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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水还在升高。
从158米，到162米，再到165米。可这仍然不够高，去掉沿途的渗透，冬季的冰层，余下的水量仍然到不了北京。专家说，当蓄水达到170米的时候，那压力就足够了。
水位越来越高，水压越来越大，丹江河岸一块一块地塌下去。
这一带已经没有人了，土地又薄又脆，踩着石头拉着树干才勉强前行。水面宽广连着天际，巨大的断裂带如末世景观。
这是河南省淅川县香花镇，南水北调起始地，也是丹江口水库重要的蓄水区。
这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1958年始建，如今已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湖。为了确保工程供水，丹江口大坝坝顶高程将从162米继续加高到176.6米，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水库面积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按这个规划，河南省淅川县将新增淹没面积143.9平方公里，占水库区总淹没面积的49%。淹没涉及11个乡镇、185个行政村、1312个组，10.73万人，加上淹没影响人口，这第七次移民共需搬迁安置农村移民16.2万人。
香花镇移民所所长李国军说，2014年12月11日，中线工程试水那天，他就站在远远的地方，下午两点半，水淹上来，土地一块一块地塌下去，没有声音，并不天崩地裂，一会儿垮一点儿，一会儿垮一点儿，慢悠悠的。没搬走的几户居民就住在塌方区十米左右，屋子里的人看着土地在眼前陷落，并不惊慌，“老百姓嘛，不是搞科技的，他们不想那么多。”
天黑下来，浪打着踩过的石头。李国军说，等水库蓄水达到170米的时候，这一带就永远沉入水底了。
从没见丹江水面这么广大过
2015年1月中旬，天转凉了，浪也高起来。
丹江水宽而广，远远接入天际，水面黑蓝，渔船绝迹。加上垮塌、断层、裸露的地表，大自然露出它不可被人力征服的一面。58年来，李国军生于斯长于斯，却从没见丹江水面这么广大过。
这让他感到恐惧和陌生。
淅川水势大。平日里，丹江水是有水位变化的，风卷起浪来，比水面高出四五米是常有的事。蓄水坝加高得那么快，安全吗？李国军说那没问题，“上面不是说，400多专家都在研究嘛，七个导弹同时打到一个点上才能给它打垮！”
香花镇剩的人已经不多。废弃的房子里已无人迹，说话时响起回声。13排约30厘米高的水泥柱，一排一排立在岸边，每排10根，每根之间相隔一米，蜿蜒地伸向陆地。
它们用来检测土地塌方的速度。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质朴又显而易见的方法。李国军每天都要到这儿来看看，带着笔、本子、相机，记下哪一天哪一排的哪一个水泥柱又不见了，这说明一米宽的土地又塌掉了。
这一带属于丹江水中游，最初，岸边还栽了一点树木以护水土，可那水土流失太严重，想保护也来不及，“前几天常委过来说不允许再栽树了，”李国军说，“水还要上来，栽树也是糟蹋了。”
那塌陷的速度是惊人的。试水之初，他还可以走在岸边，现在，那里的土地已经开裂，丹江水把地下淘空，这一带已经是危险区。
“现在才是试水期，试水那天水位161米，将来上到170米又要怎样？”李国军说，“大河没风三尺浪，光那个浪都冲到多高。你看那涮上来的水，跟海潮似的上来下去。”
生长在水边，他对水是有敬畏的。
旧有的码头已经毁了。河水升高，江浪冲蚀，十几米高的石头墙体上出现了一道长裂纹。这裂纹被刷上红漆，标上编号，裂痕的宽度，扩张速度被一一记录下来，同样用以监测土地塌陷及水土流失的速度。
