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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管已被截断，拆迁指挥部从围墙边的消防龙头上接进一根水管在楼下。守着老房子的余辉每天在楼下洗衣服、打水上楼。
她已去世的父亲，曾经是拆迁人长沙市机关事务局的局长
暴力拆迁的案例在全国各地并不缺乏。然而，来自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西路七号的老市委机关宿舍的拆迁故事，却并不一般。
自2007年8月以来，这所住着388户长沙市各市直机关的离退休干部、亲属的19栋住宅楼里的住户，遭遇了一次来自长沙市机关事务局的“典型”拆迁：区政府先是以下岗的形式威胁不愿意搬走的被拆迁户，后又对房屋下达强行征收令、之后房屋在“六年前”被鉴定成危房、最后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半夜强拆。
不拆迁就下岗
市直机关宿舍拆迁的事宜，从2006年开始进行。真正的剑拔弩张，从拆迁许可证下达之后开始挑起。
2007年7月29日，长沙市机关事务局在大院里召开了一次拆迁动员大会。此后，各种吵闹之声就充斥了这座住满离退休干部的大院。
位于五一西路的市直机关宿舍大院，总占地21.63亩，共有19栋楼房，388户业主。这里处于长沙市最繁华的芙蓉区商业圈之中。
市委大院的房屋是90年代的福利房改房。1995年，所有住户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而土地使用权也于当年划拨在机关事务局名下。
8月16日，300多户居民排队选房签定了协议。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拆迁协议遭到了58户居民的拒绝。
此后的一年，大部分住户陆续签好协议撤离，每搬走一户，机关事务局就立刻将门窗和楼板拆除。大院逐渐被红色的“拆”字、瓦砾废物包围。
“钉子户”易四清是机关事务局的职工，早在2007年9月，拆迁开始之后的一个月，没有签协议的易四清就已经被机关领导通知不用去上班了，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来。元旦过后，易四清恢复了工作，但因为他上一年的年终考核不合格，他的工作由锅炉房调到收发室。
按照规定，一年考核不合格调换岗位，两年不合格，他将下岗。
四个月后，仍有55户人家坚守在老房子里，机关事务局将谈话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事业单位。
2008年2月27日这天，事务局给每位在职业主单位领导人发送了《五一西路市值机关宿舍大院改造建设有关情况的汇报》，在这份文件上，机关事务局请求各单位领导配合做好为拆迁户的工作。很快各业主被单位领导单独谈话，如果不签协议，有可能会停职。谈话起到了效果，一批担心失去房子又失去工作的拆迁户陆续撤离。
那次大规模的谈话让同盟军的力量开始减少。
2008年6月6日，易四清记得很清楚。6月5日，奥运火炬刚在长沙传递，第二天他的房子没了。同时被强拆的同院的另外三户人家。
强制征收令
四户被强拆，居民们早有预料。
3月27日，机关事务局向芙蓉区政府提出了对不肯签订拆迁协议的易四清、杨庆民等四户居民，分别实施政府征收的申请，申请的理由是该局已经依法取得了拆迁相关的证件，且已经完成了拆迁任务的86%，未签协议的拆迁户严重影响了项目进程。
3月31日，芙蓉区政府支持了这项申请，给这四户分别下达了《征收决定书》。
这四份征收决定书作出两项决定：第一要求被征收人按照法律规定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第二要求决定书送达7日之内将房屋腾空交付拆迁。
这就意味着，7天之内，不管条件是否满意，他们必须签署协议搬出房屋。
接到征收决定书之后，大院里又搬走了几户。
拆迁这一天，63岁的老太太杨庆民也被警车带进了法院的一个小屋子，和徐国红关在了一起。三个小时后，他们被放了出来，回到家，房子已经只剩碎片。而杨的儿子吴锷，去年9月，则因为拆迁问题“殴打大院内电力维修人员致残”事件被一直拘留。
