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荷出在我山中”。佛门也流行一句禅语：“茶味禅味是一味。”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息心静坐，“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聚思悟道，通常坐禅长达数日，久坐困乏，因而具有清心提神的茶叶便应运而生，成为佛家信徒的座上品。同时，佛家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淡淡茶汤无疑是最佳饮品；且茶性净洁，久饮助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一层神秘色彩，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相仿效，遂成风俗”。许多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对僧人普遍饮茶的风气，古代诗人陆容有诗咏道：“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娑。”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饮茶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几乎寺必有茶，僧必善茗。寺院内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茗之处；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僧人饮茶所击之鼓；寺院设有“茶头”，负责煮茶献茶；寺院前有数名“施茶僧”，施惠茶水，佛寺里的茶叶称作“寺院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则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暗茶”；请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而僧人对我国茶艺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姜等一起煮饮，则称为“茶苏”。到了宋代，余杭径山寺还举行“茶宴”和“斗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些有助于当时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据说，古代虔诚的佛教徒，总是以鲜花一束，清茶一杯，奉献于佛前，因而，逐渐在民间流传着“茶禅一体”，“茶佛一味”的说法。
　　随着饮茶之风的兴起，许多饮茶大师出自寺院。唐代陆羽，曾是竟陵寺僧人，嗜茶且精于茶道，后被誉为“茶王”、“茶神”，所撰《茶经》是世界最早一部茶叶专著。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次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尖；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他把酒贬得如此之低，把茶说得神乎其神，虽不免有失偏颇，却不难看出僧人与茶的密切关系。
　　茶与佛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它们之所以相生与共，是有历史渊源的。佛教在汉代传人中国，这恰好与茶在中国被广为栽培同时间。佛教盛于唐，与饮茶习俗遍及中国几乎同步。从地点看，高山峻岭终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最适宜茶树生长。同时，高山密林远离红尘之外，是追求“远避尘世、静宜诵颂”的佛教建寺庙的理想之处。茶与佛事基于各自理由，一同扎根于高山。“高山出好茶，名茶出名山。”纵观茶史，茶经历了天然采集到人工栽培的漫长转折过程，首开茶树培植先河的，大都是寺院的僧人。浙江天台山国庆寺是我国佛教天台宗发祥地，素有“佛天雨露，帝王仙浆”之誉的名茶“天台云雾”就首创于僧人之手；现今仍享有盛名的西湖龙井茶，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福建武夷山出产的名茶“武夷岩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得法，僧人们根据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风尾龙须”三种名茶。武夷山天观寺所产大红袍，也是寺院名茶，江苏洞庭东山碧螺春茶，是北宋洞庭东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并制。
　　以茶道闻名于世的日本，原来并不产茶。在唐代，日本留学僧从中国广州明惠禅寺、宁波天童寺把名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梵释寺等寺院，弘仁六年(公元815年)，嵯峨天皇到梵释寺品茶，十分高兴，下令推广茶叶种植，从此，中国茶叶在日本扎根，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