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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地区北接苏俄，东邻朝鲜，早在一八九0年，日本就从确保军事战略要地的地缘政治学角度，将我国关东地区定位为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一九0四年，日本赌上国运，发动日俄战争，从俄国人手里夺得其在关东的权益；为了维持并扩大此权益，日本又成立了伪满洲国，“到满洲去！”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遽然消失，但是“满洲国”却成为日本人的“乡愁”，不断地被书写，被研究。相较而言，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开埠至抗战胜利，同样是多语言、多文化、多意识形态交错的空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迟一步涌来的日本人不仅在这里找到了现代国家模型，也发现了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租界压迫模式，诸种经验挪用到了后来日本统治的上海。据说，战争结束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日本人听到“上海”这个词，内心都会涌起痛楚、哀愁和懷念。大概正是这种情怀，成就了日本辉煌的“上海学”。仔细想来，将“满洲国”和上海放在世界或者东亚近代史的一环，从殖民与现代性这两个视角来考察，似乎很容易找到有效定位。
吊诡的是，自明清以来，北京逐渐成为政治、军事、地理、文化和文学等诸种问题的辐辏焦点，又是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同样与“满洲国”和上海构成了“殖民帝国——日本”这个统治体制的主要因素，却并没有因其中心性而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热点，相反，始终处于“沉默的参照系”遭到搁置。既有的战时北京研究，或者是过于道德化和政治化，把“日本”这个侵略者生拉硬扯到自己的逻辑里，而无法复原与今天相关联的有政治意义的历史；或者对“北京”这个空间的感受缺少日本视角，不能有效地反思主体认同；或者完全与“满洲国”、上海、南京等地分割开来单独讨论，却忽视了彼此的关联性。以至于我们在讨论北京时，一个潜藏着的根本性的难题不断浮现：北京代表了什么？它何以在当代思想界的讨论中很难找到有效的定位？
在带着种种疑惑探讨日本文化史“北京题材”的路径与可能时，王升远意识到，鉴于北京近代转型的曲折性，在西方后殖民等理论失效的情况下，除了在材料、视野、观念和方法上全面开拓，别无他途。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以下简称《文化殖民》）一书在对相关史料展开“竭泽而渔”般的搜索之后，在中日互动的关系场域内去检视十九世纪以来日本有关北京的观念及其再现，追踪北京作为日本人的话语实践和政治构想的历史脉络，追索北京对近代日本成为“国民国家”乃至“国民帝国”的过程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让我欣喜地发现：“北京”这个沉寂的领域被激活了。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对知识结构的挑战、对历史皱褶处敏锐的感知能力，对于治中日文学关系史、殖民地史和中国现代文学者来说，都具有示范意义，而这些也是我愿意分享读书心得的原因所在。
因为思考的对象是日本殖民的北京，那么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活动就使“北京”形成了独特的权力空间和交往空间，故此将两者相互对照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作业过程，这就如日本的历史学者山室信一近年来不断提倡的“连锁视点”，即“把所有的现象都放在与历史总体的关联中来把握；反过来，又要思考部分的、被认为是琐碎的现象是如何构成和规定结构性的整体的”（《日俄战争的世纪——从连锁视点来看日本与世界》“前言”）。《文化殖民》的多极视点（multilateralism）恰好妙合了山室信一的思考方式，与日本在政治与思想连动中，寻找相互规定中的北京实态。具体说来，该书打破研究对象的文体界限（凡是涉及北京的题材，皆作为分析对象），在兼顾重要文人学者的经典的基础上，大量搜罗非著名、非主流文人的相关作品，找到了报道、旅游指南等文类强烈的政治介入性，以及大众民族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紧密互动。作者的梳理让我们发现，原来日本文化史中“北京”意义生成的源头，与明治以降日本欲征服中国、迁都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企图密不可分；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它更是彰显为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东亚建设基地”“东洋故都”和“兴亚首都”。