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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如何使这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政治集团在执政60多年后通过党内民主建设，保持政治活力；同时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导层都要面对的挑战。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被认为是迎接上述挑战的一项重要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就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的变革设想。从198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在全国逐步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
24年过去，党代会常任制从“试点”到“试行”在全国一些省份扩大展开。最新的统计，仅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门已经在全省建立了5071个基层党代表工作室，用来“激活”党代表，让党代表切实履职，从“3天代表”转变成“5年代表”。这项变革使得中共的党代表成为执政党躯体上敏锐的神经末梢，感知社情冷暖，密切联系群众。同时，以此为基础，试点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妹认为，“对于发扬党内基层民主、加强沟通能力、扩大参与性，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制度途径”。
为提升中共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并启用了五千多个党代表工作室，使“3天代表”转变成“5年代表”，深入基层听民意、纾民困，取得一定积极效果。未来需要突破瓶颈的是，如何使党代表切实对选民负责，如何对不尽职的党代表进行罢免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新协力集团的出租车司机刘磊虽然是从四川来到顺德的一名外地务工人员，但已经获得不少殊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顺德好人。甚至在顺德，还有一支以他名字命名的“刘磊车队”，人数超过百人。
从去年开始，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顺德区党代表。他接待群众、倾听意见的“工作室”就设在自己出租车上。这是顺德为了收集民意而采取的创新方式，建立“流动党代表工作室”。刘磊很欣赏这个点子，“这个想法很切合实际，我每天都要上路谋生计，让我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肯定不现实。而且市民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顾虑，反映问题比较真实。”
在广东，为了真正激活党代表，让党代表履职、尽职，从“3天代表”真正转变成“5年代表”，广东省全省范围内的5071个党代表工作室已经全面启用，实现在全省乡镇（街道）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领域的全覆盖。
在中共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看来，党代表工作室的建立，是党的基层建设的战略安排，而非战术安排，“有了党代表工作室，可以将原本反映到信访部门的已经矛盾激化的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我希望三年后，九成的群众问题和意见能通过党代表工作室的途径得到解决，剩下的一成则通过司法渠道解决。”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党代表工作室是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联系党员群众的工作平台，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方式的一种探索，对于发扬党内基层民主、加强沟通能力、扩大参与性，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制度途径”。
“这是有生命力的平台”
“我们名义上叫居委会，但事实上，我们比村委会还村委会。”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鹤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陈光照如此开口介绍自己。
2008年，陈光照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前，他一门心思在经营自己的企业，跟政府序列毫不沾边。这个阶段，正逢顺德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村改居，由居委会替代村委会，但同时也伴随着农民土地大量流失，农村社会矛盾加剧。
“当时村里有很多鱼塘，鱼塘边竖着一些告示牌，上面写着：此处禁止倒鱼鳞。发告示的单位是香港质朴同乡会，而不是村委会或党支部。”在陈光照看来，这个流传在村民中的笑话，戳中的正是党支部或村委会在村民中缺乏威信这个软肋。
“我干脆就到村里面，选定一个地方，比如池塘边、榕树下，你有什么问题？我作为党支部书记，你来说，我登记，登记完以后想办法帮你解决。”
陈光照自发举行的这种“田间地头”的面对面接访从2009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每个月的10日和25日定期举行。前半年是村民申诉的高峰期，每次都在百人左右，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300多人，把陈光照团团围在中间，“别人说，村民都快把我融掉了”。
