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态度”。凡认真思考过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绝的，都不必说服。
　　一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专栏，题目叫《一个春天早晨的敲门声》。
　　1908年，正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已经是《新共和》刊物的撰稿人，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发现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幻想里，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走得更远，希望更多的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在某个春天的早晨也能听到敲门声。
　　年复一年的写作，把一个好端端的少年逼成了“著名财经作家”。到今天，我写出的书从地板上往上垒，已经超过膝盖了。照这个速度，也许有一天，真的能“著作等身”。
　　也是到今天，我才渐渐意识到，文字也许是写给所有人看的，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欢你的文字，不喜欢你的态度、立场和价值观。
　　像枚硬币有两面，一面叫“真爱”，另一面叫“真不爱”。
　　二
　　海明威在巴黎街头匆匆而行，南美青年博尔赫斯隔着马路，冲他大声喊“大师”。这个细节，被成名后的博尔赫斯津津乐道了无数次。而在夏志清的文学史讲义中，海明威是一个被高估的作家，他的小说世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文字“一清如水，多读没有余味”。
　　博尔赫斯是“真爱”，夏志清是“真不爱”。
　　25岁时，尼采痴迷上了56岁的瓦格纳，认为他的音乐代表了“人类美学的高度”，可是在7年后，随着瓦格纳改变音乐风格，尼采与之决裂，称“他是一个狡猾的人，听他的音乐使人致疯”。
　　25岁的尼采是“真爱”，7年后的他是“真不爱”。
　　而后世对尼采本人的评价，也鲜明地摇摆于天才和疯子之间，有无数的“真爱”和几乎同样数量的“真不爱”。
　　那天，我压低帽檐走进影院，去看《小时代》。坐在漆黑的空间里，一次次地想站起来走人，然而在四周，却时不时地响起清脆而会心的笑声。在这个影厅里，你分明可以猜测出，哪些角落坐着的是像我这样的误入者，而在哪几个角落里坐着“小四粉”。那些“梗”是郭同学专门埋给“自己人”的。
　　很多批评和嘲讽小四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我不同。我看过两部《小时代》，还翻阅了《悲伤逆流成河》，我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读他的作品了。对于小四的文字和审美，我是“真不爱”。
　　三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就是“态度”。
　　“态度”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有态度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认可什么，反对什么，愿意与怎样的人在一起，以及不愿意与怎样的人在一起。
　　任何一种“态度”，都有因果和取舍。明确的“态度”，让一个人变得成熟而清晰，从而在芸芸众生中，分隔出不同的社群。
　　社群之内，因趣味和价值观相似而其乐融融，沟通成本趋近于零。
　　社群之外，人人形同陌路，事事争吵不休，口水无数，终无定论。
　　没有一个社群的人比另一个社群的人更傻或更聪明，更高尚或更卑鄙。态度也是一样——凡认真思考过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绝的，都不必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