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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就要一百年。那些风起云涌的事已经远去，知识分子在女性人格独立、婚姻自由、参政议政、经济独立、废除娼妓、教育平等、节制生育方面，尖锐地批判男权主义，改变了中国人对女性的传统认知模式。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征，同样适用于妇女解放。
女性独立的话题涉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是对男权主义的反叛。从反抗父权和夫权到追求恋爱自由，从进入婚姻围城到夫妻关系的调整，从旧家庭伦理观念的批判到新家庭伦理的建构，都是重点谈论的内容。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本来就很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增添了太多变数，青年男女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像五四知识人想象得那样一帆风顺。
··Ⅰ··
冲破传统家庭束缚的青年人走入新的家庭，可能获得的并不是自由平等，婚姻城堡的痛苦和无奈随处可见，琐碎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还是让有情人终成无情人。青年男女冲破传统枷锁，走出去会怎样，美好的结局带来的一定是美好的结局么？这些都不是一两句口号所能解决。娜拉出走怎样，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折射着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以浓烈的叛逆情绪著称，其创作的戏剧与人性、婚姻、家庭、社会相关。《玩偶之家》作为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又被译为《傀儡之家》《娜拉》《傀儡家庭》，所呈现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所揭示的是独立自由、人性真实、个性独立。这些内容不但在西方掀起讨论，在东方也引起讨论，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娜拉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有着少女般的纯真、热情与可爱。她生活在家庭收入富足和社会地位尊崇的所谓幸福中。当逐渐发现丈夫的虚伪、自私以及视自己为玩偶时，娜拉不再像以前那么天真和单纯，而是要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沉痛诉说自己原来屈辱的生活，显示出觉醒后的成熟和深沉。当海尔茂搬出家庭、婚姻、道德、宗教、法律、责任、正义、公平、情感等观念约束和威胁娜拉时，娜拉强调个人正确而社会不正确，然后毫不犹豫地出走。
易卜生在戏剧中宣传的是一种人的精神反叛，当叛逆精灵娜拉摔响家庭的大门，摆脱海尔茂玩偶的地位，象征着发自心底的追求自由。娜拉毅然离家出走，到哪里去成为一个疑问，这既是一个旧问题的结束，也是一个新问题的开始。
易卜生只提出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正是戏剧的魅力所在。如果易卜生指出娜拉走后的情形，为娜拉找寻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路，在艺术上将显得庸鄙拙劣，有狗尾续貂之嫌，无法带给人无限的思考。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易卜生的贡献在于反抗，不在建设，娜拉走后涉及女性重建，不會因为走出去就万事大吉，走出去如何适应接下来的生活更关键。普列汉诺夫睿智而深刻地讲到，只有易卜生能够引导读者走出市侩的埃及，但他不知道哪里是极乐净土，他甚至想不需要任何允约的土地，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人内心的解放，这意味摩西注定在荒野没有出路地流浪。
娜拉的出走完全适应了20世纪初中国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易卜生旗帜鲜明的反叛精神给中国人提供了思想动力。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娜拉出走成了中国现代女性走出传统家庭、奔向新生活的精神偶像，鼓舞了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集体反抗。经过五四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更是让娜拉出走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中国女性纷纷步娜拉后尘，走出家门，反抗家庭专制，追求自由平等。
··Ⅱ··
鲁迅留日期间就开始关注易卜生的剧作及其思想，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对易卜生的戏剧有过评析，但并不系统。胡适留学美国时，观赏和阅读过易卜生的戏剧，有过思想的触动。伴随着西方戏剧大量传入中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易卜生的戏剧被更多知识人关注，其反叛现有家庭和社会伦理的态度被更多人欣赏。这些都为知识分子后来的探讨分析和模仿创作提供了基础。
1918年，《新青年》还专门出了易卜生专号，成为宣传易卜生主义的一个文化事件。胡适写了专文《易卜生主义》，和罗家伦翻译《娜拉》，袁振英作《易卜生传》，还有两篇翻译自易卜生的剧作。胡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易卜生的思想，倡导自己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抨击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提倡建立新型的家庭伦理和家庭关系。
他认为易卜生的人生观是一种写实主义，易卜生不是艺术家，而是社会改革家，从中摘取了易卜生对家庭黑暗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独立人格的呼唤和个性解放的宣扬，忽略了其对西方制度的抨击和对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美好期待。这样的理解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并没有完全遵从易卜生的原意。