陈光照回忆，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对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也持怀疑态度，在解决了几个问题以后，他开始在村民中建立了信任感。半年之后，随着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前来申诉的村民减少了许多。
“村民每次见了我，都叫陈书记，从来没人叫我陈主任，说明党支部在村民中有了威信。”陈光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直接接访群众、解决问题，几年下来，鹤峰社区不再是原来“难搞”的问题村了，“明年改选的话，我有这个底气竞选，底气来自于我们这几年是真心为村民办事的。”
解决中共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问题，对于中共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来说，则有更深层面的意义。“在顺德，村一级的权力架构是‘三套马车’，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和村股份社。”梁维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对一个人口在四五千人的村来说，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一个相当大小的村，党员数量从一百到三百不等，从中选出党支部成员，“如果选出来的党支部没有威信，而村委会是根据《村民自治法》产生的，那如何体现党对整个社会工作的领导作用，这就会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梁维东发现，近年来一些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党员和党员领导为了取得群众的认可，甚至可能带头去闹事，去寻求保护村民利益的形象，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威信。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梁维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顺德的做法是，一方面推进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顺德早在2001年就实现了村委会和股份社的分离，即村经分离。这一轮改革再向前走一步，把政府对村居的管理和服务，例如计生、社会治安等职能和普通村务相分离，在各村居成立了行政服务站，站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这意味着把原本委托给村民委员会的政务职能赋予了党支部，保证了党在基层服务职能的体现，这是第一个抓手。
“我们考虑，要把原来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由刚性逐步过渡到刚柔并举，过渡到以柔为主，有了行政服务站的抓手还不够，还要同步构建党代表工作室。这将会是长期性、有生命力的、产生深远影响作用的平台。” 对此，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说，“从政党组织为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讲，百姓有需求，帮他们去办了，这是应该的。但同时，也通过延伸到基层社会的那部分权力强化了村党支部的地位，这种做法，是不完全合适的，但在当下，又带有一种过渡性质。因为政党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来跟社会进行沟通，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基层党组织探索自己发挥作用的过渡性做法”。
“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
陈光照在2009年自发探索的“田间地头”接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今天顺德大范围铺开的“党代表工作室”的雏形。与此同时，在深圳盐田，类似的摸索也早已在基层展开。
深圳市盐田区委组织部调研员余功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区委领导为了使基层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能畅达区委区政府，明确提出四条要求，要使党员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有权去监督”。“为了落实这四句话的要求，我们研究之后，在2009年设计出了‘民意畅达工作室’这一构想，在2010年正式发文推进。”
对于顺德和盐田来说，名副其实的“党代表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始自2011年，当年两地被确定为广东省第二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区县，而“党代表工作室”建设成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党代表工作室并非广东首创，在全国其他地方早有先例。不过，《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采访期间，听到最多的一个“学习榜样”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1959年大选获胜后上台执政，迄今执政已达53年，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国家中对国家掌控能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
“一党独大”的弊端是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克服弊端的方法则是成立“民事诊所”。人民行动党规定党的国会议员必须利用业余时间同本选区民众见面，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除固定在人民代表工作室接访以外，议员还要到群众家里家访，甚至参加居民家里的红事白事。这种密切互动，成为人民行动党密切联系群众，稳固执政根基的根本制度。
