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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忠君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两汉时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探讨两汉时期士大夫的忠君观念，分析了汉代士大夫忠君观念形成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因素。展示了士大夫忠君观念在实践中的表现，阐述了汉代士大夫忠君观念衰微的原因，以及这种衰微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汉代 士大夫 忠君观念
忠君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忠”成为封建社会处理君臣关系的主要准则之一。两汉时期，统治者注意到了忠臣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大了对忠君思想的宣传力度，力图使忠君观念在士大夫们心中扎根。汉代士大夫均言忠君，东汉尤为突出。
一
忠君，即忠于一人，忠于天下，“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韩非子集解·忠孝》）。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命是从，唯君是从。汉代，在士大夫看来，“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请，行之美也。”“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后汉书》，卷四十三）士大夫这种忠君观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儒家政治思想和孝观念的影响
首先，孔子学说的政治观念是以“仁”为核心的，要实现“仁政”，需要有“忠”的襄助。 “竭力致死，无有二心”（《礼记注》），“将死不忘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九年》）。这些都是儒家著作中对忠君观念的记载。儒家学说对于忠君思想的宣传，使忠君观念在士大夫出仕之前便在他们头脑中形成。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政治思想得到更深远的传播，忠君观念对士大夫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其次，汉以前的孝观念对士大夫忠君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忠和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明忠义章》），“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孝经·士章》）。忠君和孝亲是同一个行为过程，“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孝经·保孝行章》）。忠君有时是作为士大夫实现孝亲的一种手段，所谓“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凡事君，以为亲也”（《韩诗外传》，卷七）。所以，《孝经·广扬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二）汉代士大夫家教家训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最普遍的教化形式，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汉代士大夫家训数量颇多，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品德修养、个人治学成才、家庭伦理规范、为官道德准则等方面。汉代士大夫在家训中谈论到仕宦之道时，往往将忠君意识放在重要地位。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重血缘、讲究亲疏远近的宗法社会，且中国历来是崇尚孝道的国家，父祖辈的训诫往往会成为子孙的座右铭，影响他们一生的立身处世。因此，汉代士大夫的家训对士大夫忠君观念的形成与传播有重要作用。
（三）统治者对忠君观念的宣传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从心理上对皇帝的最高权威有了认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对皇帝尽忠。因此，为了保卫皇朝的利益和君主的地位，为了保住国君一姓的天下，统治者便加强对忠君观念的宣传。
首先，进一步完善皇帝制度。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称号，汉代则在继承秦朝皇帝称号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汉高祖时叔孙通奏请制定礼仪，高祖曾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此外，汉代完善了预立太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皇权的作用。皇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礼仪的制定，突出了皇帝的地位，皇权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从而使大臣们对皇帝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尊重的情感，增强了大臣们的忠君意识。
其次，将皇权与神权进一步结合，加强皇帝的神秘性。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说，宣扬君权神授，正式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汉章帝时，皇帝亲自召集文武大臣及儒生召开白虎观会议，根据会议内容编著《白虎通义》，把三纲学说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汉安帝时著名经学家马融著《忠经》，进一步将忠看作至大无极，无可逃脱之道，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履，莫大乎忠”②，对忠君思想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此外，汉代自汉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便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统治者为了全面实施其孝治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孝道教育，将孝道立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目，立《孝经》为通用的孝道教材，并且设置专门官吏进行孝道教育。二是通过尊赐、褒奖孝悌者，树立孝道榜样。三是在用人制度上采用孝廉制。孝是忠的初级阶段，忠是孝的必然归宿。汉代“以孝治天下”，大肆宣扬孝道，根本上是为了“以孝劝忠”、“移孝作忠”。
（四）利益的驱动
高官厚禄也是吸引大臣尽忠的一个重要因素，“主卖臣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集解·难一》）。许多士大夫在君主的身边效忠，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同时，汉代选官采用察举征辟制，非常重视名节。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采取措施重处不守臣节者，对不与王莽合作者给以高官殊荣，同时还大肆表彰历史上的忠臣。这样，汉代统治者通过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双重方面的手段吸引士大夫为自己尽忠。
二
忠君观念在士大夫头脑中扎了根，他们开始主动而自觉地做统治者的忠臣和顺民。士大夫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忠君意识。
（一）谏诤君主