北京战略功能的转换，与明治、大正年间赴京的长三洲、冈千仞、德富苏峰、小林爱雄、川田铁弥、原田藤一郎等日本文人共同制造的图景有关联：一个衰败无序的古都以及卑劣不端的中国国民性需要由文明、先进的日本去改造和拯救。而这一时期的北京论述不仅左右着当时中日关系格局，更为大正、昭和时期日本的对华扩张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后者北京经验和中国论述的重要源头。日本的扩张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衰颓古都时不时地成为“排日之都”，然而就连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对排日风潮的发生也缺乏探究的兴趣；诗人斋藤茂吉恨恨地认为日本承受着如此侮辱性的抵抗却还要与华亲善，毫无道理——其言下之意，是呼吁用强硬的武力解决。至于竹内逸和芥川龙之介身处反日气氛浓厚的北京，他们在作品中却只谈风月，不谈国事，那是因为他们的安然完全建立在北京城墙上架起的日本的大炮上。而另一方面，日本文人却不约而同地把北方最重要的文人周作人塑造成一个性格温顺、易于被收编的人，通过与抗战的“南方”相比较，一致认可把以周作人、钱稻孙为代表的北方知识人视为拉拢对象，进而在日本国内造成嘲讽和打压南方抗日势力、收编“北支”亲日势力的舆论导向。作者在阐明日本文人对排日风潮的不同反应之后，指出了文人书写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联：一九三八年日本文人的种种作为就转化为内阁情报局发布对华宣传的《关于支那事变宣传方策大纲》。而日本国策反过来又推动日本人北京书写的热潮，让后者坚定地以为“在支那作家要描述本国的真实景况而受阻之时，日本作家应敢于担负起这项工作”（藤森成吉语）。
王升远还梳理了北京指南之类的书籍对于北京“误解”的谱系。他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丸山昏迷的《北京》、中野江汉和中野达父子先后编纂的《北京繁昌记》《续·北京繁昌记》形塑了日本人对北京包括空间认知和政治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此延长线上，才有了此后二十年间高木翔之助的《北京与天津》、安藤更生的《北京指南》、滨一卫与中丸均卿合著的《北平的中国戏》、藏田廷男的《北京西山》等。丸山昏迷、中野江汉等在京的“支那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同时充当了日本文化人探访北京的桥梁和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芥川龙之介等后来者的中国形象。但其片面化、表层化的北京理解引起周作人的不满，斥责“‘支那通’之不通”。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致增田涉的信中也曾批评日本文人的乱写：“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而告终。”正是这种“通”与“不通”，在提供必要向导的同时，也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作者认为这一谱系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北京’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由想象的/历史的/抽象的而走向现实的/现时的/具象的之标志性事件”，知识、权力和政治之间呈现出了复杂交错的对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说到周作人，这位曾经对“支那通”露出金刚怒目面容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在北京沦陷时期成为与敌合作者，制造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解开这个谜团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王升远则深入到了异文化史中，从那里去追索迫使周作人成为亲日势力的种种手段。作者对周作人作品日译本进行了详尽考察，指出在译介过程中，周氏批判日本侵华恶行和丑行的文字被规避掉；若干主张被赋予了特定政治意涵而置于“大东亚主义共荣圈”的政治话语脉络中，遭到利用和有意误读；那些与日本文化有关联的篇章被刻意凸显。周氏偶尔会对日方的删改行为感到愤怒，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则持默许态度。结果，经过有选择的译介、增益、删除等种种翻译行为，共同生成了周氏的“亲日派”形象。从译介的政治学角度来切入周作人的落水事件，我以为这是作为思想课题的沦陷区研究的新高度。作者还注意到，在收编周作人之前，日本文人也曾重构了鲁迅形象，同时突出周氏兄弟的同一性和相异性。