“我们的党代表工作室跟新加坡的‘民事诊所’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是议员的个人接访平台，但我们的党代表工作室是组织属性，不是党代表个人的，是党组织统筹建立起来的。”顺德区委组织部党联办主任陈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村和社区的党组织，利用党代表工作社，要达到的核心目标就是争取群众的支持，“要接待群众，倾听民意，才会有群众支持，这样才有选票、才能当选，当选了才能执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代表工作室建设大范围铺开。目前，顺德全区已经建立了247个党代表工作室，其中201个村、社区基层党组织都设立了工作室。
陈伟成介绍，顺德党代表工作室运作的一个基本模式是，每一个区党代表编排到一个党代表工作室，有自己的“责任田”，保证每一个村、社区的工作室都有1到3名的区党代表常驻。“但是，全区党代表工作室只有380人，不够，怎么办呢？每个村、社区再按照10%的比例，推荐一批素质高的党员，也参加到工作室队伍中去。这样就保证了每周开放一次，目前10个镇街中有9个都固定在周三下午开放。”
盐田区的运作模式则有很大不同，在整合了原有的“民意表达工作室”之后，党代表工作室成为一个有专职工作人员、天天开放的专职机构。
盐田在全区设立了22个社区民意表达工作室，以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为基础，整合社区相关资源，将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划分到各社区民意表达工作室，网格化联系户籍家庭、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和组织关系在辖区的党员。所有工作室都统一外观，室内装修及摆设也都采用统一风格。在余功建看来，其目的在于打造“标准化、连锁店”的模式。
而另一个被余功建所格外重视的，则是工作室打造的一个固定“党工队伍”。目前，盐田区为每个社区党代表工作室配备了专职主任、文员各1名，主任从社区原有的一些优秀工作人员中聘用产生。梧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主任杨婉琪和海景社区党代表工作室主任黄丽君都是“80后”，也都是22名专职主任中的一员。她们每天的工作很繁忙，要协调安排每一位党代表的工作计划，还要记录并跟踪每一个群众诉求从提出到解决的全过程。
“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缺失，就是缺乏真正做群众工作的一支队伍。党的工作中，好像谁都跟党联沾边，但是真正沉下心来，专门做群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余功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如此庞大的行政资源体系中，缺少真正和群众沟通联系的队伍，是很可怕的事情。
“不代理，群众不跟你玩”
“党代表工作室建立后，最关键的问题是，群众的意见建议能否得到办理。”陈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余功建也持同样看法，“党代表工作室的首先要确立代理机制。党代表到社区去值班，有群众反映问题，这时候党代表就是群众利益诉求的代理人。不代理，群众不跟你玩。”
顺德的办法之一是，邀请职能部门参与到党代表工作室接待群众。“很多问题经过面对面沟通，都不成问题了，在我们看来，这个办法是最有用的。”陈伟成说，刚开始的时候，群众意见反映上来，党联办转给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也很认真，肯定是一份红头文件回复群众，“有一个村的农民，拿着职能部门的来信，非常开心地说，几十年第一次收到政府来信。但是，那种长篇大论，群众看不明白。”
而另一个被视为有效手段的则是顺德区党代表工作室群众意见建议办理系统即OA（办公软件）系统的建立。顺德区委组织部党联科80后的年轻工作人员苏智鹏牵头开发了这套系统。“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采用传统的办法，组织部门采用便笺转给各部门，结果就是满天飞。一两百个诉求的时候没关系，五千件就根本没办法跟踪。”陈伟成认为，OA系统最大的价值在于保证了每一件群众意见和诉求能得到跟踪落实，“刚开始大家有两个很现实的担忧。群众有他的担忧，我找到你，反映问题，党代表如果忽悠我怎么办呢？党代表也有担心，群众意见我反映上去，职能部门忽悠我怎么办？” 有了OA系统后，整个办理流程变得完全公开透明。“最终办理结果要放在网上党代表工作室公示，这个公示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任何加工，OA系统跟网上党代表工作室是无缝对接的。”陈伟成坦言。
深圳盐田也早在2011年开发了《社情民意数字化管理系统》。盐田区委组织部党代表联络科科长傅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意表达工作流程如上报、转办、反馈、评价等各个环节都将通过网络进行，形成一个“闭环系统”，“每一个反映诉求的党员群众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跟踪他所反映问题的办理进度。”
傅瑜介绍，这套社情民意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根据所接受的各类问题反应自动形成数据库和各类分析图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陈伟成在工作中发现，党员群众通过党代表工作室反映的问题中，有七成是有关社会管理和公共生活中的共性问题，只有少部分是纯粹的个人诉求，这与现有信访部门接待的群众问题反映有很大的不同。
“这跟信访完全不同，信访的问题基本都是已经很不满意，处在对立面了。而党代表工作室收集的意见，基本是群众反映的普遍意见，比如小区卫生、停车问题、非法拉客问题。”梁维东指出，群众去找党代表工作室，通常是对这个社会的管理和发展中的问题，有某种感觉和认知，找人倾诉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能将很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理想状态是党代表要对选区负责”