一个星期后，被强拆的四户业主将机关事务局和芙蓉区政府同时告上了法庭。
“征收令”在继续下达，在强制拆迁了四户之后，又有三户接到了区政府的格式相同的《征收决定书》，拆迁在继续进行。
一系列强制措施之后，更多的人搬走。
谁拆了我的房？
7月4日，9栋101室的业主李伟杰的房屋被拆。
一个星期后，从深圳出差回来的李伟杰，发现房子连同家具就这样一起消失了。
拒绝签订拆迁协议的李伟杰一直租住在别处，并不常去照看那套房子。拆迁指挥部曾打过多次电话来找他协商，他不同意。
他的律师朋友们早前给他打过一轮镇定剂：没有通过法律程序，他们不会强拆你的房屋。然而7月初，李伟杰从深圳出差回来，第9栋已经成为一堆瓦砾。
接警赶来的民警随李伟杰来到位于院内的拆迁指挥部，没有人承认拆了李伟杰的房子。一个半月之后，芙蓉区公安分局做出了“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的通知。
大院里的同盟军解嘲地说，“我们好歹还有法律程序，属于拆迁范畴，你的根本就是刑事案件了，不知道被谁毁了财产。”
报案之时，浏正街派出所王所长开始做李伟杰的思想工作，说这是拆迁问题，要李伟杰就此算了，并叫来拆迁指挥部人员协调，指挥部的人员承认了拆房一事，并声明拆迁之前通知过李伟杰。“你可以来找我们签协议，你也可以上诉，随便你。”走前，他们给李伟杰留下一句话。
住房突然成危房
拆迁的疑点重重。早在2006年4月，长沙市机关事务局以《通告》的形式公示：“五一西路7号市直机关大院高档住宅小区开发项目，我局已于2006年4月30日与长沙市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
此后的拆迁过程中，机关事务局再没有提起过该公司。有踪可寻的是拆迁户偶尔听到的“湘域中央开发公司”。该公司是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拒绝签订协议的住户早已经对机关事务局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理由是，拆迁户从来没有与开发商进行过正面交流，他们的拆迁协议是与机关事务局签订，一旦开发商不承认这份协议，他们的协议将无法落实。
拆迁公告的日期也遭到了质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核日期为8月3日，而居民手中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发证日期赫然写着8月1日，这就意味着，在没有得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情况下，拆迁管理部门已经允许了房屋拆迁。
记者手中拿到一份长沙市机关事务局向芙蓉区政府提交的《实施政府征收的申请》复印件，在这份复印件上，许可证的日期是2007年4月28日，前后《房屋拆迁许可证》日期的不一致，令人生疑。
而听说自己的房屋六年前就被鉴定成危房，拆迁户也心存疑惑。
记者手中的9份危房鉴定书中显示，在9栋被定为危房的建筑中，除了医务室、综合楼，住宅楼的建造时间均为70～80年代。与之前公认的14、16栋两栋危房的鉴定书相比，其他住宅的鉴定格式与之明显不同，内容简略。拆迁户们认定这几分后来拿出的危房鉴定书为假，对拆迁又多了几分抗拒。
机关事务局副局长黄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一再声明，此项目是一项惠民工程，并非商业开发，然而老房子的特殊地段、政府的非常的手段以及种种有迹可寻的造假，让坚守到最后的拆迁户们不得不有理由怀疑，政府拆迁的初衷。
“你踩在脚下的不是土地，而是黄金！”
“你踩在脚下的不是土地，而是黄金！”
拆迁户易四清带着记者走在老房子的瓦砾中，他把这里比喻成长沙市的心脏地带。这片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建筑群位于长沙市最繁华的芙蓉区商业圈，距步行街不到一公里。去年9月份，周围的新楼盘均价已经达到了一万元。
拆迁户的斗争已经坚持了14个月，19栋老楼大部分已经被拆毁，剩下几栋也被砸得千疮百孔。10余户业主依然坚守，甚至有4户仍然住在拆了一半的危楼中。
