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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一番“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的谈话，在学界和高校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今年全国两会上，“高校去行政化”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什么是“行政化”
“去行政化”是如此的热，那么，与“去行政化”对应的“行政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无妨走进校园去看看：
学术委员会
《高教法》规定，高校学术委员会有审议学科、专业设置等职能，但现实中，其职能很少得到真正落实。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学术委员会被排除在学术事务之外。其实，不仅《高教法》规定的高校自主权多未落实，而且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基地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立项审批以及评估、评奖等手段，使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被行政化”
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由政府任免。近年来，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的现象明显增多。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
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自己就职演讲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今天走进校园，我们看到，高校对“大师”的考核越来越“GDP’’化，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大家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大学也像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样，形成了官僚的科层结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认为，目前学校行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讲，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太多、太强，专业设置、课程开设、经费划拨、教育评价、校长任命等都由政府说了算；从学校内部来讲，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控制着学术权力。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3月10日下午在梅地亚中心就教育改革问题举行集体采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对大学行政化现象做了概括：
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希望政府能够遵循教育的规律，不能完全用行政化的手段管理大学。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真正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制订规划，运用经济杠杆、官方的检查、评估或者评价来实现对大学的宏观管理。而大学具体的内部事务，由大学自主去办。大学需要建立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
二是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倾向。钟秉林说，怎样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是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大学作为学术机构，行政和学术权力并存，两者都有合理性。行政权力作为自上而下的权力，通过任命而产生，带有一定强制性，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学校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而学术权力实际上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相对松散的权力架构。比如说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学科委员会等，它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的核心是学术，是人才培养和研究，这也是大学本质特征的体现。
钟秉林表示，这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现在关键问题是把这两种权力协调好，相互之间不能出现越位、错位或者失位。
朱永新则表示，“去行政化”首先倡导“教育家办学”。他认为，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首先政府应该放权，把办学权力交给校长；其次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高等院校通过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中小学通过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工会等民主的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放权才有活力，自主才能创新。要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教育问题，成为教育的行家里手；要解放教育厅厅长、教育局局长，让他们从升学指标中解放出来。”朱永新说，
“我相信，一旦把属于老师的东西、属于校长的东西、属于厅长局长的东西还给他们，就给了他们一个舞台，他们将还教育一个精彩。”
“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把必需的行政权力也取消
理想很美，但要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取消行政级别”则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高校行政级别的存在与现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早以来，我国把四年制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985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副部级，这个问题就突出了。在学校办学过程中，不少教授纷纷竞争副处、正处，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当初确定‘985’高校为副部级，主要考虑这些学校在规模、地位、作用上与其他高校有区别，为使这些学校在地方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而采取了这种措施。这些学校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管教育的省委常委、副省长，级别提高只是出于工作便利的客观需要。”
在周洪宇看来，行政不能等同于行政化，行政管理是一种现代科层管理的体现，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因噎废食，把必需的行政权力也取消。
“去行政化”，要提出解决办法
“在中国，行政级别附加了很多利益，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最近这些年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行政权力也变相扩大，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渴望更强。由于行政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而在资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参与，导致部分人对此趋之若鹜。”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人们考虑的都是该不该取消级别的问题，至于取消之后有哪些相应的措施，还没有考虑清楚。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定要把改革的策略、方式、途径、可承受力和可能带来的各种后遗症考虑清楚，要对这些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周洪宇说。
“去行政化”后的高等教育畅想
在3月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朱清时讲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在7年内办成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训令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据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回忆，联大教授会讨论后，回复教育部说，选什么课程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否则西南联大就变成了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结果是不照办。”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委员说：