顺德OA系统自今年3月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收集群众意见建议5100多条，解决并回复4300多条，办结率86%，群众满意度96%。而深圳盐田自民意表达工作室建立至2011年10月底，共收到各类民意诉求、建议2165件，办结2073件，办结率为96%，满意度为92%。
不过，对于两个试点区县来说，要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随着群众大量反映诉求的高峰期过去之后，来反映问题或建议的群众越来越少了，有时一个下午也等不到一个人来党代表工作室。
如何拓展党代表的履职平台，不断创新党代表工作室的工作方式，成为新的课题。
顺德马岗村党支部书记冯家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顺德容桂街道借鉴香港政党“民建联”“洗楼”经验，从今年5月初开始，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并定期对基层入户家访，规定区党代表、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每半年入户家访不少于10户。
而深圳盐田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后发现，不少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一定专业性，如对教育、医疗、法律案件的诉求，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党代表予以解答。从今年4月开始，盐田进一步在区教育、卫生、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市集装箱拖车运输协会共六个行业系统建立了行业党代表工作室。
除了履职方式的创新，如何为党代表工作室寻找新的动力，并建立长效的动力机制成为顺德和盐田两地进一步探索的主要问题。
“我们和新加坡政体不同，党代表是理所当然的执政党的党代表。而新加坡的党代表需要靠接近民众来争取选票，有天然的动力。”陈伟成表示，进一步扩大党代表的竞争性选举，将会有利于提升党代表的履职动力。
“党代表毕竟是党员优秀分子，总体来说，觉悟和素质基本能保证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发挥作用能力有大小，履职积极性有高低，从一般层面上说，履职动力没有太大问题。”余功建认为，一个最理想的状态是，党代表从某个选举单位选出来后，要对该选区负责，否则的话，选区有权对不履职的党代表进行罢免，“但这个最高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制度上很难突破。”
“党代表到基层去履职和倾听民意，目前还是靠制度强制性的要求。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党代表要对选你的选民负责，这才是最根本的。”盐田区委组织部部长邱浩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确实存在“脱钩”的问题，“目前的现实是，我分在这个区，但不是他们来选我，我跟他们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所以对他们负责的程度就不是刚性的。这需要在党内基层民主方面的进一步探索来解决。”
“目前党代表和选举单位的关系是若隐若现的，有一点，但不是太多。”余功建指出，选举单位和选出来的代表，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没有一种生死攸关的联系，“如果这个联系建立起来了，履职的根本动力就解决了。”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被认为是迎接上述挑战的一项重要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就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的变革设想。从198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在全国逐步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
24年过去，党代会常任制从“试点”到“试行”在全国一些省份扩大展开。最新的统计，仅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门已经在全省建立了5071个基层党代表工作室，用来“激活”党代表，让党代表切实履职，从“3天代表”转变成“5年代表”。这项变革使得中共的党代表成为执政党躯体上敏锐的神经末梢，感知社情冷暖，密切联系群众。同时，以此为基础，试点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妹认为，“对于发扬党内基层民主、加强沟通能力、扩大参与性，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制度途径”。
为提升中共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并启用了五千多个党代表工作室，使“3天代表”转变成“5年代表”，深入基层听民意、纾民困，取得一定积极效果。未来需要突破瓶颈的是，如何使党代表切实对选民负责，如何对不尽职的党代表进行罢免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新协力集团的出租车司机刘磊虽然是从四川来到顺德的一名外地务工人员，但已经获得不少殊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顺德好人。甚至在顺德，还有一支以他名字命名的“刘磊车队”，人数超过百人。
从去年开始，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顺德区党代表。他接待群众、倾听意见的“工作室”就设在自己出租车上。这是顺德为了收集民意而采取的创新方式，建立“流动党代表工作室”。刘磊很欣赏这个点子，“这个想法很切合实际，我每天都要上路谋生计，让我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肯定不现实。而且市民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顾虑，反映问题比较真实。”
