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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多年前,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爸总会买一桶红星二锅头。那种10斤装的大桶,拎着上车下车,中间还要倒一次车,很麻烦。
但爸爸每次一定会带给大伯。
大伯和爸面貌有几分相似,气质却有天壤之别:爸是武装部的干部,衣着得体,气宇轩昂;而大伯,在冬天见到他,永远是那身灰扑扑的旧棉祆,面容也是黝黑的,额头早早就有了深深的皱纹。他吃饭的时候会喝点儿酒,很陶醉于爸带回去的高度二锅头,说这才像酒。
爸爸和大伯一起喝酒的时候很少有对话。大伯话少,说话又慢,常常是爸问起来,他才答两句。
在我记忆中,大伯从不曾去过我家。有时会疑惑大伯和爸的感情,明明是亲兄弟,交往却那么少,也不觉得亲。
2
大伯不能再喝二锅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爸也已经退休,而大伯更是彻底成了老人。他依然消瘦,眼神越发混浊,花白的头发永远是凌乱的。
因为有了车,再回老家,我们会带一些家里不用的家电、旧衣或者厨具。对那些旧物,大伯都乐于接受。只是那一年的二锅头,虽然买了最贵的,大伯也只咂咂嘴表示惋惜,说医生不让喝了。
爸沉吟良久,说:“还是去市里的医院看看吧。”
大伯摇头:“这点儿病也要不了命,再说没病医院也能看出病来。”
爸就不再说什么。那以后,回老家带的包裹中再也没有了二锅头,而是换成大包大包的药。每次爸自己去大药房把药买齐,然后戴着老花镜把服用方法写在一张纸上。回去后,会叮嘱堂哥好多次,要他按时给大伯服。
他们都老了。在一起,话依然很少,翻来覆去也只是重復的叮嘱:好好吃饭,按时吃药,有事打电话。
但大伯从来没有主动给爸打过电话,甚至连我唯一的堂姐出嫁,大伯也没有通知爸。
爸生气了。大伯的言语还是缓缓的:“你们回来也是花钱,在外面赚钱哪儿那么容易?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去上班,还得看人脸色。平常买米买面的都要自己花钱,房子又贵。不比我们,自己地里都有,连油都是自己打的,天不好就在家睡觉,老天爷都管不着……农村人,比你们活得容易。”
那是我第一次听大伯说那么多话,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忽然觉得这些年对大伯和他们那种生活的同情是那么苍白。
3
没想到,一直养尊处优的爸身体先出了大问题。食道癌,在省城医院做了手术。
爸手术后回到家,才告诉了大伯。于是,大伯第一次去了我家,带着全家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塞满了成袋的大米、白面、花生油、土鸡蛋,还有大棚里的黄瓜、茄子……
因手术后进食困难,爸瘦得厉害,堂哥进门后看到爸,背过身去落了泪。唯有大伯很平静,拿了凳子在爸对面坐下,问:“吃不下东西?”
我跟大伯解释:“这种手术,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影响进食……”大伯并没有听完,便摇头打断我,对爸说:“别听医生说的那些,只管吃,只要能吃饭,什么病都不怕。”
病痛的折磨让爸极其憔悴,但大伯的到来让他很激动,他用力点头。那天中午,爸吃了手术后最多的一顿饭。
一年后,癌细胞转移到淋巴,爸再次入院。大伯急匆匆赶到医院的那天上午,爸已经进入昏迷状态,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无法探视。
大伯在监护室门外愣愣地站了许久,不管我们如何劝说,也不离开,直到夜晚才被堂哥硬拉走了。
两天后,爸去世了。按照爸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守灵的那一整晚,大伯搬来一只凳子坐在爸棺木旁,不说话,就那么坐着。长明灯幽幽地亮着,浅浅的灯火里,大伯的神情是平静的,没有一滴眼泪。
4
第二年清明,回老家给爸上坟。远远看到坟边,两株小青松郁郁葱葱,大伯蹲在树旁,用手拔着几根春天里长起的荒草。
摆上祭品,大伯什么食物都没有碰,只是倒了两杯酒。他弯下苍老的身体,把酒慢慢倾洒在碑前。“喝吧,”他说,“没有人管了,想喝多少喝多少。”我的鼻子一酸。大伯忽然直起身来问我:“那时候,你干吗非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不让我见最后一面?”