“现在大学的办学特色、选定的学科建设、专业，受制于行政管理，校长没多少自主权。行政管理是按条条框框办事的，大学找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就要去谈、去磨，甚至采取一些公关行为。”“很大程度上，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是行政化问题。要去除行政化的根源，就要按办学的规律管理大学。”顾也力说。他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可以“三步走”：
“第一步，行政管理要逐步脱离行政化。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职能部门的检查、评估。在此基础上才有去行政化的可能。从教育部到各省教育厅，控制大学的管理措施要减少。教育部只制定指导方针，而不是管理具体的事项。这是教育部门‘管’还是‘放’的问题。学校真正需要的是职能部门的帮助。”
“第二步，可不可以搞一些试点，先从遴选校长的层面做起?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校长职权上。校长取消了行政级别，就是一个教授，从教授当中遴选，大家欢迎有能力胜任的人来担任。校长的责任，就是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现在的问题在于，校长的‘乌纱’比职责重要，而且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配合行政管理模式，不可能有自主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了，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就不会想到保乌纱。学校可以给校长岗位津贴，只要做得好，没有问题。”
“第三步，可以探索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的方式对校长进行监督，保证校长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现在的状况是，校长、学院院长一方面是教授，一方面又有行政级别，双肩挑。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考虑要如何保持公平公正，良好的监督机制也可以督促校长注意这些问题。”
周洪宇则认为，目前学校的行政管理与整个国家的干部管理制度存在必然对接，学校难免要千方百计向既有干部管理制度“靠拢”。“去行政化”关键要找到相应的干部管理体制防止现有学校追求官本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必须与调整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同时进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同时也必须有一些新的机构建立，为新的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实施提供基础，哪个方面缺失都不行。”
“中国的教育不改不行，乱改也不行，过快也不行，要循序渐进，把相应措施逐步建立起来。‘去行政化’不仅仅是教育改革问题，而要和社会改革配套进行，同步实施，单边独进，必定失败，”周洪宇如是说。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在谈到亚洲大学的崛起时曾提出，亚洲大学目前有两个重要的目标：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建设世界级大学。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提得最多的目标。“那建立世界级研究型大学需要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具备吸引优秀学者和科学家的能力，除了吸引师资所需的物质条件外，一个能够快速有效的分配研究资金的系统也对建立一流的研究能力至关重要。在亚洲建立世界级大学的计划需要资金和决心。要创建世界级的科研能力，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源，还必须严格以其学术和科研贡献为基础分配资源，而并非以教授的资历或政治因素为准则。要达到世界级教育水平，必须拓宽课程和改革教育方法。只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意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大学的崛起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当阻止人员、物资和资讯流通的壁垒日渐消退，经济发展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科学网，2月24日，《亚洲国家将会取得更多的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去创建一流的学院》)理查德·雷文先生的这个观点在我们轰轰烈烈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此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
什么是“行政化”
“去行政化”是如此的热，那么，与“去行政化”对应的“行政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无妨走进校园去看看：
学术委员会
《高教法》规定，高校学术委员会有审议学科、专业设置等职能，但现实中，其职能很少得到真正落实。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学术委员会被排除在学术事务之外。其实，不仅《高教法》规定的高校自主权多未落实，而且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基地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立项审批以及评估、评奖等手段，使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被行政化”
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由政府任免。近年来，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的现象明显增多。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
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自己就职演讲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今天走进校园，我们看到，高校对“大师”的考核越来越“GDP’’化，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大家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大学也像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样，形成了官僚的科层结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认为，目前学校行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讲，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太多、太强，专业设置、课程开设、经费划拨、教育评价、校长任命等都由政府说了算；从学校内部来讲，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控制着学术权力。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3月10日下午在梅地亚中心就教育改革问题举行集体采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对大学行政化现象做了概括：
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希望政府能够遵循教育的规律，不能完全用行政化的手段管理大学。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真正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制订规划，运用经济杠杆、官方的检查、评估或者评价来实现对大学的宏观管理。而大学具体的内部事务，由大学自主去办。大学需要建立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
二是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倾向。钟秉林说，怎样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是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大学作为学术机构，行政和学术权力并存，两者都有合理性。行政权力作为自上而下的权力，通过任命而产生，带有一定强制性，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学校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而学术权力实际上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相对松散的权力架构。比如说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学科委员会等，它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的核心是学术，是人才培养和研究，这也是大学本质特征的体现。
钟秉林表示，这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现在关键问题是把这两种权力协调好，相互之间不能出现越位、错位或者失位。