丹江的上、中、下游，有那么几个观测点，李国军是每天都要看的。他年纪大，腿脚却灵便，人瘦，会游水，走在江边并不过度小心，“掉下去丢不了命”。当他踩着水边护岸的石头，看着那石头松动，从脚下隆隆滚入江水中时，他似乎并不害怕。与其说他胆大，不如说他只是不想那么多。他曾亲眼看过几个一起工作的在移民搬迁中死了，有的脑溢血，有的肝腹水，有的前一天还在好好的，第二天就咽了气。说起来他也感慨，可说归说，日子还要照样过，死了、烧了、埋了之后，死亡这东西又与他无关了。
他只受过初中教育，靠自学种了几十亩橘园，1989年提了当移民所所长，一晃也干了26年。即使那级别还在科级以下，这职位也足够让他觉得自己算是个“国家干部”了。当他带着“国家给发的”小卡片机，一只卷尺，背着手走在江边，见到裂缝就过去量一量，拍个照，再用签字笔记下编号时，他觉得国家是看重自己的。
当然，要说不怕，也不全是这样。有一次他真的觉得自己要没命了。那是2014年12月，他去土门监测水土，土门是香花镇的一个村，在丹江下游。跟往常一样，他带上小相机，铁卷尺，开车走山路，去往40公里外。那一带村民后靠安置，几乎都搬到了山上，他们住在海拔176米以上的位置。按照政策，这些住户可以暂时不动，但他们所处的却是扎扎实实的危险区。
“预计有35000人还在这个危险区住着，还要往后靠。国家划了一个顺序，（位于海拔）176米以上的现在不叫动。”李国军指着更高的山上说。
他要做的就是在那几乎看不见、找不到的山路上左兜右转。那道路蜿蜒狭窄，在群山和黄土之间，有的地方坡度很大，车子开过，几乎是近30度的向左倾斜着。他要一个一个的找，找到15个在位置具有代表性的人家，抻开卷尺量量房子上的裂纹。
山路难走，有时车门一开，树枝就挡在车门口，好容易打开门，路已窄到只容一辆车子，根本没落脚处。他动作敏捷，下车，关门，绕过车子走出去，一旦一脚踩空，下面就是山崖了。 这些还没有搬走的村民，祖祖辈辈在这丹江水边种地、养鱼。水上来了，就往更高处走。离了水，改种地;淹了地，改放羊，日子总要过下去。如今176米以上的土地已经全部是砂石，羊也养不成了。他们对道路塌方、水土流失没有清楚的概念，除非眼见着江水来了，或泥石流从山上下来。
他们走出屋来跟李国军打个招呼，叫他进屋抽根烟，一送送到大门口，保持着五六十年代对干部的那套礼貌。李国军很难说清在这份工作里他享受的是什么，但当他背着手离开时，这些送他出门的老百姓让他觉得，自己当个“国家干部”有那么点意义。
“你不能跟老百姓说这些”，李国军过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了没有用，他不懂，白白让他恐慌。”
到底有多危险，只有他一个人心里知道。他怕下雨，一旦大雨来了，泥石流将把这土坡上所剩不多的农舍席卷而去。
天光还亮的时候，他就这么走完15家，再赶40公里山路回去。回去时天已经黑了，这一带黄土旷野，了无人烟，没有住户，没有灯，天黑下来，伸手不见五指，下面就是土沟、山谷和江水，李国军进山时河边地里还有路，出来时那路已经被水淹没，“都是河水，看不见路，找不到方向，急得没办法，”李国军和司机两人四顾漆黑不辨南北，就这么迷在了山里。
转了几个小时都好像停在原地，四处是河水，一点儿标志都没有，两人完全蒙了。要出出不去，叫人来救，又根本说不清自己在哪儿，报警也没用，两人身上没有任何定位系统。
李国军说，那次兜了很久，最后好歹靠着车灯，爬上了一条山路，捡回一条命来。这之后他很少在傍晚五六点钟来这一带，看看天快黑了，他就让司机加快速度，赶着日落之前回到镇上。
太阳在，路就在，太阳落了，路也没了。羊肠子似的小路上，车子跑起一道烟。
老一辈人说，丹江就是银行
风起时，码头上天低云厚，水冲着黄土，方圆数十里已无人。这就是现在的香花镇了。
过去，香花镇是个好地方。这里水土相宜，地里出好辣椒，辣椒市场上，上千人坐在那儿，多是老弱妇孺，她们把辣椒梗摘掉、装袋、打碎、上市，光这一项零活，一天就能赚上二三十块。
香花人眼里，这是小钱，不算数的，来做这活儿的，多是周围厚坡镇、上集镇的人，她们要走十几里路来这里讨生计，本地人不赚这辛苦钱。
身为香花本地人，在这一带说起来是件有面子的事。光是香花镇下沿水的刘楼村，村里私家车就有百十辆。更富的人根本不住河岸，他们整个家都在船上，船分三层，楼上是起居自住，楼下是饭馆，一网丹江鱼捞上来，就着水在船里摆上七八桌，一年四五十万不成问题。
