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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0年代去美国，开始是学习，后来就留下来。Morningside1986年在美国成立，主要做的是PE，还没有做VC。1992年晨兴进入中国。
1993年，我带着老婆小孩一起搬到了上海。做投资，隔山买牛是危险的，在中国做，一定要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整个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消费者的心态，都是你做投资必须要掌握的。搬到大陆这个决定，现在回头看还是正确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算不上什么基金，也没有固定的金额，反正就那么多年一下一下地做，滚雪球吧。
当时中国的VC市场一片空白，遍地都是项目，项目多于资金呐。那个时候法规等各方面还都不完善，确实有一些风险，跟现在比，当时是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那个时候挺好玩儿，机会多啊，当然经济结构还是比较受历史局限，还是很多重工业、轻工业，科技还谈不上。我记得那时候去看中科院这类的研究所，基本上年轻的都出国了，就剩下来一些老教授在那儿做实验。当然现在看那个也不是坏事了，很多人在国外受教育，有了经验，后来回国，对创立中国的科技产业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那个年代是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我记得去看那些实验室还是蛮凄凉的。
开始主要投的是工业方面的项目，有机械的，有一些轻工业，因为当时有一个同事，在轻工系统的人脉比较好。
我们来国内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到90年代中末期才开始有。搜狐确实是我们一个比较关键的投资。我是在Boston（波士顿）的朋友们中间遇到张朝阳的，他是MIT（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PhD（博士）。他读完书以后，在MIT不知道是哪一个办公室做事，他说想回中国搞互联网。当时觉得有一点破天荒的是，他怎么会想回中国？中国那个时候还没个人电脑，只有某一些单位里有几台电脑，很多人共用，轮到你你用一下。那时候就觉得电脑都没有你还搞什么互联网。张朝阳确实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创新者。
不久之后就是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了。我记得搜狐最低潮的时候，几毛钱一股，刚上市的时候12块（美元）。那时我在美国，张朝阳打电话给我叫我们去support（支持）公司，我们就跑去市场买搜狐股票。当然后来市场恢复以后，赢面就很大嘛。市场就是这样，有它的周期性，有泡沫有低潮，我们做投资的总得要有病例。
VC和PE是两个很不同的做法。PE投的是比较成熟的公司，有财务报表，历史财务状况，可以去研究。VC主要是投有科技含量的初创公司，基本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技术，一些专利，有一个小团队。VC投的是技术的未来，完全是看你对未来的方向、市场发展能有多少掌握。
世界上没有水晶球的。很多人做投资做得成功，回头讲故事的时候让人觉得你这个人真是洞见未来啊。最近有人来找我也这么说，把我以前做的投资项目也study过，说你做这个真是能抓着先机，你做那个也被你掌握到。我跟他说老兄，运气好吧。
当然，有经验是很重要的，你只有用过去的数据去预测未来的情况，从而去投项目。举个例子，10年前，我们就开始掌握到手机，就感觉到互联网会从固网转移到移动，这种大方向掌握到，那就在这个前提下寻找具体投资项目。我看做风投主要还是这样吧，技术是层出不穷的，没有止境，你要掌握到市场大方向。
Morningside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也是比较模糊的。我有这么一群能力很强的同事，都有他们的强项，就放手让他们去干呗。
我们主要有三个领域。互联网这块是一个大的了。互联网我们是不做基本建设的，做的主要是应用。互联网应用是地域性非常强的，你看中国的市场，外国的互联网公司很难进来，ebay在美国不论多强，在中国也干不下去。地域性跟文化的含量是蛮大的，那在中国做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团队，不然你隔山买牛，就危险了。
另外一个是生物医药。它的很多特征跟互联网是相反的。它是比较全球性的，做生物医药特别是创新性的生物医药，是全球应用的，现在做那块的人也都申请全球专利什么的。当然监管是有地域性的，在美国要经过FDA，欧洲要经过EMAP，中国要经过药监局，但技术是全球的。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也做一些房地产投资，在美国，收点租金，哈哈。
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大家都觉得要从互联网回到实的东西了。在互联网行业，要不就做实际的建设，做硬件、铺网啊这些，要不就是做内容，就是媒体的东西了。我们是不做基本建设的，就觉得要找一些在市场里有实力的有独特价值的媒体。那时就去找国外的比较有名的媒体。当时《福布斯》负责亚洲的那个人是哈佛毕业的，在大学里一个寝室4个人，里面有两个以前都在我那儿上班（晨兴美国）。也是机缘巧合啦，这两个就介绍给我《福布斯》负责亚洲的那个人。
那一段我看对刘芹也是一个挺好的经验，他真的是亲手操作营运一个公司，是很好的锻炼。很多做投资的人都没营运过公司，真的要营运公司，有很多具体的难题。操作过一个公司，你对事情的看法会实在很多，光是从一个高层面去看，很多问题看不出的。