在广东，为了真正激活党代表，让党代表履职、尽职，从“3天代表”真正转变成“5年代表”，广东省全省范围内的5071个党代表工作室已经全面启用，实现在全省乡镇（街道）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领域的全覆盖。
在中共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看来，党代表工作室的建立，是党的基层建设的战略安排，而非战术安排，“有了党代表工作室，可以将原本反映到信访部门的已经矛盾激化的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我希望三年后，九成的群众问题和意见能通过党代表工作室的途径得到解决，剩下的一成则通过司法渠道解决。”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党代表工作室是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联系党员群众的工作平台，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方式的一种探索，对于发扬党内基层民主、加强沟通能力、扩大参与性，是一条非常现实的制度途径”。
“这是有生命力的平台”
“我们名义上叫居委会，但事实上，我们比村委会还村委会。”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鹤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陈光照如此开口介绍自己。
2008年，陈光照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前，他一门心思在经营自己的企业，跟政府序列毫不沾边。这个阶段，正逢顺德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村改居，由居委会替代村委会，但同时也伴随着农民土地大量流失，农村社会矛盾加剧。
“当时村里有很多鱼塘，鱼塘边竖着一些告示牌，上面写着：此处禁止倒鱼鳞。发告示的单位是香港质朴同乡会，而不是村委会或党支部。”在陈光照看来，这个流传在村民中的笑话，戳中的正是党支部或村委会在村民中缺乏威信这个软肋。
“我干脆就到村里面，选定一个地方，比如池塘边、榕树下，你有什么问题？我作为党支部书记，你来说，我登记，登记完以后想办法帮你解决。”
陈光照自发举行的这种“田间地头”的面对面接访从2009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每个月的10日和25日定期举行。前半年是村民申诉的高峰期，每次都在百人左右，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300多人，把陈光照团团围在中间，“别人说，村民都快把我融掉了”。
陈光照回忆，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对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也持怀疑态度，在解决了几个问题以后，他开始在村民中建立了信任感。半年之后，随着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前来申诉的村民减少了许多。
“村民每次见了我，都叫陈书记，从来没人叫我陈主任，说明党支部在村民中有了威信。”陈光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直接接访群众、解决问题，几年下来，鹤峰社区不再是原来“难搞”的问题村了，“明年改选的话，我有这个底气竞选，底气来自于我们这几年是真心为村民办事的。”
解决中共党组织在基层的影响力问题，对于中共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来说，则有更深层面的意义。“在顺德，村一级的权力架构是‘三套马车’，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和村股份社。”梁维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对一个人口在四五千人的村来说，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一个相当大小的村，党员数量从一百到三百不等，从中选出党支部成员，“如果选出来的党支部没有威信，而村委会是根据《村民自治法》产生的，那如何体现党对整个社会工作的领导作用，这就会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梁维东发现，近年来一些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党员和党员领导为了取得群众的认可，甚至可能带头去闹事，去寻求保护村民利益的形象，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威信。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梁维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顺德的做法是，一方面推进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顺德早在2001年就实现了村委会和股份社的分离，即村经分离。这一轮改革再向前走一步，把政府对村居的管理和服务，例如计生、社会治安等职能和普通村务相分离，在各村居成立了行政服务站，站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这意味着把原本委托给村民委员会的政务职能赋予了党支部，保证了党在基层服务职能的体现，这是第一个抓手。
“我们考虑，要把原来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由刚性逐步过渡到刚柔并举，过渡到以柔为主，有了行政服务站的抓手还不够，还要同步构建党代表工作室。这将会是长期性、有生命力的、产生深远影响作用的平台。” 对此，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说，“从政党组织为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讲，百姓有需求，帮他们去办了，这是应该的。但同时，也通过延伸到基层社会的那部分权力强化了村党支部的地位，这种做法，是不完全合适的，但在当下，又带有一种过渡性质。因为政党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来跟社会进行沟通，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基层党组织探索自己发挥作用的过渡性做法”。
