉蛋而已，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扎伊德·阿尔-希里（Zaidal-Hilli）是在案发第二天的9月6日得知自己哥哥的死讯的。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看到了电视新闻，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发生四人死亡的凶杀案，这件事在欧洲媒体上引发了大量关注。
当天下午，他到自己居住地英国伊舍（Esher，England）的警察局去询问详情，但是无论值班警察还是重案组的侦探，他们知道的不比他多。
第二天，警方来到他的公寓，正式向他宣布他哥哥死了。门外的人行道上聚满了记者，所以警方好心地护送他出门，把他安置在临时宿舍里——“就像是一个小酒店的房间，真的。”扎伊德说——他先被安置在萨里，然后又转往苏塞克斯（Sussex）。英国警方让扎伊德提供他在8月25日至9月5日的行踪去向，并且还取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在地方警察局待了两周之后，媒体终于散去，扎伊德也回家了。
英国调查人员从一开始就在协助他们的法国同行，这是国际谋杀案件的侦办程序。要找出一个人被杀的原因，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了解这个人——他的日常行为和习惯，以及他生活中见不得人的秘密。所以，法国警方越过海峡来到英国，马亚尔也在其中，他们开始一连串的讯问，并调取档案，申请搜查令。英国警方则按照国际谋杀案件的侦办惯例，对他们的法国同行予以协助。案发几天之后，法国警方就已经确信，有人想要置萨阿德·阿尔-希里于死地。“毫无疑问，”9月13日，马亚尔在伦敦附近告诉记者，“案发的源头是在英国。” 扎伊德对所谓的源头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去了法国。他知道他喜欢旅行，在他的宝马车后面拖了一辆宾士顿（Burstner）房车。但是扎伊德并不知道他去了安纳西，他印象中兄弟两人很小的时候到日内瓦去度过一次假。并且让他觉得有点儿怪的是，萨阿德在夏末才会带着女儿们去露营，而这个时候学校都开学了。
实际上，扎伊德对于萨阿德的近况知之甚少。两兄弟从2011年10月以来就没再说过话，只通过律师交流，解决两人已故父亲的财产分配问题。父亲的遗产包括存在一家瑞士银行账户里的一百万美元、伦敦南部克莱盖特（Claygate）的一座房子以及西班牙的一问小公寓，对于如何分配这些财产，兄弟两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引发了并不愉快的争执，但是扎伊德认为他和哥哥都在采取文明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没有结仇。”他说，“没有骑在马上向对方开枪”，而是让各自的律师向对方发送信件和诉状。
他知道萨阿德曾经在卫星系统公司工作，但是他觉得法国小报津津乐道的理论——萨阿德被杀，并连累其他人被害是因为他贩卖情报——荒唐可笑。扎伊德确定他的哥哥不是商业间谍，也不是其他什么间谍。萨阿德是一个兼职机械工程师，他根本没有参与任何涉及机密的技术工作；他不掌握任何机密，也无法获取它们。并且无论如何，他如果真的是间谍，也会是很糟糕的那种。“萨阿德太爱说了。”他说，“一个喜欢胡说八道的人根本当不了间谍。”
扎伊德还确定，艾瑞克·马亚尔的判断也是错的。阿尔卑斯山凶手不太开能来自英国。他们何必呢？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杀死萨阿德，在家里杀掉他会容易得多。为什么要一路追到法国，还把他的家人都杀死？扎伊德认为，这件事的逻辑很简单直白：萨阿德和他的家人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成了当地一起谋杀案的连带受害者，而不是起因。很快警方就会查明的。
9月28日周五，案发23天之后，警察带着搜查令，再次敲开了扎伊德的家门。
第二章
与伊拉克的关联
9月9日，警方搜查了萨阿德·阿尔-希里的家，位于克莱盖特的都铎宅邸。电视卫星转播车排列在门外的街道上，记者们在蓝白相间的警戒线外探看，然后，他们被勒令退后200码，同时，住宅附近的人群也被疏散，皇家后勤队的拆弹部队被急召抵达现场。在房子后花园的一座小窝棚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物质——“可能具有危险性”，警方说。警方并没有公布具体发现，但后来证实并无险情。拆弹部队离开了，对萨阿德·阿尔-希里住宅的搜查有无收获则一直未对外公布。
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2012年10月上旬，安纳西地区检察官艾瑞克·马亚尔对外公布了该次搜查中的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个是萨阿德最近更换了门锁。另一个是警方发现萨阿德非法持有一支电击枪。马亚尔似乎在弱化这件事的重要性。“这可能类似于一个女人在皮包里放了一支防狼喷雾。”他告诉记者，“更多是为了防身，而非为了什么特殊目的。”
仍然没有证据显示萨阿德的工作与案件有关。对扎伊德公寓的搜查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警方密切调查了六周，八卦小报也在不停追踪，两条线索都没有什么进展，此时，另一条线索被透露出来。
两家欧洲报纸——德国的《图片报（Bild）》和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都援引了某德国匿名情报来源的消息说，萨阿德和扎伊德两人的父亲曾经从伊拉克境内帮萨达姆·侯赛因转移现金出境，并存入一个瑞士银行账户内。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暗黑理论——为了从一家日内瓦银行里取出一名独裁者隐蔽的财产，萨阿德惨遭暗杀。“阿尔卑斯山谋杀案受害人或与萨达姆的银行账户有关”，《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新闻标题称，相比之下他们还算收敛，因为《每日野兽（Daily Beast）》的标题则近乎荒谬：“新证据显示萨阿德·阿尔-希里和他的家人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私产被杀”。
萨阿德和扎伊德的父亲卡迪姆阿尔-希里（Kadimal-Hilli）在2011年去世时确实留下了一些现金，并存在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内。萨阿德也确实计划开车前往距离安纳西东部40分钟车程的日内瓦，他想去询问关于那个账户的一些情况，但是还没来得及去，他就先被害了。
但是这一令人震惊的推测突然爆出又突然消失，因为卡迪姆与萨达姆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两人都是伊拉克人。但是扎伊德对此感到格外愤怒。他的父亲卡迪姆·阿尔-希里在伊拉克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商人，他曾经从事律师工作，后来开始销售建筑材料、砖瓦水泥等等，生意成功之后，他开始转而销售棉纸，最终以出售禽肉为主业。扎伊德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去过父亲在巴格达郊区的孵化场。
但是1971年，卡迪姆举家搬到伦敦，原因非常关键：卡迪姆有一个叔叔，只比卡迪姆大5岁（两人亲如兄弟），被伊拉克情报局穆卡巴拉（Mukhabarat）逮捕并且失踪了整整一年。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永久损伤，讲话也断断续续含混不清。“显然，他遭到了严刑拷打。”扎伊德说。1970年，他的叔叔举家逃往英国，不到一年之后，卡迪姆和妻儿也追随他而去。“所以，被指控与那个恐怖的政权有关联……”，讲到这里，扎伊德气得说不下去。
卡迪姆在1974年回到伊拉克照看生意，扎伊德说，那又怎么样？卡迪姆的财产，他创造的一切都还在他的祖国。伊拉克是一个独裁国家，但是仍然有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系统，仍然需要建筑材料、棉纸和鸡肉，也需要提供这些物资的商人。为什么卡迪姆要放弃他所创造的一切？作为一个商人，谋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这个政权的同谋。
无论如何，扎伊德说，卡迪姆在1982年退休，带着他所有的钱回到英国。那是他的儿子被谋杀的30年之前。