大户是真的大户。几百个网箱用来养鱼，家里在水边有冷库，船上、岸上开着饭店，私家船烧着柴油突突突地走，在江上划开一道水纹，鱼来了，钱也来了，一年不断的丹江鱼。丹江人是不喝丹江水的，嫌那是生水，有腥气，考究点的人会在水边凿口井，地下水上来，喝到嘴里都有股甜味。
更不用说每家人均十余亩的落差地了。这一带山多，只有靠水处有大块平地，水气湿润，汛期来了水上来，汛期过了又落又下去，一起一落之间，那土地已经被河水滋养得肥而软，157米以下的地，勤快点的老百姓可以种到147米，麦子一直长到腊月去。
吃着丹江鱼，喝着丹江水，老一辈人说，丹江就是银行，晚上把网一撒，早晨再一收，就好比去银行提现钱。哪一网上来不是百十块。就算是老了，走不动了，在岸边摘摘鱼，收拾了卖给收鱼的人，每天也有几十块零花。
香花镇移民总指挥张书兰，从小在刘楼村吃水长大，当地有俗语说，“河南移民看淅川，淅川移民看香花，香花移民看刘楼。”她说别看香花只是个镇子，人却洋气。冬天，这里的女人是懂得穿毛呢短裤黑丝袜的。
没有人外出打工，因为没有那必要，一条丹江水够他们吃上几辈子。
所以在丹江口水库区11个移民点中，香花镇的困难最大，人数最多，28000人全数搬到了邓州。
24000多网箱全部拆掉，因为那污染水源。养鱼的人不再养鱼了。现在的香花镇人去楼空。按政策，淹地淹人得走;淹地不淹人，也得走。可对农民来说，没了地就没了一切，连带着没了辣椒、辣椒酱，以及一系列的上游生意。
离开香花这天，香花人坐在客车上，戴上大红花，吃着国家给发的、用以奖励和慰问的瓜子花生，就这么离开了丹江水。
他们也得知，他们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的离开对国家至关重要。
“你们北京已经喝上了丹江水吧？”李国军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样子带几分天真，“你待会儿到江边，我给你灌两瓶丹江水带回去，这可是真的丹江水啊。”
他的态度里，有一种说不上是骄傲还是谦卑的东西。
祖坟淹了，墓碑敲了，网箱卖了，渔网收了。装上镐和锄头，从此香花人再吃丹江鱼就要靠买了。
客车开动时，一些老人抽抽噎噎的哭了。
从小就知道，离开这块土地是迟早的事
2015年1月中旬这一天，村民周理坐在李国军的办公室里，说要找他办点事儿。 周理也算个干部，说起自己是大队会计时，很有一点儿为民请命的意思。56岁的他身材高，嗓门粗，介绍自己说：“我名字好记，周总理去掉一个总字。”
他是靠后安置的一批，水来了就往高处搬，现在已经搬到山上去，水却又来了，水没到一米深，盘山道淹掉了一截，要拉个东西运个货，就要绕走另一圈儿。他坐着车到香花镇上，又找到移民所，就是想请李国军往淅川县里申点儿经费，临时给配个船，运人载货用。
李国军皱着眉，“这钱得一层一层往上面报，什么时候批下来可不知道”。这事儿他做不了主。
周理却毛躁。他这毛躁一半为自己，一半也为自己受到的催逼。船解决不了，回去村里的老百姓要骂他的，他们用河南粗口骂：“你心眼可坏！不给老百姓办事，你算什么国家干部，你吃白饭的！”
“老百姓他不会想你夹在中间有多难，”周理说着说着激烈起来，“老百姓素质可低！”他是说他们没受过教育，而他自己可是小学毕业的，“他们就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要一个东西，你给他办了，他就说你好，明天又要一个东西，你办不了，连带昨天给办的东西也一起不算数了！”
得不到答复回不了村，他困顿地坐在椅子上。
2009年开始搬迁这一批移民起，李国军的办公室就多了一盒又一盒的口香糖。没事儿就一边嚼一边想事儿，这缓解了他焦虑。这办公室有五平方米左右，一面连着户外走廊，另一面放着一条沙发一张床，吃睡办公都在这儿。
没法说出个所以然，又没法安抚周理时，李国军说起自己的事：“我的橘子园几十亩都被征用盖移民点了，卖了橘子能赚回30万。县里说让我别闹，闹了就给我停职，不闹就补给我20万，我没闹，四年也没补，我不也没说什么？”
同样的委屈让他们一起安静下来，暂时地停止了互相之间的埋怨和逼迫。
