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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经久不衰。
1980年，法国作曲家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 nberg）和填词人鲍伯利（Alain Boublil）合作，将其改编成音乐剧，该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截至2010年，它在伦敦皇后剧场上演了1万场。而在纽约百老汇，从1987年3月12日首演到2003年5月18日结束，它共上演了6680场，2006年百老汇又上演该剧的复排版直到2008年。2012年，改编自该音乐剧的电影上映，风靡全球。
和很多作品一样，原著小说比音乐剧和电影的内涵要丰富很多。小说至今问世已有150多年，普通读者或许很难体会它在当时是何等振聋发聩。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贝卢斯（David Bellos）出版了《世纪小说：<悲惨世界>的非凡历险》（The Novel of the Century：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of Les Misérables），这本书拭去了历史积尘，再现了这部巨著的成书历程，以及它对现实社会的穿透力和冲击力。作者也认为，人们在电影和音乐中看到的并不能完整展现雨果的幽默感。雨果是个非常诙谐、见闻广博的作家。这本书也被评为《卫报》和《经济学人》的年度图 书。
雨果生于1802年，39岁时就以其文学成就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40名号称“不朽者”的院士之一。1845年，他又被封为贵族并进入议会。多种契机导致雨果萌生了创作《悲惨世界》的念头：他曾经帮助一名在街头拉客的妓女脱离警察的盘问；他曾经看到一名男子因为偷了一条面包而被士兵打倒在地一路拖行，而旁边马车里的贵妇对此视而不见；他了解到曾经有一位穷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入狱，又因为企图逃狱而被重判19年苦役，刑满释放后因为有案底而处处碰壁，难以维持生计，等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树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之后，1830年7月革命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又恢复了红白蓝三色旗为国旗，在理念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动荡之中，社会既不平等也不公正。雨果虽身处社会顶层，却对底层民众的悲惨感同身受，希冀为他们发 声。
从1845年开始，雨果断断续续地写这部小说，直到1848年由于革命爆发而中断。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武装革命，给当时主导欧洲的君主与贵族体制造成了巨大动荡。在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在2月放弃王位，逃亡英国，法国随即建立了共和政体，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在当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近半个世纪前叱咤风云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当时共和国是议会专政，总统的行政权力受限制。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制定了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议会沦为橡皮图章。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称帝，建号“拿破仑三世”，法国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
雨果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就强烈反对这位独裁者，为此被迫流亡国外，几经辗转，最终定居于英国的海外属地根西岛。这个岛屿位于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海岸线的海峡群岛之中，雨果可以在此凭眺法国。1860年，在中断多年之后，他再度投入《悲惨世界》的写作，1862年这部厚达1900页的小说问世，人们纷纷竞购，其场景之热烈超过了今人津津乐道的《哈利·波特》上市盛况。
《悲惨世界》全书使用了超过2万个不同的单词，其词汇量足以比肩莎士比亚。书中详尽地展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例如“巴黎老区的下水道，汇聚了所有走投无路和铤而走险的人”，例如江湖黑话的流派、口音和使用者个性，等等，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贝卢斯指出，除了《悲惨世界》，1860年代的欧洲还有3部经典小说问世：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但是它们都没有像《悲惨世界》那样直指雨果所说的19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悲惨世界》之所以被称为“世纪小说”，原因正在于此。
《悲惨世界》多次使用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汇。然而，有别于马克思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角度定义无产阶级，雨果是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指其“衣食无着、身份卑微、处境悲惨”。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以此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而在雨果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是无产阶级的福音。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一度使用化名成为富有的企业主，他麾下的企业员工都得到了基本的温饱。雨果笔下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而是发生在民众和国家机器之间，苦难和黑暗来自司法和监狱，而不是来自工厂。因此雨果的目标不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而是要通过救赎与和解来打破司法的枷锁，让社会具备良知。