扎伊德认为，这种猜测只是一堆流言中的一部分而已，散播这些的目的就是想暗示，他哥哥及其他人的死都是咎由自取。实际上，他觉得调查当局有种族歧视——宪兵队，特别是艾瑞克·马亚尔仅凭直觉就认定三个死在偏僻山区的阿拉伯人一定与某些阴谋有关。除此之外他们到那里还能为了什么呢？他们会这样告诉自己，还有什么原因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呢？ “坦白跟你说，我觉得他们根本没调查。”扎伊德说，“我觉得他们主观上希望这些阿拉伯人是恐怖分子或者毒贩。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说，对法国人来讲，跑到英国来调查是很容易的事，这样他们就不必在法国当地寻找答案了。
“另一方面来说，”他说，“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一句，他们说这件事与法国自行车手无关。他只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好吧，这两个结论是相互矛盾的，你懂吗，案件与那个法国人有关的可能性应该至少一半吧？”
那一半的可能性对于扎伊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乎他的哥哥是主要被害人还是连带受害者，也关乎扎伊德自己是否能够摆脱嫌疑。如果这一切与萨阿德根本无关呢？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个法国自行车手引发的呢？
第三章
自行车手
法国自行车手名叫西尔万·莫里尔，45岁，离异，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两个是与前妻所生，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是与现在同居的女友所生。他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但是骑着一部价值不菲的自行车出现在通往希瓦林的陡峭山路上，仍然有些不对劲，这部车完全不适合在那条凹凸不平的道路上骑行。“看到有人骑着一辆比赛用的自行车出现会让人有点儿吃惊，因为参加比赛的自行车手都会精心照顾自己的车，”一名当天也在希瓦林地区骑行的英国车手告诉英国广播公司。“坑洼的路面很容易毁坏车轮。”
直到不久之前，莫里尔都在距离安纳西湖地区东南几英里的优劲（Ugine）小城的一家工厂上班。那家工厂隶属于法国阿海珐核能集团（AREVA）下属的欧洲锆业公司（Cezus）所有，阿海珐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核原料供应商之一。在优劲的生产线上，锆、铪、钛和钽金属被生产成合金，然后被做成锭块和坯件，随后被压制成核反应堆需要的组件，主要是用作燃料棒的外壳。但是莫里尔被害时已经从工厂离职，因为他申请了3年的长期休假。
他身中五枪，比其他人数量都多，头部中两枪。现场案发时的一种推测认为，莫里尔是第一个中枪的人，他的胸部也中了两枪。
被害后的几周内，对于莫里尔的身份出现了多种说法，有的说他是一名冶金学家，也有说他是阿海珐集团一名高级经理。结合对他生活状态的描述——离婚，失业，核技术人员——一个貌似有道理的推测产生了。当今世界上，很多机构甚至是国家——比如伊朗——都想购买核机密。而另一些国家和机构——最著名的就是以色列以及摩萨德——则非常希望这些技术细节不要被扩散出去。杀掉一个变节的法国技术人员能够有效制止一起黑市交易；杀掉其他三个人，并且试图杀掉一个小女孩……好吧，有时候这类事情操作起来是会失控的。
又或者，萨阿德也并不是碰巧出现在那里的。也许法国冶金学家与伊拉克裔的卫星工程师是一丘之貉。也许他们一起被杀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伙儿的。
听到这些推测，艾瑞克·马亚尔只是点点头，他双唇紧闭，嘴角轻轻上扬，看不出是不耐烦还是茫然。“对于小说家来说，”他最终开口说道，“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他微笑着。他的办公室俯瞰着河流，晚春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韦里耶山（Mont Veyrier）在左侧伫立，而灰蓝色的拉托内特山（La Tournette）峰顶仍带着积雪。这是一个坐落在全欧洲最清澈的湖水边的中世纪小城，但即便是在这里，谋杀案也与文学创作相去甚远，最多是八卦小报上的两个段落而已。它与在克利夫兰、亚特兰大或者阿尔伯克基发生的谋杀案都没有任何分别。“谋杀，”马亚尔用全世界所有警察和检察官的口吻说，“不是关于性就是关于钱。”
到那个下午为止，阿尔-希里一家和莫里尔已经被杀两年六个月十八天。当时调查人员调查了莫里尔的职业。小说家们的猜想几乎立即瓦解，因为其中一个细节并不正确：莫里尔既不是冶金学家，也不是高级经理，他是个电焊工。他根本无法接触到核机密，而且，优劲工厂的生产线上可能也根本没有任何机密可言：它的生产范围全都展示在该公司的网站上了。（这家工厂擅长“真空电弧熔炼”技术。）
莫里尔也并不认识萨阿德·阿尔-希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两人有过任何联系，没有电话或者短信记录，也没有电子邮件往来。确实，马亚尔承认，他们可能使用无法追踪到的方式和随弃的电话进行联络，但是这又像是回到了间谍小说的情节中了。此外，所有的死者被害时身上都带着移动电话。
经过几年的调查，马亚尔也开始同意扎伊德对于萨阿德的评价：他和莫里尔都不是什么间谍。他的工作也不涉及机密，他随身带着电脑和U盘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找工作。
所以或许凶手的作案动机与其他谋杀一样，是因为性或者钱？
马亚尔了解到，莫里尔为人轻佻风流，喜欢追求女色。但这里是法国，这并不稀奇。也许是某个丈夫醋意大发开了杀戒，但是至于一下残杀4个人并且还要杀掉一个儿童吗？“看起来并不现实。”他说。而且，根据调查，莫里尔那些狂浪的日子，即便真的存在过，也已经是过去时了。他已经与自己的女朋友，药剂师克莱尔·舒茨（Claire Schutz）在一起两年多，两人还刚刚生了一个孩子。
那就剩下谋财害命了。谋杀发生3个月后，一个英国记者报道，2011年秋天，克莱尔·舒茨“成为了名义上的百万富翁”，因为她的父亲把自己的药房转给了她。被杀的高山自行车手或与情人有财产不和，《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12月16日的标题这样写着。根据报道，舒茨家中对于莫里尔与克莱尔关系的不满逐渐激化。（对此我们无从查证，因为舒茨家族通过律师回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莫里尔的一个兄弟直接挂断电话，另一个兄弟则只是说他与西尔万并不亲近，也厌倦了记者的打扰。）
马亚尔并没有详读这篇报道，但是他了解大概内容：克莱尔·舒茨的家人买凶杀掉了莫里尔，阿尔-希里一家不幸也在现场。马亚尔摇了摇头，这个可能性很久前已经被排除了。克莱尔还不是百万富翁，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是，他说。她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从父亲手里买下了药房，并且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法律上来说莫里尔都没有觊觎这笔钱的可能性，因为两人并未结婚。而且，谁会为了只有理论上存在的未来的财务纠纷而对陌生人大开杀戒？不过，这个故事被媒体大肆报道他也并不意外，特别是英国的媒体。 “很多英国人，包括英国记者都不能认同案情源于英国，”马亚尔说。然后他笑了。“我想，百年战争仍然没有完结。”
或许吧。但是更多的人，无沦是不是英国人，都无法相信，几十名警屎都查不清这起树林中的凶案。安纳西是一个旅游城市，村庄和露营地都遍布着来度假的游客、登山者、骑行者以及滑翔伞运动员等等。这些人通常并不是谋杀犯惯常选择的目标，这里也不是凶杀高发地带。因此，案发一定事出有因。
第四章
逮捕
案发当天，那片山区还有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出现过。两名护林工人在停车场前面拦住了他，因为该区域禁止摩托车进入。然后那个人骑车沿着公路离开。那位英国自行车手，就是在希瓦林注意到莫里尔以及他的比赛自行车的那个人，也在上山途中遇到过他。
几分钟之后，英国人发现了尸体，萨阿德汽车的引擎仍在启动状态，车轮在泥土里空转。
护林工人清楚地看到了摩托车手的面孔，画像师根据描述进行了画像。他留着山羊胡子，眉毛浓重，戴着一个黑色的头盔。头盔的款式是十年前法国警方定制的一种型号，只有八千个头盔被做成黑色。
一个戴着警用头盔的男人出现在凶案现场附近，至少他是个重要的目击证人。也可能他就是凶手，一个警察败类，雇佣杀手。考虑到这个人并未主动出现并协助调查这起广受关注的案件，后一种可能性并非无稽之谈。
他的画像并没有被公布出去，也没有印在报纸上或者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所以，这个摩托车手可能会觉得他行凶之后完美脱身了。没有理由对外界透露警方还在寻找一位目击证人，没有必要打草惊蛇。