西方探讨《玩偶之家》较为全面和深刻，包括娜拉出走的原因，有无必要离开家庭，娜拉抛弃家庭有无过错，娜拉是否有充分的母爱，以及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好友兰克大夫，都在讨论之列。对娜拉的出走，并非一片赞扬之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越来越低。与西方探讨的重点不同，五四知识分子更关注其打碎家庭枷锁的一面，把其当作冲破夫权和父权、抵抗包办婚姻的学习典范，忽略其在夫家是否幸福、是否疼爱三个子女等问题。他们对娜拉不吝赞美之辞，似乎娜拉出走意味着一切美好的开始，宣告旧制度和旧家庭的完全罪恶。
经过《新青年》的提倡，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娜拉是独立于家庭、儿女和丈夫的个体，具有自尊自重的性格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为一代青年树立了榜样，她的那句“我的神圣职责是对自己负责”带来了不一样的冲击，成为新的时代口号和行动指南。娜拉出走作为新青年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为新青年走出旧家庭、挑战旧道德、创立新道德、组建新家庭做出表率，从而推动了自由恋爱，为按照个人意愿组建家庭提供了范本。
五四知识分子从娜拉出走获得了灵感，创作出多个中国版的娜拉。从西方语境到东方语境的转换，娜拉已经有所变化，更带有中国特色。对于娜拉离家出走的理解以及中国新女性形象的理解和塑造，与其说是对娜拉本身的理解，倒不如说是五四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形象的一种想象，尤其是男作家出于反封建和反传统的需要，重构家庭关系所需要的一种理想新人典型。娜拉的个性独立和精神解放在中国成了自由恋爱的代名词，通过出走表达强烈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旋律。 1919年，胡适写过一本《终身大事》，自称“游戏的喜剧”，同年发表在《新青年》。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白话剧作，写了一个中国式娜拉田亚梅的起伏人生。留学东洋的田亚梅与在留学期间认识的陈先生相爱，母亲因为观音菩萨的签诗和算命先生的据命直言，认定八字不合而反对，父亲又以同姓结婚触犯祠规也反对。为了与爱人共同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田亚梅毅然决然地不顾世俗规矩与封建迷信，从父權制家庭出走。她临走说的“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也呼应了娜拉离家时的那句“我的神圣职责是对自己负责”。
作为中国第一个娜拉式的艺术形象，田亚梅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整个旧家庭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和高扬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在社会上赢得一片赞誉。《终身大事》一上映，就获得满堂彩，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同时也推动了新戏剧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郭沫若、熊佛西、欧阳予倩、鲁迅等男作家和冯沅君、凌淑华、庐隐等女作家创作了大量离家出走的小说和戏剧。
他们认为，娜拉出走这把叛逆之火祛除了几千年的思想桎梏，也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出走后的生活美妙多彩，不再像原来那么晦暗无助。客观地讲，娜拉出走是《玩偶之家》的高潮，不是《玩偶之家》的全部。激烈挣扎后终于实现痛苦的转变，娜拉走出门外，不可能在了无人烟的荒原生活，生活还要继续，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那就是娜拉走后怎样。关于娜拉的想象和推崇是否有利于新女性形象的建立，是否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关系重建，必须得到深刻的讨论。
··Ⅲ··
对自由的追求和人性的探索，始终是鲁迅的思想核心。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依靠敏锐和观察力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自由始终是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着点。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唤起了人性，人的觉醒成为时代的主体。鲁迅的写作是连贯的，观察是细腻的，思考也是深刻的。无论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还是对虚伪文化的批判，都呈现着与其他知识人不同的特色。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学校文艺会上做了一个主题为“娜拉走后这样”的演讲，后来被修订发表，成为鲁迅演讲文稿中较早的一篇。这篇演讲辞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经典性文献，经历了时间的洗涤，依然显得那么深刻。它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带有鲁迅独特的视角，给娜拉式出走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鲁迅以易卜生的终点作为起点，重新重视娜拉走后这个经常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娜拉走后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究竟会走向什么样的命运，鲁迅给出了悲观的答案。他提出五次设问，又做出五次试答，从社会经济问题的角度对女性的出路和个人自由的归宿做出了预测，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子在社会经济上的不独立和在整个男权社会处于弱势，导致娜拉只会得到这两种结果。堕落是对个人追求的背叛，回来更是对个人选择的否定，哪一种都不是好结局，违背了摆脱玩偶地位的初衷。鲁迅在这篇演讲辞中说到，人最大的痛苦在于梦醒后无路可走，带着无尽的感伤。
