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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演播室，我的面前是泛亮的天色，身后是黑暗中正拆除的舞台。而我，处在两者中间，已经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2017年4月，第一季《朗读者》录制结束。一年以后，董卿再次以这种方式和第二季《朗读者》说再见。两季以来，有一类嘉宾让董卿特别难以割舍。跟《环球人物》记者聊起他们，她一会儿开心地笑，一会儿动情地落泪，有说不完的话。她牵挂他们的平安与健康，她说：“这是一群‘珍稀’的人，珍贵的‘珍’，稀有的‘稀’。”他们，就是参加《朗读者》的先生们。
2018年8月30日，董卿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差不多10年前，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尝试做制作人，主持人兼做制作人不是没有先例。但我总觉得，好像还没有水到渠成的感觉。跟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很自信。比如，很多人都出书，其实好多年前就有出版社来找我，说你做了这么多节目，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场合，你可以出书。可是，或许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从小就觉得，那些搁在书架上的书是要踮着脚尖去拿的，翻开每一本书都是挺郑重的一件事。我觉得自己似乎没达到那样的水平，包括做制作人也是。
直到2015年，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我不太想重复以前的东西了，才真正决定去做制作人，选择了一个直到今天看起来仍觉得难度很高的节目——《朗读者》。
这个节目的形式决定了它的难度，首先是嘉宾的数量。第一季《朗读者》每期有6位嘉宾，第二季每期有5位，跟通常的一期访谈一个人物的节目不同，它的信息量极大，它好看也就在这里。我父亲也是新闻人，第一季播完时他打来电话，说：“你太奢侈了，怎么可以在一期节目里有这么多嘉宾？”我回答他：“一个人物的访谈节目已经有很多年，而且有很多档。今天的媒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怎样在传统媒体里保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去跟新媒体对抗？索性就做一档电视文化节目的‘奢侈品’吧！”
我们一开始就想好了，把每期最后一位嘉宾定为我们的VVIP（超级重要嘉宾），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前面的嘉宾说了什么，最后他一出场，就跟秤砣一样，跟定海神针一样，让这期节目稳稳当当。这种稳当不仅体现在他的成就上，更体现在他的思想上，他的人格魅力上，他有让人觉得高山仰止的力量。显然，太过年轻的压不住阵脚，我们就把目光对准了老人，而且是一群“珍稀”的老人——老先生们。跟这些老先生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后，我们发现这个决定是对的。当然，这也带来一个困难，就是他们非常难请（笑）。比如，黄永玉老先生，就请了三次。
在《朗读者》的舞台上，张弥曼与好友傅睿思一起朗读英国作家杰拉尔德·达雷尔的作品《没有你万般精彩皆枉然》
我们第一季邀请黄老时，他正好不在国内，第二季打电话再请，他说：“我已经很多年不上电视了，我更喜欢一种自由的生活。”怎么办？电话不行就登门拜访。得知他正在中国美术馆办一个展览，我赶到那里，好多人啊！我扒拉开人群挤了过去。过来跟他请教的人特别多，人声嘈杂，怕老爷子听不清，我就蹲在他身边说：“您再考虑考虑。如果您觉得演播室那种环境有局限性，或者您觉得行动不便，我们可以突破这种形式。”最后走的時候，他答应了，说：“好！跟黑妮（黄永玉女儿）联系。”那一刻，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再比如吴孟超医生，起初也拒绝了我们。对医生来讲，拯救生命是大事，至于录制节目，倒不是很重要。吴老已经96岁了，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每周要看门诊、动手术，工作还很忙。而且，他说自己以前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了。听到这些理由，我真觉得张不开嘴。后来托一些跟医务界熟悉的朋友去问，回复都是问我能否去上海录节目。当时我们还没想到能突破演播室这一关，觉得吴老最好能到北京来。