汉代士大夫常常直言进谏，“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③。直谏用臣子们的智慧来补君主之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为君主出现决策性的错误而使王朝利益受损。主父偃曾说：“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④傅燮在上书中也说：“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⑤这些言论都说明了士大夫认为对君主的直言进谏是他们忠君意识的一种表现。然而忠谏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大臣因敢于直言而长久得不到升迁。尽管如此，士大夫们仍以一腔热血勇敢地直谏，为朝廷尽心尽力，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忠君意识。 （二）举荐贤士
贤臣、忠臣对君主的作用重大，因此推荐贤能的人入朝廷做官，辅佐君主，也是士大夫忠君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当皇朝在走向衰微的时候，举荐忠臣就显得更为重要。顺帝刚刚即位时，“大臣懈怠，朝多圈政，（左）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为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危，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赛赛之节，周公漠成王之风，宜摧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⑥。举荐左雄这样的人居位，对皇朝的延续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若非一心忠于君主，忠于朝廷是很难竭力为朝廷推荐贤能的。因此，为朝廷举荐贤士是体现士大夫忠君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抵抗奸佞
士大夫们除了用直谏，荐贤等方式使祸患消弭于无形之外，在祸乱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时，还会以实际行动来抗争，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东汉中后期，他们与外威和宦官的斗争上。司马光对此有这样一个论述：“及孝和以降，贵威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昌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⑦这些士大夫拼尽全力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与奸佞之臣对抗，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忠君意识。
（四）治理地方
不同身份的官吏其尽忠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不能像朝官那样经常面见皇帝，所以治理好地方就是他们的尽忠方式。《汉书·谷永传》谷永曰：“臣闻事君之父，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忠臣之于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⑧地方官治理好地方就是“修其职”，所以也为忠臣。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修理疆界陂塘，开拓土田，使得郡内富足，百姓称他为“杜母”。渔阳太守张堪，百姓赞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⑨这些被百姓爱戴的好地方官当之无愧是国家所需要的忠臣。
三
汉末，外戚宦官等势力开始干涉皇权之时，士大夫们的忠君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在一系列的抗争已经收不到任何成效，而君主也已名存实亡时，士大夫们的忠君观念便趋于衰微。这一时期士大夫忠君观念的衰微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党人集团的势力被消灭或分化。党人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忠君的人组成的集团。党锢之祸期间，士大夫们一直处于被禁锢和杀戮的状态，两次党锢之祸，使得党人的中坚力量几乎全部被害。《吕氏春秋》中有“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的感慨，其下注曰：“贤君赏忠臣故曰易也，乱主杀之故曰难也。”⑩党锢之祸中的大肆杀戮使士大夫朝不保夕，自然也就无暇去探讨和实践他们的忠君思想。随之，士人对汉室的绝望加强，忠君之心急剧分化，继续为汉室效忠的信心也逐渐削弱了。
其次是缘于天命论的衰微，割据势力的崛起。东汉统治者曾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谶纬等神秘的理论来论证汉有天下的合理性，但是东汉末年皇帝受人任意摆布的命运把天神庇护的神话打破了。各地有才能、有势力的人纷纷与汉王朝相对抗，天命论成为各派割据势力代汉的借口。五德始终学说也被军阀利用。各派割据势力都以五德始终学说作为自己篡权的借口，一些士大夫也转而效忠他们。
此外，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汉以察举制和征辟制来选拔官员，由此在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知恩图报的关系，而汉代忠君观念虽然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但还没有牢固地生根，绝对的忠君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便出现了忠君观念的泛化，士大夫对本国的诸侯王也以臣称，这在皇朝兴盛时期是向心力，但是在皇朝衰落时期就表现出它的巨大破坏力了。于是在东汉后期割据势力崛起时，一部分士大夫便选择了顺应潮流，投奔了新的主人，为新的君主效忠。而一部分士大夫在理想无法实现甚至无君可忠的苦闷中，选择了归隐山林，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经营。
最后是由于士大夫政治权利的丧失使他们的忠君义务感减弱。 东汉时期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之所以非常激烈，除了因为这些势力影响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外戚和宦官垄断了当时的仕路，侵占了士族的政治权利。士大夫们手中的政治权力逐步丧失，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降低，一部分士大夫在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中，选择了归隐山林，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经营。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2722.
②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7.
③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2329.
④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62：2799.
⑤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傅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53.
⑥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228.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2173.
⑧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456.
⑨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00.