从这个角度而言，《悲惨世界》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人公先后被感化的故事。冉·阿让，一个出狱的苦役犯，受尽凌辱，内心充满黑暗，却由于受到一位圣徒式的主教的感化而弃恶从善，通过个人奋斗，寻求诚实的生活，灵魂在坎坷中一步步升华，最终用爱来拯救世界。
沙威，一个终身对冉·阿让穷追不舍的警察，刻板而顽固地信仰法律，相信法律所定义的罪犯必定是恶人，必须除恶务尽。最后却被冉·阿让的善良所感化，终于意识到世间还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正義。由于无法承受自我否定的痛苦，最终选择投河自尽。
在音乐剧和电影中，情节被浓缩在几个小时之内，主人公的转化充满了戏剧性。贝卢斯却提醒说，《悲惨世界》并不是一个令人释然的关于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而是在展示要成为一个好人是何等艰难。不同于同时代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对其笔下的人物并没有过多的心理描写，人物的性格与灵魂主要是通过行动来呈现。这些行动或许出人意表，但绝对真实可信，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
雨果主张改良，但他承认民众拥有通过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力。《悲惨世界》以浓墨重彩描述了1832年的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冉·阿让养女珂赛特的情侣马吕斯就是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在历史上，那是一次失败的起义，巴黎支持共和制的青年学生挥舞着纯红色旗帜，与持着红白蓝三色旗的“七月王朝”军队展开街垒战，最终在军队的镇压下失败。红旗从此也逐渐成为左翼政治的象征。1871年，《悲惨世界》问世9年以后，法国爆发了由激进左翼发动的巴黎公社起义。雨果对这次起义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但当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他强烈反对政府的血腥报复，呼吁赦免全部公社成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公社成员当避难 所。
自从《悲惨世界》问世以来，西方国家逐渐废除了种种恶法，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和基础教育制度，而这主要是沿着雨果所主张的崇尚“救赎与和解”的社会改良道路而实现的。和同时代的许多知名思想家相比，雨果更有资格被誉为人类的导师。在中国，自从1984年《悲惨世界》第一个全译本出版以来，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人们要到某些时刻才能真正读懂这部旷世巨著。
1980年，法国作曲家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 nberg）和填词人鲍伯利（Alain Boublil）合作，将其改编成音乐剧，该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截至2010年，它在伦敦皇后剧场上演了1万场。而在纽约百老汇，从1987年3月12日首演到2003年5月18日结束，它共上演了6680场，2006年百老汇又上演该剧的复排版直到2008年。2012年，改编自该音乐剧的电影上映，风靡全球。
和很多作品一样，原著小说比音乐剧和电影的内涵要丰富很多。小说至今问世已有150多年，普通读者或许很难体会它在当时是何等振聋发聩。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贝卢斯（David Bellos）出版了《世纪小说：<悲惨世界>的非凡历险》（The Novel of the Century：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of Les Misérables），这本书拭去了历史积尘，再现了这部巨著的成书历程，以及它对现实社会的穿透力和冲击力。作者也认为，人们在电影和音乐中看到的并不能完整展现雨果的幽默感。雨果是个非常诙谐、见闻广博的作家。这本书也被评为《卫报》和《经济学人》的年度图 书。
雨果生于1802年，39岁时就以其文学成就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40名号称“不朽者”的院士之一。1845年，他又被封为贵族并进入议会。多种契机导致雨果萌生了创作《悲惨世界》的念头：他曾经帮助一名在街头拉客的妓女脱离警察的盘问；他曾经看到一名男子因为偷了一条面包而被士兵打倒在地一路拖行，而旁边马车里的贵妇对此视而不见；他了解到曾经有一位穷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入狱，又因为企图逃狱而被重判19年苦役，刑满释放后因为有案底而处处碰壁，难以维持生计，等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树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之后，1830年7月革命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又恢复了红白蓝三色旗为国旗，在理念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动荡之中，社会既不平等也不公正。雨果虽身处社会顶层，却对底层民众的悲惨感同身受，希冀为他们发 声。