有时候，冥冥之中有人会帮你。我们的导演荣毅和吴孟超老先生的助理互加了微信。有一天，荣毅突然跑来跟我说，他在助理的微信里看到吴老好像要来北京参加院士大会。听到这个消息，我两眼放光。一查，院士大会是5月举办，但我们原定的录制在4月就全部结束了。我提议可以为吴老增加录制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演播室得等着，所有团队成员都得等着，大家的计划都打乱了，度假的先别度假，转战其他节目组的先留下来。等到吴老确定会来参加院士大会，我们就跟他商量，能不能提前一天到北京接受采访：“您就当适应一下北方的气候，我们把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被我们的诚意感动了，接受了采访。
张弥曼先生是刚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上的《朗读者》。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邀请她，她只答应了我们，我特别感激她。她是一位温婉的老太太，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就连拒绝人也是很温柔地拒绝。
我们的导演张晶晶去约的时候，她回绝了。晶晶跑来说，怎么办卿姐，看来没戏，回绝很肯定。过了两天，晶晶再打电话，她依然拒绝。后来我说：“晶晶，中科院你知道在哪儿？偶遇一下吧！”还真“偶遇”到了，而且她俩特别投缘。晶晶养猫，张弥曼先生研究动植物，对动植物有着深厚感情，她俩加了微信，她常给晶晶的猫的照片点赞。俩人就这样互相点赞，但谁也不提录节目的事情。可毕竟《朗读者》是季播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催晶晶再问问。她又给张弥曼先生发了微信，还是不行。于是，我就给她打了电话。我当时心里很忐忑，怕她回绝后我们就没有下一招了。我记得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她说：“董卿啊，我一直看《朗读者》，很喜欢你，我先生也很喜欢你。”我心里想，哎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后面要说“但是”了啊。果然，“但是”来了。“但是啊”，她说，“我要陪傅睿思（国际古植物学会主席）去贵州做一些野外考察。”而且，她说自己的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对张弥曼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一一解答：“时间上，我们可以想办法;如果傅睿思愿意，可以跟您一块儿来上节目;读本呢，我们先给您挑20篇，您自己选，不满意再给您20篇。”总之，就是不要让她有太多心理负担。我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他们拒绝你，有时候不是因为不想来，不喜欢这个节目，恰恰是因为喜欢这个节目，想在节目里表现得好一些。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一旦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好，而做好是要花精力的，他们觉得自己不擅长朗读，还要花时间考虑该读些什么。我特别能够理解，甚至尊重他们这种拒绝，觉得拒绝的对（笑）！
为探访黄永玉的故乡，董卿一行来到湘西凤凰古城，并在沱江的一座石墩桥上拍下了这个镜头
最后，张弥曼先生跟我说：“那好吧，我再看看。”我不放心，又让晶晶带着果篮、鲜花登门拜访了一次。非常巧，她跟傅睿思从贵州回来后，正好有一两天空闲，就把时间排给了我们。
我有时候跟导演们说：“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有何德何能把这些老先生请到现场？他们不仅来了，而且说了，他们不仅说了，而且毫无保留，有的说到我们热泪盈眶，有的将尘封往事和我们分享。”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我们是怎么打动这些老先生的？首先是这个节目的品质，节目所呈现出的一种朴素、深厚和诚恳的气质，恰好是他们接受和喜欢的。其次当然还有诚心和耐心，每当他们坐到我的对面，打开心扉，笑得像个孩子，我总会想起那句话——“惟君心与我心同，方敢倾怀与君说。”
这些老先生们很少和镜头打交道，也许最初会有点拘谨，之后越来越放松，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第一季的时候，有些老先生记忆力不好，讲的事情顺序前后颠倒，有时候说一些车轱辘话。有些老先生说着说着，自己觉得有点乱了，又不好意思问能否停一下，他以为你提问了，就要说下去。这些时候更加需要耐心，有一个窍门，就是多鼓励他，老先生都有孩子气。我们的执行总导演小邵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我俩有个暗号，我缕一下头发、看看他，他就明白了，跟现场导演说休息一下，给老先生喝口水，哄哄老先生。“特别好，今儿特别帅。”“我们都觉得太好听了！”这倒不是假话，是让老先生感觉到观众的反应。他心里有底了，就能接着说了。
因为这些老先生，我们的采访也有了一些新的难题。但这些难题，最终形成新的乐趣。那些看似破例的事，也恰恰成了新的增长点。