“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
陈光照在2009年自发探索的“田间地头”接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今天顺德大范围铺开的“党代表工作室”的雏形。与此同时，在深圳盐田，类似的摸索也早已在基层展开。
深圳市盐田区委组织部调研员余功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区委领导为了使基层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能畅达区委区政府，明确提出四条要求，要使党员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有权去监督”。“为了落实这四句话的要求，我们研究之后，在2009年设计出了‘民意畅达工作室’这一构想，在2010年正式发文推进。”
对于顺德和盐田来说，名副其实的“党代表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始自2011年，当年两地被确定为广东省第二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区县，而“党代表工作室”建设成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党代表工作室并非广东首创，在全国其他地方早有先例。不过，《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采访期间，听到最多的一个“学习榜样”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1959年大选获胜后上台执政，迄今执政已达53年，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国家中对国家掌控能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
“一党独大”的弊端是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克服弊端的方法则是成立“民事诊所”。人民行动党规定党的国会议员必须利用业余时间同本选区民众见面，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除固定在人民代表工作室接访以外，议员还要到群众家里家访，甚至参加居民家里的红事白事。这种密切互动，成为人民行动党密切联系群众，稳固执政根基的根本制度。
“我们的党代表工作室跟新加坡的‘民事诊所’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是议员的个人接访平台，但我们的党代表工作室是组织属性，不是党代表个人的，是党组织统筹建立起来的。”顺德区委组织部党联办主任陈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村和社区的党组织，利用党代表工作社，要达到的核心目标就是争取群众的支持，“要接待群众，倾听民意，才会有群众支持，这样才有选票、才能当选，当选了才能执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代表工作室建设大范围铺开。目前，顺德全区已经建立了247个党代表工作室，其中201个村、社区基层党组织都设立了工作室。
陈伟成介绍，顺德党代表工作室运作的一个基本模式是，每一个区党代表编排到一个党代表工作室，有自己的“责任田”，保证每一个村、社区的工作室都有1到3名的区党代表常驻。“但是，全区党代表工作室只有380人，不够，怎么办呢？每个村、社区再按照10%的比例，推荐一批素质高的党员，也参加到工作室队伍中去。这样就保证了每周开放一次，目前10个镇街中有9个都固定在周三下午开放。”
盐田区的运作模式则有很大不同，在整合了原有的“民意表达工作室”之后，党代表工作室成为一个有专职工作人员、天天开放的专职机构。
盐田在全区设立了22个社区民意表达工作室，以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为基础，整合社区相关资源，将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划分到各社区民意表达工作室，网格化联系户籍家庭、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和组织关系在辖区的党员。所有工作室都统一外观，室内装修及摆设也都采用统一风格。在余功建看来，其目的在于打造“标准化、连锁店”的模式。
而另一个被余功建所格外重视的，则是工作室打造的一个固定“党工队伍”。目前，盐田区为每个社区党代表工作室配备了专职主任、文员各1名，主任从社区原有的一些优秀工作人员中聘用产生。梧桐社区党代表工作室主任杨婉琪和海景社区党代表工作室主任黄丽君都是“80后”，也都是22名专职主任中的一员。她们每天的工作很繁忙，要协调安排每一位党代表的工作计划，还要记录并跟踪每一个群众诉求从提出到解决的全过程。
“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缺失，就是缺乏真正做群众工作的一支队伍。党的工作中，好像谁都跟党联沾边，但是真正沉下心来，专门做群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余功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如此庞大的行政资源体系中，缺少真正和群众沟通联系的队伍，是很可怕的事情。
“不代理，群众不跟你玩”
“党代表工作室建立后，最关键的问题是，群众的意见建议能否得到办理。”陈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余功建也持同样看法，“党代表工作室的首先要确立代理机制。党代表到社区去值班，有群众反映问题，这时候党代表就是群众利益诉求的代理人。不代理，群众不跟你玩。”
顺德的办法之一是，邀请职能部门参与到党代表工作室接待群众。“很多问题经过面对面沟通，都不成问题了，在我们看来，这个办法是最有用的。”陈伟成说，刚开始的时候，群众意见反映上来，党联办转给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也很认真，肯定是一份红头文件回复群众，“有一个村的农民，拿着职能部门的来信，非常开心地说，几十年第一次收到政府来信。但是，那种长篇大论，群众看不明白。”