两人都是50年代生人，骨子里还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从他们出生那时起，南水北调就开始筹划了，他们从小知道，离开这块土地是迟早的事。那思想工作从1958年就开始做了，人人都背得出来：“南水北调”“国家任务”“舍小家，顾大家”。
他们从小就听着口号长大，思想意识里就有这件事儿。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那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的逻辑不会有问题，一声令下，国家让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周理的6个叔叔，就是在一声命令中全部搬走。1975年，叔叔全家从香花去往湖北大柴湖，当地没有房子，就用芦苇做芯，糊上泥就是墙了，屋顶漏雨，四季透风。
送别叔叔那天，周理才6岁，看着叔叔婶婶装车远行，父亲哭了，“以后见不着了，红白事也要来往。”
和叔叔搬家一起进行的，是一个跨越数省的国家搬迁工程。迁移安置工作自1959年开始，到1978年基本结束，历时20年，先后分为六批。其中，迁青海2.2万人，湖北6.9万人，邓州市1.5万人，淅川县后靠安置9.6万人，人均迁安经费325元。到2001年底，南阳市丹江口水库移民达到20.6万人，其中淅川县18.8万人，邓州市1.8万人。
周理不觉得这有什么，“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意识，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人可没法比。”他指指自己的脑子，“国家让干啥，咱们就干啥，不像现在的移民不好弄，他们要讲条件。改革开放啊，不是我说，别的都还行，这个思想意识，可给弄坏了。”
从内心，他是这样理解搬迁这件事的。当一切牺牲因国家任务而起时，就理所当然的被接受了。
“现在的人意识可坏！”他抱怨说。怎么坏？搬不动。上面催着下面，下面逼着上面，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互相埋怨，到了最后，双方都忘记了上面的事，移民变成了基层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牵制、胁迫和卖人情。老百姓觉得自己是“看在乡镇干部面子上搬的”，所以搬去之后出了问题，“干部你都要给我解决”;干部觉得自己工作难，“就是因为老百姓刁”。而整个上层的移民体制怎么运作，任务、纲领如何上传下达，这都与他们无关，只知道这一切一级一级到了一线，整个事件的执行到最后，只剩下三方相关：江水、百姓和乡镇干部。
带头作用
这任务不比别的，“别的还可以缓一缓，财政经费不够你还能勒紧裤腰带过，什么都能有个缓冲。这不一样，水来了你就得走，不走不行。”李国军说。
水就是死线。
为了赶在这死线到达前把所有人搬走，几千个干部从淅川县各行各业被抽调到香花镇。这之前，他们有人管水利，有人做会计，来了之后二话没有，就是移民干部了。
搬迁伊始，河南省提出来“四年任务，两年完成。”为什么要两年完成，这些乡镇干部无从得知。他们要做的就是执行，这要求先从省委传到县委，县委传到镇移民所，一级一级开大会，一开好几天。
开会为了一件事：做思想工作。先做基层干部，干部回家做自己的亲属、父母;再做“能人”，能人是那些乡镇大户，“能说会道、通情达理”;第三层才是普通老百姓。
领导告诉李国军说，他是国家干部，思想境界得比普通老百姓高，所以要搬老百姓，先搬自己的父母兄弟。这叫“干部起带头作用”。
李国军犯了难。父母有两间44平方米的老房子，住了一辈子，死活舍不得。“可难劝！一劝就掉眼泪！”先是哭，再是骂：“你翅膀硬了，当官了，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硬劝了一年多，劝一次哭一次，父母也哭，他也哭。有一阵子他都有点犹豫了，要不撤职就撤职，留住这老房子和几十亩橘园。可移民期间，想离岗几乎不可能，不问个中苦衷，只问结果，在岗就不能退，死活都要干下去。