我一愣,半天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重症监护室。过了那么久,他还记着。
“那到底是什么破地方?”他唤了一声我的小名,说,“你当时怎么想的,把他送到那里去?”
“我当时……当时只想做最后的努力,能留住爸的命,哪里想得了那么多。”
他摆摆手,不再看我,自言自语道:“都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多害怕呀。”有混浊的眼泪从他眼中缓缓流出,沿着他面容间遍布的皱纹纵横。
对他来说,生死的事早就看开了。让他疼痛的是,最后一刻,他不能陪在爸的身边。
5
当年,爸和大伯一起报名应征入伍,大伯的条件更好一些,被接兵的首长一眼看中。两个人都可以走,奶奶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两个儿子同时离开,痛哭不已。
后来大伯对爸说:“你走。”说完大伯就没了踪影。爸走的时候,大伯又宽慰爸说:“走吧,家里有我。”
前前后后8个字,定了两个人的结局。
就这样,爸走了,大伯留了下来,两个人的命运从此有了天壤之别。爸一直在部队升到团级,转业到城市,生活优越安逸。大伯则留在农村照顾奶奶,成家后生了4个孩子,多年来生活拮据——所有这些,在漫长的光阴里,爸没有提起过,大伯更没有,好像很多年前并不曾有这件事发生。
大伯从不曾有任何遗憾和抱怨,甘心认命地沉淀在这样一种命运里,默默的、静静的。一如当年,他的担当和爸的接受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或者,大伯知道,若他委屈抱怨,爸在外面必不能过得心安。也或者,对他们的感情而言,原本没有谁付出谁亏欠这一说。
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吧。有生之年,他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更没有过什么关于情感的对白和承诺,只是一对寻常的兄弟,小事不扰,大爱不言。
许震宏摘自《时代青年·悦读》
好多年前,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爸总会买一桶红星二锅头。那种10斤装的大桶,拎着上车下车,中间还要倒一次车,很麻烦。
但爸爸每次一定会带给大伯。
大伯和爸面貌有几分相似,气质却有天壤之别:爸是武装部的干部,衣着得体,气宇轩昂;而大伯,在冬天见到他,永远是那身灰扑扑的旧棉祆,面容也是黝黑的,额头早早就有了深深的皱纹。他吃饭的时候会喝点儿酒,很陶醉于爸带回去的高度二锅头,说这才像酒。
爸爸和大伯一起喝酒的时候很少有对话。大伯话少,说话又慢,常常是爸问起来,他才答两句。
在我记忆中,大伯从不曾去过我家。有时会疑惑大伯和爸的感情,明明是亲兄弟,交往却那么少,也不觉得亲。
2
大伯不能再喝二锅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爸也已经退休,而大伯更是彻底成了老人。他依然消瘦,眼神越发混浊,花白的头发永远是凌乱的。
因为有了车,再回老家,我们会带一些家里不用的家电、旧衣或者厨具。对那些旧物,大伯都乐于接受。只是那一年的二锅头,虽然买了最贵的,大伯也只咂咂嘴表示惋惜,说医生不让喝了。
爸沉吟良久,说:“还是去市里的医院看看吧。”
大伯摇头:“这点儿病也要不了命,再说没病医院也能看出病来。”
爸就不再说什么。那以后,回老家带的包裹中再也没有了二锅头,而是换成大包大包的药。每次爸自己去大药房把药买齐,然后戴着老花镜把服用方法写在一张纸上。回去后,会叮嘱堂哥好多次,要他按时给大伯服。
他们都老了。在一起,话依然很少,翻来覆去也只是重復的叮嘱:好好吃饭,按时吃药,有事打电话。
但大伯从来没有主动给爸打过电话,甚至连我唯一的堂姐出嫁,大伯也没有通知爸。
爸生气了。大伯的言语还是缓缓的:“你们回来也是花钱,在外面赚钱哪儿那么容易?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去上班,还得看人脸色。平常买米买面的都要自己花钱,房子又贵。不比我们,自己地里都有,连油都是自己打的,天不好就在家睡觉,老天爷都管不着……农村人,比你们活得容易。”
那是我第一次听大伯说那么多话,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忽然觉得这些年对大伯和他们那种生活的同情是那么苍白。
3
没想到,一直养尊处优的爸身体先出了大问题。食道癌,在省城医院做了手术。
爸手术后回到家,才告诉了大伯。于是,大伯第一次去了我家,带着全家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塞满了成袋的大米、白面、花生油、土鸡蛋,还有大棚里的黄瓜、茄子……
因手术后进食困难,爸瘦得厉害,堂哥进门后看到爸,背过身去落了泪。唯有大伯很平静,拿了凳子在爸对面坐下,问:“吃不下东西?”