因为黄永玉老先生，我去了湘西。这也是两季以来，团队第一次走出演播厅。记得头一天晚上我熬到了凌晨3点多离开演播室，4点入睡，6点就起来赶早班飞机。湘西的交通很不便利，飞机、火车、汽车，我们一路辗转，折腾到了下午一两点才到。沱江上有一座很著名的石墩桥，因为它与水面亲近，上面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拍出湘西小城的安静和古朴，我们希望独占石墩桥，所以第二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化妆，说好6点开拍。非常不巧，那天正好是个阴雨天，6点了天还乌漆麻黑，我就坐在那里数分数秒地等着天亮，终于在7点左右拍到了一个很美的镜头。不出所料，半个小时后游客们都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湘西？其实，我在北京万荷堂采访黄老的内容也够了，聊了他的成长、他的故乡，还有他以前的一些旧相识。但那期的主题词是故乡，每个人都在谈自己的故乡，我们何不走出演播室，看看黄老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后来这段湘西的外拍视频在网上的反响特别好。大家都觉得，哦！终于看到董卿走出演播室了（笑）。
采访黄老时，我常常忘记对这位90多岁的老人用尊称“您”，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是孩童般的天真和赤诚，让我有一种忘年交的感觉。黄老跟我说：“下次上我们家来不要带工作，来尝尝我家的家宴。”据说他们家的厨师做饭很好吃，他自己也会下厨，我希望在这个秋天赴这场家宴。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常被一些背后的故事感动。比如，每一位老先生，可能都有一位默默给予他关心与帮助的老伴。我们去采访潘际銮先生时，发现他和夫人李世豫的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得很广。照片里，一位90岁的老先生骑着单车，一位85岁的老太太坐在后面，俩人成了清华的一道风景。我采访潘先生时，夫人李世豫一定作陪，有时候还会搭个话，非常温馨。
我们采访冰川地质学家崔之久先生，他的爱人谢老师一定也在。谢老师特别快人快语，崔先生却温文尔雅，常常是谢老师说，崔先生偶尔插一句。回忆两人当年的恋情，谢老师说：“当时就是他追我，我哪儿看得上他！”崔先生笑了。又说起崔先生登珠峰的时候，右手手指头冻坏了，躺在积水潭医院里。谢老师说：“什么模样你知道吗？手脚吊着，穿着裤衩，我那时候就是同情他！”我说：“大家都同情他，可只有您天天去医院照顾他。”其实你会发现，所有 “怼”的后面都是爱。现在他们已经走过了金婚，我问崔先生：“您觉得跟谢老师这辈子怎么样？”他笑着答：“可以。”再问谢老师：“您觉得跟崔先生这辈子怎么样？”她爽快地答：“还行。”一个“可以”，一个“还行”，太可爱了！他俩是两棵树，虽不是同一品种，也不是同根生，可天长日久就长在一起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董卿在北京万荷堂采访黄永玉
现在很多相亲、交友节目给年轻人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平台。年轻人的爱变得越来越直接、容易，语言上也花哨，但是能否经得起最普通的日子的考验？像故事一样绚丽传奇的爱情到最后也会变得很普通。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很认同这样的感情，觉得这似乎是对婚姻的一种妥协，其实是“无奈”。如今，我自己走过了这段路，看到这些老先生的状态，我信了。爱情就是这样，年轻时轰轰烈烈，到老了就会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但是不离不弃。
跟这些老先生深入交谈后，我对他们有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我们已经不仅是工作关系，往浅了说是朋友，往深了说甚至有点家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年许渊冲先生突然老了，老伴照君去世后，他整个精神状态都不好了。前段时间，腾讯视频做了一个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记载了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其中就有他。片中，冬天的晚上七八点钟，他不知怎么就崴了脚，坐在路边站不起来了。有位路人报了警，警察过来登记姓名。“贵姓？”“姓许。”“叫什么名字？”“许渊冲。”我觉得他是那么孤单。做笔录的过程中，老爷子嘟囔了一句：“《朗读者》节目采访过我。”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可能对他来说，录制这个节目已成为生命中一段美好的记忆，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流泪）……