1925年，鲁迅发表了小说《伤逝》，重新诠释了娜拉出走后的悲惨命运，这有别于其他出走类叙事模式。当时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一种浪漫主义，洋溢着生活的乐观精神。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往往以自主婚姻的实现作为最终结局。王子与公主自此过上美好的生活，青年男女的爱情也得到了彻底的实现。
《伤逝》却不同，它是一篇彻底的悲剧，一点也不圆满，充满着无限的悲伤与绝望，这种绝望不但是对男权社会的认知，更是对人性的洞察。涓生与子君相爱，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随之而来。他们一起谈论娜拉，一起谈论易卜生，出走家庭的心已经生成。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辈的反对，她像娜拉一样，掷地有声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带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终于冲破层层阻碍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是，真正的悲剧发生在娜拉走后，也就是涓生和子君结合在一起，他们婚后的幸福和安宁并没有持续多久。涓生被解雇，整个家庭的生计出现问题，尝试其他职业也没有成功。子君不再是那个对爱情充满无限憧憬的女生，琐碎的家庭生活让她不再上进，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磨去了棱角，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甚至有些甘心情愿靠丈夫养活。软弱无助的涓生充满对生活的无奈，最后又回归旧家庭，结果造成子君的被抛弃和死亡，自己也在悔恨与无爱的世俗世界中去世。
子君从父权制家庭走出来，勇敢地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实现了自己一段时间的梦想，但仅仅是为了反对具体事件而进行反对，没有把反抗旧的家庭伦理内化成文化心理和价值规范。从逃离男权到独立成家，子君还是回归旧有的三从四德伦理，认为自己是涓生的，早已没有个性独立。在一个短暂而虚幻的乌托邦中，子君因袭了传统内在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涓生同样如此。鲁迅对于娜拉的认知远远超越同时代人，也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这反映出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见解更为深邃、独到。妇女解放绝不仅是一个出走就能解决的问题，出走之后面对的不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人生活在社会中，逃脱不掉复杂的社会关系。出走是改变原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方式。鲁迅深刻的思考带着一种天生的悲观主义，给娜拉出走蒙上了一层阴影。
··Ⅳ··
社会经济因素当然是限制娜拉走后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保持个性的独立和自由才是根本因素。整个社会充满着浓浓的男权主义，很容易让出走后的女性认为自己属于丈夫，这不过是从父权到夫权的一个转变，并不是对男权主义的根本反叛；也很容易让男性认为自己是整个家庭的主宰，承担起家庭的大部分重担甚至全部重担，这是一种夫权的呈现，同样不是对男权主义的根本反叛。
几十年前，易卜生也曾对妇女地位和命运做过一些评述，可以看作他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命题的回复。他写到，妇女在所处的时代无法保持住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这个社会纯粹就是个男权社会，一切法律由男人制定，现行制度总是从男性的观点裁判女性。
回溯五四时期乃至整个五四时期，现代作家对于娜拉式出走的想象和建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摘取片段的倾向，并没有对易卜生的整个思想以及妇女解放的社会背景做出足够的分析。中国的娜拉是一个失掉性别特色的形象，无论是在男作家笔下，还是在女作家笔下，看不到女性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心理需要，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改良的榜样进行宣传。即使是在鲁迅的《伤逝》中，涓生扮演的是一种启蒙者、宣传者、拯救者的角色，子君扮演的是被启蒙者、被宣传者、被拯救者的角色，二者的地位本身就不平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男权主义的残存，亦可说是男权主义在启蒙过程中的呈现。
娜拉实现了个人觉醒，并不一定非要抛弃原有的家庭，与原有的社会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在旧有的家庭中，实现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依然可以完成。这便是后来欧美学者讨论的重点，走为上策并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相反可能使问题更为复杂，结局更为不妙。大部分人关注的仅是一个毫不迟疑的反叛，似乎与过去切割得干干净净，才表明自己的个性独立。娜拉的形象被引入中国，是一种中西文化的错位。两性关系是个复杂的社会命题，中国的两性关系尤其复杂，父权和夫权是男权主义的一种呈现，在整个男权主义不变的社会伦理体系下，如何更细腻地处理良性关系，实现妇女解放，必须得到更深层次的探讨。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女性独立的话题涉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是对男权主义的反叛。从反抗父权和夫权到追求恋爱自由，从进入婚姻围城到夫妻关系的调整，从旧家庭伦理观念的批判到新家庭伦理的建构，都是重点谈论的内容。