在同一性的建构上，比如鲁迅在偶然的场合说“日本一游”，结果在鲁迅去世、战争爆发后，就被佐藤春夫演绎成了“永住”“使之成为日本文士”；而鲁迅对蒋介石政府的批判，则被日本利用成抨击抗日之蒋介石政权时的资源。通过置换鲁迅言论的背景和动机，从而把爱国者鲁迅重构成一个亲日文人，在“爱国”又“亲日”的理路中强化隐忍、温和、博识的鲁迅胞弟周作人的附逆形象，似乎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与此同时，鲁迅的激越、抗争的一面也被不断强化，甚至在鲁迅死后，“继承鲁迅精神在战时成了一直以来散漫、无组织的上海文艺界有力集结、走向彻底抗战的重要精神内核”（平山弘语），结果日方针对中国南北方文人群体的特征制定了上述的宣传国策。至于何时使用同一性，何时使用相异性，那要由日方的政治境况决定。通过对这种种叙事策略进行钩稽铺叙，可以看出日本文人服从国策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王升远在该书中多次强调，他所推崇的学术方法，是像日本学术前辈木山英雄那样的“‘无方法’的方法”（赵京华语），即不使用抽象的概念推衍，不用宏大的理论预设或者自明的逻辑前提，在综合把握史料的基础上，以问题意识谋篇布局。不过与带有强烈的“罪的自觉”去研究沦陷区的苦雨斋的木山英雄不一样。对日本文人战争责任的清算和追究则构成了王升远写作此书的原动力之一，他甚至要进行“日本在京战争罪行的实证性思考”。如果说木山英雄有背负着作为日本国民的连带责任坐在被告席上的自觉，王升远则站到了审判席上。令人欣慰的是，读毕全书，作者所做的政治伦理评判却没有予人以一种简单之感。他很清楚，要做好审判官，就要首先像侦探一样把案情搞清楚。体现在《文化殖民》一书中，每一章都像是侦探小说一样，全方位地调查资料以解读案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使与‘问题’相关的文本可自由进出、自由‘对话’，保持必要的开放性”，揭示文本及人物形成的内在思想逻辑，构成完整的叙事文本，进而把隐藏着的普遍的结构给挖掘出来。比如，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佐藤春夫到北京，参加由竹内好和尤炳圻策划，保田与重郎、周作人、钱稻孙等人出席的晚宴。这场晚宴成为事件的起因，作者对佐藤等人要见寓京中国知识人的动机、时隔三年佐藤关于晚宴从“惨不尽欢”到赞美晚宴“有滋有味”态度前后矛盾的叙述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肩负着政治任务的日本文人却意在通过晚宴引导、动摇留京中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与倾向，并扶植、培养周作人、钱稻孙这般的“亲日派”，然而周氏等中国知识人欲摆脱晚宴的政治色彩；之后当中国文士的利用价值逐渐显现出来的时候，佐藤、保田等人则重估那场晚宴，对它的意义进行追加和改写，方有了对异常晚宴前后矛盾的两种叙事。佐藤春夫是日本战时“笔部队”的重要成员，战后一直缺乏反省，同时他把那些为帝国扩张摇旗呐喊的作品悄悄地从全集里删除。有学者因为赞赏佐藤对石原慎太郎的怒斥，而把他在卢沟桥边的失言一笔勾销掉。王升远则严正声明：二者“之间并非可以相互替代或相互抵消乃至抹杀的关系，也无需张氏站在‘国家’的层面为其洗脱、辩护”。他同样通过详尽分析，指出“人道主义”作家阿部知二北京书写的不人道，自认内化为中国人的“支那通”村上知行其北京书写的动机与国策之间的同一性。
王升远不仅掀掉盖在日本文人脸上的种种“主义”的面纱，还通过叙事防止自己写作中理论或者“主义”的滥用。作者发现日本文化史中话语与帝国主义互为表里的特质，用东方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揭示日本文化史关于北京的知识建构，但是他又深知用它来解释一切帝国主义模式很危险，因为东方主义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方式，如何能够去理解一个文化，而同时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故而通过叙事巧妙地把握住了东方主义的射程。比如，向来的研究者往往把近代中国的肮脏、贫穷、非理性与日本的清洁、富裕、理性和优雅用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对二者各自的特征进行预先区分，然后再把这些特征打上本质化的标签。作者在考察日本人对北京天桥野蛮化观念的生成时，通过丰富的史料对比了日本人的卫生观念。然后指出：
粪便可观的经济价值以及日本民间的厕神信仰中的清洁卫生观是日本人坚持清洁卫生习惯的重要因素。此外，日本民众思想史的代表人物色川大吉提出的“由大杂院的生活公德”发展成的作为“现代居民自治基础”的“世间道德”恐怕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视点。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们知道微生物和病菌的存在之前，与科学无关，与西方近代文明也无缘。