⑩吕不韦.吕氏春秋·仲冬季·至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韩诗外传.卷七.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7.
[8]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关键词： 汉代 士大夫 忠君观念
忠君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忠”成为封建社会处理君臣关系的主要准则之一。两汉时期，统治者注意到了忠臣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大了对忠君思想的宣传力度，力图使忠君观念在士大夫们心中扎根。汉代士大夫均言忠君，东汉尤为突出。
一
忠君，即忠于一人，忠于天下，“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韩非子集解·忠孝》）。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命是从，唯君是从。汉代，在士大夫看来，“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请，行之美也。”“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后汉书》，卷四十三）士大夫这种忠君观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儒家政治思想和孝观念的影响
首先，孔子学说的政治观念是以“仁”为核心的，要实现“仁政”，需要有“忠”的襄助。 “竭力致死，无有二心”（《礼记注》），“将死不忘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九年》）。这些都是儒家著作中对忠君观念的记载。儒家学说对于忠君思想的宣传，使忠君观念在士大夫出仕之前便在他们头脑中形成。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政治思想得到更深远的传播，忠君观念对士大夫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其次，汉以前的孝观念对士大夫忠君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忠和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明忠义章》），“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孝经·士章》）。忠君和孝亲是同一个行为过程，“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孝经·保孝行章》）。忠君有时是作为士大夫实现孝亲的一种手段，所谓“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凡事君，以为亲也”（《韩诗外传》，卷七）。所以，《孝经·广扬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二）汉代士大夫家教家训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最普遍的教化形式，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汉代士大夫家训数量颇多，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品德修养、个人治学成才、家庭伦理规范、为官道德准则等方面。汉代士大夫在家训中谈论到仕宦之道时，往往将忠君意识放在重要地位。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重血缘、讲究亲疏远近的宗法社会，且中国历来是崇尚孝道的国家，父祖辈的训诫往往会成为子孙的座右铭，影响他们一生的立身处世。因此，汉代士大夫的家训对士大夫忠君观念的形成与传播有重要作用。
（三）统治者对忠君观念的宣传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从心理上对皇帝的最高权威有了认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对皇帝尽忠。因此，为了保卫皇朝的利益和君主的地位，为了保住国君一姓的天下，统治者便加强对忠君观念的宣传。
首先，进一步完善皇帝制度。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称号，汉代则在继承秦朝皇帝称号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汉高祖时叔孙通奏请制定礼仪，高祖曾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此外，汉代完善了预立太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皇权的作用。皇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礼仪的制定，突出了皇帝的地位，皇权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从而使大臣们对皇帝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尊重的情感，增强了大臣们的忠君意识。
其次，将皇权与神权进一步结合，加强皇帝的神秘性。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说，宣扬君权神授，正式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汉章帝时，皇帝亲自召集文武大臣及儒生召开白虎观会议，根据会议内容编著《白虎通义》，把三纲学说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汉安帝时著名经学家马融著《忠经》，进一步将忠看作至大无极，无可逃脱之道，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履，莫大乎忠”②，对忠君思想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此外，汉代自汉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便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统治者为了全面实施其孝治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孝道教育，将孝道立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目，立《孝经》为通用的孝道教材，并且设置专门官吏进行孝道教育。二是通过尊赐、褒奖孝悌者，树立孝道榜样。三是在用人制度上采用孝廉制。孝是忠的初级阶段，忠是孝的必然归宿。汉代“以孝治天下”，大肆宣扬孝道，根本上是为了“以孝劝忠”、“移孝作忠”。
（四）利益的驱动
高官厚禄也是吸引大臣尽忠的一个重要因素，“主卖臣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集解·难一》）。许多士大夫在君主的身边效忠，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同时，汉代选官采用察举征辟制，非常重视名节。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采取措施重处不守臣节者，对不与王莽合作者给以高官殊荣，同时还大肆表彰历史上的忠臣。这样，汉代统治者通过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双重方面的手段吸引士大夫为自己尽忠。
二
忠君观念在士大夫头脑中扎了根，他们开始主动而自觉地做统治者的忠臣和顺民。士大夫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忠君意识。
（一）谏诤君主
汉代士大夫常常直言进谏，“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③。直谏用臣子们的智慧来补君主之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为君主出现决策性的错误而使王朝利益受损。主父偃曾说：“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④傅燮在上书中也说：“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⑤这些言论都说明了士大夫认为对君主的直言进谏是他们忠君意识的一种表现。然而忠谏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大臣因敢于直言而长久得不到升迁。尽管如此，士大夫们仍以一腔热血勇敢地直谏，为朝廷尽心尽力，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忠君意识。 （二）举荐贤士
