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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万历朝鲜役在东北亚史学界的研究地位，不仅仅缘于它涉及到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国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变化。朝鲜经此一役人口锐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日本因此各派系力量发生变化，德川政府被推上政治舞台；明政府援朝耗资巨大，国力疲敝，女真以此为契机迅速发展壮大；这场战争可以说严重冲击了中朝日三国国内外形势，影响了后来东北亚国际关系。鉴于万历朝鲜役的重要性，笔者依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思想、经济、政治三个方面探究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万历朝鲜役；丰臣秀吉；历史背景
1592年3月，丰臣秀吉集结17万陆军、3万余海军，兵分三路出征朝鲜半岛。经七年对垒，被中朝联军所败。此次战争，中国史书称“万历朝鲜役”。战争发动者丰臣秀吉（1535年—1598年），生于战国时代，曾是战国大名织田信长的家臣。1568年9月，织田信长入驻京都，为日本统一奠定了基础。本能寺之变，丰臣秀吉攫取实权，数年内征服六十六州，真正统一了日本，并出任当时日本最高职权“关白”。
到达政治顶点的丰臣秀吉，对内强化集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即“万历朝鲜役”。战争表面祸起丰臣秀吉的个人野心及对明朝了解浅薄，实际上却存在着思想、经济、政治等错综复杂的因素。笔者力求不局小境，将此历史事件置于更宽阔的视角，宏观论述丰臣秀吉发动此次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
1 国民思想蜕变
隋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地位逐步建立。白村江之战后，战败国日本不得不审视并调整对内对外策略，频繁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且规模远胜于前；并以盛唐为蓝本，全面推行改制；同渤海、新罗、高丽交好，互通有无；在政府各种政策的推动下，逐步改革保持开放的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
隋唐盛世后，随着中国国势由盛转衰，“册封体制”、“朝贡体制”渐趋崩坏，集权中央对藩属国的控制力弱化，与此同时，日本神国思想却悄然萌芽。元朝两次东征失败令其对中国崇拜意识愈加淡化，“日本…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思想强化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过激思想。
至明朝时，国势难以比肩隋唐。日本一些失意武士、浪人、失業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强盗集团，持续二、三百年对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劫掠活动，倭患之乱于明嘉靖45年（公元1566年）才基本肃清，加之明朝种种国弊日现，日本对中国的大国崇敬、畏惧所剩无几，遑论明朝之附属国朝鲜。此思想意识铺就了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
15世纪到18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时期，诸多新航线被开辟，全球化联系加强。1543年9月23日，第一艘来自西方的商船误入日本，自此西方与日本的商业活动愈加频繁，西方思想文化或主观、或客观地输入日本。西方思想价值体系与东方思想价值体系在日本开始碰撞、交织和融合。
日本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强者”为上、为尊的普遍性国民思想在战国时期尤为明显。西方思想文化的平等观更为其打破保守的传统统治思想提供了丰盈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面对无力的中央权力，各地方武士、领主纷纷分而治之，彼此鲸吞蚕食，取代了从前护国大名，成为“战国大名”；世俗权力开始占据上风，过去的绝对政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取代，通过暴力获取势力、权力、财富，强者行其所能为，“下剋上”在日本天公地道，那么日本作为曾经的藩属国挑战宗主国的行为似乎就不那么难以理解。
日本从古至今一直向世人演绎何为“事大主义”。于日本，“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权衡从未停止。随着明朝综合国力衰弱，大国地位受到此时非彼时的质疑和挑战，加之日本在特殊历史时期、杂糅外来思想，形成一种不东不西不清不楚不生不熟又有些偏执的思想变异。这种变异，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政治局势，也在丰臣秀吉集团的引导下投射在对外关系上。
2 经济利益归因
