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本刊在“非常人生”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尚立富的“苦乐之旅”》的报道：甘肃大学生尚立富在5年时间里，骑自行车跑了6万公里，考察西部农村教育，并以他拍摄的图片在各大城市举办摄影展，以此唤起社会对西部教育的关注。
　　2004年年初，一个以组织大学生利用假期到西部农村支教支农的民间组织——“西部阳光行动”在北京出现，而该组织的发起人，正是尚立富。
　　5月15日上午，笔者拨通了“西部阳光行动”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尚立富——“西部阳光行动”的创始人。
　　今年是“西部阳光行动”第一个周期的最后一年。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期间，尚立富已经组织今年的志愿者对扶贫地点进行了先期考察。
　　
　　起步
　　
　　2004年初，尚立富到北京，他想为西部农村教育做些实在的事情。当时，尚立富每天奔波在各大高校，到处举办西部教育现状的图片展览。
　　“我想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西部，西部农村的孩子是怎样上学的。”尚立富对自己和别人多次这样说。“我希望通过微弱的声音，唤起更多热爱和关注西部的人们，用他们的爱心温暖每一颗西部人的心。”
　　很快地，他筹划的“西部阳光行动”受到首都近20所高校千余人积极响应，最后240多名来自教育、经济、法律、环境保护。妇女问题、医疗卫生、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大学生组成了10支志愿者小分队。
　　这时候，“行动”经费成了尚立富面临的最大难题。
　　2004年“五·一”期间，尚立富为了确定暑期开始的扶贫活动的扶贫重点，准备最佳方案，分别去甘肃。宁夏等地调研。和尚立富等人一起去宁夏西海固地区考察的还有美新路基金会的志愿者。美新路基金会由美籍华人创办，重在资助有爱心的人从事公益活动。对于是否资助尚立富发起的“西部阳光行动”，当时他们仍然在考察之中。
　　5月6日，几天的调研结束，尚立富和志愿者们离开西海固回到北京后，美新路基金会决定只资助西吉县这一个支教点，也只资助暑期的第一次支教活动，对于其它9个支教点以及“西部阳光行动”未来3年的发展，他们仍然在观望之中。
　　美新路基金会主席叶祖禹解释他为什么只支持“西部阳光行动”的一个支教点时说：“如果只是看那个项目，我大概不会支持。所以这次资助是对尚立富可能带动的这些人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已经在心里有一份爱心的人，去把这份善意送出去给别人。”
　　尚立富还得努力为其他小分队寻找活动的资金。
　　5月下旬，北京钓鱼台举办科技博览会，众多高科技企业的CEO在此云集。尚立富也来到了这里，但他的出现与高科技无关，而是要为“西部阳光行动”寻求赞助。
　　在尚立富为资金四处奔波的时候，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给了尚立富有力支持，他把“西部阳光行动”纳入到研究院的活动项目中，使它成为合法的、有组织的行为。但是，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非盈利组织，无法给“西部阳光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于是，杨东平和志愿者们一起帮助尚立富寻找企业赞助。最终，他们找到一家韩国知名企业，这家企业答应资助一个支教点。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到2004年7月，“西部阳光行动”终于正式启动，10支志愿者小分队中共有4支队伍得到了赞助，其他队伍的活动资金完全由尚立富四处筹借而来。
　　
　　行动
　　
　　2004年7月9日，尚立富带领着“西部阳光行动”的一支小分队从北京出发，来到甘肃省临洮县何家山，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这支队伍主要由研究生构成，北大的研究生就有4位。
　　何家山中心学校是当地规模比较大的一所学校，有300多名学生和20多位老师。当时，教育部即将在全国中小学推广新课程改革计划，尚立富根据该计划制定了对老师的培训课程。
　　这个学校只有一台电脑，还是香港的李嘉诚赞助的。电脑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老师都还没学会使用。在新课程培训后，志愿者又对老师们做了电脑培训。
　　这时正值暑假期间，何家山的老师们在假期里还要做农活，所以培训是自愿参加的。尚立富和志愿者们发现，虽然培训时间长，老师们的家又住得很远，很分散，但参加培训的老师仍然很多。
　　


　　在对老师进行培训、对学生进行授课的同时，志愿者还走访了其他13所学校和150多户农村家庭，建立起有2500多册图书的图书室。
　　一个月的参与是很有限的，“西部阳光行动”要求志愿者跟农民，学生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 从2004年10月起，“西部阳光行动”又分别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举办西部农村教育全国巡展，得到全国各地众多高校、企业。社团的响应和支持。
　　2005年，80多人的大学生志愿者组成了7支队伍，分别到四川、甘肃、宁夏、贵州、陕西开展支教支农活动。
　　2005年6月，“西部阳光行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扶贫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共同设立了“维奥阳光公益基金”。尚立富告诉记者，社会各界赞助开设的“维奥阳光公益基金”，主要用于代课教师、复式教师。女教师等弱势教师的培训；建立农村幼儿园、乡村图书室；召开西部农村教育论坛等项目。
　　据了解，“西部阳光行动”启动至今，已先后在西部地区建立了13个图书室，配备了10台电脑，资助了400多名孩子，培训教师近200人，培训村民800多人，受益的孩子达6000多人。
　　今年暑期，“西部阳光行动”还将有10个小分队奔赴西部，目前各小分队负责人正在加紧做活动方案等前期准备。
　　
　　选择
　　
　　“西部阳光行动”第一次活动结束后，在央视“新闻会客厅”，面对主持人“为什么选择支教”的提问，尚立富说，“我觉得西部最渴求的是教育。很多家长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希望让孩子能有好学上，但西部地区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上高中还很难，学费越来越昂贵。许多家长渴望孩子学到实用的技术，不要为了念书而念书。”