当时节目视频传播得非常广，他一下子成了网红，他说家里的电话成了24小时热线，有很多在国外的人不管时差就给他打过来。好多许久没联系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都给他打电话了。我看到他把我们送去的剧照放到书架上很显眼的位置。录《开学第一课》，也是我采访他，后来照君老师跟我说：“你采访他，他就高兴，觉得很放心。”就好像我来采访他就总能说好。
老先生们年纪大了，我们的谈话难免触及生死。采访前，我已预想到黄永玉老先生不会把这件事情想得悲悲切切。但真的听到他的回答，我依然被震撼到了，他说：“我死了之后，我的骨灰不要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这样）自由得多……想我了，看看天，看看云嘛。”他活得如此通透。吳孟超医生一辈子面对的是别人的生死，也一定会想到自己的将来，我想他内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曾跟护士长说：“如果哪天我真的在手术室倒下了，记住给我擦干净，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别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除了生死观，另一些先生们则影响了我对女性价值的看法，比如叶嘉莹先生、张弥曼先生。她们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品质——朴素，但是对自己所在的领域却倾其所有，包括时间、精力、身体、健康、青春……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宝贵？在她们身上，性别都没有那么鲜明了。
叶先生性格蛮刚的，但是刚中有柔。她是爱诗词的人，有一半活在梦幻里。她对诗词有无尽的追求，对每个字的每一个含义都反复琢磨，多么细腻！而张弥曼先生是柔中带刚的，她那么柔和，却极有主意。上世纪60年代，年轻的女留学生张弥曼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没日没夜地做科研，最后得出的结论与瑞典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相反，这位科学家正是一直关爱她的导师。她是怎么做的呢？当即宣布了自己的结论。谈到此事，她很温柔地对我说：“学位不拿就不拿，有什么了不起的……科学嘛，是什么就该是什么。”这句话于我来讲仿佛是醍醐灌顶。是什么就是什么，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能做到吗？我常会反问自己。
这次登上《朗读者》的舞台， 82岁的张弥曼第一次化了妆。谁说82岁就不爱美了？化完妆，吹好头发，换上衣服，她也觉得挺美的。她不是不爱美，她只是把这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她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一个爱大自然、爱生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美。而那些天天照镜子的人，反而对美没有太多的感悟。
2017年9月1日，《开学第一课》播出，董卿跪地采访许渊冲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争议。她回应说：“当我的采访对象或坐着，或是个孩子，或是残疾人……我站着说话是不合适的。但对许渊冲先生，我又格外多一种敬意，因为他的品质，我愿意蹲下来靠近他，跟他说话。”
反反复复的采访，了解了他们的过往，我越来越对这些先生们心生敬意。为什么这些老先生会刷屏？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如此重要？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首先，他们都经历过时代的动荡，有着坎坷的人生，有些甚至经历过战争。但他们如此通达，没有一个人还对过往耿耿于怀或者难以自拔。恰恰因为这些大风大浪，他们变得更睿智、更从容豁达;其次，这些老人在各自领域钻研积累几十年，有着很卓越的成就，但为人极谦和，甚至谦卑。参加节目时，他们经常问我“行不行？”“对不对？”“可不可以？”他们活得越来越真实，人到一定岁数就不会撒谎了，没有太多的掩饰。再者，他们当中很多是大家，不仅学识渊博，还有格局，他们身上总有一种与国家共同发展的使命感，总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进步做些什么，我被他们的精神折服。之前有人谈论我跪下来采访许渊冲这件事，我觉得没有不跪的道理。这件事情本不值得说，当我的采访对象或坐着，或是个孩子，或是残疾人……我站着说话是不合适的。但对许渊冲先生，我又格外多一种敬意，因为他的品质，我愿意蹲下来靠近他，跟他说话。