就这么生生劝走了父母，橘园全部征掉。他们搬入邓州裴营乡，每人按照国家分配，给一亩四分地，一尺以下都是黄砂石，两个老人已经80开外，种不动了。
逼急了，李国军也伤了心，什么基层干部，不干了。移民说要上访，他想，自己怎么就不能也弄出点动静来？左思右想，他也录了个视频，找了鉴定人，给橘园开了个价。“我说咱也发到网上去。副局长劝我，你发到网上伤和气。”李国军生性软弱随和，想一想也是，“我那也是气话，但心疼啊。我也劝自己，毁了就毁了，这是国家大局。” 说起这一段，58岁的李国军哭了。
劝完了父母，再就是大户。大户是有钱、有威望、有影响力的，相当于乡镇的舆论领袖。刘楼社区有个刘组长，家里有船有冷库，在河上开着饭店，一听船也要收了，冷库也要捣毁，搬到邓州裴营乡，一人一亩四分地，带着刘楼村的76个村民就要上访。
上访书已经写好，“不同意搬到裴营乡刘楼社区，誓死不去。”下面76个名字，76个红手印。
移民总指挥张书兰犯了难。派了几个人盯在刘组长门口。可他愣是几个月不露面，影子都见不着，76个签名的居民见了移民干部，门一锁躲进屋里，怎么叫就是不开。
一个大风雨的夜里，盯梢的突然传来消息：刘组长回来了！那是凌晨1点钟，山里下着大雨，电断掉了，四处没有光亮。2014年3月份，农历还在冬月里，脚下黄泥又冻又粘，湿冷湿冷。四个村干部两两搭着背往山上走，张书兰穿着平底雨靴，上面打着伞，雨从四处往里灌，身上腿上全湿了。
突然不知道怎么的，她脚一打滑，整个人都掉进了泥坑里，心急火燎地拔出脚来，膝盖以上粘的全是东西，闻一闻似乎不是泥，这时她才想起来，那是个户外的厕所，她一脚跌进了屎坑。
顾不了那么多，从屎坑里拔出腿来继续赶路。到了刘组长门口，里面一听移民干部来了，见了鬼似的躲了起来。灯也关了，寂无人声。张书兰同行的刘道瑞一边敲门一边叫：“哥哥，书兰掉茅坑里了，你给开开门，让她换条裤子。哥哥，你给开开门，让她换条裤子……”
深夜2点半，门开了。刘组长叹口气，把四个人叫进屋，冲上茶，道了个歉。张书兰在厕所把裤子脱下来扔掉时，才发现自己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拔得急留在了茅坑里。天冷脚冷，又在门外拍门大喊了一个小时，她冻得快僵了，愣是不知道自己只穿了一只鞋。
也就在那天夜里，刘组长同意搬了。与其说是理解了国家政策，不如说是张书兰那一腿一脚的屎起到了作用。人性本能里的不忍心让他动容了，他也知道了一件事儿：这是国家政策，不答应不行。无论他愿意，不愿意，拖延的都只有时刻而已。水来了谁也留不下，这挣扎多半是无用的。
次日，张书兰又把国家政策和移民优惠讲了一遍，安排了6个面包车，把老百姓拉到裴营乡去看房子看地。张书兰心里也不好受。她看着裴营乡，“咱这儿老百姓抽烟，平常都是10块20块的，那边老百姓很少抽烟，就算抽也抽那种5块钱的。一看抽烟就知道经济不如咱。”
当晚，张书兰在刘楼村摆了五桌酒。这刘楼村是她的娘家，46岁的她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二百多户村民都跟她沾亲带故。席上端起酒她就哭了：“父老乡亲，我叫你们吃顿饭，不是收买你们，咱这是国家的大政策，我问心有愧，可还得劝你们走。咱们都是国家的人，国家需要咱们这一块地方，咱们得无条件的服从国家。”
在场人见她哭了，都默不作声起来。她又接着说下去：“举个最容易沟通的例子，计划生育，你说娃子生也是咱自己生的，养也是咱自己养的，可不按国家政策生，就是要罚你，你也是犯错误的。”
她泣不成声，“我拍着良心说实话，我对不起你们，我端着国家这一碗饭，明知道条件悬殊，还来做你们的工作，我欠你们的。”
说道这儿，几个通情达理的百姓说话了。“咱别说了，也不是你带着人来非让我们走，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们认了。”
酒席散后，最后几个不走的群众也在同意书上签了字。
那天晚上，张书兰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