从1845年开始，雨果断断续续地写这部小说，直到1848年由于革命爆发而中断。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武装革命，给当时主导欧洲的君主与贵族体制造成了巨大动荡。在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在2月放弃王位，逃亡英国，法国随即建立了共和政体，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在当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近半个世纪前叱咤风云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当时共和国是议会专政，总统的行政权力受限制。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制定了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议会沦为橡皮图章。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称帝，建号“拿破仑三世”，法国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
雨果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就强烈反对这位独裁者，为此被迫流亡国外，几经辗转，最终定居于英国的海外属地根西岛。这个岛屿位于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海岸线的海峡群岛之中，雨果可以在此凭眺法国。1860年，在中断多年之后，他再度投入《悲惨世界》的写作，1862年这部厚达1900页的小说问世，人们纷纷竞购，其场景之热烈超过了今人津津乐道的《哈利·波特》上市盛况。
《悲惨世界》全书使用了超过2万个不同的单词，其词汇量足以比肩莎士比亚。书中详尽地展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例如“巴黎老区的下水道，汇聚了所有走投无路和铤而走险的人”，例如江湖黑话的流派、口音和使用者个性，等等，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贝卢斯指出，除了《悲惨世界》，1860年代的欧洲还有3部经典小说问世：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但是它们都没有像《悲惨世界》那样直指雨果所说的19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悲惨世界》之所以被称为“世纪小说”，原因正在于此。
《悲惨世界》多次使用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汇。然而，有别于马克思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角度定义无产阶级，雨果是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指其“衣食无着、身份卑微、处境悲惨”。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以此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而在雨果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是无产阶级的福音。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一度使用化名成为富有的企业主，他麾下的企业员工都得到了基本的温饱。雨果笔下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而是发生在民众和国家机器之间，苦难和黑暗来自司法和监狱，而不是来自工厂。因此雨果的目标不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而是要通过救赎与和解来打破司法的枷锁，让社会具备良知。
从这个角度而言，《悲惨世界》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人公先后被感化的故事。冉·阿让，一个出狱的苦役犯，受尽凌辱，内心充满黑暗，却由于受到一位圣徒式的主教的感化而弃恶从善，通过个人奋斗，寻求诚实的生活，灵魂在坎坷中一步步升华，最终用爱来拯救世界。
沙威，一个终身对冉·阿让穷追不舍的警察，刻板而顽固地信仰法律，相信法律所定义的罪犯必定是恶人，必须除恶务尽。最后却被冉·阿让的善良所感化，终于意识到世间还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正義。由于无法承受自我否定的痛苦，最终选择投河自尽。
在音乐剧和电影中，情节被浓缩在几个小时之内，主人公的转化充满了戏剧性。贝卢斯却提醒说，《悲惨世界》并不是一个令人释然的关于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而是在展示要成为一个好人是何等艰难。不同于同时代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对其笔下的人物并没有过多的心理描写，人物的性格与灵魂主要是通过行动来呈现。这些行动或许出人意表，但绝对真实可信，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
雨果主张改良，但他承认民众拥有通过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力。《悲惨世界》以浓墨重彩描述了1832年的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冉·阿让养女珂赛特的情侣马吕斯就是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在历史上，那是一次失败的起义，巴黎支持共和制的青年学生挥舞着纯红色旗帜，与持着红白蓝三色旗的“七月王朝”军队展开街垒战，最终在军队的镇压下失败。红旗从此也逐渐成为左翼政治的象征。1871年，《悲惨世界》问世9年以后，法国爆发了由激进左翼发动的巴黎公社起义。雨果对这次起义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但当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他强烈反对政府的血腥报复，呼吁赦免全部公社成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公社成员当避难 所。
自从《悲惨世界》问世以来，西方国家逐渐废除了种种恶法，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和基础教育制度，而这主要是沿着雨果所主张的崇尚“救赎与和解”的社会改良道路而实现的。和同时代的许多知名思想家相比，雨果更有资格被誉为人类的导师。在中国，自从1984年《悲惨世界》第一个全译本出版以来，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人们要到某些时刻才能真正读懂这部旷世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