扎伊德·阿尔-希里的公寓遭到搜查之后一个月，秋冬交替的时节，英国警方又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他并没有说具体讯问的内容是什么，但可想而知，至少其中有些问题与他父亲的资产以及在瑞士的银行账户有关。（根据政策与隐私保护的规定，英国警方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在此期间，一位瑞士检察官指控扎伊德试图使用一张未经授权的银行卡从他父亲在日内瓦的账户中提取现金；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则指责他伪造遗嘱；艾瑞克·马亚尔也明确称他——以及萨阿德和卡迪姆——为骗子。“无论如何，”马亚尔告诉我，“这家人不仅欺骗英国法律系统，还在家庭内部互相欺骗。”
扎伊德说，所有这些指控，英国警方都核查过，最后都被认为是毫无根据的，他也并未被控犯下任何一项罪行。不过，由于两兄弟因为遗产问题存在不和，甚至有过一次大打出手并反目，那么财产仍然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调查方向。
到2013年4月，经过7个月的讯问与陈述之后，英国警方再次传唤扎伊德。这次讯问持续了8小时。他回答了所有曾经回答过的问题；警方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他也没有给出什么新答案。不过，两周后警方还是又一次传唤他。那次讯问持续了两个小时。
6月6日，一名法国警官在一个英国翻译的陪同下，向扎伊德出示了一张传票，要求他以证人身份到法国接受讯问。扎伊德拒绝了。“我不相信他们。”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法国当局告诉我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我都会觉得他们在说谎。”要是法国人从他用过的纸巾和汽水罐上提取了他的DNA怎么办？扎伊德不想让自己的DNA落到法国人手里。
之后近乎三周，去法国这件事没有任何下文。他知道法国人不能逼他去，除非他们能够从英国法庭得到决议——而他相信，任何一家英国法庭在看过相关证据之后，都会因为证据缺乏而拒绝作出该项决议。
但是，2013年6月最后一个周一的早上7点半，两名女警官敲响他的房门。“我们是来逮捕你的。”她们告诉他，“罪名是策划谋杀。”
第五章
新闻记者与谋杀案
扎伊德的被捕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也并不是什么关键突破。起初很有希望的线索——如同之前的间谍、私通甚至萨达姆等等线索一样——总是不堪深究。8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追踪每条线索的进展（没有一条有实质性发现），扎伊德被捕之后的两年，我仍然在追踪这个案子。一直没有被侦破的凶杀案并不罕见——例如在美国，每年有几千桩此类案件，而连环杀手之所以成为连环杀手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十、第二十次犯罪后仍然没有被抓到。但是你会觉得这起四人死亡的凶案应该不难侦破才对，到现在毫无头绪，只能说明警方太无能或者杀手太完美。
去年春天，3月的时候，我去看望了扎伊德。记者们已经不再纠缠他，但是由于他哥哥被杀，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里太多次，名誉也受到了损害。“对对，那些度假的人，”当我提到阿尔卑斯山的杀人案时，伦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还想得起来。“太糟糕了，是他弟弟干的，对吧？”
扎伊德住在距离滑铁卢往南几站的地方，从他的公寓走路就可以到火车站。他请我喝茶吃饼干，后来我们还一起在街对面的炸鱼店里共进午餐。他情绪不错，但他也发现面对警方和媒体问到他哥哥一家被杀时，这种情绪还是应该收敛些。“他们觉得我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他说。
比如，痛哭流涕？
他眨了眨眼。“我就是我，我不喜欢装样子。”
因为蓄意谋杀自己的亲哥哥及其家人而被捕虽然有失颜面，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扎伊德知道自己没有做过，而英国警方似乎也不相信他是个危险的犯罪分子，更何况是身负数条人命的杀人犯了。前来逮捕他的警察还耐心等着他沐浴更衣完毕才把他带走。她们没有给他戴手铐，还把车停在街区的尽头以免引起注意。他们也没有对外公布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公开确认他的被捕。
扎伊德在一间格外舒适的牢房里度过了一晚——“房间里有个按钮，如果你想喝茶或者什么就可以按钮叫人来，像酒店的客房服务一样”——狱卒还允许他服用了一些柔性镇静药，因为他在不熟悉的环境里比较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他就获得保释出狱了。在美国，这类恶性凶案的嫌疑人要想获得保释，必须经过法官听证，并且需要有实质的担保，比如足够的现金来确保被告人会回来出庭。但是在萨里，扎伊德只得到一份表格，上面警告他不要去影响其他证人，并且要继续在他位于切辛顿的公寓居住。他没有交纳保释金，也没有交出他的护照；实际上，他在2013年秋天还到过婆罗洲和香港，当时他仍在保释期之内。 除此之外，扎伊德对于这起案件的了解并不比任何正规媒体及其热心读者们知道的更多。
所以我到法国去了一趟。探访了位于案发地点附近安纳西湖旁边的小村希瓦林。
希瓦林只有一条主干道，对于一个只有207个居民的小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条路经过一个为战争中丧生的当地年轻人竖立的纪念碑，还有一座小教堂以及所附的墓地。在路的另一边，石墙上趴着的一只猫，因为听到我菲亚特轿车的声音而突然惊厥。村子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牛棚，然后是一个丰沛的牧场，随后，这条路就继续往山上延伸到密林中去了。
路面上散落着树枝，到桥边的路段上已经完全被残枝败叶覆盖住了。
我向村里小铺的一个店员问，是否最近有暴风雨，把树干吹倒，阻断了道路？
没有，她说。
那么路面不该被清理干净吗？
是的，她觉得应该是。早晚会的，但是不着急，她说。“实际上”不会有人开车走那条路。
她没问我为什么想知道，也没问我是否想开车沿那条路进山。她很和善，但一点儿不好奇。很久之前她就已经厌倦了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人问东问西了。
法国国家警察也没有任何帮助。关于希瓦林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无可奉告”的标签，并且，警方的新闻发言人说短期内这种状态不会发生变化。不过这一禁令并没有管住安纳西地区检察官艾瑞克·马亚尔，他很乐于，至少是愿意与我见面。（他也是近距离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里唯一一个愿意和我交谈的）他很耐心仔细，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对于不能作答的几个细节，他也解释了原因。他告诉我的一切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他不知道是谁杀了那四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不知道谁是主要受害人，谁是连带受害人。
没有理由认为警方办案不力，或者背后有阴谋。
所以就剩下完美谋杀这一个理由。或者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凶手走了好运，逃脱了追查。
凶案发生一年多以后，2013年10月，法国警方终于公布了摩托车手的画像。冒一下打草惊蛇的风险总好过永远找不到他——无论他是重要目击者还是凶手本人。
警方确实追查了每条线索。那位英国自行车手也曾被列为嫌疑人。他的名字叫布瑞特·马丁（Brett Martin），是一名退役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湖区南部小村里有一处度假屋。案发当天他也在该地区骑行，是他最先发现了血迹和尸体。
一个英国家庭和一个法国自行车手被一名出手利落的枪手杀害，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是一名在法国居住的英国退役军人？这未免太巧了吧？鉴证人员对他进行了火药残留物的检测，警方反复验证了他的证词。马丁发誓说自己骑行时并没有听到200米外的21声枪响，警探们为此进行了声学实验。他们发现，在河水喧流的声音干扰中，人的大脑确实不易辨别远处发出的爆破声是枪响还是其他，马丁确实听不到。