我的孩子只有3岁多，但《朗读者》播出的每个周六，他都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看节目。如果他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我，就会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朗读者》做完了吗？将来他大了，我会教他阅读，也会跟他讲这些老先生的事。我想，当一个人孤独困惑时，阅读可以帮他打开一个世界，让他变得更丰富和深厚;先生们的故事则会给他力量，因为他们散发着一种光，那是阳光穿过水晶般通透的光，不耀眼，却能射到人心里。
“惟君心与我心同，方敢倾怀与君说”
差不多10年前，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尝试做制作人，主持人兼做制作人不是没有先例。但我总觉得，好像还没有水到渠成的感觉。跟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很自信。比如，很多人都出书，其实好多年前就有出版社来找我，说你做了这么多节目，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场合，你可以出书。可是，或许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从小就觉得，那些搁在书架上的书是要踮着脚尖去拿的，翻开每一本书都是挺郑重的一件事。我觉得自己似乎没达到那样的水平，包括做制作人也是。
直到2015年，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我不太想重复以前的东西了，才真正决定去做制作人，选择了一个直到今天看起来仍觉得难度很高的节目——《朗读者》。
这个节目的形式决定了它的难度，首先是嘉宾的数量。第一季《朗读者》每期有6位嘉宾，第二季每期有5位，跟通常的一期访谈一个人物的节目不同，它的信息量极大，它好看也就在这里。我父亲也是新闻人，第一季播完时他打来电话，说：“你太奢侈了，怎么可以在一期节目里有这么多嘉宾？”我回答他：“一个人物的访谈节目已经有很多年，而且有很多档。今天的媒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怎样在传统媒体里保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去跟新媒体对抗？索性就做一档电视文化节目的‘奢侈品’吧！”
我们一开始就想好了，把每期最后一位嘉宾定为我们的VVIP（超级重要嘉宾），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前面的嘉宾说了什么，最后他一出场，就跟秤砣一样，跟定海神针一样，让这期节目稳稳当当。这种稳当不仅体现在他的成就上，更体现在他的思想上，他的人格魅力上，他有让人觉得高山仰止的力量。显然，太过年轻的压不住阵脚，我们就把目光对准了老人，而且是一群“珍稀”的老人——老先生们。跟这些老先生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后，我们发现这个决定是对的。当然，这也带来一个困难，就是他们非常难请（笑）。比如，黄永玉老先生，就请了三次。
我们第一季邀请黄老时，他正好不在国内，第二季打电话再请，他说：“我已经很多年不上电视了，我更喜欢一种自由的生活。”怎么办？电话不行就登门拜访。得知他正在中国美术馆办一个展览，我赶到那里，好多人啊！我扒拉开人群挤了过去。过来跟他请教的人特别多，人声嘈杂，怕老爷子听不清，我就蹲在他身边说：“您再考虑考虑。如果您觉得演播室那种环境有局限性，或者您觉得行动不便，我们可以突破这种形式。”最后走的時候，他答应了，说：“好！跟黑妮（黄永玉女儿）联系。”那一刻，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再比如吴孟超医生，起初也拒绝了我们。对医生来讲，拯救生命是大事，至于录制节目，倒不是很重要。吴老已经96岁了，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每周要看门诊、动手术，工作还很忙。而且，他说自己以前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了。听到这些理由，我真觉得张不开嘴。后来托一些跟医务界熟悉的朋友去问，回复都是问我能否去上海录节目。当时我们还没想到能突破演播室这一关，觉得吴老最好能到北京来。
有时候，冥冥之中有人会帮你。我们的导演荣毅和吴孟超老先生的助理互加了微信。有一天，荣毅突然跑来跟我说，他在助理的微信里看到吴老好像要来北京参加院士大会。听到这个消息，我两眼放光。一查，院士大会是5月举办，但我们原定的录制在4月就全部结束了。我提议可以为吴老增加录制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演播室得等着，所有团队成员都得等着，大家的计划都打乱了，度假的先别度假，转战其他节目组的先留下来。等到吴老确定会来参加院士大会，我们就跟他商量，能不能提前一天到北京接受采访：“您就当适应一下北方的气候，我们把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被我们的诚意感动了，接受了采访。