而另一个被视为有效手段的则是顺德区党代表工作室群众意见建议办理系统即OA（办公软件）系统的建立。顺德区委组织部党联科80后的年轻工作人员苏智鹏牵头开发了这套系统。“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采用传统的办法，组织部门采用便笺转给各部门，结果就是满天飞。一两百个诉求的时候没关系，五千件就根本没办法跟踪。”陈伟成认为，OA系统最大的价值在于保证了每一件群众意见和诉求能得到跟踪落实，“刚开始大家有两个很现实的担忧。群众有他的担忧，我找到你，反映问题，党代表如果忽悠我怎么办呢？党代表也有担心，群众意见我反映上去，职能部门忽悠我怎么办？” 有了OA系统后，整个办理流程变得完全公开透明。“最终办理结果要放在网上党代表工作室公示，这个公示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任何加工，OA系统跟网上党代表工作室是无缝对接的。”陈伟成坦言。
深圳盐田也早在2011年开发了《社情民意数字化管理系统》。盐田区委组织部党代表联络科科长傅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意表达工作流程如上报、转办、反馈、评价等各个环节都将通过网络进行，形成一个“闭环系统”，“每一个反映诉求的党员群众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跟踪他所反映问题的办理进度。”
傅瑜介绍，这套社情民意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根据所接受的各类问题反应自动形成数据库和各类分析图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陈伟成在工作中发现，党员群众通过党代表工作室反映的问题中，有七成是有关社会管理和公共生活中的共性问题，只有少部分是纯粹的个人诉求，这与现有信访部门接待的群众问题反映有很大的不同。
“这跟信访完全不同，信访的问题基本都是已经很不满意，处在对立面了。而党代表工作室收集的意见，基本是群众反映的普遍意见，比如小区卫生、停车问题、非法拉客问题。”梁维东指出，群众去找党代表工作室，通常是对这个社会的管理和发展中的问题，有某种感觉和认知，找人倾诉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能将很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理想状态是党代表要对选区负责”
顺德OA系统自今年3月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收集群众意见建议5100多条，解决并回复4300多条，办结率86%，群众满意度96%。而深圳盐田自民意表达工作室建立至2011年10月底，共收到各类民意诉求、建议2165件，办结2073件，办结率为96%，满意度为92%。
不过，对于两个试点区县来说，要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随着群众大量反映诉求的高峰期过去之后，来反映问题或建议的群众越来越少了，有时一个下午也等不到一个人来党代表工作室。
如何拓展党代表的履职平台，不断创新党代表工作室的工作方式，成为新的课题。
顺德马岗村党支部书记冯家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顺德容桂街道借鉴香港政党“民建联”“洗楼”经验，从今年5月初开始，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并定期对基层入户家访，规定区党代表、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每半年入户家访不少于10户。
而深圳盐田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后发现，不少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一定专业性，如对教育、医疗、法律案件的诉求，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党代表予以解答。从今年4月开始，盐田进一步在区教育、卫生、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市集装箱拖车运输协会共六个行业系统建立了行业党代表工作室。
除了履职方式的创新，如何为党代表工作室寻找新的动力，并建立长效的动力机制成为顺德和盐田两地进一步探索的主要问题。
“我们和新加坡政体不同，党代表是理所当然的执政党的党代表。而新加坡的党代表需要靠接近民众来争取选票，有天然的动力。”陈伟成表示，进一步扩大党代表的竞争性选举，将会有利于提升党代表的履职动力。
“党代表毕竟是党员优秀分子，总体来说，觉悟和素质基本能保证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发挥作用能力有大小，履职积极性有高低，从一般层面上说，履职动力没有太大问题。”余功建认为，一个最理想的状态是，党代表从某个选举单位选出来后，要对该选区负责，否则的话，选区有权对不履职的党代表进行罢免，“但这个最高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制度上很难突破。”
“党代表到基层去履职和倾听民意，目前还是靠制度强制性的要求。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党代表要对选你的选民负责，这才是最根本的。”盐田区委组织部部长邱浩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确实存在“脱钩”的问题，“目前的现实是，我分在这个区，但不是他们来选我，我跟他们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所以对他们负责的程度就不是刚性的。这需要在党内基层民主方面的进一步探索来解决。”
“目前党代表和选举单位的关系是若隐若现的，有一点，但不是太多。”余功建指出，选举单位和选出来的代表，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没有一种生死攸关的联系，“如果这个联系建立起来了，履职的根本动力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