1403年10月签订明日勘合贸易以后，明日贸易关系加强。日本在贸易关系中获利甚丰，各种物资不断流入，致使日本大封建主、大商人在中日贸易中快速累积财富，获利巨大。倭患问题导致明日正常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即便受政府认可的正规日商亦被拒于港口之外。日本对明朝的正常贸易和强盗掠夺皆被中断，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日本大封建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打破局面、重新获利成了日本大封建主、大商人最急迫的述求，这种强烈的述求只是经济因素的表现，却恰逢蜕变中的日本国民思想、复杂的战国局势和丰臣秀吉个人野心的宣泄。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为完成国内统一，全程利用大商人强化自己的武力值。所以学者铃木良一评价“在侵略朝鲜问题上，是那些特权商人亟不可待地要求向海外贸易。” “当时海外贸易是获利甚多的事业，恐怕应该说，欧洲各国向海外发展对他（丰臣秀吉）也起了刺激作用。”
政治、军事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体现着双方之间关系基础，决定着发动战争一方所蕴含的经济目的。丰臣秀吉集团确立权威初始，囿于复杂情势，亟需巩固政权，维持集团内部的利益均衡及再分配，“在古代，侵略战争大都与掠夺财富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现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转移国内矛盾和获取
3 政治舞台对决
明朝初立，通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随着土地大量集中兼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日益严重，明朝中后期流民大幅度增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穷赋重、农民起义频发；中央政府宦官掌权，吏治腐败，宦官势力与文武大臣势力彼此钳制，矛盾尖锐，政治状态不稳；吏治贪酷，行贿受贿成风；军威不显，武备废弛。
朝鲜李氏王朝前期，通过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升级国家系统，又有世宗朝励精图治，生产力发展、国力增强。但随着中央集权强化、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统治阶层各派系互相倾轧，“党争”问题顽疾难治，中央集权被削弱；同时，社会矛盾激化，起义造反、武装斗争频现，国家陷于持续的混乱状态。 宗主国明朝势弱，附属国李朝亦问题重重。而此时，日本则是另一种情况。
具有分而治、下剋上、大混战特点的战国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庄园制和分封制的过渡时期。制度的变迁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分封制的发展，以庄园制为经济基础的室町幕府在体制瓦解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统治能力。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了巩固国内统治、顺利出兵朝鲜，丰臣秀吉积极吸收前大名们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收效颇丰：通过分城和分国推进地方向中央集权；通过检地和刀狩令巩固地位；通过“农兵分离”控制国内武士势力和获得更多务农劳动力；修筑大阪城为对外战争提供“基地”。丰臣秀吉利用高度集权对日本内政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相较从前的大名混战，日本无疑是进步的。
丰臣秀吉承诺完成统一后必给予支持他的各封建领主们分封土地，然而就日本地域而言，土地资源有限，远远不足以完成分配。习惯于通过战争获取资源累积力量的封建领主们习性尚存，且无不对朝鲜国土和明朝江山垂涎三尺。丰臣秀吉利用此点，以发动对外战争实现了矛盾转移。中朝两国皆国力倾颓、政治环境恶劣、兵备松弛，又有倭患侵扰两国逾百年的事实，丰臣秀吉及其他封建领主们错误地认为朝鲜无力、明朝无能，遂欲占朝鲜之国土，取代明朝之地位。
4 结论
对于一贯奉行“事大主义”的日本，适逢“主国”积弱、李朝式微，其自身民族自主性见长，又遇西方世界先进文明，同时，无法继续在明日经济贸易中攫取暴利，增加商业资本，平衡各利益集团利益，整体“变节”似乎并非难以理解。然而，无论丰臣秀吉集团对时局、事态看得如何乐观，不管他们为看起来“乐观”的变化如何“进取”，这种变化对曾经身处幻觉中的日本并不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持久的效果。明朝此时虽较唐宋时期势弱，但大国地位仍有着坚实基础，综合国力虽衰尤强，“（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像中国（明朝）这样的大国尚存在一种历史的或民族的潜在巨大力量。” 再者，日本弹丸之地，资源匮乏，单凭冷兵器作战，亦无强力后援，即便重赏之下尽显侵略本性，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也只会是南柯一梦，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
按前文所述，原“宗主国”部分丧失了旧的涵义，而日本获得了新的群体心理形象，又因历史偶然性——个体行为在历史事件中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构成了“公意”，促使他们敢于进行挑战昔日强权，发动战争；