因此认为日本人的卫生观念自古以来一以贯之，属于自发的民族特性，并非西方近代文明外部“引发”的结果，日本人将自身的“文明”与北京天桥的“野蛮”对比，则是为了合理化自身的帝国扩张，作者从而提醒：“将所谓的文明批判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歧视’作同一观的论调值得警惕。”而在分析近代日本文化人对北京车夫的歧视与暴力时，作者也指出：那“恐怕是无国界的阶层意识与有国界的‘人道主义’相叠加的产物”，并不能都归于民族歧视。与此同时，北京街头人力车这一“野蛮”事物的存在，与这座城市包容、共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它显示了不同于进化论模式和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北京价值”，那是与北京时间、北京速度互为表里的北京原理，是一种对抗文明论的逆进化论。
瞻仰“他者的容貌”，与无法理解的他者建立一种责任伦理关系，这是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回归伦理的他者哲学。日本哲学家高桥哲哉借用这一说法，直接把“他者的容貌”理解成促使人类反省自身暴力的途径。王升远借用日本历史学家源了圆的话，指出日本人“对人的同情不扩大到其他民族”，即“同情的国界”的局限性问题，因此日本自我同一性中隐藏着暴力性，所谓的人道主义也成为帝国扩张和殖民地统治的帮凶——这是他在本书的绝大多数篇幅中所戮力揭示的。那么，在漫长的帝国扩张路途上，是否存在超越民族界限、瞻仰“他者的容貌”的日本知识人？有。作者一一列举：松本龟次郎告诫日本在国权主张方面若不顾及中国人的感情，必然遗患无穷；长谷川如是閑指出以中国人为参照的日本人和西洋人的“兽性”；中江丑吉则是反时代潮流的最激进的反帝主义者之一；清水安三在北京开展面向下层社会子弟的平民教育；里见弴、鹤见祐辅和桥本关雪都能够珍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些力量被视为中日关系“绝望中的希望”。总之，只有当阿部知二的人道主义超越日本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当和辻哲郎的人际关系学探讨的不是某个共同体内部（日本）的共同伦理，而是重视他者性，日本所谓的人道主义、伦理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遗憾的是，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始终持续发酵，挑动着东亚各国敏感的神经。汉娜，阿伦特指出，如果加害者与被害者形成暴力的连锁反应，势必会造成两败俱伤，必须介入暴力的锁链并把锁链切断，而介入的方式就是宽恕和惩罚。不过王升远所做的则是审判，是去揭示出日本近代文化史的暴力性，并暗示瞻仰“他者的容貌”是和解与共生之道。他为北京叙事提供了一个因其中心性而显示锋利的切入点，进而以“北京”作为表述媒介，使其地域特质放大为中国原理，澄清了中日关系中的歧异、混沌与复杂状态，堪称具有学术创新性之作。
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
——孙武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王升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吊诡的是，自明清以来，北京逐渐成为政治、军事、地理、文化和文学等诸种问题的辐辏焦点，又是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同样与“满洲国”和上海构成了“殖民帝国——日本”这个统治体制的主要因素，却并没有因其中心性而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热点，相反，始终处于“沉默的参照系”遭到搁置。既有的战时北京研究，或者是过于道德化和政治化，把“日本”这个侵略者生拉硬扯到自己的逻辑里，而无法复原与今天相关联的有政治意义的历史；或者对“北京”这个空间的感受缺少日本视角，不能有效地反思主体认同；或者完全与“满洲国”、上海、南京等地分割开来单独讨论，却忽视了彼此的关联性。以至于我们在讨论北京时，一个潜藏着的根本性的难题不断浮现：北京代表了什么？它何以在当代思想界的讨论中很难找到有效的定位？
在带着种种疑惑探讨日本文化史“北京题材”的路径与可能时，王升远意识到，鉴于北京近代转型的曲折性，在西方后殖民等理论失效的情况下，除了在材料、视野、观念和方法上全面开拓，别无他途。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以下简称《文化殖民》）一书在对相关史料展开“竭泽而渔”般的搜索之后，在中日互动的关系场域内去检视十九世纪以来日本有关北京的观念及其再现，追踪北京作为日本人的话语实践和政治构想的历史脉络，追索北京对近代日本成为“国民国家”乃至“国民帝国”的过程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让我欣喜地发现：“北京”这个沉寂的领域被激活了。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对知识结构的挑战、对历史皱褶处敏锐的感知能力，对于治中日文学关系史、殖民地史和中国现代文学者来说，都具有示范意义，而这些也是我愿意分享读书心得的原因所在。