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本来就很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增添了太多变数，青年男女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像五四知识人想象得那样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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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传统家庭束缚的青年人走入新的家庭，可能获得的并不是自由平等，婚姻城堡的痛苦和无奈随处可见，琐碎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还是让有情人终成无情人。青年男女冲破传统枷锁，走出去会怎样，美好的结局带来的一定是美好的结局么？这些都不是一两句口号所能解决。娜拉出走怎样，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折射着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以浓烈的叛逆情绪著称，其创作的戏剧与人性、婚姻、家庭、社会相关。《玩偶之家》作为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又被译为《傀儡之家》《娜拉》《傀儡家庭》，所呈现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所揭示的是独立自由、人性真实、个性独立。这些内容不但在西方掀起讨论，在东方也引起讨论，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娜拉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有着少女般的纯真、热情与可爱。她生活在家庭收入富足和社会地位尊崇的所谓幸福中。当逐渐发现丈夫的虚伪、自私以及视自己为玩偶时，娜拉不再像以前那么天真和单纯，而是要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沉痛诉说自己原来屈辱的生活，显示出觉醒后的成熟和深沉。当海尔茂搬出家庭、婚姻、道德、宗教、法律、责任、正义、公平、情感等观念约束和威胁娜拉时，娜拉强调个人正确而社会不正确，然后毫不犹豫地出走。
易卜生在戏剧中宣传的是一种人的精神反叛，当叛逆精灵娜拉摔响家庭的大门，摆脱海尔茂玩偶的地位，象征着发自心底的追求自由。娜拉毅然离家出走，到哪里去成为一个疑问，这既是一个旧问题的结束，也是一个新问题的开始。
易卜生只提出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正是戏剧的魅力所在。如果易卜生指出娜拉走后的情形，为娜拉找寻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路，在艺术上将显得庸鄙拙劣，有狗尾续貂之嫌，无法带给人无限的思考。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易卜生的贡献在于反抗，不在建设，娜拉走后涉及女性重建，不會因为走出去就万事大吉，走出去如何适应接下来的生活更关键。普列汉诺夫睿智而深刻地讲到，只有易卜生能够引导读者走出市侩的埃及，但他不知道哪里是极乐净土，他甚至想不需要任何允约的土地，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人内心的解放，这意味摩西注定在荒野没有出路地流浪。
娜拉的出走完全适应了20世纪初中国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易卜生旗帜鲜明的反叛精神给中国人提供了思想动力。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娜拉出走成了中国现代女性走出传统家庭、奔向新生活的精神偶像，鼓舞了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集体反抗。经过五四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更是让娜拉出走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中国女性纷纷步娜拉后尘，走出家门，反抗家庭专制，追求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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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日期间就开始关注易卜生的剧作及其思想，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对易卜生的戏剧有过评析，但并不系统。胡适留学美国时，观赏和阅读过易卜生的戏剧，有过思想的触动。伴随着西方戏剧大量传入中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易卜生的戏剧被更多知识人关注，其反叛现有家庭和社会伦理的态度被更多人欣赏。这些都为知识分子后来的探讨分析和模仿创作提供了基础。
1918年，《新青年》还专门出了易卜生专号，成为宣传易卜生主义的一个文化事件。胡适写了专文《易卜生主义》，和罗家伦翻译《娜拉》，袁振英作《易卜生传》，还有两篇翻译自易卜生的剧作。胡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易卜生的思想，倡导自己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抨击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提倡建立新型的家庭伦理和家庭关系。
他认为易卜生的人生观是一种写实主义，易卜生不是艺术家，而是社会改革家，从中摘取了易卜生对家庭黑暗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独立人格的呼唤和个性解放的宣扬，忽略了其对西方制度的抨击和对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美好期待。这样的理解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并没有完全遵从易卜生的原意。