经济归因部分，笔者并无过分强调历史事件经济决定论的意图，然而，经济因素，是研究历史事件必须考虑的要素。拥有更强的物质及物质创造能力的集团必然占有更大的优势，恰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可见经济要素在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丰臣秀吉发动战争之变，其经济背景不容忽视；
鉴于经济、政治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中朝日三国战前政治生态环境自然纳入笔者的分析中。从国家机器对国家的掌控力、及军事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依存两方面来看，明朝的倒退是不争的事实。对比之下，日本不仅庄园制向分封制转换实属进步，而且被另一种文明和力量所刺激、推动。
本文从国民思想、经济、政治三个方面探讨了丰臣秀吉对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针对历史事件，研究历史必然性也就是研究隐藏在历史事件现象背后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是人类的天性，或者说发展的轨迹，是规律。笔者从日本国民思想的变化起笔，源于思想文化层面是人类群体属性，它持续变化的运动是自发的，却又不可抗拒，会形成内在的必然性作用于国家，最终在合适的条件下爆发。这场由丰臣秀吉發动的侵略战争，发生于历史的、时代的洪流中，以思想、经济、政治为背景，是各种原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这场涉及中朝日三国之战事，没有完成以丰臣秀吉为首日本各利益集团的美梦，徒惹战乱，徒增中、朝、日三国人民之痛苦；这场失道寡助的不义之战，不得人心、不得举国之势，亦是日本走向德川幕府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日】铃木良一，郝迟译.丰臣秀吉[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日】依田熹家，卞立强，李天工等译.简明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刘子敏，苗威.明代抗倭援朝战争[M].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
[5]《李朝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6月30日版.
[6]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
作者简介
潘慧（1981-），女，吉林省双辽市人。现供职于上海市早安汉语中文学校。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作者单位
上海市早安汉语中文学校 上海市 200000
万历朝鲜役在东北亚史学界的研究地位，不仅仅缘于它涉及到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国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变化。朝鲜经此一役人口锐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日本因此各派系力量发生变化，德川政府被推上政治舞台；明政府援朝耗资巨大，国力疲敝，女真以此为契机迅速发展壮大；这场战争可以说严重冲击了中朝日三国国内外形势，影响了后来东北亚国际关系。鉴于万历朝鲜役的重要性，笔者依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思想、经济、政治三个方面探究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万历朝鲜役；丰臣秀吉；历史背景
1592年3月，丰臣秀吉集结17万陆军、3万余海军，兵分三路出征朝鲜半岛。经七年对垒，被中朝联军所败。此次战争，中国史书称“万历朝鲜役”。战争发动者丰臣秀吉（1535年—1598年），生于战国时代，曾是战国大名织田信长的家臣。1568年9月，织田信长入驻京都，为日本统一奠定了基础。本能寺之变，丰臣秀吉攫取实权，数年内征服六十六州，真正统一了日本，并出任当时日本最高职权“关白”。
到达政治顶点的丰臣秀吉，对内强化集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即“万历朝鲜役”。战争表面祸起丰臣秀吉的个人野心及对明朝了解浅薄，实际上却存在着思想、经济、政治等错综复杂的因素。笔者力求不局小境，将此历史事件置于更宽阔的视角，宏观论述丰臣秀吉发动此次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
1 国民思想蜕变
隋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地位逐步建立。白村江之战后，战败国日本不得不审视并调整对内对外策略，频繁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且规模远胜于前；并以盛唐为蓝本，全面推行改制；同渤海、新罗、高丽交好，互通有无；在政府各种政策的推动下，逐步改革保持开放的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
隋唐盛世后，随着中国国势由盛转衰，“册封体制”、“朝贡体制”渐趋崩坏，集权中央对藩属国的控制力弱化，与此同时，日本神国思想却悄然萌芽。元朝两次东征失败令其对中国崇拜意识愈加淡化，“日本…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思想强化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过激思想。