贤臣、忠臣对君主的作用重大，因此推荐贤能的人入朝廷做官，辅佐君主，也是士大夫忠君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当皇朝在走向衰微的时候，举荐忠臣就显得更为重要。顺帝刚刚即位时，“大臣懈怠，朝多圈政，（左）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为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危，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赛赛之节，周公漠成王之风，宜摧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⑥。举荐左雄这样的人居位，对皇朝的延续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若非一心忠于君主，忠于朝廷是很难竭力为朝廷推荐贤能的。因此，为朝廷举荐贤士是体现士大夫忠君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抵抗奸佞
士大夫们除了用直谏，荐贤等方式使祸患消弭于无形之外，在祸乱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时，还会以实际行动来抗争，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东汉中后期，他们与外威和宦官的斗争上。司马光对此有这样一个论述：“及孝和以降，贵威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昌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⑦这些士大夫拼尽全力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与奸佞之臣对抗，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忠君意识。
（四）治理地方
不同身份的官吏其尽忠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不能像朝官那样经常面见皇帝，所以治理好地方就是他们的尽忠方式。《汉书·谷永传》谷永曰：“臣闻事君之父，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忠臣之于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⑧地方官治理好地方就是“修其职”，所以也为忠臣。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修理疆界陂塘，开拓土田，使得郡内富足，百姓称他为“杜母”。渔阳太守张堪，百姓赞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⑨这些被百姓爱戴的好地方官当之无愧是国家所需要的忠臣。
三
汉末，外戚宦官等势力开始干涉皇权之时，士大夫们的忠君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在一系列的抗争已经收不到任何成效，而君主也已名存实亡时，士大夫们的忠君观念便趋于衰微。这一时期士大夫忠君观念的衰微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党人集团的势力被消灭或分化。党人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忠君的人组成的集团。党锢之祸期间，士大夫们一直处于被禁锢和杀戮的状态，两次党锢之祸，使得党人的中坚力量几乎全部被害。《吕氏春秋》中有“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的感慨，其下注曰：“贤君赏忠臣故曰易也，乱主杀之故曰难也。”⑩党锢之祸中的大肆杀戮使士大夫朝不保夕，自然也就无暇去探讨和实践他们的忠君思想。随之，士人对汉室的绝望加强，忠君之心急剧分化，继续为汉室效忠的信心也逐渐削弱了。
其次是缘于天命论的衰微，割据势力的崛起。东汉统治者曾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谶纬等神秘的理论来论证汉有天下的合理性，但是东汉末年皇帝受人任意摆布的命运把天神庇护的神话打破了。各地有才能、有势力的人纷纷与汉王朝相对抗，天命论成为各派割据势力代汉的借口。五德始终学说也被军阀利用。各派割据势力都以五德始终学说作为自己篡权的借口，一些士大夫也转而效忠他们。
此外，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汉以察举制和征辟制来选拔官员，由此在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知恩图报的关系，而汉代忠君观念虽然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但还没有牢固地生根，绝对的忠君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便出现了忠君观念的泛化，士大夫对本国的诸侯王也以臣称，这在皇朝兴盛时期是向心力，但是在皇朝衰落时期就表现出它的巨大破坏力了。于是在东汉后期割据势力崛起时，一部分士大夫便选择了顺应潮流，投奔了新的主人，为新的君主效忠。而一部分士大夫在理想无法实现甚至无君可忠的苦闷中，选择了归隐山林，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经营。
最后是由于士大夫政治权利的丧失使他们的忠君义务感减弱。 东汉时期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之所以非常激烈，除了因为这些势力影响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外戚和宦官垄断了当时的仕路，侵占了士族的政治权利。士大夫们手中的政治权力逐步丧失，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降低，一部分士大夫在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中，选择了归隐山林，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经营。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2722.
②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7.
③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2329.
④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62：2799.
⑤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傅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53.
⑥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228.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2173.
⑧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456.
⑨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00.
⑩吕不韦.吕氏春秋·仲冬季·至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韩诗外传.卷七.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马融.忠经·天地神明章.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7.
[8]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