调查继续。马亚尔说，欧洲的每一家卫星公司都仔细查看了2012年9月5日当天的卫星图像，侦探们也在图像上仔细辨别了所有可疑痕迹——轮胎印、车辆、身份不明的行人等等。在阿尔-希里的车里发现了两个未知身份的DNA样本，他们与全欧洲每一个DNA数据库进行了比对，没有发现吻合。（这两个样本或许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一个是前保险杠上的一些皮肤细胞，应该是路人经过留下的，另一个在驾驶座地毯下面，很可能是某个汽车推销员的。案发当天，有4000部手机通过附近的信号塔进行过通讯，每一个手机号码都被筛查过，以期找到潜在目击者，或者凶手本人。
2014年2月，宪兵队敲开了艾瑞克·迪瓦赛克斯（Eric Devouassoux）的房门，他是拉塞尔地区（Lathuile）的居民，48岁，他的电话号码就在那4000个之内。他的面貌看起来与那位摩托车手相似，在案发前几周，他申请到了持枪执照，并且刚刚因为脾气暴躁而被推出警察队伍。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与阿尔一希里或者莫里尔有关，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去过案发现场。不过，他家里有很多枪，违反了相关规定，所以他被控非法买卖枪支。（马亚尔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耸了耸肩，意思是这家伙太不走运。迪瓦赛克斯也不接受我的采访。对他的指控后来也被撤销了。）
余下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个线索就是一辆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的灰色宝马四驱车。只有一名目击者说见到过这辆车，他也是护林工人，还是一名宝马车爱好者。
“有句老话说，”马亚尔说，“孤证不能成立。”
好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是整整一年。没有新的线索，没有新的嫌疑人。扎伊德被捕，又立刻被释放了。
“我们已经尝试了所有可能性，”马亚尔在凶案两周年那天告诉记者。“但或许我们确实遇到了一起完美谋杀案。”
第六章
完美的犯罪
2012年8月30日，萨阿德·阿尔-希里开车驶出加莱港，警方调取了所有能够取得的交通监控录像，确认他并没有被人跟踪。
案发当天早上，萨阿德问女儿扎伊纳布下午有什么安排，是想去安纳西地区购物，还是到林子里走走。扎伊纳布说想去森林里。萨阿德向营地的人询问了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带家人去转转，随后，萨阿德带着一家人开车上山了，并且可能迷了路。
萨阿德与西尔万·莫里尔在途中相遇，后者貌似也迷路了，但他没有退回或者转弯，而是一路向山顶骑去，中间他接了个电话，是他女友打来的，他说自己一定要登顶，之后会给她回电。
他来到山顶，在萨阿德的汽车附近停下，两人可能交谈过，一定是萨阿德先搭讪的，他很外向，扎伊德说他爱聊天并且很友善。或许他问起莫里尔的自行车，他喜欢自行车。
然后，枪响了。
一份初期的报告说，萨阿德鞋子上的血迹表明是莫里尔先中枪的，在萨阿德奔向车子寻求保护的时候，莫里尔已经血溅当场。但是马亚尔坚称，调查者仍无法确定谁是主要被攻击对象。
只有一名杀手，马亚尔对此非常肯定。枪法奇准并命中要害，表明凶手是一名职业杀手；能够一下杀掉这么多人，说明他经验丰富；试图杀害儿童，说明他心狠手辣。但是，他在现场留下了21枚弹壳，职业杀手一般不会这样做，并且他使用的是一支7.65口径鲁格手枪，是六十年前瑞士军方的配置，职业杀手未必会选择使用这种枪。警方经过调查，确认了枪支型号，他们还推测，枪手用枪托击打扎伊纳布是因为他的子弹用完了，这也不太符合职业杀手的特征。
除此之外，马亚尔无法确认任何事。他找不到莫里尔或萨阿德被害的动机。到2015年3月，连最渺茫的嫌犯，那个摩托车手，都被排除了。
并且，马亚尔说，客观上来说，扎伊德作案的可能性也很小。就算他们兄弟两人互相有积怨，想要霸占对方的财产，也不等于要把所有人都杀死。
此外，当天没有人事先知道萨阿德一家会到山上去，这是扎伊德不太可能作案的另一个关键。
所有线索到最后都只剩下这个结论：萨阿德和莫里尔都不是被追杀的目标。他们都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而已。
那么，凶手有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由于只有他或她自己知道的原因，随意朝5个陌生人开了21枪。这类犯罪太罕见了，但也并非全无可能。一个疯子以精准的枪法和杀手的风格，随机杀害了一些路人。
警方将军方档案与附近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了交叉核查，发现近期并无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出院。但是在2014年4月，他们在排查克莱尔舒茨的熟人时，把一名退伍军人叫去讯问。他是50岁的帕特里斯·梅内戈尔多（Patrice Menegaldo），在优劲小镇居住。讯问进行了一个小时，他被送回家。
两周后，梅内戈尔多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自杀了。
“他留下一封遗书说自杀原因是不能忍受自己被当作杀人嫌疑犯对待。”马亚尔皱着眉说，“这听上去不太可信。一个退伍军人被警方讯问了1个小时，就受不了自杀了。”
一点儿都不可信。尤其警方讯问他时，是将他作为目击者和证人，而非犯罪嫌疑人。
除非，或许，他自己觉得受到了怀疑。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觉得？警探们没有指控他，也没有逮捕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与案件有任何关系，克莱尔甚至不记得自己认识他。
他就是凶手，他就是在森林里开枪的那个人，这是我们想相信的。他符合一个神经错乱的枪手的特征。一个疯子由于自责最终自杀，这也合理。
但是为什么要在被讯问后两个月才举枪自尽？为什么还留下一份七页的遗书？
或许他只是一个精神抑郁的老兵，有着说不尽的理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切都不确定，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显示他当天在现场。
最后一个线索也断了。或许，摆在马亚尔面前的，确实是一起完美的谋杀。
第一章
阿尔卑斯山区的谋杀
驾车人是一名生于伊拉克的英国工程师，曾经在英国萨里（Surrey）的一家卫星系统公司供职，或许这就是导致他以及其他人丧命的原因。2012年9月一个周三的下午，萨阿德·阿尔-希里（Saad al-Hilli）驾着他那辆栗色宝马轿车，离开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安纳西湖（Lake Annecy）边的一处露营地，他经过了一个叫作希瓦林（Chevaline）的小村，在村子的尽头，公路延伸到密林中。从希瓦林出来的这条路是上坡，陡峭并且坑坑洼洼，还要通过几座架在喧腾奔涌的河流上的狭窄桥梁。这条3公里的路段没有任何转弯或者岔路，只能一路向前开，到最后，连路都没有了。公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停车场，萨阿德把车头朝向森林的边缘，停在了那里。
9月5日是个好天气，阳光从随风摇曳的树叶缝隙中泼洒下来。50岁的萨阿德和他的大女儿，7岁的扎伊纳布（Zainab）站在车外，可能他和旁边一个骑行上坡的当地自行车手聊了几句，可能只是在欣赏风景。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了。
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第一阵枪声响起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藏在树林中的凶手。
萨阿德大喊着让扎伊纳布躲进车里。他快步奔向车门，扭身坐进驾驶位。但是扎伊纳布一动不动，冻僵一般呆立当场。萨阿德可能没有意识到，不然的话，什么样的男人能把自己的女儿丢在那里不管？他挂上倒挡，向左猛转方向盘，踩下了油门。宝马车颤抖着向后飞掠出一道半圆形弧线。当时，凶手已经从树林里出来了，就站在那个半圆的中心点上。轿车完成掉头，车尾朝向树林，轮胎突然陷入林木边缘松软的土壤里，一直空转却动弹不得。
萨阿德的保险杠剐蹭到了那位法国自行车手，车子掉头的时候也拖着他，最后，他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
当时萨阿德很可能已经死亡。他身中4枪，两枪在头部。他的妻子，47岁的牙科医生伊克巴尔（Iqbal）死在后座上，同样身中4枪，两枪在头部。她的母亲苏哈里亚·阿拉芙（Suhaila al-Allaf）也死了，身中3枪，两枪在头部。自行车手则身中5枪，两枪在头部。扎伊纳布仍然活着，但命在旦夕：她肩部中了一枪，然后头部被凶手用枪托猛烈击打。