至明朝时，国势难以比肩隋唐。日本一些失意武士、浪人、失業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强盗集团，持续二、三百年对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劫掠活动，倭患之乱于明嘉靖45年（公元1566年）才基本肃清，加之明朝种种国弊日现，日本对中国的大国崇敬、畏惧所剩无几，遑论明朝之附属国朝鲜。此思想意识铺就了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
15世纪到18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时期，诸多新航线被开辟，全球化联系加强。1543年9月23日，第一艘来自西方的商船误入日本，自此西方与日本的商业活动愈加频繁，西方思想文化或主观、或客观地输入日本。西方思想价值体系与东方思想价值体系在日本开始碰撞、交织和融合。
日本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强者”为上、为尊的普遍性国民思想在战国时期尤为明显。西方思想文化的平等观更为其打破保守的传统统治思想提供了丰盈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面对无力的中央权力，各地方武士、领主纷纷分而治之，彼此鲸吞蚕食，取代了从前护国大名，成为“战国大名”；世俗权力开始占据上风，过去的绝对政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取代，通过暴力获取势力、权力、财富，强者行其所能为，“下剋上”在日本天公地道，那么日本作为曾经的藩属国挑战宗主国的行为似乎就不那么难以理解。
日本从古至今一直向世人演绎何为“事大主义”。于日本，“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权衡从未停止。随着明朝综合国力衰弱，大国地位受到此时非彼时的质疑和挑战，加之日本在特殊历史时期、杂糅外来思想，形成一种不东不西不清不楚不生不熟又有些偏执的思想变异。这种变异，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政治局势，也在丰臣秀吉集团的引导下投射在对外关系上。
2 经济利益归因
1403年10月签订明日勘合贸易以后，明日贸易关系加强。日本在贸易关系中获利甚丰，各种物资不断流入，致使日本大封建主、大商人在中日贸易中快速累积财富，获利巨大。倭患问题导致明日正常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即便受政府认可的正规日商亦被拒于港口之外。日本对明朝的正常贸易和强盗掠夺皆被中断，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日本大封建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打破局面、重新获利成了日本大封建主、大商人最急迫的述求，这种强烈的述求只是经济因素的表现，却恰逢蜕变中的日本国民思想、复杂的战国局势和丰臣秀吉个人野心的宣泄。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为完成国内统一，全程利用大商人强化自己的武力值。所以学者铃木良一评价“在侵略朝鲜问题上，是那些特权商人亟不可待地要求向海外贸易。” “当时海外贸易是获利甚多的事业，恐怕应该说，欧洲各国向海外发展对他（丰臣秀吉）也起了刺激作用。”
政治、军事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体现着双方之间关系基础，决定着发动战争一方所蕴含的经济目的。丰臣秀吉集团确立权威初始，囿于复杂情势，亟需巩固政权，维持集团内部的利益均衡及再分配，“在古代，侵略战争大都与掠夺财富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现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转移国内矛盾和获取
3 政治舞台对决
明朝初立，通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随着土地大量集中兼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日益严重，明朝中后期流民大幅度增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穷赋重、农民起义频发；中央政府宦官掌权，吏治腐败，宦官势力与文武大臣势力彼此钳制，矛盾尖锐，政治状态不稳；吏治贪酷，行贿受贿成风；军威不显，武备废弛。
朝鲜李氏王朝前期，通过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升级国家系统，又有世宗朝励精图治，生产力发展、国力增强。但随着中央集权强化、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统治阶层各派系互相倾轧，“党争”问题顽疾难治，中央集权被削弱；同时，社会矛盾激化，起义造反、武装斗争频现，国家陷于持续的混乱状态。 宗主国明朝势弱，附属国李朝亦问题重重。而此时，日本则是另一种情况。