基本上那个时候都是他跟石建明两个人在搞这些媒体，都是他们在操作，我是放手让他们去做。
我做事是很权力下放的，我不能放的是人品。如果人品操守有问题的话，是零容忍的。能力方面，有天生的一面，有的人脑子比较聪明，有的人脑子可能不那么聪明，老实说，所谓的聪明是很多维的，很多时候不能用单维的尺度去说，某一个人就比另一个人聪明。所以用人呐，就一定要看到人家的长处，一方面希望他学习需要提高的地方，另一方面希望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越发挥，做出来一点成就，人也就越有自信，做起事来就方便很多了。如果老是没自信对自己打问号，那是很难过的。但是自信也不是盲目的，一定有锻炼过，有业绩，能在履历里显示我做出过什么事，得到了什么成就。这样得来的自信是有依据的。
刘芹（左）、陈乐宗（中）、石建明（右）在陈氏家族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的仪式现场。
刘芹是石建明带进来的。石建明当时在中欧读MBA，来Morningside做实习，读完以后就进来Morningside。他和刘芹是MBA同学。
我是蛮重视培养下一代的，很放手让他们去做。很多人进来好像没什么经验，也没关系，从实践里就练得出经验来呗。他们都是在实践里练出他们的功夫的。我看他们真的是高手啊。
家族基金变成开放式基金也是好事，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吧。很多投这个基金的都是养老基金或者是大学，他们做的都是好事，能替他们管点钱，绝对是好事，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做事嘛，总得要考虑对社会的贡献，光是赚钱，这个满足感很快就到头了。
你一开放，就牵涉到管理别人的钱。管理别人的钱，你要有高度的专业和操守，不能给人家把柄的。你要对人家负责任，一定要做到在诚信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对财富是看得很轻的了。家里有多少钱，对我的生活方式一点影响没有的。我今天还是开一台大众汽车，我不会搞什么这个名牌那个名牌，我觉得那太无聊了。当然，做生意，钱是衡量你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尺度，但是你有了钱以后，一定要把钱用到对人类有贡献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
刘芹说的没错，我们一起这么多年，在价值观上是有高度的共识。你看刘芹，他也是就那样，生活也没有那么奢华。你看中国那些什么土豪啊，乱花钱的一些人，也说明他们人生的内涵，钱对他们太重要了。
能留在晨兴的人肯定是对我们的价值观有高度的认同的，要不然留不下来的。当然，这个世界大家都是自由的，能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是价值观，不是钱就能捆绑的。而且大家一起共事，开心，人生就有意义，所以我不担心刘芹成了明星投资人就有可能离开。
好啦，我看我能说的也就这么多啦，我要回去干活啦！
1993年，我带着老婆小孩一起搬到了上海。做投资，隔山买牛是危险的，在中国做，一定要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整个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消费者的心态，都是你做投资必须要掌握的。搬到大陆这个决定，现在回头看还是正确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算不上什么基金，也没有固定的金额，反正就那么多年一下一下地做，滚雪球吧。
当时中国的VC市场一片空白，遍地都是项目，项目多于资金呐。那个时候法规等各方面还都不完善，确实有一些风险，跟现在比，当时是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那个时候挺好玩儿，机会多啊，当然经济结构还是比较受历史局限，还是很多重工业、轻工业，科技还谈不上。我记得那时候去看中科院这类的研究所，基本上年轻的都出国了，就剩下来一些老教授在那儿做实验。当然现在看那个也不是坏事了，很多人在国外受教育，有了经验，后来回国，对创立中国的科技产业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那个年代是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我记得去看那些实验室还是蛮凄凉的。
开始主要投的是工业方面的项目，有机械的，有一些轻工业，因为当时有一个同事，在轻工系统的人脉比较好。
我们来国内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到90年代中末期才开始有。搜狐确实是我们一个比较关键的投资。我是在Boston（波士顿）的朋友们中间遇到张朝阳的，他是MIT（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PhD（博士）。他读完书以后，在MIT不知道是哪一个办公室做事，他说想回中国搞互联网。当时觉得有一点破天荒的是，他怎么会想回中国？中国那个时候还没个人电脑，只有某一些单位里有几台电脑，很多人共用，轮到你你用一下。那时候就觉得电脑都没有你还搞什么互联网。张朝阳确实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创新者。
不久之后就是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了。我记得搜狐最低潮的时候，几毛钱一股，刚上市的时候12块（美元）。那时我在美国，张朝阳打电话给我叫我们去support（支持）公司，我们就跑去市场买搜狐股票。当然后来市场恢复以后，赢面就很大嘛。市场就是这样，有它的周期性，有泡沫有低潮，我们做投资的总得要有病例。