凶手一共开了21枪，多数是向一辆移动中的汽车射击。17枪子弹击中受害者，其中8枪击中头部。没有一枪打在车门、车身、挡泥板或者宝马车的其他部位。
很显然，他是一名职业杀手。
一名路过的英国自行车手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扎伊纳布，几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隶属于法国军方并负责郊区治安的宪兵队（gendarmes）也紧随其后蜂拥来到这片山区。
穿制服的士兵封锁了案发地区附近的公路，鉴证人员在现场收集弹壳并标注其散落位置，他们对血迹拍照，检查萨阿德的宝马轿车，没有触碰任何一具尸体。他们的工作非常小心，以至于几乎8个小时之后，他们才注意到萨阿德4岁的小女儿齐娜（Zeena）一直躲在她死去母亲的裙子下面，仍然活着且毫发无伤。
安纳西湖地方检察官艾瑞克·马亚尔（Eric Maillaud）谈到现场的血腥场面时说：“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凶手毫无人性。”53岁的马亚尔担任检察官已经11年，其中5年是在安纳西，这是一个平静安详的小城，罕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发生。每年会有一两起命案，但都属于常见类型：家庭暴力、入室抢劫或者争吵升级引发的一时冲动。但是在山区居然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案？“能够杀死这么多人的凶手很不常见。”马亚尔说，“而且他还试图杀死儿童？”他缓慢地摇了摇头。“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凶手野蛮残暴。我们目前只知道这些。”
野蛮残暴或许是警方对凶手的最初判定，但是其他判断——那些显而易见并且合乎情理的推测——很快就随之而来。无论多么训练有素并平心静气的警探都会与任何外行一样，受到直觉与偏见的影响。在森林中有四个人被杀，其中一名死者是本地人，一位自行车爱好者。其他三名死者是陌生人，外国人，带头的是一名阿拉伯工程师，他在湖边露营地的笔记本电脑和U盘里有大量技术数据与复杂的图表——这是间谍与恐怖分子常用的装备。
所有死者的头部都中两弹，这是受过训练的特派杀手的行事方式。
在当时来看，真相已经非常明显了。萨阿德·阿尔一希里遭到了追杀。他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与家人一同出行，因此导致家人也惨遭杀害。那个法国人呢？他是个倒霉蛋而已，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扎伊德·阿尔-希里（Zaidal-Hilli）是在案发第二天的9月6日得知自己哥哥的死讯的。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看到了电视新闻，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发生四人死亡的凶杀案，这件事在欧洲媒体上引发了大量关注。
当天下午，他到自己居住地英国伊舍（Esher，England）的警察局去询问详情，但是无论值班警察还是重案组的侦探，他们知道的不比他多。
第二天，警方来到他的公寓，正式向他宣布他哥哥死了。门外的人行道上聚满了记者，所以警方好心地护送他出门，把他安置在临时宿舍里——“就像是一个小酒店的房间，真的。”扎伊德说——他先被安置在萨里，然后又转往苏塞克斯（Sussex）。英国警方让扎伊德提供他在8月25日至9月5日的行踪去向，并且还取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在地方警察局待了两周之后，媒体终于散去，扎伊德也回家了。
英国调查人员从一开始就在协助他们的法国同行，这是国际谋杀案件的侦办程序。要找出一个人被杀的原因，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了解这个人——他的日常行为和习惯，以及他生活中见不得人的秘密。所以，法国警方越过海峡来到英国，马亚尔也在其中，他们开始一连串的讯问，并调取档案，申请搜查令。英国警方则按照国际谋杀案件的侦办惯例，对他们的法国同行予以协助。案发几天之后，法国警方就已经确信，有人想要置萨阿德·阿尔-希里于死地。“毫无疑问，”9月13日，马亚尔在伦敦附近告诉记者，“案发的源头是在英国。” 扎伊德对所谓的源头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去了法国。他知道他喜欢旅行，在他的宝马车后面拖了一辆宾士顿（Burstner）房车。但是扎伊德并不知道他去了安纳西，他印象中兄弟两人很小的时候到日内瓦去度过一次假。并且让他觉得有点儿怪的是，萨阿德在夏末才会带着女儿们去露营，而这个时候学校都开学了。
实际上，扎伊德对于萨阿德的近况知之甚少。两兄弟从2011年10月以来就没再说过话，只通过律师交流，解决两人已故父亲的财产分配问题。父亲的遗产包括存在一家瑞士银行账户里的一百万美元、伦敦南部克莱盖特（Claygate）的一座房子以及西班牙的一问小公寓，对于如何分配这些财产，兄弟两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引发了并不愉快的争执，但是扎伊德认为他和哥哥都在采取文明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没有结仇。”他说，“没有骑在马上向对方开枪”，而是让各自的律师向对方发送信件和诉状。
他知道萨阿德曾经在卫星系统公司工作，但是他觉得法国小报津津乐道的理论——萨阿德被杀，并连累其他人被害是因为他贩卖情报——荒唐可笑。扎伊德确定他的哥哥不是商业间谍，也不是其他什么间谍。萨阿德是一个兼职机械工程师，他根本没有参与任何涉及机密的技术工作；他不掌握任何机密，也无法获取它们。并且无论如何，他如果真的是间谍，也会是很糟糕的那种。“萨阿德太爱说了。”他说，“一个喜欢胡说八道的人根本当不了间谍。”
扎伊德还确定，艾瑞克·马亚尔的判断也是错的。阿尔卑斯山凶手不太开能来自英国。他们何必呢？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杀死萨阿德，在家里杀掉他会容易得多。为什么要一路追到法国，还把他的家人都杀死？扎伊德认为，这件事的逻辑很简单直白：萨阿德和他的家人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成了当地一起谋杀案的连带受害者，而不是起因。很快警方就会查明的。
9月28日周五，案发23天之后，警察带着搜查令，再次敲开了扎伊德的家门。
第二章
与伊拉克的关联
9月9日，警方搜查了萨阿德·阿尔-希里的家，位于克莱盖特的都铎宅邸。电视卫星转播车排列在门外的街道上，记者们在蓝白相间的警戒线外探看，然后，他们被勒令退后200码，同时，住宅附近的人群也被疏散，皇家后勤队的拆弹部队被急召抵达现场。在房子后花园的一座小窝棚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物质——“可能具有危险性”，警方说。警方并没有公布具体发现，但后来证实并无险情。拆弹部队离开了，对萨阿德·阿尔-希里住宅的搜查有无收获则一直未对外公布。
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2012年10月上旬，安纳西地区检察官艾瑞克·马亚尔对外公布了该次搜查中的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个是萨阿德最近更换了门锁。另一个是警方发现萨阿德非法持有一支电击枪。马亚尔似乎在弱化这件事的重要性。“这可能类似于一个女人在皮包里放了一支防狼喷雾。”他告诉记者，“更多是为了防身，而非为了什么特殊目的。”
仍然没有证据显示萨阿德的工作与案件有关。对扎伊德公寓的搜查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警方密切调查了六周，八卦小报也在不停追踪，两条线索都没有什么进展，此时，另一条线索被透露出来。
两家欧洲报纸——德国的《图片报（Bild）》和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都援引了某德国匿名情报来源的消息说，萨阿德和扎伊德两人的父亲曾经从伊拉克境内帮萨达姆·侯赛因转移现金出境，并存入一个瑞士银行账户内。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暗黑理论——为了从一家日内瓦银行里取出一名独裁者隐蔽的财产，萨阿德惨遭暗杀。“阿尔卑斯山谋杀案受害人或与萨达姆的银行账户有关”，《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新闻标题称，相比之下他们还算收敛，因为《每日野兽（Daily Beast）》的标题则近乎荒谬：“新证据显示萨阿德·阿尔-希里和他的家人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私产被杀”。