具有分而治、下剋上、大混战特点的战国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庄园制和分封制的过渡时期。制度的变迁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分封制的发展，以庄园制为经济基础的室町幕府在体制瓦解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统治能力。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了巩固国内统治、顺利出兵朝鲜，丰臣秀吉积极吸收前大名们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收效颇丰：通过分城和分国推进地方向中央集权；通过检地和刀狩令巩固地位；通过“农兵分离”控制国内武士势力和获得更多务农劳动力；修筑大阪城为对外战争提供“基地”。丰臣秀吉利用高度集权对日本内政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相较从前的大名混战，日本无疑是进步的。
丰臣秀吉承诺完成统一后必给予支持他的各封建领主们分封土地，然而就日本地域而言，土地资源有限，远远不足以完成分配。习惯于通过战争获取资源累积力量的封建领主们习性尚存，且无不对朝鲜国土和明朝江山垂涎三尺。丰臣秀吉利用此点，以发动对外战争实现了矛盾转移。中朝两国皆国力倾颓、政治环境恶劣、兵备松弛，又有倭患侵扰两国逾百年的事实，丰臣秀吉及其他封建领主们错误地认为朝鲜无力、明朝无能，遂欲占朝鲜之国土，取代明朝之地位。
4 结论
对于一贯奉行“事大主义”的日本，适逢“主国”积弱、李朝式微，其自身民族自主性见长，又遇西方世界先进文明，同时，无法继续在明日经济贸易中攫取暴利，增加商业资本，平衡各利益集团利益，整体“变节”似乎并非难以理解。然而，无论丰臣秀吉集团对时局、事态看得如何乐观，不管他们为看起来“乐观”的变化如何“进取”，这种变化对曾经身处幻觉中的日本并不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持久的效果。明朝此时虽较唐宋时期势弱，但大国地位仍有着坚实基础，综合国力虽衰尤强，“（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像中国（明朝）这样的大国尚存在一种历史的或民族的潜在巨大力量。” 再者，日本弹丸之地，资源匮乏，单凭冷兵器作战，亦无强力后援，即便重赏之下尽显侵略本性，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也只会是南柯一梦，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
按前文所述，原“宗主国”部分丧失了旧的涵义，而日本获得了新的群体心理形象，又因历史偶然性——个体行为在历史事件中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构成了“公意”，促使他们敢于进行挑战昔日强权，发动战争；
经济归因部分，笔者并无过分强调历史事件经济决定论的意图，然而，经济因素，是研究历史事件必须考虑的要素。拥有更强的物质及物质创造能力的集团必然占有更大的优势，恰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可见经济要素在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丰臣秀吉发动战争之变，其经济背景不容忽视；
鉴于经济、政治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中朝日三国战前政治生态环境自然纳入笔者的分析中。从国家机器对国家的掌控力、及军事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依存两方面来看，明朝的倒退是不争的事实。对比之下，日本不仅庄园制向分封制转换实属进步，而且被另一种文明和力量所刺激、推动。
本文从国民思想、经济、政治三个方面探讨了丰臣秀吉对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针对历史事件，研究历史必然性也就是研究隐藏在历史事件现象背后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是人类的天性，或者说发展的轨迹，是规律。笔者从日本国民思想的变化起笔，源于思想文化层面是人类群体属性，它持续变化的运动是自发的，却又不可抗拒，会形成内在的必然性作用于国家，最终在合适的条件下爆发。这场由丰臣秀吉發动的侵略战争，发生于历史的、时代的洪流中，以思想、经济、政治为背景，是各种原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这场涉及中朝日三国之战事，没有完成以丰臣秀吉为首日本各利益集团的美梦，徒惹战乱，徒增中、朝、日三国人民之痛苦；这场失道寡助的不义之战，不得人心、不得举国之势，亦是日本走向德川幕府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日】铃木良一，郝迟译.丰臣秀吉[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日】依田熹家，卞立强，李天工等译.简明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刘子敏，苗威.明代抗倭援朝战争[M].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
[5]《李朝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6月30日版.
[6]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
作者简介
潘慧（1981-），女，吉林省双辽市人。现供职于上海市早安汉语中文学校。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作者单位
上海市早安汉语中文学校 上海市 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