VC和PE是两个很不同的做法。PE投的是比较成熟的公司，有财务报表，历史财务状况，可以去研究。VC主要是投有科技含量的初创公司，基本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技术，一些专利，有一个小团队。VC投的是技术的未来，完全是看你对未来的方向、市场发展能有多少掌握。
世界上没有水晶球的。很多人做投资做得成功，回头讲故事的时候让人觉得你这个人真是洞见未来啊。最近有人来找我也这么说，把我以前做的投资项目也study过，说你做这个真是能抓着先机，你做那个也被你掌握到。我跟他说老兄，运气好吧。
当然，有经验是很重要的，你只有用过去的数据去预测未来的情况，从而去投项目。举个例子，10年前，我们就开始掌握到手机，就感觉到互联网会从固网转移到移动，这种大方向掌握到，那就在这个前提下寻找具体投资项目。我看做风投主要还是这样吧，技术是层出不穷的，没有止境，你要掌握到市场大方向。
Morningside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也是比较模糊的。我有这么一群能力很强的同事，都有他们的强项，就放手让他们去干呗。
我们主要有三个领域。互联网这块是一个大的了。互联网我们是不做基本建设的，做的主要是应用。互联网应用是地域性非常强的，你看中国的市场，外国的互联网公司很难进来，ebay在美国不论多强，在中国也干不下去。地域性跟文化的含量是蛮大的，那在中国做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团队，不然你隔山买牛，就危险了。
另外一个是生物医药。它的很多特征跟互联网是相反的。它是比较全球性的，做生物医药特别是创新性的生物医药，是全球应用的，现在做那块的人也都申请全球专利什么的。当然监管是有地域性的，在美国要经过FDA，欧洲要经过EMAP，中国要经过药监局，但技术是全球的。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也做一些房地产投资，在美国，收点租金，哈哈。
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大家都觉得要从互联网回到实的东西了。在互联网行业，要不就做实际的建设，做硬件、铺网啊这些，要不就是做内容，就是媒体的东西了。我们是不做基本建设的，就觉得要找一些在市场里有实力的有独特价值的媒体。那时就去找国外的比较有名的媒体。当时《福布斯》负责亚洲的那个人是哈佛毕业的，在大学里一个寝室4个人，里面有两个以前都在我那儿上班（晨兴美国）。也是机缘巧合啦，这两个就介绍给我《福布斯》负责亚洲的那个人。
那一段我看对刘芹也是一个挺好的经验，他真的是亲手操作营运一个公司，是很好的锻炼。很多做投资的人都没营运过公司，真的要营运公司，有很多具体的难题。操作过一个公司，你对事情的看法会实在很多，光是从一个高层面去看，很多问题看不出的。
基本上那个时候都是他跟石建明两个人在搞这些媒体，都是他们在操作，我是放手让他们去做。
我做事是很权力下放的，我不能放的是人品。如果人品操守有问题的话，是零容忍的。能力方面，有天生的一面，有的人脑子比较聪明，有的人脑子可能不那么聪明，老实说，所谓的聪明是很多维的，很多时候不能用单维的尺度去说，某一个人就比另一个人聪明。所以用人呐，就一定要看到人家的长处，一方面希望他学习需要提高的地方，另一方面希望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越发挥，做出来一点成就，人也就越有自信，做起事来就方便很多了。如果老是没自信对自己打问号，那是很难过的。但是自信也不是盲目的，一定有锻炼过，有业绩，能在履历里显示我做出过什么事，得到了什么成就。这样得来的自信是有依据的。
刘芹是石建明带进来的。石建明当时在中欧读MBA，来Morningside做实习，读完以后就进来Morningside。他和刘芹是MBA同学。
我是蛮重视培养下一代的，很放手让他们去做。很多人进来好像没什么经验，也没关系，从实践里就练得出经验来呗。他们都是在实践里练出他们的功夫的。我看他们真的是高手啊。
家族基金变成开放式基金也是好事，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吧。很多投这个基金的都是养老基金或者是大学，他们做的都是好事，能替他们管点钱，绝对是好事，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做事嘛，总得要考虑对社会的贡献，光是赚钱，这个满足感很快就到头了。
你一开放，就牵涉到管理别人的钱。管理别人的钱，你要有高度的专业和操守，不能给人家把柄的。你要对人家负责任，一定要做到在诚信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对财富是看得很轻的了。家里有多少钱，对我的生活方式一点影响没有的。我今天还是开一台大众汽车，我不会搞什么这个名牌那个名牌，我觉得那太无聊了。当然，做生意，钱是衡量你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尺度，但是你有了钱以后，一定要把钱用到对人类有贡献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
刘芹说的没错，我们一起这么多年，在价值观上是有高度的共识。你看刘芹，他也是就那样，生活也没有那么奢华。你看中国那些什么土豪啊，乱花钱的一些人，也说明他们人生的内涵，钱对他们太重要了。
能留在晨兴的人肯定是对我们的价值观有高度的认同的，要不然留不下来的。当然，这个世界大家都是自由的，能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是价值观，不是钱就能捆绑的。而且大家一起共事，开心，人生就有意义，所以我不担心刘芹成了明星投资人就有可能离开。
好啦，我看我能说的也就这么多啦，我要回去干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