萨阿德和扎伊德的父亲卡迪姆阿尔-希里（Kadimal-Hilli）在2011年去世时确实留下了一些现金，并存在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内。萨阿德也确实计划开车前往距离安纳西东部40分钟车程的日内瓦，他想去询问关于那个账户的一些情况，但是还没来得及去，他就先被害了。
但是这一令人震惊的推测突然爆出又突然消失，因为卡迪姆与萨达姆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两人都是伊拉克人。但是扎伊德对此感到格外愤怒。他的父亲卡迪姆·阿尔-希里在伊拉克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商人，他曾经从事律师工作，后来开始销售建筑材料、砖瓦水泥等等，生意成功之后，他开始转而销售棉纸，最终以出售禽肉为主业。扎伊德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去过父亲在巴格达郊区的孵化场。
但是1971年，卡迪姆举家搬到伦敦，原因非常关键：卡迪姆有一个叔叔，只比卡迪姆大5岁（两人亲如兄弟），被伊拉克情报局穆卡巴拉（Mukhabarat）逮捕并且失踪了整整一年。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永久损伤，讲话也断断续续含混不清。“显然，他遭到了严刑拷打。”扎伊德说。1970年，他的叔叔举家逃往英国，不到一年之后，卡迪姆和妻儿也追随他而去。“所以，被指控与那个恐怖的政权有关联……”，讲到这里，扎伊德气得说不下去。
卡迪姆在1974年回到伊拉克照看生意，扎伊德说，那又怎么样？卡迪姆的财产，他创造的一切都还在他的祖国。伊拉克是一个独裁国家，但是仍然有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系统，仍然需要建筑材料、棉纸和鸡肉，也需要提供这些物资的商人。为什么卡迪姆要放弃他所创造的一切？作为一个商人，谋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这个政权的同谋。
无论如何，扎伊德说，卡迪姆在1982年退休，带着他所有的钱回到英国。那是他的儿子被谋杀的30年之前。
扎伊德认为，这种猜测只是一堆流言中的一部分而已，散播这些的目的就是想暗示，他哥哥及其他人的死都是咎由自取。实际上，他觉得调查当局有种族歧视——宪兵队，特别是艾瑞克·马亚尔仅凭直觉就认定三个死在偏僻山区的阿拉伯人一定与某些阴谋有关。除此之外他们到那里还能为了什么呢？他们会这样告诉自己，还有什么原因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呢？ “坦白跟你说，我觉得他们根本没调查。”扎伊德说，“我觉得他们主观上希望这些阿拉伯人是恐怖分子或者毒贩。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说，对法国人来讲，跑到英国来调查是很容易的事，这样他们就不必在法国当地寻找答案了。
“另一方面来说，”他说，“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一句，他们说这件事与法国自行车手无关。他只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好吧，这两个结论是相互矛盾的，你懂吗，案件与那个法国人有关的可能性应该至少一半吧？”
那一半的可能性对于扎伊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乎他的哥哥是主要被害人还是连带受害者，也关乎扎伊德自己是否能够摆脱嫌疑。如果这一切与萨阿德根本无关呢？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个法国自行车手引发的呢？
第三章
自行车手
法国自行车手名叫西尔万·莫里尔，45岁，离异，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两个是与前妻所生，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是与现在同居的女友所生。他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但是骑着一部价值不菲的自行车出现在通往希瓦林的陡峭山路上，仍然有些不对劲，这部车完全不适合在那条凹凸不平的道路上骑行。“看到有人骑着一辆比赛用的自行车出现会让人有点儿吃惊，因为参加比赛的自行车手都会精心照顾自己的车，”一名当天也在希瓦林地区骑行的英国车手告诉英国广播公司。“坑洼的路面很容易毁坏车轮。”
直到不久之前，莫里尔都在距离安纳西湖地区东南几英里的优劲（Ugine）小城的一家工厂上班。那家工厂隶属于法国阿海珐核能集团（AREVA）下属的欧洲锆业公司（Cezus）所有，阿海珐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核原料供应商之一。在优劲的生产线上，锆、铪、钛和钽金属被生产成合金，然后被做成锭块和坯件，随后被压制成核反应堆需要的组件，主要是用作燃料棒的外壳。但是莫里尔被害时已经从工厂离职，因为他申请了3年的长期休假。
他身中五枪，比其他人数量都多，头部中两枪。现场案发时的一种推测认为，莫里尔是第一个中枪的人，他的胸部也中了两枪。
被害后的几周内，对于莫里尔的身份出现了多种说法，有的说他是一名冶金学家，也有说他是阿海珐集团一名高级经理。结合对他生活状态的描述——离婚，失业，核技术人员——一个貌似有道理的推测产生了。当今世界上，很多机构甚至是国家——比如伊朗——都想购买核机密。而另一些国家和机构——最著名的就是以色列以及摩萨德——则非常希望这些技术细节不要被扩散出去。杀掉一个变节的法国技术人员能够有效制止一起黑市交易；杀掉其他三个人，并且试图杀掉一个小女孩……好吧，有时候这类事情操作起来是会失控的。
又或者，萨阿德也并不是碰巧出现在那里的。也许法国冶金学家与伊拉克裔的卫星工程师是一丘之貉。也许他们一起被杀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伙儿的。
听到这些推测，艾瑞克·马亚尔只是点点头，他双唇紧闭，嘴角轻轻上扬，看不出是不耐烦还是茫然。“对于小说家来说，”他最终开口说道，“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他微笑着。他的办公室俯瞰着河流，晚春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韦里耶山（Mont Veyrier）在左侧伫立，而灰蓝色的拉托内特山（La Tournette）峰顶仍带着积雪。这是一个坐落在全欧洲最清澈的湖水边的中世纪小城，但即便是在这里，谋杀案也与文学创作相去甚远，最多是八卦小报上的两个段落而已。它与在克利夫兰、亚特兰大或者阿尔伯克基发生的谋杀案都没有任何分别。“谋杀，”马亚尔用全世界所有警察和检察官的口吻说，“不是关于性就是关于钱。”
到那个下午为止，阿尔-希里一家和莫里尔已经被杀两年六个月十八天。当时调查人员调查了莫里尔的职业。小说家们的猜想几乎立即瓦解，因为其中一个细节并不正确：莫里尔既不是冶金学家，也不是高级经理，他是个电焊工。他根本无法接触到核机密，而且，优劲工厂的生产线上可能也根本没有任何机密可言：它的生产范围全都展示在该公司的网站上了。（这家工厂擅长“真空电弧熔炼”技术。）
莫里尔也并不认识萨阿德·阿尔-希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两人有过任何联系，没有电话或者短信记录，也没有电子邮件往来。确实，马亚尔承认，他们可能使用无法追踪到的方式和随弃的电话进行联络，但是这又像是回到了间谍小说的情节中了。此外，所有的死者被害时身上都带着移动电话。
经过几年的调查，马亚尔也开始同意扎伊德对于萨阿德的评价：他和莫里尔都不是什么间谍。他的工作也不涉及机密，他随身带着电脑和U盘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找工作。
所以或许凶手的作案动机与其他谋杀一样，是因为性或者钱？
马亚尔了解到，莫里尔为人轻佻风流，喜欢追求女色。但这里是法国，这并不稀奇。也许是某个丈夫醋意大发开了杀戒，但是至于一下残杀4个人并且还要杀掉一个儿童吗？“看起来并不现实。”他说。而且，根据调查，莫里尔那些狂浪的日子，即便真的存在过，也已经是过去时了。他已经与自己的女朋友，药剂师克莱尔·舒茨（Claire Schutz）在一起两年多，两人还刚刚生了一个孩子。
那就剩下谋财害命了。谋杀发生3个月后，一个英国记者报道，2011年秋天，克莱尔·舒茨“成为了名义上的百万富翁”，因为她的父亲把自己的药房转给了她。被杀的高山自行车手或与情人有财产不和，《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12月16日的标题这样写着。根据报道，舒茨家中对于莫里尔与克莱尔关系的不满逐渐激化。（对此我们无从查证，因为舒茨家族通过律师回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莫里尔的一个兄弟直接挂断电话，另一个兄弟则只是说他与西尔万并不亲近，也厌倦了记者的打扰。）