　　而支援者王志明博士则补充说：“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我们单从教育切入是很无力的，但是大学生志愿者的长处和他所能做的就是这些。”
　　这是“西部阳光行动”把行动目标选择为“支教”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认识到第一个原因，尚立富则花了6年时间。
　　尚立富是一个出生在甘肃景泰的农家孩子，先后就读于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和西北师范大学。
　　1998年暑假，还在上大学的尚立富开始了第一次西部之行——从甘肃河西走廊到青海。现在来看，那次“旅行”似乎更多的是漫无目的。但是，西部的荒凉和贫困震撼了尚立富，尽管他也是西部人。1999年寒假，带着3元1角钱，尚立富又骑自行车走出了校门。一路上他通过给别人写对联、剪窗花，出圈粪、干农 活的方式换得吃住，在外生活了23天。
　　“第二次出行结束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完一件事。作为一个师范生，我对教育作用的体会是深刻的，尤其是两次远行后，我想知道东西部的教育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也许再走得远些，我就能找到答案。”
　　确定了目标后，尚立富用他在一家石粉厂打工3个月挣来的两千元钱作为盘缠，于1999年9月骑自行车开始了他的东部之行。在路上，尚立富感觉自己的方向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东南沿海的教育模式对西部农村的发展来说只能从局部提供参考，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2002年3月，他又出发了，实地考察了西部10个省、市、区的农村教育情况。
　　四次考察，他记录了近百万字的考察笔记，拍摄了5000余幅珍贵的照片，用自己的相机和纸笔真实地向世人展示了西部人的教育和生存状态。
　　“在内蒙古的部分学校里，每间教室里的投影仪、录音机都积满了灰，有的甚至连包装纸都没有打开。那里的老师说，这些东西用不惯，也不会用。”尚立富说，其实在西部，学校只充当教学生识字的角色，很少服务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学校和农村经济存在着鸿沟，老师和学生有时也觉得课本的知识离自己的生活太远。
　　“我看到了太多在异常艰苦环境中苦学苦读的西部孩子和大批流失在校门外的少年儿童。说实话，西部农村教育需要钱，但不全是钱的问题，还有观念的问题！”尚立富在反思西部农村教育时，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碰撞
　　
　　在甘肃临洮县腰弯子村，志愿者徐华欧一进村，村民就问他给他们带来了多少扶贫资金。徐华欧告诉村民，他们没有钱，他们有的是技术。村民们却明确表示，“我们不需要技术，也不要文化，我们只要钱。”有村民甚至夜间敲打着志愿者的门，可怜巴巴地哀求：“我家里真的很困难，给我一些钱吧……”
　　


　　而在何家山，负责电脑培训的北大研究生陈建在和当地老师私下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老师们真实的想法远远超出志愿者们的想象。
　　何家山中心学校老师朱培伦这样评论志愿者：“他们缺乏社会实践，根本就没教过学生，那些教育理论空泛得很。应让他们了解西部，我们西部的教育究竟需要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一位叫时珲的老师则说：“志愿者并没有给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老师们普遍都认为这些大学生比较天真，尽管他们是研究生、博士，但是感觉他们很书生气。”
　　志愿者卢立涛事后说：“我带着满腹的热情来了，讲完课之后别人告诉我，你讲的很空很大，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突然就想我来干嘛呢?但是我们既然来了，既然他们说出这样的真心话，那我们不可能就这样回去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考虑怎么能够和他们的需要更加贴近起来。”
　　杨东平教授的一番话也给了志愿者莫大的鼓励，同时也是对“西部阳光行动”的客观评价。他说，“几个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学生，做教师培训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好了，这就是成功。谁也不要把志愿者放到一个专家的位置上，志愿者对自己的定位可能太高，但我们不能奢求他们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成就。只要努力地做了，认真地做了，我觉得这就是咱们最大的成功。”
　　杨东平认为，一个大学生到西部搞教育扶贫援助，表面上看可能力量很小，但深层次意义比较大。大学生到了一个贫困乡村，他可以改变这个村子里人的观念，有时候甚至可能改变一个村子的面貌。
　　尚立富举例说，在何家山，所有的文化就是喝酒、赌博、打架，但在去年正月初一到初五，所有人都不赌博了，这确实是帮扶的大学生起的作用。“我觉得大学生的作用就应该这样一点点去发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贾西津认为，民间社团组织的力量在改变中国农村方面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多元的帮助弱势群体的机制是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民间社团组织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努力尝试，对于创新实现社会公平的机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李昌平则认为，“虽然民间社团组织、知识青年不是救世主，但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改变将记录下他们不可磨灭的身影。”
　　(本文图片由尚立富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