西方探讨《玩偶之家》较为全面和深刻，包括娜拉出走的原因，有无必要离开家庭，娜拉抛弃家庭有无过错，娜拉是否有充分的母爱，以及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好友兰克大夫，都在讨论之列。对娜拉的出走，并非一片赞扬之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越来越低。与西方探讨的重点不同，五四知识分子更关注其打碎家庭枷锁的一面，把其当作冲破夫权和父权、抵抗包办婚姻的学习典范，忽略其在夫家是否幸福、是否疼爱三个子女等问题。他们对娜拉不吝赞美之辞，似乎娜拉出走意味着一切美好的开始，宣告旧制度和旧家庭的完全罪恶。
经过《新青年》的提倡，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娜拉是独立于家庭、儿女和丈夫的个体，具有自尊自重的性格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为一代青年树立了榜样，她的那句“我的神圣职责是对自己负责”带来了不一样的冲击，成为新的时代口号和行动指南。娜拉出走作为新青年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为新青年走出旧家庭、挑战旧道德、创立新道德、组建新家庭做出表率，从而推动了自由恋爱，为按照个人意愿组建家庭提供了范本。
五四知识分子从娜拉出走获得了灵感，创作出多个中国版的娜拉。从西方语境到东方语境的转换，娜拉已经有所变化，更带有中国特色。对于娜拉离家出走的理解以及中国新女性形象的理解和塑造，与其说是对娜拉本身的理解，倒不如说是五四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形象的一种想象，尤其是男作家出于反封建和反传统的需要，重构家庭关系所需要的一种理想新人典型。娜拉的个性独立和精神解放在中国成了自由恋爱的代名词，通过出走表达强烈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旋律。 1919年，胡适写过一本《终身大事》，自称“游戏的喜剧”，同年发表在《新青年》。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白话剧作，写了一个中国式娜拉田亚梅的起伏人生。留学东洋的田亚梅与在留学期间认识的陈先生相爱，母亲因为观音菩萨的签诗和算命先生的据命直言，认定八字不合而反对，父亲又以同姓结婚触犯祠规也反对。为了与爱人共同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田亚梅毅然决然地不顾世俗规矩与封建迷信，从父權制家庭出走。她临走说的“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也呼应了娜拉离家时的那句“我的神圣职责是对自己负责”。
作为中国第一个娜拉式的艺术形象，田亚梅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整个旧家庭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和高扬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在社会上赢得一片赞誉。《终身大事》一上映，就获得满堂彩，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同时也推动了新戏剧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郭沫若、熊佛西、欧阳予倩、鲁迅等男作家和冯沅君、凌淑华、庐隐等女作家创作了大量离家出走的小说和戏剧。
他们认为，娜拉出走这把叛逆之火祛除了几千年的思想桎梏，也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出走后的生活美妙多彩，不再像原来那么晦暗无助。客观地讲，娜拉出走是《玩偶之家》的高潮，不是《玩偶之家》的全部。激烈挣扎后终于实现痛苦的转变，娜拉走出门外，不可能在了无人烟的荒原生活，生活还要继续，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那就是娜拉走后怎样。关于娜拉的想象和推崇是否有利于新女性形象的建立，是否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关系重建，必须得到深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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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追求和人性的探索，始终是鲁迅的思想核心。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依靠敏锐和观察力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自由始终是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着点。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唤起了人性，人的觉醒成为时代的主体。鲁迅的写作是连贯的，观察是细腻的，思考也是深刻的。无论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还是对虚伪文化的批判，都呈现着与其他知识人不同的特色。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学校文艺会上做了一个主题为“娜拉走后这样”的演讲，后来被修订发表，成为鲁迅演讲文稿中较早的一篇。这篇演讲辞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经典性文献，经历了时间的洗涤，依然显得那么深刻。它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带有鲁迅独特的视角，给娜拉式出走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鲁迅以易卜生的终点作为起点，重新重视娜拉走后这个经常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娜拉走后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究竟会走向什么样的命运，鲁迅给出了悲观的答案。他提出五次设问，又做出五次试答，从社会经济问题的角度对女性的出路和个人自由的归宿做出了预测，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子在社会经济上的不独立和在整个男权社会处于弱势，导致娜拉只会得到这两种结果。堕落是对个人追求的背叛，回来更是对个人选择的否定，哪一种都不是好结局，违背了摆脱玩偶地位的初衷。鲁迅在这篇演讲辞中说到，人最大的痛苦在于梦醒后无路可走，带着无尽的感伤。