马亚尔并没有详读这篇报道，但是他了解大概内容：克莱尔·舒茨的家人买凶杀掉了莫里尔，阿尔-希里一家不幸也在现场。马亚尔摇了摇头，这个可能性很久前已经被排除了。克莱尔还不是百万富翁，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是，他说。她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从父亲手里买下了药房，并且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法律上来说莫里尔都没有觊觎这笔钱的可能性，因为两人并未结婚。而且，谁会为了只有理论上存在的未来的财务纠纷而对陌生人大开杀戒？不过，这个故事被媒体大肆报道他也并不意外，特别是英国的媒体。 “很多英国人，包括英国记者都不能认同案情源于英国，”马亚尔说。然后他笑了。“我想，百年战争仍然没有完结。”
或许吧。但是更多的人，无沦是不是英国人，都无法相信，几十名警屎都查不清这起树林中的凶案。安纳西是一个旅游城市，村庄和露营地都遍布着来度假的游客、登山者、骑行者以及滑翔伞运动员等等。这些人通常并不是谋杀犯惯常选择的目标，这里也不是凶杀高发地带。因此，案发一定事出有因。
第四章
逮捕
案发当天，那片山区还有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出现过。两名护林工人在停车场前面拦住了他，因为该区域禁止摩托车进入。然后那个人骑车沿着公路离开。那位英国自行车手，就是在希瓦林注意到莫里尔以及他的比赛自行车的那个人，也在上山途中遇到过他。
几分钟之后，英国人发现了尸体，萨阿德汽车的引擎仍在启动状态，车轮在泥土里空转。
护林工人清楚地看到了摩托车手的面孔，画像师根据描述进行了画像。他留着山羊胡子，眉毛浓重，戴着一个黑色的头盔。头盔的款式是十年前法国警方定制的一种型号，只有八千个头盔被做成黑色。
一个戴着警用头盔的男人出现在凶案现场附近，至少他是个重要的目击证人。也可能他就是凶手，一个警察败类，雇佣杀手。考虑到这个人并未主动出现并协助调查这起广受关注的案件，后一种可能性并非无稽之谈。
他的画像并没有被公布出去，也没有印在报纸上或者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所以，这个摩托车手可能会觉得他行凶之后完美脱身了。没有理由对外界透露警方还在寻找一位目击证人，没有必要打草惊蛇。
扎伊德·阿尔-希里的公寓遭到搜查之后一个月，秋冬交替的时节，英国警方又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他并没有说具体讯问的内容是什么，但可想而知，至少其中有些问题与他父亲的资产以及在瑞士的银行账户有关。（根据政策与隐私保护的规定，英国警方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在此期间，一位瑞士检察官指控扎伊德试图使用一张未经授权的银行卡从他父亲在日内瓦的账户中提取现金；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则指责他伪造遗嘱；艾瑞克·马亚尔也明确称他——以及萨阿德和卡迪姆——为骗子。“无论如何，”马亚尔告诉我，“这家人不仅欺骗英国法律系统，还在家庭内部互相欺骗。”
扎伊德说，所有这些指控，英国警方都核查过，最后都被认为是毫无根据的，他也并未被控犯下任何一项罪行。不过，由于两兄弟因为遗产问题存在不和，甚至有过一次大打出手并反目，那么财产仍然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调查方向。
到2013年4月，经过7个月的讯问与陈述之后，英国警方再次传唤扎伊德。这次讯问持续了8小时。他回答了所有曾经回答过的问题；警方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他也没有给出什么新答案。不过，两周后警方还是又一次传唤他。那次讯问持续了两个小时。
6月6日，一名法国警官在一个英国翻译的陪同下，向扎伊德出示了一张传票，要求他以证人身份到法国接受讯问。扎伊德拒绝了。“我不相信他们。”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法国当局告诉我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我都会觉得他们在说谎。”要是法国人从他用过的纸巾和汽水罐上提取了他的DNA怎么办？扎伊德不想让自己的DNA落到法国人手里。
之后近乎三周，去法国这件事没有任何下文。他知道法国人不能逼他去，除非他们能够从英国法庭得到决议——而他相信，任何一家英国法庭在看过相关证据之后，都会因为证据缺乏而拒绝作出该项决议。
但是，2013年6月最后一个周一的早上7点半，两名女警官敲响他的房门。“我们是来逮捕你的。”她们告诉他，“罪名是策划谋杀。”
第五章
新闻记者与谋杀案
扎伊德的被捕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也并不是什么关键突破。起初很有希望的线索——如同之前的间谍、私通甚至萨达姆等等线索一样——总是不堪深究。8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追踪每条线索的进展（没有一条有实质性发现），扎伊德被捕之后的两年，我仍然在追踪这个案子。一直没有被侦破的凶杀案并不罕见——例如在美国，每年有几千桩此类案件，而连环杀手之所以成为连环杀手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十、第二十次犯罪后仍然没有被抓到。但是你会觉得这起四人死亡的凶案应该不难侦破才对，到现在毫无头绪，只能说明警方太无能或者杀手太完美。
去年春天，3月的时候，我去看望了扎伊德。记者们已经不再纠缠他，但是由于他哥哥被杀，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里太多次，名誉也受到了损害。“对对，那些度假的人，”当我提到阿尔卑斯山的杀人案时，伦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还想得起来。“太糟糕了，是他弟弟干的，对吧？”
扎伊德住在距离滑铁卢往南几站的地方，从他的公寓走路就可以到火车站。他请我喝茶吃饼干，后来我们还一起在街对面的炸鱼店里共进午餐。他情绪不错，但他也发现面对警方和媒体问到他哥哥一家被杀时，这种情绪还是应该收敛些。“他们觉得我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他说。
比如，痛哭流涕？
他眨了眨眼。“我就是我，我不喜欢装样子。”
因为蓄意谋杀自己的亲哥哥及其家人而被捕虽然有失颜面，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扎伊德知道自己没有做过，而英国警方似乎也不相信他是个危险的犯罪分子，更何况是身负数条人命的杀人犯了。前来逮捕他的警察还耐心等着他沐浴更衣完毕才把他带走。她们没有给他戴手铐，还把车停在街区的尽头以免引起注意。他们也没有对外公布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公开确认他的被捕。
扎伊德在一间格外舒适的牢房里度过了一晚——“房间里有个按钮，如果你想喝茶或者什么就可以按钮叫人来，像酒店的客房服务一样”——狱卒还允许他服用了一些柔性镇静药，因为他在不熟悉的环境里比较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他就获得保释出狱了。在美国，这类恶性凶案的嫌疑人要想获得保释，必须经过法官听证，并且需要有实质的担保，比如足够的现金来确保被告人会回来出庭。但是在萨里，扎伊德只得到一份表格，上面警告他不要去影响其他证人，并且要继续在他位于切辛顿的公寓居住。他没有交纳保释金，也没有交出他的护照；实际上，他在2013年秋天还到过婆罗洲和香港，当时他仍在保释期之内。 除此之外，扎伊德对于这起案件的了解并不比任何正规媒体及其热心读者们知道的更多。
所以我到法国去了一趟。探访了位于案发地点附近安纳西湖旁边的小村希瓦林。
希瓦林只有一条主干道，对于一个只有207个居民的小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条路经过一个为战争中丧生的当地年轻人竖立的纪念碑，还有一座小教堂以及所附的墓地。在路的另一边，石墙上趴着的一只猫，因为听到我菲亚特轿车的声音而突然惊厥。村子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牛棚，然后是一个丰沛的牧场，随后，这条路就继续往山上延伸到密林中去了。
路面上散落着树枝，到桥边的路段上已经完全被残枝败叶覆盖住了。
我向村里小铺的一个店员问，是否最近有暴风雨，把树干吹倒，阻断了道路？
没有，她说。
那么路面不该被清理干净吗？
是的，她觉得应该是。早晚会的，但是不着急，她说。“实际上”不会有人开车走那条路。
她没问我为什么想知道，也没问我是否想开车沿那条路进山。她很和善，但一点儿不好奇。很久之前她就已经厌倦了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人问东问西了。