张弥曼先生是刚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上的《朗读者》。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邀请她，她只答应了我们，我特别感激她。她是一位温婉的老太太，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就连拒绝人也是很温柔地拒绝。
我们的导演张晶晶去约的时候，她回绝了。晶晶跑来说，怎么办卿姐，看来没戏，回绝很肯定。过了两天，晶晶再打电话，她依然拒绝。后来我说：“晶晶，中科院你知道在哪儿？偶遇一下吧！”还真“偶遇”到了，而且她俩特别投缘。晶晶养猫，张弥曼先生研究动植物，对动植物有着深厚感情，她俩加了微信，她常给晶晶的猫的照片点赞。俩人就这样互相点赞，但谁也不提录节目的事情。可毕竟《朗读者》是季播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催晶晶再问问。她又给张弥曼先生发了微信，还是不行。于是，我就给她打了电话。我当时心里很忐忑，怕她回绝后我们就没有下一招了。我记得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她说：“董卿啊，我一直看《朗读者》，很喜欢你，我先生也很喜欢你。”我心里想，哎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后面要说“但是”了啊。果然，“但是”来了。“但是啊”，她说，“我要陪傅睿思（国际古植物学会主席）去贵州做一些野外考察。”而且，她说自己的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对张弥曼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一一解答：“时间上，我们可以想办法;如果傅睿思愿意，可以跟您一块儿来上节目;读本呢，我们先给您挑20篇，您自己选，不满意再给您20篇。”总之，就是不要让她有太多心理负担。我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他们拒绝你，有时候不是因为不想来，不喜欢这个节目，恰恰是因为喜欢这个节目，想在节目里表现得好一些。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一旦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好，而做好是要花精力的，他们觉得自己不擅长朗读，还要花时间考虑该读些什么。我特别能够理解，甚至尊重他们这种拒绝，觉得拒绝的对（笑）！
最后，张弥曼先生跟我说：“那好吧，我再看看。”我不放心，又让晶晶带着果篮、鲜花登门拜访了一次。非常巧，她跟傅睿思从贵州回来后，正好有一两天空闲，就把时间排给了我们。
我有时候跟导演们说：“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有何德何能把这些老先生请到现场？他们不仅来了，而且说了，他们不仅说了，而且毫无保留，有的说到我们热泪盈眶，有的将尘封往事和我们分享。”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我们是怎么打动这些老先生的？首先是这个节目的品质，节目所呈现出的一种朴素、深厚和诚恳的气质，恰好是他们接受和喜欢的。其次当然还有诚心和耐心，每当他们坐到我的对面，打开心扉，笑得像个孩子，我总会想起那句话——“惟君心与我心同，方敢倾怀与君说。”
老先生都有孩子氣
这些老先生们很少和镜头打交道，也许最初会有点拘谨，之后越来越放松，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第一季的时候，有些老先生记忆力不好，讲的事情顺序前后颠倒，有时候说一些车轱辘话。有些老先生说着说着，自己觉得有点乱了，又不好意思问能否停一下，他以为你提问了，就要说下去。这些时候更加需要耐心，有一个窍门，就是多鼓励他，老先生都有孩子气。我们的执行总导演小邵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我俩有个暗号，我缕一下头发、看看他，他就明白了，跟现场导演说休息一下，给老先生喝口水，哄哄老先生。“特别好，今儿特别帅。”“我们都觉得太好听了！”这倒不是假话，是让老先生感觉到观众的反应。他心里有底了，就能接着说了。
因为这些老先生，我们的采访也有了一些新的难题。但这些难题，最终形成新的乐趣。那些看似破例的事，也恰恰成了新的增长点。