朱永新则表示，“去行政化”首先倡导“教育家办学”。他认为，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首先政府应该放权，把办学权力交给校长；其次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高等院校通过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中小学通过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工会等民主的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放权才有活力，自主才能创新。要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教育问题，成为教育的行家里手；要解放教育厅厅长、教育局局长，让他们从升学指标中解放出来。”朱永新说，
“我相信，一旦把属于老师的东西、属于校长的东西、属于厅长局长的东西还给他们，就给了他们一个舞台，他们将还教育一个精彩。”
“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把必需的行政权力也取消
理想很美，但要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取消行政级别”则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高校行政级别的存在与现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早以来，我国把四年制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985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副部级，这个问题就突出了。在学校办学过程中，不少教授纷纷竞争副处、正处，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当初确定‘985’高校为副部级，主要考虑这些学校在规模、地位、作用上与其他高校有区别，为使这些学校在地方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而采取了这种措施。这些学校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管教育的省委常委、副省长，级别提高只是出于工作便利的客观需要。”
在周洪宇看来，行政不能等同于行政化，行政管理是一种现代科层管理的体现，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因噎废食，把必需的行政权力也取消。
“去行政化”，要提出解决办法
“在中国，行政级别附加了很多利益，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最近这些年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行政权力也变相扩大，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渴望更强。由于行政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而在资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参与，导致部分人对此趋之若鹜。”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人们考虑的都是该不该取消级别的问题，至于取消之后有哪些相应的措施，还没有考虑清楚。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定要把改革的策略、方式、途径、可承受力和可能带来的各种后遗症考虑清楚，要对这些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周洪宇说。
“去行政化”后的高等教育畅想
在3月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朱清时讲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在7年内办成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训令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据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回忆，联大教授会讨论后，回复教育部说，选什么课程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否则西南联大就变成了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结果是不照办。”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委员说：
“现在大学的办学特色、选定的学科建设、专业，受制于行政管理，校长没多少自主权。行政管理是按条条框框办事的，大学找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就要去谈、去磨，甚至采取一些公关行为。”“很大程度上，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是行政化问题。要去除行政化的根源，就要按办学的规律管理大学。”顾也力说。他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可以“三步走”：
“第一步，行政管理要逐步脱离行政化。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职能部门的检查、评估。在此基础上才有去行政化的可能。从教育部到各省教育厅，控制大学的管理措施要减少。教育部只制定指导方针，而不是管理具体的事项。这是教育部门‘管’还是‘放’的问题。学校真正需要的是职能部门的帮助。”
“第二步，可不可以搞一些试点，先从遴选校长的层面做起?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校长职权上。校长取消了行政级别，就是一个教授，从教授当中遴选，大家欢迎有能力胜任的人来担任。校长的责任，就是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现在的问题在于，校长的‘乌纱’比职责重要，而且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配合行政管理模式，不可能有自主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了，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就不会想到保乌纱。学校可以给校长岗位津贴，只要做得好，没有问题。”
“第三步，可以探索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的方式对校长进行监督，保证校长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现在的状况是，校长、学院院长一方面是教授，一方面又有行政级别，双肩挑。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考虑要如何保持公平公正，良好的监督机制也可以督促校长注意这些问题。”
周洪宇则认为，目前学校的行政管理与整个国家的干部管理制度存在必然对接，学校难免要千方百计向既有干部管理制度“靠拢”。“去行政化”关键要找到相应的干部管理体制防止现有学校追求官本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必须与调整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同时进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同时也必须有一些新的机构建立，为新的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实施提供基础，哪个方面缺失都不行。”
“中国的教育不改不行，乱改也不行，过快也不行，要循序渐进，把相应措施逐步建立起来。‘去行政化’不仅仅是教育改革问题，而要和社会改革配套进行，同步实施，单边独进，必定失败，”周洪宇如是说。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在谈到亚洲大学的崛起时曾提出，亚洲大学目前有两个重要的目标：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建设世界级大学。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提得最多的目标。“那建立世界级研究型大学需要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具备吸引优秀学者和科学家的能力，除了吸引师资所需的物质条件外，一个能够快速有效的分配研究资金的系统也对建立一流的研究能力至关重要。在亚洲建立世界级大学的计划需要资金和决心。要创建世界级的科研能力，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源，还必须严格以其学术和科研贡献为基础分配资源，而并非以教授的资历或政治因素为准则。要达到世界级教育水平，必须拓宽课程和改革教育方法。只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意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大学的崛起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当阻止人员、物资和资讯流通的壁垒日渐消退，经济发展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科学网，2月24日，《亚洲国家将会取得更多的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去创建一流的学院》)理查德·雷文先生的这个观点在我们轰轰烈烈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此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