我跟大伯解释:“这种手术,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影响进食……”大伯并没有听完,便摇头打断我,对爸说:“别听医生说的那些,只管吃,只要能吃饭,什么病都不怕。”
病痛的折磨让爸极其憔悴,但大伯的到来让他很激动,他用力点头。那天中午,爸吃了手术后最多的一顿饭。
一年后,癌细胞转移到淋巴,爸再次入院。大伯急匆匆赶到医院的那天上午,爸已经进入昏迷状态,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无法探视。
大伯在监护室门外愣愣地站了许久,不管我们如何劝说,也不离开,直到夜晚才被堂哥硬拉走了。
两天后,爸去世了。按照爸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守灵的那一整晚,大伯搬来一只凳子坐在爸棺木旁,不说话,就那么坐着。长明灯幽幽地亮着,浅浅的灯火里,大伯的神情是平静的,没有一滴眼泪。
4
第二年清明,回老家给爸上坟。远远看到坟边,两株小青松郁郁葱葱,大伯蹲在树旁,用手拔着几根春天里长起的荒草。
摆上祭品,大伯什么食物都没有碰,只是倒了两杯酒。他弯下苍老的身体,把酒慢慢倾洒在碑前。“喝吧,”他说,“没有人管了,想喝多少喝多少。”我的鼻子一酸。大伯忽然直起身来问我:“那时候,你干吗非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不让我见最后一面?”
我一愣,半天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重症监护室。过了那么久,他还记着。
“那到底是什么破地方?”他唤了一声我的小名,说,“你当时怎么想的,把他送到那里去?”
“我当时……当时只想做最后的努力,能留住爸的命,哪里想得了那么多。”
他摆摆手,不再看我,自言自语道:“都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多害怕呀。”有混浊的眼泪从他眼中缓缓流出,沿着他面容间遍布的皱纹纵横。
对他来说,生死的事早就看开了。让他疼痛的是,最后一刻,他不能陪在爸的身边。
5
当年,爸和大伯一起报名应征入伍,大伯的条件更好一些,被接兵的首长一眼看中。两个人都可以走,奶奶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两个儿子同时离开,痛哭不已。
后来大伯对爸说:“你走。”说完大伯就没了踪影。爸走的时候,大伯又宽慰爸说:“走吧,家里有我。”
前前后后8个字,定了两个人的结局。
就这样,爸走了,大伯留了下来,两个人的命运从此有了天壤之别。爸一直在部队升到团级,转业到城市,生活优越安逸。大伯则留在农村照顾奶奶,成家后生了4个孩子,多年来生活拮据——所有这些,在漫长的光阴里,爸没有提起过,大伯更没有,好像很多年前并不曾有这件事发生。
大伯从不曾有任何遗憾和抱怨,甘心认命地沉淀在这样一种命运里,默默的、静静的。一如当年,他的担当和爸的接受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或者,大伯知道,若他委屈抱怨,爸在外面必不能过得心安。也或者,对他们的感情而言,原本没有谁付出谁亏欠这一说。
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吧。有生之年,他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更没有过什么关于情感的对白和承诺,只是一对寻常的兄弟,小事不扰,大爱不言。
许震宏摘自《时代青年·悦读》