自来水管被截断，拆迁指挥部从围墙边的消防龙头上接进一根水管在楼下。守着老房子的余辉每天在楼下洗衣服、打水上楼。
她已去世的父亲，曾经是拆迁人长沙市机关事务局的局长。
她已去世的父亲，曾经是拆迁人长沙市机关事务局的局长
暴力拆迁的案例在全国各地并不缺乏。然而，来自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西路七号的老市委机关宿舍的拆迁故事，却并不一般。
自2007年8月以来，这所住着388户长沙市各市直机关的离退休干部、亲属的19栋住宅楼里的住户，遭遇了一次来自长沙市机关事务局的“典型”拆迁：区政府先是以下岗的形式威胁不愿意搬走的被拆迁户，后又对房屋下达强行征收令、之后房屋在“六年前”被鉴定成危房、最后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半夜强拆。
不拆迁就下岗
市直机关宿舍拆迁的事宜，从2006年开始进行。真正的剑拔弩张，从拆迁许可证下达之后开始挑起。
2007年7月29日，长沙市机关事务局在大院里召开了一次拆迁动员大会。此后，各种吵闹之声就充斥了这座住满离退休干部的大院。
位于五一西路的市直机关宿舍大院，总占地21.63亩，共有19栋楼房，388户业主。这里处于长沙市最繁华的芙蓉区商业圈之中。
市委大院的房屋是90年代的福利房改房。1995年，所有住户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而土地使用权也于当年划拨在机关事务局名下。
8月16日，300多户居民排队选房签定了协议。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拆迁协议遭到了58户居民的拒绝。
此后的一年，大部分住户陆续签好协议撤离，每搬走一户，机关事务局就立刻将门窗和楼板拆除。大院逐渐被红色的“拆”字、瓦砾废物包围。
“钉子户”易四清是机关事务局的职工，早在2007年9月，拆迁开始之后的一个月，没有签协议的易四清就已经被机关领导通知不用去上班了，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来。元旦过后，易四清恢复了工作，但因为他上一年的年终考核不合格，他的工作由锅炉房调到收发室。
按照规定，一年考核不合格调换岗位，两年不合格，他将下岗。
四个月后，仍有55户人家坚守在老房子里，机关事务局将谈话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事业单位。
2008年2月27日这天，事务局给每位在职业主单位领导人发送了《五一西路市值机关宿舍大院改造建设有关情况的汇报》，在这份文件上，机关事务局请求各单位领导配合做好为拆迁户的工作。很快各业主被单位领导单独谈话，如果不签协议，有可能会停职。谈话起到了效果，一批担心失去房子又失去工作的拆迁户陆续撤离。
那次大规模的谈话让同盟军的力量开始减少。
2008年6月6日，易四清记得很清楚。6月5日，奥运火炬刚在长沙传递，第二天他的房子没了。同时被强拆的同院的另外三户人家。
强制征收令
四户被强拆，居民们早有预料。
3月27日，机关事务局向芙蓉区政府提出了对不肯签订拆迁协议的易四清、杨庆民等四户居民，分别实施政府征收的申请，申请的理由是该局已经依法取得了拆迁相关的证件，且已经完成了拆迁任务的86%，未签协议的拆迁户严重影响了项目进程。
3月31日，芙蓉区政府支持了这项申请，给这四户分别下达了《征收决定书》。
这四份征收决定书作出两项决定：第一要求被征收人按照法律规定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第二要求决定书送达7日之内将房屋腾空交付拆迁。
这就意味着，7天之内，不管条件是否满意，他们必须签署协议搬出房屋。
接到征收决定书之后，大院里又搬走了几户。
拆迁这一天，63岁的老太太杨庆民也被警车带进了法院的一个小屋子，和徐国红关在了一起。三个小时后，他们被放了出来，回到家，房子已经只剩碎片。而杨的儿子吴锷，去年9月，则因为拆迁问题“殴打大院内电力维修人员致残”事件被一直拘留。
一个星期后，被强拆的四户业主将机关事务局和芙蓉区政府同时告上了法庭。
“征收令”在继续下达，在强制拆迁了四户之后，又有三户接到了区政府的格式相同的《征收决定书》，拆迁在继续进行。
一系列强制措施之后，更多的人搬走。
谁拆了我的房？