思想连锁
因为思考的对象是日本殖民的北京，那么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活动就使“北京”形成了独特的权力空间和交往空间，故此将两者相互对照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作业过程，这就如日本的历史学者山室信一近年来不断提倡的“连锁视点”，即“把所有的现象都放在与历史总体的关联中来把握；反过来，又要思考部分的、被认为是琐碎的现象是如何构成和规定结构性的整体的”（《日俄战争的世纪——从连锁视点来看日本与世界》“前言”）。《文化殖民》的多极视点（multilateralism）恰好妙合了山室信一的思考方式，与日本在政治与思想连动中，寻找相互规定中的北京实态。具体说来，该书打破研究对象的文体界限（凡是涉及北京的题材，皆作为分析对象），在兼顾重要文人学者的经典的基础上，大量搜罗非著名、非主流文人的相关作品，找到了报道、旅游指南等文类强烈的政治介入性，以及大众民族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紧密互动。作者的梳理让我们发现，原来日本文化史中“北京”意义生成的源头，与明治以降日本欲征服中国、迁都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企图密不可分；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它更是彰显为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东亚建设基地”“东洋故都”和“兴亚首都”。北京战略功能的转换，与明治、大正年间赴京的长三洲、冈千仞、德富苏峰、小林爱雄、川田铁弥、原田藤一郎等日本文人共同制造的图景有关联：一个衰败无序的古都以及卑劣不端的中国国民性需要由文明、先进的日本去改造和拯救。而这一时期的北京论述不仅左右着当时中日关系格局，更为大正、昭和时期日本的对华扩张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后者北京经验和中国论述的重要源头。日本的扩张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衰颓古都时不时地成为“排日之都”，然而就连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对排日风潮的发生也缺乏探究的兴趣；诗人斋藤茂吉恨恨地认为日本承受着如此侮辱性的抵抗却还要与华亲善，毫无道理——其言下之意，是呼吁用强硬的武力解决。至于竹内逸和芥川龙之介身处反日气氛浓厚的北京，他们在作品中却只谈风月，不谈国事，那是因为他们的安然完全建立在北京城墙上架起的日本的大炮上。而另一方面，日本文人却不约而同地把北方最重要的文人周作人塑造成一个性格温顺、易于被收编的人，通过与抗战的“南方”相比较，一致认可把以周作人、钱稻孙为代表的北方知识人视为拉拢对象，进而在日本国内造成嘲讽和打压南方抗日势力、收编“北支”亲日势力的舆论导向。作者在阐明日本文人对排日风潮的不同反应之后，指出了文人书写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联：一九三八年日本文人的种种作为就转化为内阁情报局发布对华宣传的《关于支那事变宣传方策大纲》。而日本国策反过来又推动日本人北京书写的热潮，让后者坚定地以为“在支那作家要描述本国的真实景况而受阻之时，日本作家应敢于担负起这项工作”（藤森成吉语）。
王升远还梳理了北京指南之类的书籍对于北京“误解”的谱系。他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丸山昏迷的《北京》、中野江汉和中野达父子先后编纂的《北京繁昌记》《续·北京繁昌记》形塑了日本人对北京包括空间认知和政治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此延长线上，才有了此后二十年间高木翔之助的《北京与天津》、安藤更生的《北京指南》、滨一卫与中丸均卿合著的《北平的中国戏》、藏田廷男的《北京西山》等。丸山昏迷、中野江汉等在京的“支那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同时充当了日本文化人探访北京的桥梁和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芥川龙之介等后来者的中国形象。但其片面化、表层化的北京理解引起周作人的不满，斥责“‘支那通’之不通”。鲁迅在一九三二年致增田涉的信中也曾批评日本文人的乱写：“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而告终。”