因为黄永玉老先生，我去了湘西。这也是两季以来，团队第一次走出演播厅。记得头一天晚上我熬到了凌晨3点多离开演播室，4点入睡，6点就起来赶早班飞机。湘西的交通很不便利，飞机、火车、汽车，我们一路辗转，折腾到了下午一两点才到。沱江上有一座很著名的石墩桥，因为它与水面亲近，上面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拍出湘西小城的安静和古朴，我们希望独占石墩桥，所以第二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化妆，说好6点开拍。非常不巧，那天正好是个阴雨天，6点了天还乌漆麻黑，我就坐在那里数分数秒地等着天亮，终于在7点左右拍到了一个很美的镜头。不出所料，半个小时后游客们都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湘西？其实，我在北京万荷堂采访黄老的内容也够了，聊了他的成长、他的故乡，还有他以前的一些旧相识。但那期的主题词是故乡，每个人都在谈自己的故乡，我们何不走出演播室，看看黄老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后来这段湘西的外拍视频在网上的反响特别好。大家都觉得，哦！终于看到董卿走出演播室了（笑）。
采访黄老时，我常常忘记对这位90多岁的老人用尊称“您”，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是孩童般的天真和赤诚，让我有一种忘年交的感觉。黄老跟我说：“下次上我们家来不要带工作，来尝尝我家的家宴。”据说他们家的厨师做饭很好吃，他自己也会下厨，我希望在这个秋天赴这场家宴。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常被一些背后的故事感动。比如，每一位老先生，可能都有一位默默给予他关心与帮助的老伴。我们去采访潘际銮先生时，发现他和夫人李世豫的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得很广。照片里，一位90岁的老先生骑着单车，一位85岁的老太太坐在后面，俩人成了清华的一道风景。我采访潘先生时，夫人李世豫一定作陪，有时候还会搭个话，非常温馨。
我们采访冰川地质学家崔之久先生，他的爱人谢老师一定也在。谢老师特别快人快语，崔先生却温文尔雅，常常是谢老师说，崔先生偶尔插一句。回忆两人当年的恋情，谢老师说：“当时就是他追我，我哪儿看得上他！”崔先生笑了。又说起崔先生登珠峰的时候，右手手指头冻坏了，躺在积水潭医院里。谢老师说：“什么模样你知道吗？手脚吊着，穿着裤衩，我那时候就是同情他！”我说：“大家都同情他，可只有您天天去医院照顾他。”其实你会发现，所有 “怼”的后面都是爱。现在他们已经走过了金婚，我问崔先生：“您觉得跟谢老师这辈子怎么样？”他笑着答：“可以。”再问谢老师：“您觉得跟崔先生这辈子怎么样？”她爽快地答：“还行。”一个“可以”，一个“还行”，太可爱了！他俩是两棵树，虽不是同一品种，也不是同根生，可天长日久就长在一起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现在很多相亲、交友节目给年轻人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平台。年轻人的爱变得越来越直接、容易，语言上也花哨，但是能否经得起最普通的日子的考验？像故事一样绚丽传奇的爱情到最后也会变得很普通。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很认同这样的感情，觉得这似乎是对婚姻的一种妥协，其实是“无奈”。如今，我自己走过了这段路，看到这些老先生的状态，我信了。爱情就是这样，年轻时轰轰烈烈，到老了就会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但是不离不弃。
他们散发着一种光，如阳光穿过水晶般通透
跟这些老先生深入交谈后，我对他们有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我们已经不仅是工作关系，往浅了说是朋友，往深了说甚至有点家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年许渊冲先生突然老了，老伴照君去世后，他整个精神状态都不好了。前段时间，腾讯视频做了一个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记载了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其中就有他。片中，冬天的晚上七八点钟，他不知怎么就崴了脚，坐在路边站不起来了。有位路人报了警，警察过来登记姓名。“贵姓？”“姓许。”“叫什么名字？”“许渊冲。”我觉得他是那么孤单。做笔录的过程中，老爷子嘟囔了一句：“《朗读者》节目采访过我。”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可能对他来说，录制这个节目已成为生命中一段美好的记忆，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流泪）……
当时节目视频传播得非常广，他一下子成了网红，他说家里的电话成了24小时热线，有很多在国外的人不管时差就给他打过来。好多许久没联系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都给他打电话了。我看到他把我们送去的剧照放到书架上很显眼的位置。录《开学第一课》，也是我采访他，后来照君老师跟我说：“你采访他，他就高兴，觉得很放心。”就好像我来采访他就总能说好。
