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国家而言，军事或政治失败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对于所谓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颠覆。埃及就是这类大国之一，当年它曾决意挽回其在1967年埃以战争中的失败并夺回西奈半岛。但只有当萨达特总统接受和平战略访问耶路撒冷后，才最终实现了上述目标。最恐怖的实例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一战后形成的欧洲秩序几乎被它彻底颠覆。
　　历史表明，有两种方式能够制衡颠覆主义强国。其一是以同样的热情与之进行对抗，就像欧洲保守势力1815年击败拿破仑，和盟国在二战中击败德国那样。另一种方法是超越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极限，前苏联的解体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目前，俄罗斯还可以选择。它可以像曾经的德国那样选择接受国际秩序。也可以坚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路线，制定新的战略——也就是颠覆苏联冷战失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虽然普京无疑是推动上述战略的主要力量，但乌克兰寻求与欧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此举总体上受到欧洲和美国的欢迎——注定要加速俄国实施新战略的步伐。普京知道，他可以利用乌克兰的民族宗教分裂（东部地区绝大多数是忠于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东正教人士）来破坏上述努力。现在看来，欧洲似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捍卫所谓核心利益的决心估计不足。
　　普京输不起这场在乌克兰争夺影响力之战。对西方而言，避免以武力重划边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事实上也是文明世界秩序的支柱。但美欧均已明确表示不值得为乌克兰主权而付出牺牲。欧盟甚至不愿跟随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的力度。
　　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并在危机初期占据了上风。现在，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他敏锐地迫使害怕风险并四分五裂的西方在战争和妥协间进行选择。
　　虽然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如何重视对俄的战争风险都不为过。毕竟，在这样的战争中，双方都拥有大型的核武库。北约二把手阿德里安·布拉德肖因此在不久前表示，只有在俄罗斯入侵北约国家时才会考虑发动战争——尽管普京进一步加大了挑衅的力度，但他不太可能会入侵北约盟国。
　　西方列强厌恶打仗本身也是有风险的。俄罗斯无视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当时美英等国承诺如果乌克兰交出核武器其领土完整则会得到尊重——向伊朗、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传递了危险的信号。但西方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是不可能改变的。而事实证明尽管制裁削弱了俄罗斯经济，但迄今为止并不足以解决乌克兰问题。于是只剩下妥协一条路——也就是说实际上默认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及其“近边界地区”提出的管辖权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会直接插手管理乌克兰，但会坚决阻止乌克兰加入任何敌对阵营和联盟。2008年俄罗斯时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说，“哪个国家都不愿看到自己没有加入的军事集团把势力拓展到边境上。”如果西方在此紧要关头表示默许，普京将急于结束目前这场战争，以挽救受到沉重打击的俄罗斯经济。
　　但克里姆林主导的危机绝不会就此结束。事实上，普京的计划远非乌克兰所能局限，包括对临近其他国家实施“芬兰化”，其中也包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欧盟成员国。
　　要想阻止普京的边缘政策，西方领导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启动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具体而言，他们必须制定宏伟的和平计划，解决全球安全规范和军备控制等一直妨碍合作的基本问题。
　　当然，俄罗斯已经算不上全球超级大国，但它仍具有大国的禀赋和特点：丰富的文化历史、庞大的规模、强大的核能力、跨越欧亚大陆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对很多国际冲突的参与能力。任何现实的大型交易必须考虑到上述特色。
　　乌克兰前进的道路还难以辨认，历史上缓冲国的经历各不相同。德皇威廉二世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一待时机成熟就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但1955年后奥地利的中立得到了冷战两大阵营的认可，而奥地利现在已成为欧盟成员国。同样，1967年后，约旦一直在扮演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间非正式的缓冲国角色。未来任何阿拉伯国家都必须承担起类似的任务，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允许它加入敌对军事联盟。
　　法德联合提出的乌克兰计划呼吁建立非军事区隔开政府和分裂势力，并赋予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谓的讲俄语的东部地区以“较强”的自主权。换言之，它符合俄国的乌克兰“联邦”构想，亲俄的东部地区将拿到外交和安全事务发言权。但不能指望借此遏制普京更大的野心。要想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西方更紧密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