正是这种“通”与“不通”，在提供必要向导的同时，也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作者认为这一谱系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北京’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由想象的/历史的/抽象的而走向现实的/现时的/具象的之标志性事件”，知识、权力和政治之间呈现出了复杂交错的对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说到周作人，这位曾经对“支那通”露出金刚怒目面容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在北京沦陷时期成为与敌合作者，制造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解开这个谜团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王升远则深入到了异文化史中，从那里去追索迫使周作人成为亲日势力的种种手段。作者对周作人作品日译本进行了详尽考察，指出在译介过程中，周氏批判日本侵华恶行和丑行的文字被规避掉；若干主张被赋予了特定政治意涵而置于“大东亚主义共荣圈”的政治话语脉络中，遭到利用和有意误读；那些与日本文化有关联的篇章被刻意凸显。周氏偶尔会对日方的删改行为感到愤怒，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则持默许态度。结果，经过有选择的译介、增益、删除等种种翻译行为，共同生成了周氏的“亲日派”形象。从译介的政治学角度来切入周作人的落水事件，我以为这是作为思想课题的沦陷区研究的新高度。作者还注意到，在收编周作人之前，日本文人也曾重构了鲁迅形象，同时突出周氏兄弟的同一性和相异性。在同一性的建构上，比如鲁迅在偶然的场合说“日本一游”，结果在鲁迅去世、战争爆发后，就被佐藤春夫演绎成了“永住”“使之成为日本文士”；而鲁迅对蒋介石政府的批判，则被日本利用成抨击抗日之蒋介石政权时的资源。通过置换鲁迅言论的背景和动机，从而把爱国者鲁迅重构成一个亲日文人，在“爱国”又“亲日”的理路中强化隐忍、温和、博识的鲁迅胞弟周作人的附逆形象，似乎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与此同时，鲁迅的激越、抗争的一面也被不断强化，甚至在鲁迅死后，“继承鲁迅精神在战时成了一直以来散漫、无组织的上海文艺界有力集结、走向彻底抗战的重要精神内核”（平山弘语），结果日方针对中国南北方文人群体的特征制定了上述的宣传国策。至于何时使用同一性，何时使用相异性，那要由日方的政治境况决定。通过对这种种叙事策略进行钩稽铺叙，可以看出日本文人服从国策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以“叙事”警惕“主义”
王升远在该书中多次强调，他所推崇的学术方法，是像日本学术前辈木山英雄那样的“‘无方法’的方法”（赵京华语），即不使用抽象的概念推衍，不用宏大的理论预设或者自明的逻辑前提，在综合把握史料的基础上，以问题意识谋篇布局。不过与带有强烈的“罪的自觉”去研究沦陷区的苦雨斋的木山英雄不一样。对日本文人战争责任的清算和追究则构成了王升远写作此书的原动力之一，他甚至要进行“日本在京战争罪行的实证性思考”。如果说木山英雄有背负着作为日本国民的连带责任坐在被告席上的自觉，王升远则站到了审判席上。令人欣慰的是，读毕全书，作者所做的政治伦理评判却没有予人以一种简单之感。他很清楚，要做好审判官，就要首先像侦探一样把案情搞清楚。体现在《文化殖民》一书中，每一章都像是侦探小说一样，全方位地调查资料以解读案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使与‘问题’相关的文本可自由进出、自由‘对话’，保持必要的开放性”，揭示文本及人物形成的内在思想逻辑，构成完整的叙事文本，进而把隐藏着的普遍的结构给挖掘出来。比如，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佐藤春夫到北京，参加由竹内好和尤炳圻策划，保田与重郎、周作人、钱稻孙等人出席的晚宴。这场晚宴成为事件的起因，作者对佐藤等人要见寓京中国知识人的动机、时隔三年佐藤关于晚宴从“惨不尽欢”到赞美晚宴“有滋有味”态度前后矛盾的叙述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肩负着政治任务的日本文人却意在通过晚宴引导、动摇留京中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与倾向，并扶植、培养周作人、钱稻孙这般的“亲日派”，然而周氏等中国知识人欲摆脱晚宴的政治色彩；之后当中国文士的利用价值逐渐显现出来的时候，佐藤、保田等人则重估那场晚宴，对它的意义进行追加和改写，方有了对异常晚宴前后矛盾的两种叙事。佐藤春夫是日本战时“笔部队”的重要成员，战后一直缺乏反省，同时他把那些为帝国扩张摇旗呐喊的作品悄悄地从全集里删除。有学者因为赞赏佐藤对石原慎太郎的怒斥，而把他在卢沟桥边的失言一笔勾销掉。王升远则严正声明：二者“之间并非可以相互替代或相互抵消乃至抹杀的关系，也无需张氏站在‘国家’的层面为其洗脱、辩护”。他同样通过详尽分析，指出“人道主义”作家阿部知二北京书写的不人道，自认内化为中国人的“支那通”村上知行其北京书写的动机与国策之间的同一性。