老先生们年纪大了，我们的谈话难免触及生死。采访前，我已预想到黄永玉老先生不会把这件事情想得悲悲切切。但真的听到他的回答，我依然被震撼到了，他说：“我死了之后，我的骨灰不要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这样）自由得多……想我了，看看天，看看云嘛。”他活得如此通透。吳孟超医生一辈子面对的是别人的生死，也一定会想到自己的将来，我想他内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曾跟护士长说：“如果哪天我真的在手术室倒下了，记住给我擦干净，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别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除了生死观，另一些先生们则影响了我对女性价值的看法，比如叶嘉莹先生、张弥曼先生。她们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品质——朴素，但是对自己所在的领域却倾其所有，包括时间、精力、身体、健康、青春……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宝贵？在她们身上，性别都没有那么鲜明了。
叶先生性格蛮刚的，但是刚中有柔。她是爱诗词的人，有一半活在梦幻里。她对诗词有无尽的追求，对每个字的每一个含义都反复琢磨，多么细腻！而张弥曼先生是柔中带刚的，她那么柔和，却极有主意。上世纪60年代，年轻的女留学生张弥曼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没日没夜地做科研，最后得出的结论与瑞典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相反，这位科学家正是一直关爱她的导师。她是怎么做的呢？当即宣布了自己的结论。谈到此事，她很温柔地对我说：“学位不拿就不拿，有什么了不起的……科学嘛，是什么就该是什么。”这句话于我来讲仿佛是醍醐灌顶。是什么就是什么，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能做到吗？我常会反问自己。
这次登上《朗读者》的舞台， 82岁的张弥曼第一次化了妆。谁说82岁就不爱美了？化完妆，吹好头发，换上衣服，她也觉得挺美的。她不是不爱美，她只是把这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她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一个爱大自然、爱生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美。而那些天天照镜子的人，反而对美没有太多的感悟。
反反复复的采访，了解了他们的过往，我越来越对这些先生们心生敬意。为什么这些老先生会刷屏？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如此重要？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首先，他们都经历过时代的动荡，有着坎坷的人生，有些甚至经历过战争。但他们如此通达，没有一个人还对过往耿耿于怀或者难以自拔。恰恰因为这些大风大浪，他们变得更睿智、更从容豁达;其次，这些老人在各自领域钻研积累几十年，有着很卓越的成就，但为人极谦和，甚至谦卑。参加节目时，他们经常问我“行不行？”“对不对？”“可不可以？”他们活得越来越真实，人到一定岁数就不会撒谎了，没有太多的掩饰。再者，他们当中很多是大家，不仅学识渊博，还有格局，他们身上总有一种与国家共同发展的使命感，总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进步做些什么，我被他们的精神折服。之前有人谈论我跪下来采访许渊冲这件事，我觉得没有不跪的道理。这件事情本不值得说，当我的采访对象或坐着，或是个孩子，或是残疾人……我站着说话是不合适的。但对许渊冲先生，我又格外多一种敬意，因为他的品质，我愿意蹲下来靠近他，跟他说话。
我的孩子只有3岁多，但《朗读者》播出的每个周六，他都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看节目。如果他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我，就会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朗读者》做完了吗？将来他大了，我会教他阅读，也会跟他讲这些老先生的事。我想，当一个人孤独困惑时，阅读可以帮他打开一个世界，让他变得更丰富和深厚;先生们的故事则会给他力量，因为他们散发着一种光，那是阳光穿过水晶般通透的光，不耀眼，却能射到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