7月4日，9栋101室的业主李伟杰的房屋被拆。
一个星期后，从深圳出差回来的李伟杰，发现房子连同家具就这样一起消失了。
拒绝签订拆迁协议的李伟杰一直租住在别处，并不常去照看那套房子。拆迁指挥部曾打过多次电话来找他协商，他不同意。
他的律师朋友们早前给他打过一轮镇定剂：没有通过法律程序，他们不会强拆你的房屋。然而7月初，李伟杰从深圳出差回来，第9栋已经成为一堆瓦砾。
接警赶来的民警随李伟杰来到位于院内的拆迁指挥部，没有人承认拆了李伟杰的房子。一个半月之后，芙蓉区公安分局做出了“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的通知。
大院里的同盟军解嘲地说，“我们好歹还有法律程序，属于拆迁范畴，你的根本就是刑事案件了，不知道被谁毁了财产。”
报案之时，浏正街派出所王所长开始做李伟杰的思想工作，说这是拆迁问题，要李伟杰就此算了，并叫来拆迁指挥部人员协调，指挥部的人员承认了拆房一事，并声明拆迁之前通知过李伟杰。“你可以来找我们签协议，你也可以上诉，随便你。”走前，他们给李伟杰留下一句话。
住房突然成危房
拆迁的疑点重重。早在2006年4月，长沙市机关事务局以《通告》的形式公示：“五一西路7号市直机关大院高档住宅小区开发项目，我局已于2006年4月30日与长沙市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
此后的拆迁过程中，机关事务局再没有提起过该公司。有踪可寻的是拆迁户偶尔听到的“湘域中央开发公司”。该公司是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拒绝签订协议的住户早已经对机关事务局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理由是，拆迁户从来没有与开发商进行过正面交流，他们的拆迁协议是与机关事务局签订，一旦开发商不承认这份协议，他们的协议将无法落实。
拆迁公告的日期也遭到了质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核日期为8月3日，而居民手中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发证日期赫然写着8月1日，这就意味着，在没有得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情况下，拆迁管理部门已经允许了房屋拆迁。
记者手中拿到一份长沙市机关事务局向芙蓉区政府提交的《实施政府征收的申请》复印件，在这份复印件上，许可证的日期是2007年4月28日，前后《房屋拆迁许可证》日期的不一致，令人生疑。
而听说自己的房屋六年前就被鉴定成危房，拆迁户也心存疑惑。
记者手中的9份危房鉴定书中显示，在9栋被定为危房的建筑中，除了医务室、综合楼，住宅楼的建造时间均为70～80年代。与之前公认的14、16栋两栋危房的鉴定书相比，其他住宅的鉴定格式与之明显不同，内容简略。拆迁户们认定这几分后来拿出的危房鉴定书为假，对拆迁又多了几分抗拒。
机关事务局副局长黄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一再声明，此项目是一项惠民工程，并非商业开发，然而老房子的特殊地段、政府的非常的手段以及种种有迹可寻的造假，让坚守到最后的拆迁户们不得不有理由怀疑，政府拆迁的初衷。
“你踩在脚下的不是土地，而是黄金！”
“你踩在脚下的不是土地，而是黄金！”
拆迁户易四清带着记者走在老房子的瓦砾中，他把这里比喻成长沙市的心脏地带。这片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建筑群位于长沙市最繁华的芙蓉区商业圈，距步行街不到一公里。去年9月份，周围的新楼盘均价已经达到了一万元。
拆迁户的斗争已经坚持了14个月，19栋老楼大部分已经被拆毁，剩下几栋也被砸得千疮百孔。10余户业主依然坚守，甚至有4户仍然住在拆了一半的危楼中。
自来水管被截断，拆迁指挥部从围墙边的消防龙头上接进一根水管在楼下。守着老房子的余辉每天在楼下洗衣服、打水上楼。
她已去世的父亲，曾经是拆迁人长沙市机关事务局的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