法国国家警察也没有任何帮助。关于希瓦林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无可奉告”的标签，并且，警方的新闻发言人说短期内这种状态不会发生变化。不过这一禁令并没有管住安纳西地区检察官艾瑞克·马亚尔，他很乐于，至少是愿意与我见面。（他也是近距离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里唯一一个愿意和我交谈的）他很耐心仔细，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对于不能作答的几个细节，他也解释了原因。他告诉我的一切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他不知道是谁杀了那四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不知道谁是主要受害人，谁是连带受害人。
没有理由认为警方办案不力，或者背后有阴谋。
所以就剩下完美谋杀这一个理由。或者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凶手走了好运，逃脱了追查。
凶案发生一年多以后，2013年10月，法国警方终于公布了摩托车手的画像。冒一下打草惊蛇的风险总好过永远找不到他——无论他是重要目击者还是凶手本人。
警方确实追查了每条线索。那位英国自行车手也曾被列为嫌疑人。他的名字叫布瑞特·马丁（Brett Martin），是一名退役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湖区南部小村里有一处度假屋。案发当天他也在该地区骑行，是他最先发现了血迹和尸体。
一个英国家庭和一个法国自行车手被一名出手利落的枪手杀害，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是一名在法国居住的英国退役军人？这未免太巧了吧？鉴证人员对他进行了火药残留物的检测，警方反复验证了他的证词。马丁发誓说自己骑行时并没有听到200米外的21声枪响，警探们为此进行了声学实验。他们发现，在河水喧流的声音干扰中，人的大脑确实不易辨别远处发出的爆破声是枪响还是其他，马丁确实听不到。
调查继续。马亚尔说，欧洲的每一家卫星公司都仔细查看了2012年9月5日当天的卫星图像，侦探们也在图像上仔细辨别了所有可疑痕迹——轮胎印、车辆、身份不明的行人等等。在阿尔-希里的车里发现了两个未知身份的DNA样本，他们与全欧洲每一个DNA数据库进行了比对，没有发现吻合。（这两个样本或许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一个是前保险杠上的一些皮肤细胞，应该是路人经过留下的，另一个在驾驶座地毯下面，很可能是某个汽车推销员的。案发当天，有4000部手机通过附近的信号塔进行过通讯，每一个手机号码都被筛查过，以期找到潜在目击者，或者凶手本人。
2014年2月，宪兵队敲开了艾瑞克·迪瓦赛克斯（Eric Devouassoux）的房门，他是拉塞尔地区（Lathuile）的居民，48岁，他的电话号码就在那4000个之内。他的面貌看起来与那位摩托车手相似，在案发前几周，他申请到了持枪执照，并且刚刚因为脾气暴躁而被推出警察队伍。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与阿尔一希里或者莫里尔有关，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去过案发现场。不过，他家里有很多枪，违反了相关规定，所以他被控非法买卖枪支。（马亚尔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耸了耸肩，意思是这家伙太不走运。迪瓦赛克斯也不接受我的采访。对他的指控后来也被撤销了。）
余下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个线索就是一辆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的灰色宝马四驱车。只有一名目击者说见到过这辆车，他也是护林工人，还是一名宝马车爱好者。
“有句老话说，”马亚尔说，“孤证不能成立。”
好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是整整一年。没有新的线索，没有新的嫌疑人。扎伊德被捕，又立刻被释放了。
“我们已经尝试了所有可能性，”马亚尔在凶案两周年那天告诉记者。“但或许我们确实遇到了一起完美谋杀案。”
第六章
完美的犯罪
2012年8月30日，萨阿德·阿尔-希里开车驶出加莱港，警方调取了所有能够取得的交通监控录像，确认他并没有被人跟踪。
案发当天早上，萨阿德问女儿扎伊纳布下午有什么安排，是想去安纳西地区购物，还是到林子里走走。扎伊纳布说想去森林里。萨阿德向营地的人询问了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带家人去转转，随后，萨阿德带着一家人开车上山了，并且可能迷了路。
萨阿德与西尔万·莫里尔在途中相遇，后者貌似也迷路了，但他没有退回或者转弯，而是一路向山顶骑去，中间他接了个电话，是他女友打来的，他说自己一定要登顶，之后会给她回电。
他来到山顶，在萨阿德的汽车附近停下，两人可能交谈过，一定是萨阿德先搭讪的，他很外向，扎伊德说他爱聊天并且很友善。或许他问起莫里尔的自行车，他喜欢自行车。
然后，枪响了。
一份初期的报告说，萨阿德鞋子上的血迹表明是莫里尔先中枪的，在萨阿德奔向车子寻求保护的时候，莫里尔已经血溅当场。但是马亚尔坚称，调查者仍无法确定谁是主要被攻击对象。
只有一名杀手，马亚尔对此非常肯定。枪法奇准并命中要害，表明凶手是一名职业杀手；能够一下杀掉这么多人，说明他经验丰富；试图杀害儿童，说明他心狠手辣。但是，他在现场留下了21枚弹壳，职业杀手一般不会这样做，并且他使用的是一支7.65口径鲁格手枪，是六十年前瑞士军方的配置，职业杀手未必会选择使用这种枪。警方经过调查，确认了枪支型号，他们还推测，枪手用枪托击打扎伊纳布是因为他的子弹用完了，这也不太符合职业杀手的特征。
除此之外，马亚尔无法确认任何事。他找不到莫里尔或萨阿德被害的动机。到2015年3月，连最渺茫的嫌犯，那个摩托车手，都被排除了。
并且，马亚尔说，客观上来说，扎伊德作案的可能性也很小。就算他们兄弟两人互相有积怨，想要霸占对方的财产，也不等于要把所有人都杀死。
此外，当天没有人事先知道萨阿德一家会到山上去，这是扎伊德不太可能作案的另一个关键。
所有线索到最后都只剩下这个结论：萨阿德和莫里尔都不是被追杀的目标。他们都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而已。
那么，凶手有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由于只有他或她自己知道的原因，随意朝5个陌生人开了21枪。这类犯罪太罕见了，但也并非全无可能。一个疯子以精准的枪法和杀手的风格，随机杀害了一些路人。
警方将军方档案与附近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了交叉核查，发现近期并无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出院。但是在2014年4月，他们在排查克莱尔舒茨的熟人时，把一名退伍军人叫去讯问。他是50岁的帕特里斯·梅内戈尔多（Patrice Menegaldo），在优劲小镇居住。讯问进行了一个小时，他被送回家。
两周后，梅内戈尔多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自杀了。
“他留下一封遗书说自杀原因是不能忍受自己被当作杀人嫌疑犯对待。”马亚尔皱着眉说，“这听上去不太可信。一个退伍军人被警方讯问了1个小时，就受不了自杀了。”
一点儿都不可信。尤其警方讯问他时，是将他作为目击者和证人，而非犯罪嫌疑人。
除非，或许，他自己觉得受到了怀疑。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觉得？警探们没有指控他，也没有逮捕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与案件有任何关系，克莱尔甚至不记得自己认识他。
他就是凶手，他就是在森林里开枪的那个人，这是我们想相信的。他符合一个神经错乱的枪手的特征。一个疯子由于自责最终自杀，这也合理。
但是为什么要在被讯问后两个月才举枪自尽？为什么还留下一份七页的遗书？
或许他只是一个精神抑郁的老兵，有着说不尽的理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切都不确定，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显示他当天在现场。
最后一个线索也断了。或许，摆在马亚尔面前的，确实是一起完美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