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旧难，迎新亦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之所以一直呈现疲态，一方面是受过剩产能拖累，另一方面受制于新动力不足。
　　此前被冀望颇高的消费引擎，虽然从增长贡献占比上有不俗表现，但由于谁都知道是投资贡献占比的相对下降，事实上抬升了消费的重要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的国内消费还没有充分发挥潜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低收入人群购买力匮乏，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往往无法在国内市场得到满足。
　　在人们冀望消费能够更好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刻，这种需求的外流让人感到格外可惜。如何把高端需求留在国内，如何提升高科技和高附加值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国产化率，将成为构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中之重。
　　此前中国制造如何抓住消费升级的契机，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进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故事值得重温与借鉴。
　　与人们以为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成见相反，消费及其升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90年夏天空调的热销对疲软的内需的拉动作用，是那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的追捧，以及上述产品在世纪之交从以合资品牌为主到国产品牌异军突起的嬗变，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火红年代。
　　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并与中国相对廉价而成熟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是当年中国制造能够抓住机遇，将消费者对洋家电的需求转化为内需的制胜法宝。此外，来自国企内部的相对先进的研发能力，也通过国企工程师利用周末去乡镇企业指导的“星期天工程师”模式以及国企改制等方式实现了技术外溢效应。
　　如今上述路径面临新的挑战。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引领产业和消费升级，中国随之跟进的模式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一方面由于技术和产品迭代加快，导致跟进不易；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引领更多以高端制造和研发为主，跟进空间不大。
　　高端制造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全球化深化导致的全球制造链条和消费市场重组等等，令此前风行20年的以中国巨大市场加廉价劳动力及成龙配套能力换取外部技术的既有模式也不复当年效力。
　　与此同时，骨干国企在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崛起，在促进中国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同时，在向民用消费品方向转化的力度和渠道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所有制之间和军民之间尚缺乏分工协同合作发力的技术、体制平台和利益分享机制。
　　如何克服上述挑战，使中国制造的供给能力能够尽快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中国制造升级显然需要新一轮内引外联。对国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引进、复制、消化和替代还有空间，但需要探求新的有效路径。与以前着重于招商引资相比，中国企业应更多通过“走出去”来实现技术引进。而且为了避免整体收购中涉及的员工包袱和相关审查等问题，应在着眼于品牌和渠道的公司购买之外，更多采取互相参股和共建研发中心等以技术为重点的合作方式。
　　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应更多围绕技术投资发力，通过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方式对全球先进科技进行有效跟踪和培育。
　　而随着混合所有制的进一步深入，军民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其所产生的技术外溢和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及对新消费需求的满足能力也有相当可期待的空间。
　　与此同时，普通消费者对德国和日本等国精细制造的日常消费品的热捧，提醒人们个性化、人性化和充满匠心精神的产品在中国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人们应认识到，就中国市场的规模和需求的丰富性而言，对中低端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还有很多，不一定都要追赶大数据、云计算和高端智能化才算与时俱进。留得住中国制造才能有中国创造，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目前中国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利用渠道优势盘活既有产能之余，主动引领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升级换代，也是一条令人期待的可为之路。
　　最后，畅旺的消费市场的维系和生机勃勃的制造业的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竞争体系的进一步完备，知识产权保护的进一步提供，物流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和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推进等制度红利来保驾护航。
　　总之，面临消费市场升级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市场各方宜多策并举，根据不同的竞争优势分别满足低中高端需求，进而通过消费引擎的可持续发力，引领中国经济达致稳健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