1925年，鲁迅发表了小说《伤逝》，重新诠释了娜拉出走后的悲惨命运，这有别于其他出走类叙事模式。当时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一种浪漫主义，洋溢着生活的乐观精神。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往往以自主婚姻的实现作为最终结局。王子与公主自此过上美好的生活，青年男女的爱情也得到了彻底的实现。
《伤逝》却不同，它是一篇彻底的悲剧，一点也不圆满，充满着无限的悲伤与绝望，这种绝望不但是对男权社会的认知，更是对人性的洞察。涓生与子君相爱，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随之而来。他们一起谈论娜拉，一起谈论易卜生，出走家庭的心已经生成。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辈的反对，她像娜拉一样，掷地有声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带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终于冲破层层阻碍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是，真正的悲剧发生在娜拉走后，也就是涓生和子君结合在一起，他们婚后的幸福和安宁并没有持续多久。涓生被解雇，整个家庭的生计出现问题，尝试其他职业也没有成功。子君不再是那个对爱情充满无限憧憬的女生，琐碎的家庭生活让她不再上进，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磨去了棱角，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甚至有些甘心情愿靠丈夫养活。软弱无助的涓生充满对生活的无奈，最后又回归旧家庭，结果造成子君的被抛弃和死亡，自己也在悔恨与无爱的世俗世界中去世。
子君从父权制家庭走出来，勇敢地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实现了自己一段时间的梦想，但仅仅是为了反对具体事件而进行反对，没有把反抗旧的家庭伦理内化成文化心理和价值规范。从逃离男权到独立成家，子君还是回归旧有的三从四德伦理，认为自己是涓生的，早已没有个性独立。在一个短暂而虚幻的乌托邦中，子君因袭了传统内在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涓生同样如此。鲁迅对于娜拉的认知远远超越同时代人，也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这反映出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见解更为深邃、独到。妇女解放绝不仅是一个出走就能解决的问题，出走之后面对的不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人生活在社会中，逃脱不掉复杂的社会关系。出走是改变原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方式。鲁迅深刻的思考带着一种天生的悲观主义，给娜拉出走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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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当然是限制娜拉走后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保持个性的独立和自由才是根本因素。整个社会充满着浓浓的男权主义，很容易让出走后的女性认为自己属于丈夫，这不过是从父权到夫权的一个转变，并不是对男权主义的根本反叛；也很容易让男性认为自己是整个家庭的主宰，承担起家庭的大部分重担甚至全部重担，这是一种夫权的呈现，同样不是对男权主义的根本反叛。
几十年前，易卜生也曾对妇女地位和命运做过一些评述，可以看作他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命题的回复。他写到，妇女在所处的时代无法保持住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这个社会纯粹就是个男权社会，一切法律由男人制定，现行制度总是从男性的观点裁判女性。
回溯五四时期乃至整个五四时期，现代作家对于娜拉式出走的想象和建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摘取片段的倾向，并没有对易卜生的整个思想以及妇女解放的社会背景做出足够的分析。中国的娜拉是一个失掉性别特色的形象，无论是在男作家笔下，还是在女作家笔下，看不到女性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心理需要，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改良的榜样进行宣传。即使是在鲁迅的《伤逝》中，涓生扮演的是一种启蒙者、宣传者、拯救者的角色，子君扮演的是被启蒙者、被宣传者、被拯救者的角色，二者的地位本身就不平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男权主义的残存，亦可说是男权主义在启蒙过程中的呈现。
娜拉实现了个人觉醒，并不一定非要抛弃原有的家庭，与原有的社会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在旧有的家庭中，实现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依然可以完成。这便是后来欧美学者讨论的重点，走为上策并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相反可能使问题更为复杂，结局更为不妙。大部分人关注的仅是一个毫不迟疑的反叛，似乎与过去切割得干干净净，才表明自己的个性独立。娜拉的形象被引入中国，是一种中西文化的错位。两性关系是个复杂的社会命题，中国的两性关系尤其复杂，父权和夫权是男权主义的一种呈现，在整个男权主义不变的社会伦理体系下，如何更细腻地处理良性关系，实现妇女解放，必须得到更深层次的探讨。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