王升远不仅掀掉盖在日本文人脸上的种种“主义”的面纱，还通过叙事防止自己写作中理论或者“主义”的滥用。作者发现日本文化史中话语与帝国主义互为表里的特质，用东方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揭示日本文化史关于北京的知识建构，但是他又深知用它来解释一切帝国主义模式很危险，因为东方主义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方式，如何能够去理解一个文化，而同时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故而通过叙事巧妙地把握住了东方主义的射程。比如，向来的研究者往往把近代中国的肮脏、贫穷、非理性与日本的清洁、富裕、理性和优雅用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对二者各自的特征进行预先区分，然后再把这些特征打上本质化的标签。作者在考察日本人对北京天桥野蛮化观念的生成时，通过丰富的史料对比了日本人的卫生观念。然后指出：
粪便可观的经济价值以及日本民间的厕神信仰中的清洁卫生观是日本人坚持清洁卫生习惯的重要因素。此外，日本民众思想史的代表人物色川大吉提出的“由大杂院的生活公德”发展成的作为“现代居民自治基础”的“世间道德”恐怕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视点。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们知道微生物和病菌的存在之前，与科学无关，与西方近代文明也无缘。
因此认为日本人的卫生观念自古以来一以贯之，属于自发的民族特性，并非西方近代文明外部“引发”的结果，日本人将自身的“文明”与北京天桥的“野蛮”对比，则是为了合理化自身的帝国扩张，作者从而提醒：“将所谓的文明批判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歧视’作同一观的论调值得警惕。”而在分析近代日本文化人对北京车夫的歧视与暴力时，作者也指出：那“恐怕是无国界的阶层意识与有国界的‘人道主义’相叠加的产物”，并不能都归于民族歧视。与此同时，北京街头人力车这一“野蛮”事物的存在，与这座城市包容、共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它显示了不同于进化论模式和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北京价值”，那是与北京时间、北京速度互为表里的北京原理，是一种对抗文明论的逆进化论。
瞻仰“他者的容貌”
瞻仰“他者的容貌”，与无法理解的他者建立一种责任伦理关系，这是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回归伦理的他者哲学。日本哲学家高桥哲哉借用这一说法，直接把“他者的容貌”理解成促使人类反省自身暴力的途径。王升远借用日本历史学家源了圆的话，指出日本人“对人的同情不扩大到其他民族”，即“同情的国界”的局限性问题，因此日本自我同一性中隐藏着暴力性，所谓的人道主义也成为帝国扩张和殖民地统治的帮凶——这是他在本书的绝大多数篇幅中所戮力揭示的。那么，在漫长的帝国扩张路途上，是否存在超越民族界限、瞻仰“他者的容貌”的日本知识人？有。作者一一列举：松本龟次郎告诫日本在国权主张方面若不顾及中国人的感情，必然遗患无穷；长谷川如是閑指出以中国人为参照的日本人和西洋人的“兽性”；中江丑吉则是反时代潮流的最激进的反帝主义者之一；清水安三在北京开展面向下层社会子弟的平民教育；里见弴、鹤见祐辅和桥本关雪都能够珍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些力量被视为中日关系“绝望中的希望”。总之，只有当阿部知二的人道主义超越日本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当和辻哲郎的人际关系学探讨的不是某个共同体内部（日本）的共同伦理，而是重视他者性，日本所谓的人道主义、伦理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遗憾的是，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始终持续发酵，挑动着东亚各国敏感的神经。汉娜，阿伦特指出，如果加害者与被害者形成暴力的连锁反应，势必会造成两败俱伤，必须介入暴力的锁链并把锁链切断，而介入的方式就是宽恕和惩罚。不过王升远所做的则是审判，是去揭示出日本近代文化史的暴力性，并暗示瞻仰“他者的容貌”是和解与共生之道。他为北京叙事提供了一个因其中心性而显示锋利的切入点，进而以“北京”作为表述媒介，使其地域特质放大为中国原理，澄清了中日关系中的歧异、混沌与复杂状态，堪称具有学术创新性之作。
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
——孙武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王升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